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奎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现在把我近六、七年来（特别是2014年6月20日见到畯簋之后）关于西周金文历日纪年的构拟结果发表出来，以供攻错。由于篇幅的限制，难以对有关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述，仅把要点简单交代如下：

1.本方案最突出之点是以BC826年（而不是传统的BC827年）为宣王元年。这一点很好地解释了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和对同一事件的相关叙述两者之间的“一年之差”。

《左传》桓公二年记：“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其君昭侯而纳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1]在《十二诸侯年表》[2]与《晋世家》中，此数事的年份不一致[3]，如表一。

由表一可以看出，鲁惠公之三十年，在《年表》中，为晋孝侯元年，而在《晋世家》中，却作为上一侯即昭侯之末年（《年表》中昭侯只有六年）；鲁惠公三十八年，《年表》作为晋孝侯九年，而《晋世家》作为八年；鲁惠公四十五年，《年表》作为晋孝侯十六年（末年），而《晋世家》作为十五年，两者恒差一年，且《年表》恒多于《世家》。可以看出，昭、孝二侯在位年数在司马迁心目中似乎并无定数——若有定数，在昭侯元年一定的条件下，不会对此二侯在位最后一年的序数两异其说——昭侯有六年与七年两种，孝侯有十五年与十六年两种。这说明此二侯积年总数与年份是在参照昭侯前一侯（文侯）与孝侯下一侯（鄂侯）的积年推算出来的，推算过程中发生了一年的误差。

表一 晋国相关事件年份的不同表达

《国语》所记“三十九年”千亩之战[4]与《十二诸侯年表》所推宣王的“二十六年”[5]亦即共和以来的四十年的差距（表二）。千亩之战的年份，《国语》是三十九年，清华简《系年》与《周本纪》同。但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进行了折算，即减去了共和14年，本应该是39-14=25年，在《年表》里却是26年。鲁武公积年，《鲁世家》说武公在位9年[6]，而《年表》则是10年。呈现出一致性的“误差”。鲁惠公的在位年数，《左传·桓公二年》说到“惠之四十五年”[7]（奎按：并不意味着惠公在位必然只有45年），司马迁《年表》为46年[8]。

表二 千亩之战年份的不同表达

对这“一年之差”如何解释呢？

鲁惠公三十年，《年表》作为晋孝侯元年，《晋世家》说是前一侯——昭侯的末年，不妨看作后一侯当年改元（前侯末年与新侯即位之年重合）。但是，昭侯、孝侯在位总年数也两异其说，就不好用当年改元来作解释了。或许另有原因。

据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所引，《汲冢竹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曾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 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竝立。二十一年为晋文侯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9]

这说明平王并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在其父幽王死之次年才走上王位，而是至迟在其父死之年便已经被立为天王。司马迁在不知道他死后数百年出土的《古本纪年》的情况下，按照老王死之次年开始新王的元年排列，导致他所依据的《国语》《左传》所记载的年数与他所推排的《十二诸侯年表》发生了一年之差。现在据《古本纪年》把平王“元年”与幽王末年并列，也就是把幽王进而宣王的年值往后顺延一年，即由传统认识的BC827后退到BC826年，上述《年表》中同一事件的相关年数恒大于文字叙述的年数的问题便可全部得到解释。而且，与相关金文历日资料也形成了不错的匹配。

问题可能还不仅如此。据前引《古本纪年》的“先是”，可知平王至少与其父的纪年并列了一年，是否仅为一年呢？

《国语》说，幽王八年郑桓公为卿士，九年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10]。可以看出，九年、十年、十一年都可能成为平王奔西申开始当天王之年。本表据伊簋拟推在幽王十年，平王开始了自己的纪年，也就是父子有两年“二王并立。”由于平王死在鲁隐公三年，当年记有日食，当BC720年的日全食，则平王积年当为52年（最初两年与其父最末两年重合）[11]。

清华简《系年》说：“周乃亡。……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12]

显然，平王有两次立：据《古本纪年》，第一次是在幽王死之前，地点在申，拥立者是申侯、曾侯及许文公等；据清华简《系年》，第二次在幽王死之后的“周乃亡”之后某年（很可能就是当年），地点在京师，拥立者是晋文侯。不妨推测：司马迁所采用的平王51年积年可能从晋文侯立平王起算，并且把起算年放在了幽王死之次年，而伊簋可能从申侯立平王起算。平王两次被立和晋文侯在幽王死年立平王很可能是造成司马迁对幽、平纪年发生与伊簋矛盾的原因（当然，平王两次被立也不排除在同一年即幽王末年的可能。毕竟关于平王元年的“疑似证据”只有伊簋一条）。

2.有无独立的共和纪年。笔者在1996年提出共和14年应该计入宣王纪年的观点[13]。现在，这一看法似乎还可以坚持下去。这里对最新的材料即清华简《系年》的“共伯和立”做一点解释。《清华简·系年》载：“至于厉王，厉王大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有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宗。”[14]仅仅就文字而言，共伯和立，很容易被理解作成为天子。但是，成书年代和《系年》不相上下的《逸周书·作雒》云：“周公立，相天子。”周公之“立”因为后文紧接着有“相天子”不能解释做“成为天子”，这亦类于战国时代的“立事”（如陈得立事岁之“立”）之立。同理，共伯和之“立”也并非成为天子。参照其它记载，共伯和当是“摄行天子政”而已，既无王之名亦无自己独立之纪年。《系年》“宣王即位”当指宣王亲政。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直到战国时代的《古本纪年》和《清华简》还把共伯和称作共伯而未称作王[15]。

在1996年的那篇小文中，笔者认为周宣王元年当BC841年，积年达到60年（含共和14年）。现在，笔者倾向于宣王开始于BC826年，积年46年（含共和14年）。

3.我对金文历日资料的四个常见记时术语即初吉、既生霸、既望与既死霸的理解。

初吉不是月相，不是阴历性的，而是阳历性的。初吉的周期是九天。自冬至起，每九天一个初吉。在第四个“九”之后，跳过两天，再开始进入“九”的循环。在第二十四个“九”之后，跳过三天，再进入“九”的循环。用代数式表示如下：1+4×9+2+20×9+3+16×9=366天。它与今天农历的“数九”颇为类似，故名之曰“初吉类数九说”。这一假设的根据，是《国语·周语·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明确说到“初吉”一词[16]。这是目前所知最早且唯一的具充分上下文的“初吉。”把其中说到的物候（地气欲发）、星象（农祥晨正、日月厎于天庙）和趁农时等文字与金文中几乎见于任何月份中的初吉结合起来，不难看出初吉不是阴历性的而是阳历性的。至于9，则是假设的参数。笔者试过大于9（《国语》太史语中的“自今至于初吉”，他人转述时又表示为“自今九日”即到初吉[17]，可知“初吉”周期不小于九天。）小于36的若干参数，拟合率均不如9。表三末两个春秋时代已知年值的历日（所记事件当为BC632年的践土之盟的子犯编钟和秦景公石磬）与前述初吉定义相合，似乎增加了这一定义的说服力。

表三 西周金文历日拟年表—宣元BC826方案

“三既”为月相术语。于月序言之，既生霸为初二到十五，既望为十五到二十五，既死霸为二十五到来月初一（有些微交叉或重合）。对应于月相，分别相当于新月到圆月、圆月到下弦之后两三天的月貌和剩余的月貌。由既望字面意思可知，其早限不会超过望日。庚嬴鼎与鲜簋的历日，同是既望且当属同一王（穆王），计算两者之间的相隔天数并折合成阴历月后可知，如鲜簋的既望为十五，则庚嬴鼎的既望必为二十五。以此为基点，既死霸必在其后。既望与既死霸既已各得其所，剩余的日子就应该是既生霸。以实例证之，四十二年逑鼎与四十三年逑鼎的既生霸，假定其一在初一，另一个必在初九或初十，再联系由逑鼎铭文证明必为同一王的㝨盘的既望必为十五，这一组关系很有利于既生霸为初二到十四（五）。表中还有个别既生霸末日与既望首日重叠、既望末日与既死霸首日重叠以及既死霸末日与既生霸首日重叠的实例（指不同年份不同月份的日序重叠或交错而不是同一个月内的重叠或交错），均可作为“三既”各自时段的证据。

总之，四个记时术语分别是阳历性的初吉与阴历性的既生霸、既望与既死霸。“三既”均指若干天而非一天。荣仲方鼎的“生霸吉”指同一天似可以看作初吉与三既是两套系统的证据，至少是“疑似证据。”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4.误差问题。上述定义是理论层面的“约定”。但是，当时的相关天文参数达不到今天的“科学”水准，因而会出现些微的失天。春秋时代有冬至先天、朔日先天的实例（见表内备注）。按照今天的天文常识，日食只能在朔日。但是，《史记·孝景本纪》“七年冬，……十月晦，日有食之。”[21]日食却发生在当时历书的晦日。汉代尚且如此，西周历法之不精确可推而知之。一般认为，西周可能处于“观象加推步授时”亦即且推步且观像并据观象结果修改推步的阶段。以“今密”衡“古疏”，产生些微误差，势所必然。表3初吉的误差不超过正负3，个别达到正负3。既生霸有一例为初一，一例为十六日（趞曹鼎，通例不超过十五），虽“账面”为十六，但实望在当日早晨。

5.懿王至平王纪年。厉王积年。据陈梦家《西周年代考》的研究，厉王在位当为十五、十六与十七年中的一个，而不是《周本纪》的“三十七年。”[22]表三取陈梦家“厉王积年短年说。”厉王长年说出自《周本纪》厉王“三十四年……又三年[23]，此说实不可据。除了陈梦家的证据以外，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与竣簋（孝王十年）也可证明。按天再旦当公元前899年[24]，往后到BC841年，共59年。如果厉王占去37年，只剩下22年留给懿、孝、夷三王。现在，孝王又要占去至少10年，则留给懿、夷父子两王只有12年，而这中间不得不安排十二年的铜器，即令一个王是1年，也安插不下，更何况还有休盘（二十年）更无从安插。

夷王的纪年，我簋起了重要作用，要满足其中历日（初吉）和事件——鲁（慎）公元年同时也是周（夷）王七年的的要求，表内夷王纪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25]。

也就是说懿、夷、厉、宣、幽、平的元年均有“拟”之外的支撑。剩下的孝王纪年是唯一被拟构的，而正好卫鼎的“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在留给孝王的“窗口期”里有BC883可以对应。

6.竣簋记载，时王的文考是恭王，则时王要么是懿王，要么是孝王。《世本》《史记·三代世表》说孝王是懿王弟，《周本纪》说孝王是恭王弟。表三为了尽量把金文历日材料拟入，选择了效果更好的“孝王懿王弟说”。[26]

7.恭王、穆王纪年几乎纯粹是依据第三条所做的构拟。在拟定BC1029为克商年（接近BC1027亦即接近于《古本纪年》）的前提下，本表穆、龚年值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8.武、成二王纪年，尚无四要素俱全的金文记载，只是在传世文献的相关历日基础上做的构拟，其可靠性当然不如其他依据金文历日所做的构拟。康王只有一条历日记载，由于合乎第三条的候选年份大约每五年便有一次机会，还是取决于克商年BC1029。昭王纪年，现在大多数学者采用十九年，本文亦如是。只有一条似乎还有“嫌疑”的荣仲方鼎历日。其中的子，我解释作上任初期的新王，当为穆王[27]。

9.表三虽然也用了很少的传世文献历日和一件石刻历日，但大量是金文历日。虽也有少量的东周历日，但主要是西周的，故名之曰西周金文历日拟年表。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0:93-95.

[2]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14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4:650-823.

[3]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晋世家（第39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4:1977-2037.

[4]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 [M].北京:中华书局，2002:15-22.

[5]同[3].

[6]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鲁周公世家（第33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4:1847

[7]同[1].

[8]同[2].

[9]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52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97.

[10]同[4]:477.

[11]王占奎. 清华简《系年》随札——文侯仇杀携王与平王、携王纪年[C]//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2]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M］.上海:中西书局，2011:136.

[13]王占奎.周宣王纪年与晋献侯墓考辨[N].中国文物报,1996-07-7(3).

[14]同[12].

[15]王占奎.再谈共和纪年问题---附论僖侯对与司徒的关系[C]//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16]同[4]:16.

[17]同[4]:17.

[18]本表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之《冬至合朔时日表》（简称张表）和张先生送我的《朔望表》为本。第七列月序，亦即某干支在当月的次序。如2，即初二。微调张表月首即朔日壬辰为辛卯， 以楷体表示，凡微调张表的，均以楷体表示。《左传》僖公五年（BC655）辛亥朔，先天2日，可作参考。

[19]建正栏“十三月”指张表以建子为正月所给定的十三月即闰月，下同。传统所说周人建子，并非定论。金文中已经有三例“十四月”，显然，并不能完全定于建子。初吉对合一栏:293是冬至到铭日所经过的总天数（ 两头计入）；5是前2后3共5个“过年日”即不参与初吉循环（跳过去）的日子；9×是折合成九的倍数，+1是余数；括号内是误差。正、负误差可用当时冬至日后、先天来解释。西周冬至日与现代推步的结果误差一、二天（本表个别达到3天）可以接受。《左传》僖公五年（BC655）、昭公二十年（BC522）的两条日南至均先天《张表》2日。对照《国语·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农祥晨正（房星到达南中天）日为初吉。为便利计，本表采用冬至日作为计算器铭历日干支的阳历位置的起点。

[20] 宣、幽纪年相对以往的绝对年值，统一后退一年。这一选择很好解释了司马迁《年表》与相关同一事件叙述中年份之间的“一年之差”:司马迁因为不知道《古本纪年》的“先是”云云，统一按照后王元年在前王末年之后一年排列。参见本文开始的说明部分。

[21]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孝景本纪（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4:564.

[22]陈梦家.西周年代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46.

[23]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周本纪（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4:180.

[24]刘次沅,周晓陆.“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证[J].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9(1): 48–54.

[25]王占奎.我簋与鲁慎公周夷王纪年[J].待刊.

[26]马楠.清华简《摄命》初读[J].文物,2018(9).

[27]王占奎.新出现荣仲方鼎的年代学意义[N].中国文物报,2005-12-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