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政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陕西地区的汉代画像石墓数量丰富，画像内容和题材也比较多样并具有程式，以其独特鲜明的地域特色而引人注目。其地域特色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画像装饰部位的一致性：陕西地区汉画像石墓的画像内容，基本上都集中出现于墓门位置（包括墓内各室间的过洞通道）。该地区画像中一般将西王母和东王公图像安排在墓门左右立柱的靠上的部分。本文所论图像便是出现在这两处区域。

学界普遍认为陕北地区的东王公和西王母图像具有一定的程式，一般表现为戴胜的西王母和头戴三山冠的东王公对坐于平台上，头上各有一个华盖，如米脂画像石墓门立柱图像便是典型[1]（图一）；仔细梳理材料后，发现这种典型的图像主要出现在东汉晚期。在东汉中期，墓门左右立柱的上半部常常出现一种图像，表现为在与此地区西王母图像类似的平台上有两人对坐，左为一左臂高举右臂前伸的羽人，右为一穿长袍且面向羽人的高大男子，对照相关图像，发现此男子应头戴进贤冠或通天冠；此外，二人中间有一方形物，二人应是在进行着什么活动，平台下有一鹿和一龙。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此类图像对应出现在左立柱或右立柱的上半部的是西王母图像，且两幅图像均形成了一定的格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搞清楚此类图像的性质和意义十分重要。值得一提的是，前辈仁人已在此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一些资料性的图集中认为位于右侧与羽人对坐之人应为东王公，二人似在对弈六博，但未给出解释[2]；李凇认为二人中间的方形物或为六博棋盘，可把此图“称作‘陕北版’的《仙人六博图》”，认为此图与后来的东王公图像差距太大，且与对应的西王母图像并不对称，“说明它不是作为西王母配偶的东王公像出现的”[3]，李说影响甚广；还有人将此类图称作“仙人对饮图”[4]，可见是将图中二人均当做是仙人了；此外还有一些论著认为图中左侧羽人“似在讲述什么”，且对图中右侧人物身份避而不谈[5]。上述这些观点都有一定价值，对于此类图像的解释和研究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笔者不揣浅薄，提出一点新的认识，望学界仁人指正批评。

图一 米脂墓门左右立柱画像

一、图像材料的梳理

此类图像最早出现在绥德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的王得元墓中，笔者目前所见有19处。按照图像出现、分布和对应位置关系可将材料分为三类：此类图像单独出现（墓门的左立柱或右立柱的上半部分）、此类图像与西王母组合对应出现（两图出现在墓门的左立柱或右立柱的上半部分组合对应出现）和两幅此类图像对应出现（墓门的左立柱和右立柱的上半部分）。以下将分类进行介绍。

(一)图像单独出现

这类图像共有8处，图像被布置在左门柱或右门柱的上半部分。陕西米脂永和元年（107年）牛文明墓[6]墓室内左柱便是这类材料的代表，本文所论图像出现在立柱上半部分靠右，在与此地区西王母图像类似的平台上有两人对坐，左为一左臂高举右臂前伸的羽人，右为一穿长袍并戴进贤冠或通天冠且面向羽人的高大男子，二人中间有一方形物，平台下有一鹿和一龙。其他部分用线条分割为几块，描绘了玉兔捣药，人首蛇身，人物，羊，禽类和博山炉等形象，没有发现与之对应的另一方画像，图像为单独出现[7]（图二）。其余7处分布在绥德、榆林、靖边和子洲等地，画像内容与牛文明墓类似，不再赘述（表一）。

图二 牛文明墓室内左柱画像

（二）图像与西王母组合对应出现

这类材料共有10处，图像被布置在左门柱或右门柱的上半部分，与右门柱或左门柱的上半部分的西王母对应组合。米脂牛文明墓墓门画像[8]即是此类材料的典型例子，墓门左门柱上半部分为本文所论图像，图像内容与前述完全一致；右立柱上半部分为西王母画像，西王母正面端坐与一大平台上，两侧有羽人服侍，其下有两小平台，平台上有两只狐。墓门其他位置还描绘了车马出行、日、月、门吏和玄武等形象（图三）。其余9处画像分布在绥德、神木、米脂和榆林等地，图像与此相似，不再赘述（表一）。

图三 牛文明墓墓门门楣及左右立柱画像

表一 陕北地区汉画像发展初期“东王公画像”与“西王母画像”统计表

（三）两幅此类图像对应出现

此类材料只有一处，见于绥德王得元墓[9]。两图基本一致，对称分布在前室东壁墓门左右立柱上半部分，图像内容与前述完全一致，两图形成对应组合关系；门柱的其余部分描绘了神兽、牛耕和植物等形象（图四）。

图四 王得元墓东壁墓门左右立柱画像

综上所述，本文所论图像共有19处（表一），按照分布组合关系可分为三类，分布在陕北的绥德、榆林、米脂、子洲、神木和靖边等地，按照目前已知的两处纪年材料绥德王得元墓和米脂牛文明墓来看，这类图像在陕北地区的画像中属出现较早的，集中在东汉中期早中段。此类图像表现形式完全一致，包括与之对应的所有西王母图像的表现形式也是一致的，可见图像具有一定的格套，应该具有某种意义。图像中的人物究竟是谁？此类图像为何能与西王母组合在一起？此类图像为何发现较少？

二、图像的性质与意义

在梳理相关图像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基于以下几点考虑，我们认为图中右侧的人物应是东王公，图像表现二人正在进行六博游戏。

首先，结合两人的动作和同时期的画像内容，笔者认为二人之间的方形物应是六博博具，二人应是在对弈六博。这种情形在汉画像中十分常见，同一地区的绥德画像[10]中便有这样的例子，画面中二人一手高举，中间放置博具，与本文所论图像十分相似（图五）。其次，构图模式与对应的西王母图像基本一致，并且在此地区东王公出现的位置，与西王母相对应，并组合在一起。第三，穿长袍并戴进贤冠或通天冠的高大男子形象正是这一时期东王公形象较为流行的一种，绥德黄家塔M3墓墓门右柱[11]上便有这样的例子，身着长袍，戴进贤冠，有须髯，与左柱的西王母相对，此人为东王公无疑（图六）；第四，此男子出现在羽人、六博[12]和祥瑞围绕的仙境之中。

图五 绥德四十里铺画像石

图六 绥德黄家塔M3墓门右柱画像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记载东王公常与仙人游戏，如《神异经》曰：“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恒与一玉女投壶”[13]。投壶是汉代重要的娱乐项目之一，且文献中常常与六博对举，如《史记·滑稽列传》有云：“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14]；西晋名士王澄在荆州刺史任上不理政事，与部下王机“日夜纵酒，投壶博戏”[15]，“博戏”即是六博；此外，南北朝时期的文人王褒有诗曰：“投壶生电影，六博值仙人”[16]，可见二者常相伴出现，是当时流行的娱乐活动。图像材料中也多有对六博与投壶游戏的描绘，如绥德四十里铺的画像中六博和投壶就一同出现（图五）；此外也都有实物出土，如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就出土有一套博具[17]；湖南永州西汉墓出土有投壶用铜壶一件，出土时壶中尚有竹矢五枚[18]。可见东王公与羽人对弈六博也是很有可能的。

基于以上几点考虑，笔者认为与羽人对弈六博的男子应是东王公无疑。可将此种类型的东王公称为“仙人六博”式东王公。

三、陕北地区早期的东王公和西王母图像

绥德永元八年（96年）的杨孟元墓是此地区已知最早出现西王母的纪年墓，在墓门左右立柱[19]（图七）和前室南壁[20]（图八），两处共四幅西王母形象及构图元素完全一致。西王母戴胜坐于一平台上，两旁有羽人和玉兔服侍，下有两只狐。没有出现东王公的身影。

图七 杨孟元墓门左右立柱画像

图八 杨孟元墓前室南壁画像

到绥德王得元墓[21]中，西王母出现在墓门左右立柱，形象与杨孟元墓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右立柱的西王母却没有戴胜，除此之外，两立柱的图像完全对称（图九）。除杨孟元和王得元墓之外，这种两个西王母相对的图像模式在绥德、米脂和清涧等地也发现数例（表一）。此时王得元墓前室东壁墓门左右立柱（图四）和南壁墓门右立柱[22]（图一〇）的相同区域出现了最早的“仙人六博”式东王公。

图九 王得元墓门左右立柱画像

图一〇 王得元墓南壁墓门右立柱画像

到米脂牛文明墓中，前述的西王母和“仙人六博”式东王公图像开始组合在一起，对应出现，东王公在墓门左立柱，西王母在墓门右立柱（图三）。在较晚的画像中，还可看到此模式在图像中的一些痕迹，然而受新出现模式的影响，出现一些微妙变化，东王公的冠饰变为三锋冠，并且出现华盖，目前只见于绥德黄家塔M1[23]、M8[24]和榆林古城界三处（图一一）。

图一一 绥德黄家塔M1墓门及左右立柱画像

结合此地东汉晚期典型的东王公材料可知（图一），这种东王公图像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模式，在延光三年（124年）画像石墓[25]中已经看不到这类东王公，可见至东汉中期偏后阶段基本消失。“仙人六博”式东王公虽然有一定的模式，也曾流行过一段时间，但是相比后来成熟的东王公图像显得较为粗糙，两者的表现形式也有差别，所论图像中的东王公并不是表现为正面形象与西王母形成组合，正如巫鸿先生指出的古代艺术中存在两种构图类型：偶像型和情节型[26]，此处的东王公不是典型的偶像型，不能很好地与西王母对应组合，将其作为早期未定型的东王公图像是没有问题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所论图像中右侧高大男子应为东王公，图像表现东王公正在与羽人对弈六博，此类图像按照分布组合关系可分为单独出现，与西王母组合出现及两幅图组合出现三类，具有一定的格套，分布在东汉中期早中段的陕北地区，流行时间短，发现数量少。图像中的东王公带有地区特色且具有过渡性质，是东王公图像发展初期未定型的表现形式，对此后汉画像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纵观陕北地区的西王母和东王公画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两个西王母相对（东汉中期早中段）——“仙人六博”式东王公和西王母组合（东汉中期早中段未定型的表现形式）——成熟的东王公和西王母组合（东汉中期晚段至东汉末）。

[1]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册）:山东汉画像石[M].济南/郑州: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49.

[2]李贵龙，王建勤.绥德汉代画像石[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163.

[3]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37-138.

[4]吴佩英.陕北东汉画像石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13:53.

[5]李林，康兰英，赵力光.陕北汉代画像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6.

[6]同[5]:21.

[7]限于笔者学力、图像的完整性和材料公布的情况，一些材料可能原本有与之对应的门柱画像，应属于第二或第三类，但是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将之归入第一类是比较稳妥的。

[8]同[5]:16.

[9]同[1]:56.

[10]同[5]:76.

[11]同[5]:115.

[12]王煜.四川汉墓画像中“钩绳”博局与仙人六博[J].四川文物，2011（2）.

[13]东方朔撰，张华注，朱谋校·神异经[C]//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9.

[14]司马迁.史记(第126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82:3199.

[15]房玄龄,等.晋书(第43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40.

[16]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8:2341.

[17]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4(6).

[18]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永州市鹞子山西汉“六彊”墓[J].考古,1990(11).

[19]同[1]:65.

[20]同[1]:66.

[21]同[1]:53.

[22]同[1]:59.

[23]同[5]:113.

[24]戴应新,魏遂志.陕西绥德黄家塔东汉画像石墓群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8(5-6).

[25]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米脂官庄画像石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62-64.

[26]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M].北京:三联书店，2006:14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