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块石碑里的百年三国(外一篇）

2021-08-03成长

美文 2021年14期

成长

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西安碑林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但是人的知识总是容易被某些程式化的思维所左右，长期以来，我都以为碑林最为耀眼的都是那些唐代碑刻：从石台孝经到开成石经，从“景教碑”到昭陵六骏……而对于其他碑刻的印象则寥寥无几。

我做三国历史研究，寻访三国遗迹，但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发现三国在长安留下的痕迹。毕竟三国是一个乱世，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在凉州军阀的蹂躏之下千疮百孔，一片哀鸣，自然无法与全盛时期的汉唐相提并论，沦为了历史长河中隐秘的角落。但不久前重访碑林，却通过四块碑林的藏品，颇为意外地揭开了三国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碑林博物馆的第三室犹如一个聚宝盆，集结了由汉至唐的历代碑石，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就是《熹平石经》残石。

两汉独尊儒术，天下读书人均以研习儒家经典为要义。但在东汉，印刷术尚未发明，书籍只能依靠手抄来传播，抄写则难免出现讹误与遗漏，而对于微言大义的儒家经典而言，一字之差往往谬以千里。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奏请朝廷校正经书，刊刻于石，得到汉灵帝的批准。刻经工作一直持续至光和六年（183年），共刻石碑46座，每碑宽约1.4米，高约3米，全部碑文约20万字。石经刻成后，立于京师洛阳开阳门外太学所在地，供天下士子誊抄校正。据史载，石经刊刻之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成为天下学子的“标准教科书”。《熹平石经》开启了我国官方刻经的滥觞，在碑林第一室整室陈列的《开成石经》，正是唐人对汉人的承袭之作。

《熹平石经》刻于汉帝国崩溃的前夜，它那优美的汉隶之中，记录了这个王朝最后的辉煌。几年后，黄巾起义、董卓乱政接踵而至，为《熹平石经》书丹的一代文豪蔡邕死于长安狱中，他的女儿蔡文姬更是流落胡地，乱世飘零。而《熹平石经》与他们的遭遇一样凄惨，这些宝贵的刻石在历次的战乱中被焚烧、被砸毁、被粗暴地搬运，以致于在唐太宗时期就已经十不存一。此后因战乱又历尽坎坷，如今在西安碑林所藏的这块《熹平石经·周易》残石还是1936年由爱国人士于右任捐献而来，经过众多有识之士的保护才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已经很难通过这一块残石去想象大汉帝国的雄伟，但同样是在碑林第三室，一方保存极为完整的汉碑却让我们看到东汉末年的另一段传奇，那就是《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明万历年间在陕西合阳县发现，它的故事几乎紧接着《熹平石经》。就在《熹平石经》刊刻而成的次年，黄巾起义爆发，数十万人揭竿而起，腐朽的汉王朝摇摇欲坠，而当时的关中也受到了波及，郃阳县郭家等人趁乱聚众造反，焚烧衙署。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朝廷紧急从河西征调来一名叫曹全的官员担任郃阳县令。他上任后，平息叛乱，安抚百姓，恢复生产，兴建城郭，让郃阳一县物阜民丰，安居乐业。次年，这位堪称楷模的官员曹全病逝于任上，他的故吏和当地百姓纷纷捐资，于是就有了这通纪念其功德的《曹全碑》。

很多来碑林的人会为《曹全碑》上的文字所着迷。它那蚕头燕尾、曲中含直、极富波折之美的一笔一划，无疑代表着汉隶的最高峰。可是当仔细去读文字的内容，我们却能够看到文字背后一个王朝江河日下的落寞。站在碑前，我们都遗憾于1800多年前那位伟大的书丹者和杰出的刻工，竟然没能够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字，而联想到在《曹全碑》刊立后不久，关中再度沦为兵燹之地，我们更不由得牵挂着他们的命运，并意识到这座几乎一字不缺的《曹全碑》能够完好流传至今天，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与《曹全碑》面对面的《司马芳残碑》常被参观碑林的游客所忽略，它其实与一位著名的三国人物有关，那就是司马懿。这座碑是1952年在西大街广济街口修理下水道时无意中被发现的，虽然仅残存了上半部，但有限的信息还是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这座碑主正是曾担任司隶校尉、京兆尹的司马懿之父司马防（“芳”与“防”或为异文）。司马氏一族在东汉一朝不过是名声并不显赫的地方豪族，从司马防担任京官开始，这个家族开始在政治舞台的中央据有一席之地，直到后来，司马懿通过政变攫取魏国权力，祖孙三代四人接力实现了魏晋更替、一统三国的不世之业。这些历史的源起，恐怕都能追溯到这座《司马芳残碑》上来。

西安碑林熹平石经

西安碑林曹全碑

在《司马芳残碑》碑阴，刻着司马防生前的故吏，其中包括在史书上留名的韦诞、杜畿，他们则出身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族京兆韦氏、京兆杜氏。这两大家族在唐朝繁盛至极，出了不少皇后、宰相、大诗人，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称，以至于现在的西安南郊还有韦曲、杜曲的地名。这两大家族的先祖在汉末三国竟然都是司马氏的故吏，这足以见得司马氏在家族政治上的树大根深。

而就在《司马芳残碑》的斜对面，默默地立着一块字迹已经漫漶严重的圭形石碑，碑是前秦时所刻，碑主则是三国末期曹魏著名将领邓艾。邓艾是司马懿一手提拔起来的平民将军。他翻越崇山峻岭，偷渡阴平小道，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灭亡蜀汉的第一功臣，司马氏一统三国当有他一份功绩。但这位名将却在人生的巅峰时刻倏然坠落，为钟会所害，最终客死他乡，死后还背着叛国的罪名。直到晋初，由于不断有人为邓艾鸣冤，皇帝才同意为其立祠庙祭拜，这方《邓太尉祠碑》就是在陕西蒲城一座邓艾祠附近發现的。

《熹平石经》和《曹全碑》见证了汉王朝的衰落与乱世的开启，司马氏和邓艾则成为三国时代的终结者。重访碑林，我意外地发现，碑林第三室内的四块碑石串联起来的，竟然是一个有始有终、前后长达百年的三国史。而它们共同的交集，就是这座纵使暂时失去盛世的光辉，也仍在传承着中华文脉的长安城。

两位陈王的汉魏悲歌

在城市的中心，一片11平方公里的大湖伸展开来，上面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小岛渚，风吹到脸上都能感受到丝丝水汽。若不是身临其境，你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并非一座江南小镇，而是豫南大地的一座典型的北方城市——淮阳。

淮阳在河南并不算特别出名，来河南旅游的人们大多不会将这里作为首选，但是对考古、历史的业内人士而言，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名。据文献记载，这里是上古时期伏羲定都的宛丘，至今当地仍存有太昊伏羲陵，接受民众四时拜祭。在淮阳城东的平粮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距今4600多年、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遗址。这座古城结构之丰富，规划之完整都令学界为之惊讶。在城中发现了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完备的城市排水系统，证明了这里曾经拥有高度繁荣的文明。

但是淮阳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陈。陈姓在如今的中国是能够排到前几名的大姓，其来源就是周武王分封诸侯国之中的陈国。在风云激荡的春秋时期，陈国是一个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两头受气的小国，终为楚国所灭，但陈的国号却镌刻在这方水土之上，为后世所沿用。

从汉末而至曹魏，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刘宠、曹植两位陈王在这里匆匆登场，又匆匆而逝。他们分属两朝，但处境相似，不仅毫无权力，还要时刻受到来自中央的警惕与约束。走在淮阳，回顾历史，这里似乎依然回荡着这两位陈王的乱世悲歌。

弦歌台在淮阳龙湖的一座小岛之上，“弦歌”取孔子厄于陈蔡、弦歌不绝的典故，是为纪念孔子而建，而这座文庙在汉末时曾为武用。《元和郡县图志》载：“后汉陳王宠擅射，常于此教弩。”这里说的陈王刘宠，是东汉的藩王，汉明帝刘庄的五世孙。

淮阳弦歌台

按辈分算来，刘宠是汉灵帝的叔叔辈，汉献帝的叔爷爷辈，比那个自号“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含金量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然而东汉承袭西汉，朝廷对地方藩王的监控和削弱不仅没有松懈，反而更为苛责。熹平二年，刘宠在陈国祭祀黄帝和老子，祈求长寿，但他的国相师迁却向朝廷打了小报告，诉刘宠有大逆不道之举。这次举报险些让刘宠遭遇牢狱之灾，所幸汉灵帝刚冤杀了渤海王刘悝，想息事宁人，没有深究此事，只是杀了和刘宠一起祭拜的前国相魏愔，算是提个醒。

紧接着就爆发了那场著名的黄巾起义，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大汉江山岌岌可危。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当朝廷有难之时，那些名义上充当国家藩篱的刘姓诸侯王们竟是眼看大乱将至，却无所作为。非是他们无所作为，实在是这些藩王平日里醉生梦死，形同傀儡，手中毫无实权，也根本无心一战。

陈王刘宠却是一个另类，据《后汉书》载，陈王刘宠是个神箭手，手持弩箭，十发十中，而且全部射在靶子的同一个点上。这箭法比起同时代的吕布、太史慈来说，恐怕也是不遑多让。当时各地郡县在黄巾军的侵袭下，郡守县令大多弃城而逃，百姓流离失所。刘宠拿出了自己储藏的强弩数千张，武装起了一支军队，并出军驻扎在陈国的都亭。于是，“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得完，百姓归之者众十余万人”。而他训练弩兵的教弩台，就是如今淮阳弦歌台的前身。

生逢乱世，作为唯一有军事才能，能够统兵讨敌的诸侯王，刘宠值得在史书上大书特书一笔。在刘宠的治理下，陈国一度成为军阀混战之中难得的避风港。但命运却是如此地吊诡，这位武艺高强、爱民如子的“神弩藩王”，却因为拒绝借粮而惹怒了淮南军阀袁术。于是袁术怀恨在心，派刺客将刘宠和他的国相骆俊刺杀了。对了，这个刺客，读三国的朋友可能不会陌生，就是杀了曹操父亲曹嵩后投奔袁术的那个张闿。

刘宠遇刺让他和他练就的强弩军队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甚至《三国演义》都对此只字不提。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刘宠若是活着，未来的几分天下会不会有他的一席之地？但汉室的衰落已成定局，历史的大势是如此无情地不可逆转。

就在刘氏陈国消亡三十多年后，时间来到了曹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淮阳迎来了一位新的陈王，他的封地享有陈地四县，邑三千五百户。这位王爷是当朝皇帝的亲叔叔，地位尊贵，名声远播，他的姓名甚至直到今天依然是家喻户晓。可是当陈国百姓见到这位四十一岁的陈王时，他形如枯槁、面如死灰、一派失意落寞的景象。活着，对他来说，简直形同一场煎熬。

他就是曹植，魏武帝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魏明帝曹叡的叔叔，这些世人眼中耀眼的家世光环，反而成了曹植蹉跎一生的纸枷锁。十一年间，他被他的哥哥和侄子无情地驱逐、折腾，被凶恶的监国谒者监视、检举。他的封地多次迁徙。很显然，皇帝不希望他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以免跟当地的官员结成势力。但曹植的封地却多是贫瘠之地，“下湿少桑……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到了陈地，说明他的境遇已经开始变好了，但他的身体却已经一日不如一日。

纵然被亲哥哥、亲侄子当贼一样防范，曹植依然心怀上阵杀敌、为国立功的雄心壮志。他多次向朝廷上表，恳切地表达自己的一片忠心，请求能够给自己赎罪的机会，让他到抵御蜀、吴的前线去做一名小卒。即便不能“禽权馘亮”，也要“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减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哪怕“身分蜀境，首悬吴阙”，也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但曹植的请求却如石沉海底，杳无音讯。陈国，记录了曹植人生最后的光景。这年冬天，郁郁寡欢的曹植一病不起，终于带着他的满腹才华与这个冷漠的世界作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