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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鱼纹样造型构成要素探析

2021-08-01

天工 2021年7期
关键词:鱼纹纹样山东

何 洁 邱 飞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众多关于图案与纹样的文献均以构建完整发展脉络为研究根本,据其窥探纹样发展的布局,窥见纹样纵向的继承关系。以时间与地域脉络展开的纹样传承演变的分布状况,犹如时代地域变迁的古地图。如此庞大的纹样体系内,鱼纹始终贯穿其中,构成具有独特民俗功能、民间审美性的文化长链。由此可见,鱼纹延续数千年并非偶然,而是信仰与象征美学的呈现。

过往鱼纹的发掘性研究主要针对半坡文化、庙底沟、石岭下文化展开,辨析其写实性、变形性等形态样式,而对于山东地域文化中的鱼纹分类研究却付之阙如。山东鱼纹承自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构成了特殊实用的装饰体系,成为典型艺术表现。研究“观物取象,无相之美”的实用、信仰的装饰“鱼”,辨析山东地域背景依据及时代变迁的依据。围绕鱼之纹造型展开分析原始时期的纹样特征及传承至清代的山东大鱼盘鱼纹造型特征要素为本文探究的重点。着重以对比方式分析山东地区广泛流行的鱼纹样早期呈现的几何形态,自元后明清鱼纹呈现的写实形态,清末民国初年山东大鱼盘的独特造型风格。透过早期抽象形态鱼纹呈现的菱形纹、圆盘形纹、点圆纹等这些独有元素,对原始鱼纹造型进行解构与重构。分析文化属性下的多样化的纹饰重构形成的“鲁鱼、齐鱼”繁杂系统,就此展开山东地域之源鱼纹脉络、结构布局、点线面等方面的分析。

一、鱼纹样题材特点

(一)鱼纹的拟象性

原始造型艺术的开端以工具实用为滥觞,新石器时代彩陶鱼藻纹曾被认为是最早的原始造型,蕴涵多种几何图形。半坡文化早期主要以象征手法模仿鱼的形态,通过正面、侧面两种不同视角表现。半坡彩陶中发现的正面鱼纹多以曾被误读的“变形猪纹”(如图1)的单独纹样出现,而侧面鱼纹多以白眼向人形态鱼形的图案化呈现(如图2)。这些经过夸张变形的局部形态,使用直线或者弧形线构成几何图形来表现整体的鱼或者局部的形象,借用对称式结构,展现着几何形象的头、身。简练概括的三角形、弧条形等几何造型根据不同部分形态构成整体协调的象征鱼。谈及鱼纹装饰的巧妙,共用形也是此时装饰手法频频呈现的方式。鱼头、鱼身作为共用部分分解为点、线、面。多重的几何图形通过对称后,鱼纹成为示意性图腾符号。譬如,武功游凤遗址的细颈壶上的图案,头部不成比例地放大后,眼睛位置置入鸟纹,形成新构成形式的纹样。再者便是取鱼鳍构成二方连续的几何形鱼纹等。

图1 “变形猪纹”提取

图2 半坡、姜寨、北首岭鱼纹提取

青铜器的出现直接地映射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兽面纹成为主导纹饰,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方式,呈现贵族的威严。礼、乐制文化属性下的拟象几何图形纹样形式渐显。鱼之纹从原始性绘画状统一为拟象模式化装饰性倾向。鱼纹与其他动物纹、人物纹的组合构成青铜时代的纹样形式。商周战国时期鱼纹造型本体元素变化不大,构图宛转,象征宗教与信仰意义,譬如鱼瓦当、钱币纹饰与青铜器的对称叠加。

时代变迁下的拟象鱼纹在民间器物中作为主要的装饰性纹饰。从造型上来看,纹饰的拟象性、绘画性象征“观物取象”,回归自然的真实。纹样不拘谨排列,模拟鱼种、鱼像组合变形平面化后,静态性转为动态性、运动感等形式呈现。此时鱼纹样布局的结构是先民信手拈来的,是非显性的空间结构,是隐性的几何骨架规范。这类装饰绘画纹样组合时线面布局上有疏密手法的使用,通过自由变换后呈现出半几何形态与变化共存的拟象隐形美。

拟象形态多呈现于汉代后,以减底、平雕、阴刻的棺椁、墓祠的画像石、画像砖中的结构部件为典型。纹样的内容包罗万象,且与神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孝堂山汉墓石室北壁石刻《赶鱼图》(如图3)。 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中常呈现的“泗水升鼎”场面,其中鱼纹的呈现更具绘画中点睛之笔的特色。从“泗水升鼎”整体构图来看,正方形画面有序而端庄,构图整体由对角线分割的两个三角形组成,石刻人物形象出现于每个三角形的重要位置,使得在每个单独的三角形画面中又形成连接,将整个画面串联起来。此处在平行画面里的鱼纹呈鱼水相融状,生动活泼、栩栩如生。

图3 《赶鱼图》 孝堂山汉墓博物馆

(二)鱼纹的抽象性

原始鱼纹造型似乎在马家窑时期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前人研究无关于地域性、文化性,更贴近实用的各个领域。透过纹样本体造型来看,此刻原始的装饰造型多为半开似的鱼纹形状。虽然还是几何形式纹样,风格上却是秦安大地湾时期类型的极大的发展。马家窑文化中仅有的少量鱼纹器,虽不为系统风格,却为典型抽象代表。譬如,兰州王保城出土的一件彩陶,在碗内画有盎然趣意的捕鱼景象,另有共用鱼身的两头鱼纹(如图4)。

图4 马家窑鱼纹盆

原始鱼纹造型的抽象表现,在几何写实倾向化中逐渐呈现点线面交织形态。抽象典型圆盘形与双瓣式等鱼纹样逐渐形成。最早可追溯的大地湾彩陶、内蒙古河套彩陶、湖北枣阳彩陶均有体现。典型表现为花瓣纹、圆盘形纹取代鱼身、鱼头,单一排列形式与复杂化鱼纹样并存。双瓣式抽象纹样直接替代重圆圈鱼纹,对称的元素排列更具有运动性。多重排列的方式直接影响了秦汉时期鱼纹装饰形式。

根据抽象鱼纹迥然不同的风格特点判断,菱形纹样由鱼鳍变换而来便是以此为依据的推断。菱形纹与鱼纹之间存在的间隔性巨大跳跃荡然无存。回到本文的立足点鱼纹造型的研究,那么这类抽象的变形可称为鱼之形的会意。

二、鱼纹样的文化属性与造型形态呈现

鱼纹装饰造型生动质朴,前文笔者根据历史考古将其归纳为拟象与抽象(如图5)两大类型。鱼纹从心理感知上来看同时也带有这双重的文化属性。先民们选取鱼形象时自然引发造型的元素性开始进入审美的世界。艺术源自劳动中获取的审美,映射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美好事物,在形象建立时伴随崇拜。远古的渔猎活动作为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多场景的变化中诞生鱼纹构图的多元变化。复合纹样中鱼纹与其他纹样融合呈现出全新造型,始终围绕其生殖与吉祥的文化属性。

图5 抽象鱼纹(①半坡B8式;②半坡B17式; ③姜寨一期鱼蛙纹彩陶盆内壁的双鱼纹;④姜寨二期鱼鸟纹彩陶葫芦瓶器表的抽象双鱼纹)

原始纹样与生殖寓意观念直接关联,纹饰伴随人类共同体产生。赵国华曾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一文中力倡史前遗存,并以鱼纹为例解释生殖崇拜的象征。“从表象观察,是半坡先民崇拜鱼类;将鱼作为女阴象征,实行生殖崇拜,其目的是祈求人口繁盛”。譬如,鱼纹头部的多形态化,头、眼、嘴自然形态几何化变换拟形重组后也成为造型的新元素。闻一多《说鱼》借用《诗经》《周易》中的考据:原始人认为传宗接代是人生第一要事,看重种族的繁衍,鱼所代表的寓意,起源于鱼非常强大的繁殖能力。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也提出了相似的论点,并以考古报告为例证,充分地说明彩陶鱼纹代表着氏族子孙“瓜瓞绵绵”的祈福。

由研究可知,原始社会儿童死亡率高,人口的增殖问题必然成为人类繁衍的重点。针对远古的生殖崇拜问题,以往以郭沫若《释祖妣》为最精彩的一篇,从古文字角度考释“妣”字的象形,引申出探究生殖文化的原始意义。

据此得出原始人类以鱼代表繁衍。而后由整体到局部,由分解到重组,形成对各种形式鱼纹的衍生和推崇。随着口口相传,鱼纹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吉祥纹样”。生殖的崇拜传承到父系社会的遗存中,繁殖仍是生命主体。鱼纹象征一定的权力出现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和封建社会的官袍中,延续至民间剪纸与年画、饰品等中应用至今,构成了长达六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鱼纹传承和它所代表的象征寓意,成为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

原始造型所塑造的线条多样化、飘逸灵动、硕大有力,完美地将线条、鱼形融合在一起,在多次象征转意之后寓意吉祥。沈从文在其《鱼的艺术》一文中,以“鲤鱼跃龙门、如鱼得水”为依据进行阐释,透过此文可知鱼无处不在地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回到明清民间艺术来看,鱼经过千年演变被誉为“财神、上宾之礼”等等。

山东鱼纹推崇始于东夷为不争的事实,设计学界并无深入探赜,而考古史料却是有力证明。东夷山东便有陶字“鱼”。存世的战国鱼盘正是山东大鱼盘的滥觞。跨过三千余年时间,至明清时期山东大鱼盘成为全国典型装饰器,以“双鱼戏水盘”为最。其双鱼纹是指鱼盘中出现两条鱼的装饰形式,双鱼纹被人们赋予“繁荣昌盛、和谐”等寓意,反映了人民追求阴阳协调、繁衍不息的朴素愿望。双鱼纹的组合方式主要有首尾相戏式、对称式等。两条鱼一前一后,互相追逐,首尾相对,组成了首尾相戏的图案。对称式是指两条鱼背相对排列在鱼盘中,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积极向上的心愿。形态不同、姿态各异的双鱼纹以及其他千变万化的组合图案表达出人们追求喜庆、热闹、富足的吉祥愿景。

山东大鱼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山东鱼纹样集成的典型。各样鱼盘中单体鱼纹和双鱼纹的特点都是由简洁线条绘制出鱼身,鱼鳍呈放射状。鱼体造型活泼简洁,充满趣味,线条粗细的不同给鱼纹带来了强烈的韵律感,赋予了鱼纹生命力,使静态的鱼纹有了动态的活力,充满了趣味,在满足实用性和功能性基础上,将实用和审美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三、“东方沿海”鱼纹与鲁中鱼盘

从母系氏族社会到殷商的空白期曾有众多说法,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运用“东夷考”反驳“西来说”,论证山东土著文化的完整体系。山东海岸线较长,黄河穿流而过,围绕汶河、沂河形成上古文化体系。地域之源的影响使旧石器时代山东地区的土著居民与鱼有着密切关系。

鱼与人类的生存相关,满足生活的物质需求,鱼作为人类最早的人工加工食物之一,从洪荒时代开始流行。沿海、沿河而居的山东土著先民们同样开始了牧渔为食的生活形态,此间主要体现在东夷文化时期的历史存遗碎片中。漫长的历史发展带来文化融合的同时促进艺术形态的演变,在经过长时间文化融合后,东夷鱼纹也同半坡、仰韶、马家窑的纹饰在造型上有着多样化的呈现,其寓意也由原来的繁殖崇拜通过口口相传变得神乎其神。最为典型的是其“吉祥”的象征。譬如,明清鱼盘的“双鱼”象征夫妻生活和谐幸福美满,预示多子多孙多福气等。

根据史料推断,鱼纹在山东地区陶瓷上的使用可上溯到东夷文化至后李文化时期先民们制作鱼形的陶器,在器物外形上雕刻鱼形纹样。而北辛文化时期,先民从迁徙走向定居生活的群组生活形态,鱼纹开始由原始的拟象走向了几何图形状态。譬如,城子崖的鱼叉、陶片上的鱼纹饰。大汶口的鱼纹饰品借用直线、斜线、弧线等勾画出各式各样圆与点构成的图案化鱼之形。这些带有意向的鱼和鱼带来的衍生纹饰,通过食用器具等多种载体形式呈现于先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商周、秦汉时期山东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更以儒家文化确立山东的文化地位。从纹样形式的变迁来看,山东地区融合后整体纹样造型发展与中原地区并无太大区别,而元末陶瓷鱼盘却成为山东鱼纹的典型代表。这与山东淄博位于齐鲁中部、东夷滥觞于沂河或许有必然联系。根据史料记载,齐国灭莱为时间节点的齐与夷文化的融合确立了淄博为“瓷”文化的发祥地。早在石器时代淄博就开始生产陶器,自古淄博便有着“北方瓷都”的美称,其中以杨寨、博山为主要基地。就历史而言,明清之前的山东陶瓷鱼纹图案装饰并不发达,早期龙山等地鱼纹也并未直接呈现于近现代瓷器之中。时间变迁大致不会影响地域文化的传承,中原文化融合后的山东对于“鱼”的信仰也基本按照中原地区象征寓意来展开。譬如,宋金时期山东的鱼纹装饰基本以瓷坯上几何鱼形的勾勒刻画为主。

明代末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始生产彩绘青花鱼纹盘,清朝中后期,青花鱼纹盘正式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瓷器,近代青花鱼纹盘制作技艺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成了人们常见的生活日用品。以鱼为主题的鱼盘也大致呈现了单体拟象、多体拟象、抽象类型纹样的装饰形态。譬如,青花大鱼盘以圆呈现半写实形态来塑造鱼的造型,线条流畅,以圆盘平面为空间绘制。采用简练笔墨,夸大头、身、鱼鳍等部位,手法大都采用写意,配有菱形纹、网格纹、花叶纹等装饰。再如,青花金鱼盘手法简练、线条细腻、鱼纹灵动悠扬,金鱼在生动中透着灵性。

山东大鱼盘鱼纹以典型首尾相接的形式呈现圆形构图,寓意着团圆与圆满,渗透在近代人们生活中,借用鱼的谐音“余”“裕”,象征着“连年有余”“生活充裕”等,赋予了鱼纹新的内涵,这些吉祥寓意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文化属性下建构的鱼纹样器物形态、纹样代表着象征寓意,以造型样式总结鱼纹势必存在单一性。寓意象征等文化属性成为纹样的某种代名词,以造型为视觉形象呈现在山东区域内。其他区域鱼纹单就造型而言具有共性要素,这些共性同步在全国的纹样脉络中传承。

四、结语

追溯山东鱼纹样造型要素的源流,研究其因地而演化的痕迹,窥探文化寓意,研究造型要素变化是重中之重。纹样提供审美欣赏功能的研究,无论纹样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出现,都能唤起视觉的认同感及造型元素的共知性构建出的地区性文化属性的内涵。鱼纹发自自然,承载着寓意观念,无论生殖、吉祥均沁入人心,寄托理想。山东大鱼盘为典型象征功能的体现,点线面构成的可视化图案,以在无意识归纳下产生的审美形式来表达心愿。

山东先民们从日常生活、生产创物到哲学的思考诸多领域,反映出极其鲜明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早期原始社会鱼的实用功能上升到审美功能,此间经历多样的造型变化。山东鱼纹样呈现出与中原地区纹样造型规律的共性,而共性之中山东作为东夷文化的起源地,又呈现出多样中的独一性。国内学界鲜有的关注,与半坡、马家窑等文化形态资料的翔实和山东地区纹样资料的匮乏有关。窥探鱼纹造型形式的多样化,从多重构成因素回到造型本源的“点线面”分析,借用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成果,从拟象鱼纹到几何抽象鱼纹,再到具有写实性的山东大鱼盘纹样造型,造型元素引发的文化叩问必然是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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