邵 磊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 南京 210004)

明赠中军都督佥事李杰，字茂实，世为安徽寿州霍丘(今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寿安乡人。李杰祖上皆失名讳，由刘三吾撰文的李杰追封先代碑铭仅述及乃父永中暨母董氏，并及李永中与李杰父子各自的行辈(1)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卷上《敕赠镇国上将军都指挥使李杰追封先代碑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22、123页。。其中，李永中兄弟五人，永中行五；李永中子女共十人，男九、女一，李杰在诸子中排行第八，约生于元至顺二年(1331)。

元末丧乱，原本稼穑田间的李杰也加入义军，周旋于群雄间约六七年之久，至朱元璋至正十六年(1356)攻占南京，势力日益壮大，遂亦渡江来投，隶大将军徐达麾下，由天策卫管军千户擢广武卫指挥佥事、阶宣武将军。洪武元年(1368)随徐达北伐，副将军常遇春等攻下保定府后，遂付李杰留守(2)《明太祖实录》卷三五，洪武元年九月“甲子，大将军徐达遣副将军常遇春、参政傅友德等率兵发北平，取未下州郡。乙丑，遇春等下保定府，留指挥李杰守之。”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出版，第630页。。是年十二月，李杰率兵进击孔山寨，因“援不及继”兵败身亡，时年三十八岁(3)《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乙亥，守保定府指挥李杰率兵进攻孔山寨，兵败陷没。”第743页。。次年(1369)八月柩归南京，安厝南郊聚宝山之阳，即今雨花台东北麓。

李杰有二子、一女(4)季士家、韩品峥主编《金陵胜迹大全》之《文物古迹编·李杰墓》，误读李杰墓神道碑文记载的“孙男五人”，认为李杰有一女五子。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其女李氏侍明太祖朱元璋而于洪武十七年(1384)十月册为“淑妃”，并“摄六宫事”。册书有云：“朕自后崩之后，欲得贤淑之女，助朕奉祀宗庙，乃卜诸功臣之家，惟尔李氏最贞，特册尔为淑妃，助朕以奉宗庙之祀，尔惟敬哉”(5)《明太祖实录》卷一六六“洪武十七年冬十月丙寅”条，第2549页。。此可谓虽无皇后之名，而有皇后之实，也使得战殁多年的李杰名正言顺地享有了“国丈”之尊。

一、李杰墓规制与沿革

对李杰墓的实地踏察，始于朱希祖、朱偰父子。据朱偰《金陵古迹图考》记载：“镇国将军李杰墓，在中华门外雨花台东道北，有丰碑一，题为‘宣武将军佥广武卫指挥使司事赠骠骑将军佥都督府事李公神道碑铭’，洪武三十一年夏立。李女为洪武妃，故规制颇宏。石羊、石虎二，皆已倾倒，石马二，武二。神道屈曲而入，诸石兽尚成一直线，而碑及武将，则在线外。墓亡。”(6)朱偰：《金陵古迹图考》第十章《明代之遗迹》，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6页。于此可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李杰墓神道上的石刻虽有倾倒，但仍堪为标识，而且这一情形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未有改变。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踏查李杰墓之际，曾推测墓冢位于神道石刻之后的“东山”或“西山”之上，只是由于水土流失，隆起已不明显，未必“墓亡”。

1949年，李杰墓所在地纳入养虎仓、回回营、红土山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养回红村”，李杰墓神道石刻即位于养回红村西头的宁溧公路旁。1957年，李杰墓神道石刻被公布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至1982年又被调整为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间，为了给基本建设让路，李杰墓神道石刻共经历了三次迁移：

1985年，因宁溧公路拓宽需要，经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将位于山脚的李杰墓神道石刻中的四对八件石像生，向正北方向平移47米，置于南京晨光机器厂区内的坡上，距宁溧公路边缘5米，并辟建为占地面积2241平方米的李杰墓石刻园。其时，由于李杰墓神道碑所在位置尚未影响宁溧公路拓宽规划，故仍位于宁溧公路南侧的养回红村原址，未予迁移。1993年，因南京晨光集团(原南京晨光机器厂)生产线调整，仍据南京市人民政府意见，将李杰墓的四对八件石像生再次向东平移50米，并将位于宁溧公路南侧养回红村原址的李杰墓神道碑，也一并迁入占地3237平方米的新园区。在这两次迁移过程中，李杰墓石像生的间距与方位均无变化，只有1993年迁来的神道碑与石像生之间的距离略有缩短。第二次整体迁移后的李杰墓神道石刻位于宁溧公路东侧约60米处。1997年，因宁溧公路再次拓宽，李杰墓神道石刻被全部迁至雨花台风景区东北角，与二忠祠毗邻。因神道碑龟趺的龟首早年遭砸毁，值此次迁移之际，也用石膏制模复制雨花西路明郓国公宋晟墓龟趺的龟首，予以黏接修补完整。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李杰墓神道石刻在最初迁移之际未及绘制位置分布图，加之这一区域内地形地貌沧海桑田般的变迁，以至很多原始信息皆已泯灭无迹，至于李杰墓冢的地点也再难知晓。2006年，位于雨花台风景区内的李杰墓石刻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明清皇家陵寝——明孝陵”所属的明功臣陪葬墓。

二、对李杰墓神道碑文与李杰追封先代碑铭的整理

李杰墓神道石刻以记载李杰及其家族成员生平史实的神道碑最具有标志意义，也最为引人瞩目。李杰墓神道碑的龟趺残长2.50、宽1.20、高1.45米；雕饰云龙纹的碑额高0.80、宽1.20、厚0.36米，碑额正中篆题“佥都督李/公神道碑”2行8字，字口镌刻甚浅，几近双钩；碑身高3.14、宽1.20、厚0.33米，首题“(故)宣武将军佥广武卫指挥使司事赠骠骑将军佥都督府事李公神道碑铭”，正文共计29行，标点如下：

(皇)明受命，奄有四海，文经武纬，天下治平。有生之类，莫不各遂□□。推本所自，皆/(上)之赐与诸将臣，宣忠效力之所致。盖尝观於有元之际，君臣(怠肆)，群雄蠭起，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九)州之内，莽为战区，生民涂炭极矣。我/(皇)上以圣神文武之资，膺/(天)眷命，建义於淮泗之间。历数在躬，豪杰景附，天戈所指，妖孽(廓)清，天下归心，四方厎定，民得(安居)，今四十馀年矣。自登大宝以来，追念将臣开拓之劳，修报功之典，既已显荣其身，复令其子孙世有禄秩，且/诏有司着为令，以示永久。若广武卫指挥佥事李公，以死於战，/(诏)即赠镇国上将军、都指挥使，命官其子谅。谅继立军功，今官至骠骑将军、佥中军都督府事。子忠复以材能，累官至昭勇将军、旗手卫亲军指挥使司指挥使。而公又以子贵，加赠骠骑将军、佥都督府事。都督公与其弟指挥使/议曰：“先人幸得依凭风云，捐躯百战，以有爵禄，以庇佑於我后人，其葬日久，神道之碑□□有□以刻，诚图之，庶几可以侈/□□，且使为我子若孙者，知其所本，以永世不忘。”议既合，以其故告予，且(求铭)焉。予辞弗获已，□复自思：予虽顽鄙，荷/(圣)天子涵育成就，俾官於朝，恭闻/(圣)训之日久矣。我朝将臣，竒勋伟绩，亦获知其一二。尝慨然欲纪述，以示天下后世，使知创业之艰难，凡安居暇食、优游扵今日者，皆当思其所自，相与保极於无穷。况都督公昆季，虽以外戚之贵，而温恭谦抑乐善之意，欵欵/见於言词间，其材贤又能副/(上)任使，有足书者，何可以予鄙陋而固辞？谨按：李氏之先，出于皋陶，皋陶为尧大理，世(以理为姓)，后因事改为李，子孙散处天下。自柱下史聃显于周，由秦汉唐宋至今，历千数百年，或侯王将相，或公卿大夫，代有显人，宗姓蕃衍，/久而益盛。虽经丧乱，谱牒散逸，考其源流，盖出于一。公讳杰，字茂实，世居寿州霍丘县(之寿安)乡，为人朴直，力于穑事。元至正庚寅、辛卯间，兵起颍、汝，延及旁郡，民老幼罹锋镝死者相枕藉。而元将用兵又不以律，钞掠甚於寇/贼。公叹曰：“时事若此，天意可识矣。”乃入戎伍，驱驰扵群雄间者六、七载。/(圣)天子定鼎金陵，政化闻于远迩，豪杰之士相率来归。公闻之，以丙申之岁，渡江来属。/上悦，使隶大将军麾下。由是攻宣城、毘陵、安庆、九江、太平、庐、泰、高邮、淮安、吴兴、姑苏、荆、湘诸郡，及鏖战彭蠡，皆与有劳。其攻姑苏也，我军方阵，敌悉众来拒，步卒十数为彼所得。公怒，单骑追及之，手刃数人，夺步卒以归。敌愕视，不/敢斗。我师围武昌，敌计欲持久，以老我师。公曰：“吾远来，利扵速战，观敌虽众，可劫而胜。”大将军然之，令率敢死士数十人夜入其垒，鼓噪而起，敌众大乱，自相杀戮，我军乘之，一战而胜。公之胆略多类此。论功，自天策卫管军千/户，迁宣武将军、佥广武卫指挥使司事。洪武元年，诏大将军入中原，山东西、河南北州郡，相继而下。独所谓孔山寨者，贼恃险以抗我，公奋然先驱，与贼接战，已而贼众大合，援不及继，公遂死焉。时冬十有二月乙亥也，享年/三十有八。都督公同指挥使迎公丧归，以洪武二年八月庚午，葬于京城南聚宝山之阳。考永中以子及孙贵，亦赠骠骑将军、佥都督府事，妣董氏封夫人。公娶茆氏，封太夫人。子男二人，长即都督公也，次即指挥使也。女一/人，今为/(皇)淑妃。孙男五人，曰泾、曰溟、曰涛、曰洤、曰深，皆聪明就学，克绍其家。呜呼！自古英伟卓荦之士，立功业，有裨於国家，不获躬食其报者，其子孙未有不显荣光大。观公之遭时有为，死於忠勇，积而未发，其子孙享爵禄，而与国同/久远，盖亦宜也。铭曰：/维昔君臣，遇合孔艰。职此之故，功名鲜闻。阔疏千载，时一其逢。智勇莫及，惟天启衷。嗟元之季，君怠臣肆。下民怨咨，声闻于/(帝)。帝哀下民，笃生/(圣)君。锡以勇智，(俾伐)暴昏。烈烈李公，奋于畎亩。豪雄毕来，时不可后。载驰载驱。为国爪牙。执□获丑，厥功实多。功则多矣，莫食其报。/(天)子念功，崇以爵号。燕及后人，蕃蕃子孙。子孙多贤，克昌其门。如堂斯构，如播斯获。有相之□，岂伊人度。南山之坟，穹然其碑。我作铭诗，以永其贻。/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二十日立。武林翁子文镌。

关于李杰家族的石刻史料，除了李杰墓神道碑之外，前文述及尚有刘三吾所撰李杰追封先代碑铭文本，以碑文所云“今当修葺先茔，备物肖像，惟是片石之树，所以显扬其亲，纪是殊遇者”，推断原石或立于凤阳寿州霍邱李杰祖茔。据此碑所述李杰赠官与李杰之子历官、孙辈次第，可知其成文晚于李淑妃受册封之洪武十七年，而早于李杰墓神道碑。李杰追封先代碑铭虽然内容简短，但所述李杰家族史事颇可与李杰墓神道碑参证，亦予标点如下：

李杰生前只是臻于四品的中级武官，《明史》关于李杰仅有“洪武初以广武卫指挥北征卒于阵”十数字骥附李淑妃传，略早的李杰追封先代碑铭亦云“李杰以洪武元年征北阵亡”，但更晚出的李杰墓神道碑却对李杰的军功着墨甚详，若云：“其攻姑苏也，我军方阵，敌悉众来拒，步卒十数为彼所得。公怒，单骑追及之，手刃数人，夺步卒以归。敌愕视，不敢斗。”这种近乎小说家言的匹夫之勇，并不足以作为信史。再若：“我师围武昌，敌计欲持久，以老我师。公曰：吾远来，利于速战，观敌虽众，可劫而胜。大将军然之，令率敢死士数十人夜入其垒，鼓噪而起，敌众大乱，自相杀戮，我军乘之，一战而胜。公之胆略多类此。”朱元璋倾力围困武昌之际，陈友谅已势穷力蹙，正当一鼓作气而下，朱元璋麾下的大小将校中，曷独李杰具此慧眼？诸如此类，悉属儒臣粉饰之语。史传资料流传之初往往相对简略，流传越久越广反而愈益周详，甚至连细节也被刻画得活龙活现，以此来观照李杰墓神道碑文颂扬传主神武的粉饰之语，大致不脱此窠臼。

三、关于李杰墓神道碑文的作者

李杰墓神道碑的作者题名早已被凿磨殆尽，虽残留模糊不清的笔画，但已无从辨认。然自清代以来，皆众口相传碑文为明初名臣宋濂奉敕撰写(9)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编纂：《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物志》第六章《墓葬及神道石刻(上)(李杰墓》，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34页。。但其实宋濂决无可能为李杰墓神道碑撰写碑文，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李杰墓神道碑落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夏五月二十日，而宋濂死于洪武十四年(1381)，先逝之人如何为后立之碑撰文？或献疑李杰墓神道碑文为宋濂生前预先撰写，但这种可能性几乎也没有，如碑文所述李淑妃洪武十七年受册封便是宋濂死后之事，宋濂焉能预知？至于占据碑文大量篇幅的对李杰及其子嗣的一系列封赠内容，如李杰长子李谅官至骠骑将军、佥中军都督府事，次子李忠官至昭勇将军、旗手卫亲军指挥使司指挥使，包括李杰“以子贵，加赠骠骑将军、佥都督府事”，乃至李杰孙辈李洤、李深的次第出世，更是李杰之女洪武十七年被册为淑妃以后的事了。凡此种种，愈益可见李杰墓神道碑系宋濂奉敕撰写云云，实属无稽之谈。

据碑文所述，洪武元年战殁的李杰虽“葬日久”，但神道碑却仍虚位以待，为了使子孙“知其所本，以永世不忘”，于是“都督公(李谅)与其弟指挥使(李忠)……诚图之……议既合，以其故告予，且求铭焉”。庶几可见，李谅、李忠兄弟为李杰置办神道碑文，已是乃父卒葬多年、兄弟二人俱贵显以后，以是碑文多存李杰之女被册为“淑妃”及其以后的李氏家族史事，理固宜然。再如碑文第10—12行所述：“予虽顽鄙，荷圣天子涵育成就，俾官於朝，恭闻圣训之日久矣。我朝将臣，竒勋伟绩，亦获知其一二。尝慨然欲纪述，以示天下后世，使知创业之艰难，凡安居暇食、优游扵今日者，皆当思其所自，相与保极於无穷。”这样的语气，更可能出自“胡蓝党案”之后崛起的行辈较晚的儒臣之口。

显然，李杰墓神道碑的作者题名应是碑石树立未久即遭凿剜，否则诸多明代以来的南京地方志书不会对李杰墓神道碑的作者不置一词。而那位“荷圣天子涵育成就，俾官於朝，恭闻圣训之日久矣”的李杰墓神道碑文作者的题名，何以竟会在碑石建立未久即遭刻意“抹杀”呢？窃以为，从李杰墓神道碑立于明太祖朱元璋“不豫”的时代背景来推断，凿剜碑文作者题名之举，很可能与朱元璋驾崩之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推翻建文帝有关。如果这一推断可以被接受，那么李杰墓神道碑作者身份的指向性就比较明确了。窃以为，受李淑妃家族请托为李杰墓神道碑撰文者，应是“靖难之役”后因为忤逆燕王朱棣而被杀害的如方孝孺之流的建文忠臣。这样的人在建文朝当然不只有方孝孺一个，不过考虑到彼时方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以及李杰墓神道碑树立之“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二十日”正值方孝孺被建文帝“召为翰林侍讲”的背景(10)《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则李杰墓神道碑文的作者仍以方孝孺执笔撰造的可能性最高。

方孝孺的道德文章在建文朝影响甚巨，以至由燕邸入纂大统的燕王朱棣也夙所倾慕，亟欲利用他草诏天下，收买人心。但方孝孺宁死不从并讽喻朱棣篡夺皇位，朱棣遂怒磔方孝孺并诛其九族，又将方的朋友、门生并为一族，或予杀害，或谪戍荒徼，此诸人的裔孙之辈，延至明季犹深受其苦(11)李清：《三垣笔记》之《笔记下·弘光》记载：“予为开国功臣廖永忠请赠谥，得追封庆国公，谥忠勇。既而永忠后人具呈予处，，言：‘昔文皇帝灭方孝孺十族，九族外以门人为一族。时永忠孙二人先皆受业孝孺，一论死，一论戍。至万历年间，屠侍御叔方具疏，请还诸忠族人之永戍者，始蒙恩宥，独不知孝孺以门人为一族，故疏未之及。迄今犹勾军不已，世受其害，乞移呈兵部，特为豁免。’予见而恻然，亟向诸枢曹言之，会国亡，遂已。”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1982年版，第138页。。方孝孺殉难后，文禁甚严，其著述都遭焚毁，“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12)《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而淫威之所及，以至“(方孝孺)殁三十馀年而天下乃敢举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诵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绝之裔而为之记者。”(13)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二九《题叶秀才为方氏复姓记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第158页。

与李杰墓神道碑同年所建、亦由方孝孺撰文的明初功臣东瓯王汤和墓神道碑(14)方孝孺为东瓯王汤和墓所撰神道碑高6.35米，约建于洪武三十一年九月或稍后，碑文存录于明代程敏政编《明文衡》卷七四，题为《东瓯汤襄武王神道碑铭》。，不独方孝孺的题名被剜，连碑文内容也悉遭凿毁殆尽，显然即是“藏孝孺文者罪至死”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汤和墓虽是明太祖朱元璋“命勒石以纪劳绩”，但其墓上的神道碑却是汤昱在乃祖汤和殁三年后至南京奉天门向建文帝所请，建文帝“不遗旧，而赐铭其碑”，供职翰林侍讲的方孝孺“谨以其事闻有诏，俾为之铭”。有意味的是，在汤和墓神道碑文的起首，方孝孺也留下了一段讽古喻今、“微言大义”的评论文字，这一做法本身乃至评述内容的遣词行文，固与李杰墓神道碑如出一辙，不啻也从一个侧面强化了方孝孺为李杰墓神道碑作者的可能性。李杰墓神道碑的作者题名之所以遭凿剜，极可能也是由于碑文出自方孝孺手笔的缘故，至于李杰墓神道碑文内容终得以侥幸留存而不是像汤和墓神道碑那样悉数遭到磨砺，或与李杰毕竟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岳丈”有关。

四、李淑妃——李杰家族载浮载沉的人物

前文述及，无论李杰墓神道碑抑或成文更早的李杰追封先代碑铭，其实都是李杰的两个儿子李谅与李忠借助李杰之女淑妃李氏的影响置办起来的，因此碑文内容也必然体现了李谅兄弟的意志。换言之，李杰的儿子李谅与李忠兄弟才是这两通碑文的真正主角。

《明史·后妃传》称李淑妃洪武十七年“册封淑妃……摄六宫事……未几薨”，然据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二十日所立李杰墓神道碑尚称李杰女“今为皇淑妃”云云，足证李淑妃其时尚健在。换言之，李淑妃并未在洪武十七年受册封后“未几薨”。否则，对于早亡且无出的嫔妃家族成员而言，李谅、李忠兄弟自洪武十七年后一再迁擢高升，并连同亡父李杰、亡祖李永中也一并水涨船高般加官进爵的情形，也决无可能会发生。相反，李杰与李谅、李忠兄弟的平步青云，恰恰印证了李淑妃直至洪武末季不仅健在，且“摄六宫事”依然如故的情形。以此而言，《天潢玉牒》谓“(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日，上崩于西宫，是月十六日葬孝陵，淑妃李氏殉葬”云云(19)解缙：《天潢玉牒》，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版，第22页。，不至于是无根之语。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后宫从死者虽众，但若李淑妃果为懿文太子朱标的生母，也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本生祖母，试想朱允炆会忍心让她从死孝陵么？这也是李淑妃不可能为懿文太子朱标生母的另一旁证。

燕王朱棣甫入南京即恢复李谅、李忠兄弟旧职，无非收买人心而已。待大局已定，像李谅、李忠兄弟这样徒具名分的掖庭之亲，也不再有任何利用价值。朱棣先是在永乐二年(1404)三月谕示李谅：以李忠“性资险僻，语言悖妄”，恐其“自贻罪愆”，故令“冠带还乡”，所谓“庶亲亲之恩尽，而君臣之礼不亏”(20)《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九，永乐二年三月“丁卯，谕中军都督佥事李谅曰：尔兄弟以掖庭之亲，得至显官。建文中并遭罢黜，朕即位之初，笃念亲亲，悉复厥职。尔弟忠，性资险僻，语言悖妄，朕虑忠将自贻罪愆，故特保全之。命冠带还乡，庶亲亲之恩尽，而君臣之礼不亏。谅顿首谢。”第523页。，言辞之间尚较委婉。但李忠被斥逐仅仅一个月，仰承上意的春坊官又劾奏李谅于文华殿早朝百官退班之后独进启事，请治李谅有违礼法之罪。明成祖虽“念亲亲之故，姑曲宥尔不问”，但仍不无深意地警告李谅“戒之慎之，非分之恩不可再得”(21)《明太宗实录》卷三〇，永乐二年夏四月丙戌，“春坊官劾奏中军都督佥事李谅，于文华殿早朝百官退班之后独进启事，有违礼法，请治谅罪。上命姑宥之，而赐敕谕谅曰：朝廷之法公于天下，不以亲疏有间。近群臣议朝议，凡百官朝谒东宫，偕进偕退，不许独留私见，乃谨始防微之道也。令行之初，尔首犯之。帝王行法，先于贵近。朕念亲亲之故，姑曲宥尔不问。其戒之慎之，非分之恩不可再得，尔其钦哉。”第547、548页。。李淑妃家族的戚畹之尊，终以永乐五年(1407)十二月朝廷“命中军都督李谅致事”而告终结(22)《明太宗实录》卷七四，永乐五年十二月丙申，“命中军都督李谅致事仍给本俸。”第1026、1027页。。只不过这一次，即便是面对贵为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的李谅本人，除了“仍给本俸”外，已然坐稳了皇帝宝座的朱棣，就连一句宽慰的话也不屑再有了。

五、功臣之贵抑或戚畹之尊——关于李杰墓的规制

李杰终官广武卫指挥佥事、阶宣武将军。明制，像这样的四品武官，其墓上神道于例只合设置石望柱、石马、石羊、石虎各一对，但不可置办石人。然李杰墓神道碑之后，依次列置石羊、石虎、石马、石人各一对，石羊呈跪伏状，相对完整的左侧石羊长1.60米、宽0.50米、高0.90米；石虎作蹲踞状，右侧石虎头部半损，相对完整的左侧石虎长1.10米、宽0.45米、高1.18米；石马与控马官连为一体，神道右侧石马长2.32米、高1.50米，马腹下四肢间透空，马背障泥两端雕饰二马追逐图案，内侧作武弁形象的控马官高1.60米，神道左侧石马的控马官头部半损；石人为一对顶盔贯甲、拄剑矗立的武像，体态壮硕，均高2.60米、宽1.15米、厚0.60米。从组合上看，除了可能早年缺失的一对石望柱之外，李杰墓神道石刻已臻洪武五年重定一、二品官的标准(23)《明史》卷六〇《礼十四·碑碣》。。

李杰墓神道碑与李杰追封先代碑铭皆谓李杰殁于王事之后，即以恤典褒赠镇国上将军、都指挥使云云，都指挥使固已臻二品。但李杰墓神道碑与更早的李杰追封先代碑铭通篇皆充斥着李谅兄弟的矜夸不实之辞，使用时尤需审慎，何况《明太祖实录》记述“指挥李杰率兵进攻孔山寨兵败陷没”，并未言及追封之事。而且以常理推断，李杰洪武元年十二月战殁，朝廷纵使有所追封，也不太可能由四品超赠二品。值得一提的是，前引李杰追封先代碑铭还记载乃父李永中“追封陇西郡伯”、母“董氏赠陇西郡君”，于例则李杰与茆氏夫妇也应获得相应的爵封，然《明史》《明实录》、李杰墓神道碑暨李杰追封先代碑铭本身皆未及此，惟郑汝璧撰《皇明功臣封爵考》条列李杰被追赠陇西郡伯从二品爵之事(24)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八附录《陇西郡伯李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630页。，循此前提，李永中夫妇“陇西郡伯”与“陇西郡君”的封号遂亦有所本。

循此线索不难推导出，李杰墓臻于二品以至与吴良、吴祯、仇成等殁后赠以公爵的功臣墓规制相埒，亦与其女李氏的淑妃身份大有关联。换言之，现存超高规格的李杰墓，与其说是一座明初开国功臣墓，不如说是一座洪武朝的外戚墓更为确切。据明代《金陵梵刹志》记载，聚宝山麓梅冈的永宁寺为南去报恩寺一里，聚宝门二里，“东至李呈(皇)亲坟，西至二郎观，南至官路，北至德恩寺”(29)葛寅亮著，何孝荣点校：《金陵梵刹志》卷三五《梅冈永宁寺》聚宝山麓，南去所统报恩寺一里，聚宝门二里，四至：“东至李呈(皇)亲坟，西至二郎观，南至官路，北至德恩寺”，南京出版社《南京稀见文献丛刊》本，2011年版，第585页。。按，永宁寺位于雨花台，与永宁泉(江南第二泉)相对，结合方位判断，永宁寺东侧的“李皇亲坟”应即李杰墓无疑。庶几可见，即便在明人眼中，由于攀龙附凤，终洪武一朝秩级变迁不啻天壤的李杰墓根本不能算是功臣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陵梵刹志》记述永宁寺附近的西天寺为“东至武定侯坟山，南至虢国公坟山，西至虢国公神路，北至驯象街。”(30)葛寅亮著，何孝荣点校：《金陵梵刹志》卷三七《西天寺》，第592页。按，明初武定侯赠营国公郭英虽为明太祖朱元璋郭宁妃外家，然郭英战功彪炳，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功臣，无意延揽皇室亲亲之恩，这从世人对其葬地的命名也可见一斑。

虽然李淑妃洪武十七年“摄六宫事”之后，其亡父李杰即已获赠从二品爵位，但臻于一、二品秩级的李杰墓神道石刻却并不是李淑妃“摄六宫事”之后不久就置办起来的。前文述及，《明史·后妃传》记载李淑妃受封后“未几薨”并不确实。《天潢玉牒》谓李淑妃值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下葬孝陵之际以身殉葬，这与李杰墓神道碑建立的时间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二十日非常接近，据此可以断言，李杰墓神道碑的建立与李淑妃殉葬孝陵，彼此之间息息相关。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之际责殉诸妃，后宫妃嫔与未获封号的宫女共四十多人殉葬孝陵，朝廷对殉葬宫女的父兄或进封锦衣卫所千户、百户，皆予以封赠优恤，世称“朝天女户”(3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五《殉葬宫妃之典》：“高皇帝殉葬宫人，系建文中追封，不可考。独有所谓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等，初以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为本所千户、百户。永乐初议革建文升授官员，上曰“‘他每这几家都是好职事，不动。通调孝陵卫带俸世袭。’至今人谓之太祖朝‘朝天女户’。”中华书局《中国历史文集丛刊》本，1985年版，第273页。。以李淑妃的位望殉葬孝陵“随龙驭以上宾”，亦必得以旌表，而为乃父李杰墓建立超轶常轨、臻于公侯的葬仪，或即建文帝为李淑妃用彰节行之意也。

位于陵墓上的神道碑与石像生通常都是一并设置，纵然有先后，间隔时间也不会太长，如北京天寿山明长陵，至明英宗即位之初的宣德十年(1435)四月“始置石人石马于神道东西”(32)《明英宗实录》卷四“宣德十年四月辛酉”条，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出版，第87、88页。，同年十月“建长陵神功圣德碑”(33)《明英宗实录》卷一〇“宣德十年十月己酉”条，第192页。。这样来看的话，李杰墓神道两侧的石像生也可能与神道碑同时建成，这其中尤以石武像最具说服力。相较明初赠以公爵之封的功臣墓神道石刻而言，李杰墓石武像肥硕丰腴，缺乏威武肃杀之气，侧面身姿也未能展现出洪武前期诸多石武像呈现为“>”或“<”形的富于张力的弧线，略显僵滞。尤为关键的一点，李杰墓的一对石武像均未雕刻胡须，较此前赠以王、公之封的功臣墓石人左侧有须、右侧无须的规制，也迥然不同。凡此种种，应不至是工匠疏漏使然，也是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李杰墓石武像雕凿年代颇晚。毕竟，在经历了“胡蓝党案”之后，由于长年未造功臣墓神道石刻，工匠所传承的格于礼制仪轨的雕塑技艺隔膜日久，因而在造型相对复杂的石武像的塑造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与洪武前期不尽相符之处。

李杰墓并未留下原始的测绘图，据朱偰《金陵古迹图考》所述：“(李杰墓)神道屈曲而入，诸石兽尚成一直线，而碑及武将，则在线外”。庶几可知，李杰墓神道既非中山王徐达墓或东瓯王汤和墓那样几乎被规划为前后贯通的一条直线，也非岐阳王李文忠墓那样将石碑“孤立”于石像生左侧而呈曲尺形，而是在平面上大致呈现为近“Z”形的格局。其中，近“Z”形下端是以神道碑为标志的起点，位于中段的是石羊、石虎与石马等“诸石兽”，近“Z”形上端则为石马至石武像所在。据前文所考，李杰墓臻于公侯之制的神道石刻组合，或至少是其中的石碑与石武像，固为旌表李淑妃殉葬孝陵而添设，但可能囿于李杰洪武二年归葬聚宝山之际划定的墓域范围，难于安置洪武末季添设的石碑与石武像，而不得不在“尚成一直线”的“诸石兽”前后向两端欹侧摆动，遂形成独特的近“Z”字形神道，可谓大中型墓葬因地制宜顺应江南丘陵地形地貌的又一范式。

明代前期但凡设置石像生的品官墓，其位于神道碑、石望柱之后的石像生，依次均作石马、石羊、石虎、石人，鲜有例外。唯独李杰墓的石像生依次作石羊、石虎、石马、石人的序列，石马位列石羊与石虎之后、石人之前，显得尤为突兀，与众不同。尽管作这样序列的石像生亦见于南京西善桥姚南村明墓神道石刻等，但多属明代后期遗存，固不可与李杰墓同日而语。李杰墓石像生的序列在明初品官墓中几乎仅此一见，非常值得留意。究其原委，或不排除李杰墓神道石刻曾历经前后两次建置之可能，即神道中部包括石羊、石虎、石马在内“尚成一直线”的诸石兽，属明太祖朱元璋允准为终官四品的李杰于战殁次年归葬南京聚宝山之际所设，与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二十日为旌表李淑妃殉葬孝陵而“升格”李杰墓所立神道碑暨石武像并非同时置办。据前文引述，明代坟茔之制始于洪武三年初定、五年重定，遂相沿不改。李杰卒葬之际，坟茔之制犹未完备，包括墓上石像生的组合以至排列次序也可能尚未形成共识，故李杰墓的石马位于石羊、石虎之后，也可能是这一尚未定制的特殊阶段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