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志文，沈 薇，马雨辰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100083）

自1829年英国伦敦大都市警察制度开启警务现代化转型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警务发展经历了三次变革：20世纪20年代的专业化运动，警察跳脱政治的束缚，发展成为一个自治、高效且受人尊敬的职业；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运动，新型警用设备和器材，大大提升了警察的职业能力；20世纪70年代的社区警务运动，积极主动的服务型警务开始取代传统被动反应的控制型警务。［1］它通过警民交融合作的新模式来预防犯罪、维护治安、矫正秩序。显然，良好的警民关系和深度的警民信任是社区警务的核心。我国也积极融入社区警务运动大潮，2002年公安部“杭州会议”首次提出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并要求于2004年底前在全国大中城市全面推行社区警务，同年8月公安部和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意见》。2006年9月，公安部又下发《关于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的决定》，将社区警务推向全国的城市社区与农村。此后，面对复杂的经济和治安形势，全国各级警务部门又多次开展了以“四进四送”为主题的“全国公安民警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我国社区警务的观念、机制与方式已基本确立和形成。那么，自2002年我国开始社区警务建设以来，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目前学界对此关注尚显缺乏，仅有的研究中，李峰以2011年上海市2300份样本数据分析发现，80后比80前更信任警察，即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在上升。［2］73黄鹏等根据CGSS2010和CGSS2013的数据进行简单对比发现，民众对警察的信任从2010年的73.8%下降到2013年的64.1%，警察信任状况不容乐观。［3］可见，我们对警察信任的动态认知有待深化。据此，在纵贯序列上对警察信任研究，能够准确把握警察信任在长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对于改善警民关系，深化警务改革，护持经济社会转型都具有重大意义。基于ABS2002和ABS2015数据，本文首先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假设，接着运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我国民众警察信任变迁中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最后对研究发现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文献与假设

自新世纪初以来，关于中国警察信任的研究不断涌现，为警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搭建了智识基础。但由于警察信任的抽象性、复杂性和跨域性，既有的研究分散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总体而言，我国警察信任的研究经历了螺旋演进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厘定警察信任的内涵结构。警察信任被视为政治信任的一个子域，关涉着权力机构的公共形象与政治合法性问题。［4］88早期的研究主要从心理学视角出发，认为警察信任是民众对警察产生的与其预期相一致的信心或信念，是一种认知、情感和态度。［5］176但其他研究却证实，警察信任不是单维的而是多维的：（1）内容多维，警察信任可从体恤民情、受尊重、信赖度、胜任度、满意度多个维度进行测量［6］，也可分为程序信任和结果信任［7］，或者安全信任、执法信任、情感信任、互动信任；［8］（2）层次多维，既表现为公众对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别警察的信任、警察上下级之间的信任，也表现为对警察的信任、对警察组织的信任、对警务制度的信任；［9］（3）结构多维，警察信任是“民众-警察-社会”的三维体，据此将警察信任分为21种类型，不同类型下警民地位和距离均不同。［10］

第二阶段：分析警察信任的影响因素。基于对警察信任内涵的认知，研究者们依据信任理论、期望理论、冲突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分析警察信任的影响因素。（1）人口特征因素：诸多研究测量了性别、年龄、户籍、婚姻、教育、收入、民族、宗教、区域、职业、就业状态、政治面貌、受害经历等因素对警察信任的影响，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而且，大多都是将人口特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缺少对其影响机理的分析。李峰将户籍作为自变量发现，本地人口较外来人口更信任上海警察，并给出了“文化挤压、制度挤压”的解释。［2］73李晓飞等指出高认知型社会资本塑造了“批判性公民”，使得高等教育人口的警察信任程度低于非高等教育人口。［11］48（2）警察表现因素：社会治安评价/社会安全感评价［12］、警察素养/技能评价［13］40、警察执法的合法性和公平性［14］85［15］45、获得警察服务的容易度［16］137都正向地影响警察信任，警察腐败感知［17］128、犯罪恐惧感［13］40则反向影响警察信任，警察接触形式/经历/频率［18］44的影响方向不确定。（3）政府表现因素：政治效能感［4］186、政治参与［19］93、政府腐败感知［14］85对警察信任的影响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4）社会表现因素：社会公平感［19］93、生活满意度［20］、邻里关系［21］、社区参与［18］45与警察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社会地位/阶层［21］388的影响不够确定。此外，社会信任［21］388、一般信任［22］、特殊信任［19］87、人际信任［23］、媒介信任［15］52、法律意识［24］也都显著影响警察信任。

第三阶段：探索警察信任的修复策略。近年来，负面涉警舆情显著增多，警察频频面临信任危机，甚至陷入“塔西佗陷阱”，警察信任建设或信任修复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李辉指出，个体负面感知对跨层次警民信任具有负向影响，民众个体归因方式、群体愤怒情绪是诱发警民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故信任修复应综合考虑不同修复策略、解释水平以及时间距离三项因素。［25］李想研究发现，民众自我建构水平、修复策略与修复时机三者之间存在三维交互效应，警民信任修复工作需要精准施策，尽量做到“因人施策”，注意对依存型人格人群的因势利导。［26］

从整体上看，已有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但依然存在些许不足：基于截面数据探究警察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但这些研究过多聚焦较短时间内的警察信任状况，缺乏呈现警察信任在较长时间序列上的变迁。而信任深受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塑造。同一世代的人群会经历同样的社会变革，形成相似的警察信任认知（世代效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又使得不同世代的人群也会经历同样的社会变革，获得类似的体验和认知（时期效应）。因此，在纵观序列上对警察信任的研究应该从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以呈现社会变迁、代际交替对警察信任的塑造。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2年东亚社会动态调查（ABS2002）和2015年东亚社会动态调查（ABS2015）的数据来分析我国民众警察信任的变迁。ABS系列数据是由台湾大学胡佛东亚研究中心与十三个亚洲国家或组织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项综合性、连续性、跨地区的面访调查所形成的数据库，调查针对居住在城市或乡村的18岁以上的公民，收集的信息包括被调查者的经济社会背景、机构信任度、社会资本、公共服务等。其目的在于通过定期、系统的数据收集，总结和比较不同国家/地区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第一波和第四波在中国大陆的调查时间分别是2002年3—6月、2015年7—12月，ABS2015数据采用ABS2002同样的抽样方案，两次调查都采用多阶分层PPS随机抽样方法，将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城乡混合地区分为10个层次、125个初级抽样单元，涵盖了中国大陆除新疆、西藏外的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每个分层中的PSU数量与相应分层的人口规模成正比，且数据样本收集都经过严格科学的抽样，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可信度。在剔除了缺失值、无效值之后，符合要求的样本量分别为3183个和4068个。

（二）变量处理

因变量：如前所述，虽然警察信任是多维的，但鉴于文章的目的在于测量在一般意义上民众对警察的整体信任的变化，而且ABS数据也无法支持对多维信任的测量，故这里民众对警察的信任是通过单一问题测量的，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您对警察的信任度有多大”。2002年的回答选项是“1.完全不信任；2.不怎么信任；3.比较信任；4.非常信任”，但2015年的回答选项是“1.非常信任；2.比较信任；3.不怎么信任；4.完全不信任”。为了方便数据处理，将2015年的数据进行重新编码，使其回答选项的顺序与2002年的数据保持一致。

自变量：（1）时期，这里用调查年份来衡量，即2002、2015，将其转化为虚拟变量，第一个时期是2002年，赋值为0，第二个时期是2015年，赋值为1；（2）世代，2002年的样本总量3183个，删除缺失值后最终用于研究的样本数是2987个，覆盖出生年份是1912～1984年，2015年的样本总量4068个，删除缺失值后最终用于研究的样本数是3748个，覆盖出生年份是1921～1998年，按照惯例，间隔距离设定为10年。

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的研究和两期调查数据的连续可及性来设置控制变量，性别方面，女性赋值为0，男性赋值为1；户籍方面，农村赋值为0，城市赋值为1；宗教信仰方面，无宗教信仰赋值为0，有宗教信仰赋值为1；婚姻方面，未婚赋值为0，其他婚姻状态赋值为1；教育程度，按受教育年限作为连续变量；民族，汉族赋值1，其他民族赋值0；主观社会阶层，将低层和中低层合并为“低”赋值1，将中层等同于“中”赋值2，将中高层和高层合并为“高”赋值3；政治效能感，根据问题“我有能力参与政治”，将非常不同意和不太同意合并为“低”，赋值0，将有些同意和非常同意合并为“高”，赋值1；普遍信任，根据问题“大部分人是值得信任的”，将“是”赋值1，“否”赋值0；媒介信任，根据问题“你对电视的信任度有多高”，很低赋值1，较低赋值2，较高赋值3，很高赋值4。

表1 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三）方法选择

在进行纵贯的趋势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进行年龄、时期和队列（APC）分析。由于既有的研究中对年龄的关注较多，相对忽略时期和队列效应，故为了避免年龄与时期、队列的共线性问题，本研究选择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作为切入点。

它强调个体的自身发展与社会历史变迁的交互作用对不同世代的人群产生的长期的累积性影响。为了估计警察信任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我们首先建立分时期的有序logit模型，测量世代效应，然后利用两个时期数据中相同世代的资料并加入时期变量，测量时期效应。

三、结果与发现

（一）我国民众警察信任变化的基本情况

2002年的ABS数据中，受访者选择完全不信任、比较不信任、比较信任、完全信任的比例分别为7.7%、11.9%、23.9%、56.5%，总信任比（比较信任+完全信任）是80.4%，总不信任比（完全不信任+比较不信任）是19.6%。2015年的ABS数据中，受访者选择完全不信任、比较不信任、比较信任、完全信任的比例分别为2.2%、13.9%、62.3%、21.6%，总信任比是83.9%，总不信任比是16.1%。

可以看出，我国民众对警察的总体信任度在上升，十多年间增长3.5%，总体不信任度在下降，十多年间降低3.5%。但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2002和2015警察信任的均值分别为3.29和3.03，T值为12.527，P值为0.000，表明警察信任的这种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但却是2015年的警察信任显著低于2002年的警察信任。其原因何在？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绝对不信任（完全不信任）比重下降5.5%，相对不信任（比较不信任）比重上升2%，绝对信任（完全信任）比重下降34.9%，相对信任（比较信任）比重上升38.4%。表明，相对信任的上升表面上拉高了总体信任，但绝对信任的下降却实质性拉低了总体信任。与此同时，尽管2015年的绝对不信任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2%，但按照全国13.95亿总人口计算，有近2800万人完全不信任警察。

那么，警察信任变化的群体特征是什么？警察信任在变量类别内部的分布上，2002年数据中完全不信任的类别均值是9.9%，其中主观阶层低层（11.7%）、普遍信任较低（10.6%）、媒介信任很低（55.6%）、媒介信任较低（17%）中的完全不信任分布高于均值；2015年数据中完全不信任的类别均值是3.4%，其中主观阶层低层（3.6%）、媒介信任很低（25.5%）的完全不信任分布高于均值。这表明，媒介信任度低的民众、主观阶层低的民众对警察的不信任度呈现出极化的特征。2002年数据中完全信任的类别均值是54%，其中农村户籍（65.6%）、有宗教信仰（61.9%）、少数民族（69.4%）、普遍信任高（66.4%）、媒介信任很高（70.2%）的完全信任分布高于均值；2015年数据中完全信任的类别均值是19.5%，其中农村户籍（21.8%）、少数民族（27%）、主观阶层高层（21.8%）、政治效能高（23.6%）、普遍信任高（20.8%）、媒介信任很高（62%）高于均值。这表明，农村人口、少数民族人口、普遍信任度高的人口、媒介信任度很高的人口对警察的绝对信任具有持续稳定性。

表2 我国民众警察信任变化的群体特征（单位：%）

（二）我国民众警察信任变化的世代效应

世代效应的含义是出生在不同时期的人群，由于其人生经历不同导致他们的警察信任会出现差异。相比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转轨时期，社会利益分殊扩大，资源信息流动加速，民众的需求日趋多元化，故年轻世代的人群对警察的信任度应该更低。［27］为了测量这种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我们将世代作为自变量，将性别、户籍、宗教信仰、婚姻、民族、主观阶层、政治效能、媒介信任、普遍信任、教育年限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建立2002年数据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一和2015年数据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二，如表3。

表3 我国民众警察信任的世代效应和时期效应的ologit回归结果

模型一显示的世代效应比较微弱，与80后相比，20后、30后、40后的警察信任高于80后，50后、60后、70后的则低于80后，呈现出U型特点，但这些效果只在20后世代上表现出显著性。模型二显示的世代效应则比较强，与90后相比，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的警察信任都要显著高于90后，80后的信任则低于90后（尽管不显著），也呈现出U型特点，而且印证了年轻世代人群对警察的信任度要低于年长世代的已有结论。［19］90从总体上可以看出，50后和80后是警察信任的拐点。这点不难理解，50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代表着新旧中国的分野，80后是市场化改革后的“一代”，代表着计划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分野，各自经历着悬殊的历史变迁。

那么，世代效应模型中哪些微观因素影响警察信任呢？通过模型一和模型二可以看出，户籍、民族、媒介信任、普遍信任四个变量在2002年和2015年对警察信任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表明：（1）不论是2002年还是2015年，农村居民对警察的信任都要显著高于城镇居民，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境况较之过去有了明显的改善，而城镇居民对收入不公的批判性评价部分是基于其与身边涌现的新权贵们比较后的情绪反应［15］50。但户籍对信任的影响系数在变小，说明城乡居民对警察的信任差异在减少。（2）与已有的研究一致，少数民族民众对警察的信任都要显著高于汉族民众，这或许得益于国家长期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警察等公共部门会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注意力分配与关怀，故信任度更高。（3）民众的媒介信任度越低，对警察的信任度也越低。其原因在于媒介使用与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紧密，若是媒介的内容是积极的、肯定的、挺体制的内容，人们对政治的信任度随之升高；媒介的形式也会影响政治信任，一般而言，电视、报纸的使用与政治信任呈现正相关，自媒体的使用则多呈负相关。［28］（4）普遍信任信任度越高，对警察的信任度也越高，这与许多的研究结论一致。［19］189其原因在于，普遍信任是一种对陌生人的无差别信任，它反应出社会的公平程度及民众的乐观情绪，普遍信任水平越高，意味着民众对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公共生活的认可度越高［29］，故普遍信任与警察信任呈正相关。

同时，主观阶层认同也显著影响警察信任，有的研究发现阶层越高越信任警察［21］388，有的则发现阶层越高越不信任警察。［16］137本文的数据支持阶层对警察信任的影响是正向的，但这种影响仅在模型二中表现出显著性。其原因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阶层的利益差别日益彰显，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这种冲突在较低阶层中更为明显。［30］频发的利益冲突加剧了民众与维护秩序的警察之间的紧张关系，故阶层越低越不信任警察。此外，性别、宗教信仰只在模型一中显著，女性比男性更信任警察，有宗教信仰的比没有宗教信仰的更信任警察；教育年限仅在模型二中显著，学历越高越不信任警察。

（三）我国民众警察信任变化的时期效应

时期效应的含义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会同时作用于多个世代的人群，使得不同世代人群对警察信任的变化应该较为趋同。为了验证这个假设，应该分别测量各个世代人群警察信任的变化情况。2002年和2015年的数据中都调查过的世代包括20后至80后，但由于20后的数据量过少无法进行有序logit回归分析，所以这里只测量30后至80后警察信任变化的时期效应。我们以时期（2002、2015）作为自变量，警察信任作为因变量，性别等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建立30后至80后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三、四、五、六、七、八。

数据显示，以2015年为参照，30后、50后、60后、70后、80后2002年的警察信任均比2015年低，40后的信任变化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时期效应上，我国多数世代民众的警察信任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发现，30后到80后各个世代的总信任比（比较信任+完全信任）变动情况是+3.70%、+6%、+4.40%、+1.90%、+4.20%、-4.60%，而绝对信任变动情况是-30.3%、-24.5%、-14.3%、-14.2%、-34.3%、-40.7%。这表明，尽管总体信任在小幅上升，但绝对信任在大幅下降，其中80后降幅最大，其次是70后和30后。与此同时，民众对警察的绝对不信任感也在降低，分别是30后的从6.7%下降到0%，40后的从5%下降到0.9%，50后的8.8%下降到1.4%，60后的从8.9%下降到5.6%，70后的从9.2%下降到3.3%，80后的从5.3%下降到3.2%。尽管当前对警察绝对不信任的比重较低，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使得绝对不信任的人口数量庞大。例如80后总人口2.28亿，则2015年80后中绝对不信任警察的人数多达729万。

在时期效应模型的控制变量中，媒介信任对警察信任变迁的时期效应影响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一致性，各个世代民众的媒介信任度越高，警察信任度也越高。户籍对30后、40后、50后、60后都有显著影响，对70后、80后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后，户籍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作用大大降低，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他们从熟人社会到法理社会的流动使得其与警察的距离日渐疏离。而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大量农民变为市民，城乡民众的警察信任日趋均质化。普遍信任显著影响30后、60后、70后和80后的警察信任，普遍信任度越高，对警察的信任度越高。普遍信任对40后、50后的影响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两个群体受十年动荡的影响最为深刻，他们对公共体制、公共制度的认可度相对较低。模型六、七表明，60后、70后群体中受教育年限少者的警察信任度要高于受教育年限长的人，其原因可能在于高等教育群体更具“批判性”，初等教育群体更具“纯朴性”［11］47。

政治效能感仅对50后、60后显著影响，研究指出，如果公民有较高的政治效能感，既对自己具有影响政府决策的知识和能力有信心（内在效能感），也对政府对自己的诉求做出反应有信心（外在效能感），他们对政府和警察有更高的信任度［19］86。本文数据的调查期内，50后、60后正是社会的中坚，有足够的信念、知识、能力、资源、机会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比其他世代的政治效能感更高，故对警察信任的影响显著。主观阶层对30后、40后、60后、80后的警察信任影响显著，而对50后、70后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前四个世代生活在社会动荡或变革、阶层相对分化的时期，后两个世代则更多生活在社会高度集中、相对同质的时期［30］。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ABS2002和ABS2015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民众警察信任十多年变迁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研究发现，我国民众对警察信任的变迁受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双重驱动。但既有的研究更多基于截面数据，过于关注世代维度（尤其是年轻世代），相对忽略驱动警察信任变迁的时期效应。而我们认为时期效应对警察信任的认知有着重要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度整体上升且日趋合理化，这种变化并非局限于某一个世代，而是存在于各个世代的群体中。

我国民众对警察的信任日趋理性化的表现是，民众对警察的总体信任上升，但绝对信任大幅下降，相对信任大幅上升，信任分布更加合理。在世代效应方面，与90后相比，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的警察信任都要显著高于90后，80后的信任则低于90后，呈现出U型特点，50后和80后是警察信任的拐点。在时期效应方面，以2015年为参照，30后、50后、60后、70后、80后2002年的警察信任均比2015年低，40后警察信任的时期变化不显著。

民众对警察信任的这种变化，以及在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中，警察信任因各种变量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其原因在于信任的起源和产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微观层面，多项研究和本文的研究均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警察的信任度越低。［2］9［11］42［16］30认知社会资本理论指出，高等教育人口具有更强的认知力和批判力，对社会公共话语权的渗透与掌控度更高，能够对警察行为和警务制度形成有力的外部监督。而转型期，警察处于维稳处突的一线，其行为时常处于民众和舆论的聚焦之下，当发生强制拆迁等事件时极易遭致高等教育人口的批判，警察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频遭质疑。［11］48我国高等教育人口从1982年的443万，增长到2000年的4402万，再到2015年的1.7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4%。［31］在本文2002年和2015年数据中，高等教育受访者分别占比9.6%、31.1%，按此推论民众的警察信任应大幅降低，但本文发现大幅降低的并非总体信任而是绝对信任，而大幅上升的并非不信任而是相对信任。所以，可以认为民众批判警察却没有不信任警察，我国民众对警察的信任正在实现从盲目信任向理性信任转变。

这一规律在警务领域的表现是，人口的流动性与异质性不断增强逐渐瓦解了传统社区的同质性，警察所面临的社区民众不再是熟悉的社区邻里，而是流动性的社区人口，原来那种群防群治、团结型、高频率的警民互动关系逐渐被削弱。［18］43民众对警务服务的期待不再局限于有无、高效的较低层次，而是追求更具合法性与公平性的高质量警务服务。换言之，民众对警察的信任正从依赖关系的人际信任向依赖规则契约的制度信任转型。

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催生了数量和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使得社会的政治信任（警察信任包含其中）呈现出均质化。据瑞信研究院201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中产阶层规模达到1.09亿，占成年人口的11%，为全球最多。［32］学者指出，现代政治制度信任发生与发展的前提是公民的独立和自主人格，以及与政府之间平等、自由的对话关系的形成。［33］中产阶层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是构建公民社会的中坚，更是型塑整个社会独立型、协商型、法理型现代人格主体，其数量规模的壮大必然推动着伦理型政治信任转向制度型政治信任。而且，中产阶层是现有秩序的受益者，具有支持维护现有秩序的动因和倾向，且这种价值取向和政治态度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基于上述结论，文章的现实意义体现在：

其一，扭转社会公共认知中警察信任不断下降的负面印象。从2002年到2015年，我国民众的警察信任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总体信任度上升3.5%，总体不信任度下降3.5%，这点有力反驳了诸多认为“我国民众警察信任大幅降低”的论断。本文与以往结论产生差异的可能原因有两点：一是既有的认为警察信任在严重下降的观点更多是基于典型事件或主观感知的定性结论，主观感知与现实情形存在差异甚至悖反的情况屡屡存在。尤其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新兴媒介技术对个体的赋能，使得信息传播的速率极高，但信息质量和秩序可控性却相对较低，涉警舆情事件极易成为社会焦点，并直接影响到公众对警察的信任度。［14］86这些对警察负面信息的过度关注甚至片面失真的报道，则会强化人们警察信任降低的主观认知。二是调研中的受访者故意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态度，就如孙懿贤的文章所说“虽然研究人员向其保证对调查结果严格保密，外来务工者仍然心存顾虑而选择谨慎评价执法部门的表现，故而形成有利于警方的测评结论。”［15］47

其二，优化与完善警察信任建设的科学路径。信任是内生与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表现出因人因时因地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民众对警察信任所在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上的差异性，启示我们在信任建设的过程中要遵循差异化的路径，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策略。例如，80、90后的警察信任深受自媒体的影响，故应该重视新兴媒介在年轻世代中信息传递、警民沟通中的作用；又如，对公共体制、公共制度的认可度相对较低的40后、50后，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两个群体需求的制度回应性，尤其是这两个群体在社会保障、权益维护方面的需求，从而提升他们对制度体制的认受度。

其三，为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提供借鉴和助益。我国的政府信任呈现出明显的距离悖反，民众更加信任中央政府，而相对不信任地方政府。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会增加经济社会运行的成本，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转。警察信任是政府信任的一个子类，比较警察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数据发现，2002年数据中，民众对警察信任的完全信任（56.5%）、完全不信任比例（7.7%）分别优于对地方政府的完全信任（50.1%）、完全不信任（6.8%），差值分别为6.4%、0.9%；2015年数据中，民众对警察信任的完全信任（21.6%）、完全不信任比例（2.2%）分别高于对地方政府的完全信任（8.5%）、完全不信任（5.2%），差值分别为13.1%、-3.0%。即，相比于地方政府，民众更信任警察，民众的警察信任下降幅度比地方政府信任下降幅度更小。表明，尽管警察处于维稳处突的一线，负面涉警事件/舆情较多，但其作为秩序安全类公共服务提供者，使得民众对警察信任比对地方政府信任更具刚性。为此，警察信任建设可以在内容上和经验上助益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的提升。

其四，积极推动警务改革，构建理性警民关系。一方面要理性看待警察信任的下降，警察信任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因暂时的信任危机而扰乱了警务变革的正常步伐，应该系统谋划、有序推进。另一方面，面对民众对警务认知的变化，警察和警务部门也应该积极革新求变，构建理性的警民关系，保持恰当的警民距离［34］，以期既有效维护警察的职业权威，又持续增强警民信任与合作。这是因为，距离太远会强化警察的职业性，提高专业技能和执法效率，但会使警察脱离社区和公众；距离太近则会降低警察权威、冷漠、猜疑的“工作人格”，削弱民众对警察的职业敬畏和服从。［35］而且，在变革中要重点关注媒介信任、普遍信任、阶层认同、政治效能等因素对警察信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