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先 钱学锋

内容提要：商业信用对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制造企业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商业信用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上游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后，中国制造企业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有助于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商业信用对从事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企业存在着“身份特征”差异，全球价值链给予的商业信用对中国私营企业更加重要，而对其他类型企业并不显著;扩大商业信用使用后，会增加全球价值链上游企业外资技术许可授权，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本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因此，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商业信用是中国制造企业的外部融资来源，是推动中国GVC企业升级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商业信用;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3-0037-10

收稿日期：2020-10-14

作者简介：程文先（1984-），男，安徽蚌埠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数字经济;钱学锋（1979-），男，安徽安庆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文澜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企业贸易理论、空间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重塑研究”，项目编号：20BJL070。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通过创新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实现稳外资、稳外贸的总目标。全球价值链最典型的分工特征是“产品内贸易分工”，各国制造业处于不同中间产品生产环节，并没有改变传统贸易分工地位不平等现象。发展中国家必须提高中间产品技术研发投入，提高中间产品技术含量，从而实现本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商业信用在中国外贸出口企业间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上下游贸易分工为中间商品国际交易提供延期支付的财务便利，从而缓解制造企业融资约束。但商业信用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可能存在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其中，从正面效应来看，全球价值链上游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行为可以为中国制造企业提供生产流动资金，这部分流动资金可以用于企业R&D活动和生产流程再造，有助于我国制造业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或已有产品添加新功能，从而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从负面效应来看，全球价值链上游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行为，可以降低我国进口中间产品的相对成本，鼓励我国制造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进行重复性生产，陷入“低端锁定”现象，不利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本文利用世界银行“China-Enterprise Survey 2012”经济数据检验商业信用行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商业信用行为研究

目前研究商业信用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关系的国内文献较少，主要是集中于商业信用的动机以及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1]。早期研究认为，商业信用的提供方主要是集中于供应链产生的集群内部，由于供应链形成的生产合作伙伴关系可以进一步降低资金供给和需求方信息不对称问题[2]。随后，发现在金融中介及金融工具不活跃的发展中国家，商业信用的作用影响更大，制造企业通常持有较大金额的应付账款[3-4]。随后，商业信用作用于企业内部来提高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以及改善企业经营绩效是近年来有关商业信用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

Du等（2012）发现中国制造企业通过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商业信用可以有助于提高本国制造企业经营绩效[5]。Li等（2016）认为商业信用提升制造企业的经营绩效主要通过生产技术、库存供应和中间投入品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商业信用可以增加中国制造企业的流动资金，为企业改良生产技术及优化生产流程提供研发资金保障。第二种途径商业信用有助于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能够维持合理的库存水平，保持生产连续性。第三种途径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利用商业信用可以进一步改良中间投入品质量，从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6]。Lin & Ye（2018）认为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后，大多数中国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仍然面临资金约束压力，部分企业经营现金流并不稳定，商业信用行为对于企业经营绩效影响较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使用全球商业信用后，能够明显改善生产的中间产品质量和种类，对冲部分资本流动限制[7]。

全球价值链是依托于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形成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生产网络，该网络以特定的组织形式将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集聚起来，利用密切的上下游生产网络来提供商业信用，商业信用供给强度的大小取决于该生产环节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度及可替代性，如果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生产环节且可替代性强，商业信用的供给强度弱并且随时可能发生生产环节跨国界转移。另外，全球价值链形成的集群内企业间的商业信用依赖度存在明显的企业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在中国制造企业“身份特征”上尤为明显。国有企业有国有资产及国家信用支持，可以从正规的银行金融系统获取贷款，融资资金成本较低。外资企业也可以通过母公司或者外国金融市场寻求资金支持，而中国私营企业外部融资成本高，商业信用对于企业持续生产经营特别重要[8-9]。因此，商业信用对全球价值链下游并且是私营性质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较大，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呈现出行业间差异，有的行业已经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但大部分行业仍然从事全球价值链加工组装配套环节，企业往往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环节且生产的可替代性强。通常情况以小型的私营企业为主，所以，从中国制造业整体情况来看，商业信用对于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至关重要。

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产品内贸易分工”特点使得商业信用的范围界定于全球价值链各国生产企业之间，全球价值链下游企业收到上游环节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后将延期付款的行为。因此，全球价值链商业信用行为是依赖于全球生产网络间长期合作积累的商业信誉，对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两方面的影响，分别为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正面效应是企业得到全球价值链上游生产环节提供的商业信用，可以将企业资金流用于扩大再生产及研发投入，从而有利于本国制造企业利用研发创新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或已有产品添加新功能，从而有利于本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另一方面，当全球价值链上游企业给予中国制造企业商业信用后，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实际成本是下降的。因此，将鼓励中国制造企业更多的进口投入品，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路径依赖”，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升级，鉴于此，本文通过设计相应的实证方程来进一步分析商业信用行为对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净效应。

（二）商业信用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内在动力

Hummels等（2016）认为此轮全球价值链分工跨国公司提供了重要载体，以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来充分利用各国比较优势协作完成产品生产，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生产环节向技术含量更高的“微笑曲线”两端移动[10]。黎峰（2016）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特点是产品内贸易分工。全球价值链升级是伴随着中间产品结构的多样化、精细化、复杂化，以中间产品结构、种类、质量、性能持续优化过程[11]。同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被动的，从属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要牢牢掌握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主动权[12]。实践中，商业信用可以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企业技術研发能力[13]。这些都有助于中间产品种类质量的持续优化，为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内在动力。

商业信用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内在动力还表现产业集聚带来的区域内企业研发能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产业集聚更容易出现在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国际贸易网络分工，这种国际网络分工的存在使产品生产链条遍布世界各国，从而形成关联企业为供应、销售、金融等方面形成产业内协作合同关系，为商业信用行为的拓展提供了先天条件。此外，产业集聚后，商业信用行为会对整个链条的整体竞争力产生影响，被给予商业信用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幅度更快。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表明，对于短期的灵活贷款，商业信用比银行信贷的交易成本更低，而且大多数全球价值链生产制造企业应付账款等商业信用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逆周期性质[14]。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产业集聚可以形成内部信息优势，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上下游合作关系，克服商业信用带来的信贷风险，解决传统银行信贷模式产生的信息不对称[2]。产业聚集带来稳定的现金流，有助于制造企业积累资金用于技术研发，特别是外部宏观经济环境面临货币紧缩时，商业信用可以代替银行信贷收缩[15-16]。区域金融发达程度差异也会对商业信用行为产生影响，特别是金融资本欠发达地区商业信用作用更大[4]，同时基于全球价值链形成稳定的商业信用关系会提高制造企业进入新的生产领域成功概率和存活时间[17]，鼓励企业更高效率的生产经营，有利于企业技术研发，有着更高技术研发水平的企业，可以为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内在动力[18]。陈海强等（2015）利用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地区提高融资约束会显著降低上市公司进行R&D活动频率，降低新技术应用效率和推广，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升级，但是商业信用可以有针对性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度，这种特定向中小微企业释放的商业信用行为有利于企业技术研发投入，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或添加新特征和新功能[19]。

但是，对于全球价值链厂商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能否完全取代正规金融系统资金来源以及存在“身份特征”差异的企业如何被商业信用影响，对于进一步挖掘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微观机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现有国内文献却鲜有涉及。此外，在讨论商业信用与出口或者商业信用与创新[1]，大多数学者主要使用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统计范围是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但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制造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规模以下的私营企业，对于研究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而且该数据库关于企业研发支出等相关指标准确性也是值得商榷[20]。通过上述文献综述部分可知，商业信用对“身份特征”差异会有相当大程度的影响，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大型企业往往通过正规银行系统及股票市场来融资，商业信用的作用力可能远远小于私营企业。鉴于此，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研究商业信用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并不妥当。

（三）研究假设

制造企业使用全球价值链上游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后，企业可以利用更多的流动资金用于技术研发活动，有利于企业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或已有产品添加新功能，从而有利于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这是使用商业信用后带来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商业信用提供往往是基于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产品内贸易分工”，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后，进口中间产品成本是下降的，可能会陷入到更大规模的重复性生产，“低端锁定”现象愈发突出，不利于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这是其使用商业信用后产生的负面效应。由此，引出假设：

研究假设1：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后，充分利用全球生产网络，无论是出口技术复杂度还是国内增加值均有较大幅度提高。因此，中国制造企业使用商业信用后，正面效应可能会大于负面效应，商业信用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总效应为正。

目前，中国银行体系在发放贷款时，需要客户提供详细的身份资料和贷款用途，张杰等（2012）研究发现，这种“身份特征”差异会影响贷款审批通过率以及相应的融资成本。国有企业在正规的金融体系内银行融资成本低且抵押担保要求宽松，而大多数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面临高昂的银行融资成本，贷款审批通过率较低[21]。虽然有部分民营银行愿意发放此类小额贷款，但不是所有私人企业都可以获得特定的贷款支持。因此，全球价值链形成的生产网络分工彼此间提供的商业信用对中国私营企业特别重要。由此，引出假设：

研究假设2：由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存在着“身份特征”差异，在面临银行体系贷款时，国有企业相对于私营企业有着更高的贷款审批通过率和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因此，全球价值链提供的商业信用对中国私营企业更加重要。商业信用可能有助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私营企业R&D活动，从而有利于其全球价值链升级。

全球价值链升级更多的是强调从微笑曲线的底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移动升级，核心在于技术进步[22]。持续的研发投入活动有助于全球价值链企业摆脱“低端锁定”，在国际分工环节中更容易推陈出新。这些新产品、新服务或已有产品中添加的新功能有助于提高中间产品出口贸易附加值，增加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因此，持续的R&D活动是企业进行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特征[23]。如果以劳动生产率作为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依据可能并不科学，因为生产效率的提高可能仅仅表现为同一领域的生产规模的扩大，也许是陷入到低水平的重复性生产过程之中，无法据此判断全球价值链升级状况。由此，引出假设：

研究假设3：全球价值链升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国制造业通过进口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生产的中间产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R&D活动是企业进行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特征，有助于从事全球价值链的相关企业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或已有产品中添加新功能，有利于企业摆脱低层次水平的重复性生产，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的。

二、数据来源与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只统计了国有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所以难以反映规模以下私营企业使用商业信用及银行贷款情况[20]，无法检验研究假设2。同时，规模以下的中小微私营企业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全球价值链上游给予的商业信用。因此，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分析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情况，可能存在着严重的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本文实证部分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针对中国制造企业开展的“China-Enterprise Survey 2012”的微观面板数据，该数据库涉及本文所需的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情况、R&D活动情况及商业信用使用情况，世界银行该数据库数据来源广泛，均是由世界银行调查人员通过问卷现场访谈方式来获取，涉及中国大陆25个大城市、2700家民营企业和148家国有企业数据，主要覆盖了20个主要制造行业、电子产业、食品等;同时，也包含了7个服务业，如流通业、汽车服务等。由于服务企业的R&D活动及融资外部情况较为复杂，难以对商业信用进行准确的量化分析。本文对服务业进行了数据剔除，仅保留了中国大陆17个主要城市，20大类型主要制造行业，涉及1600多家的企业数据。世界银行微观调查数据按照企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划分为19名员工以下的中小微企业、20-99名员工的中型及大型企业，这些数据可以满足实证设计所需的相关变量数据要求，涵盖了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R&D活动、企业财务信息、销售和采购等贸易信息。

（二）变量的选取与定义

从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来看，大多数采用GVC_position来定义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24-25]，但是该指标是从国内增加值率和国外增加值率出发，更多反映是贸易收益视角来研究全球价值链地位问题，但是无法反映出企业R&D活动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也无法揭示技术升级等创新活动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动态影响机制。本文认为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应该更多体现在出口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上，全球价值链升级不能仅从静态的GVC_position考察，应更多的反映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主动优化生产流程，提高出口产品的种类和质量的动态升级过程。因此，应该以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是否进行R&D活动或者推出具有高技术复杂度的新产品或新功能作为GVC升级的判断依据。

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变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特征是“产品内贸易分工”，中间产品贸易全球价值链分工最主要特征。根据研究假设3，一国制造企业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后，调整其产业链以适应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并且进口全球价值链上游生产的中间产品。全球价值链升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R&D活动有利于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或已有产品添加新功能，从而摆脱低层次水平的重复性生产，有利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因此，如果一国制造企业符合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特征并且尝试以研发投入来改进本环节生产的中间产品以摆脱低层次水平的重复性生产，视为全球价值链动态升级。

商业信用。参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分工的企业如果以赊购方式向主要中间产品供应商进行采购，认为发生了商业信用行为，记为1，否则为0。世界银行调查人员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为了客观公允的获取数据对企业商业信用行为进行了定义，将商业信用集中于企业为了顺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在进行产品交易时，商业信用提供方允许获取商业信用一方延期支付货款的行为。

技术许可。全球价值链企业如果获取外资企业技术授权，更有利于企业R&D活动展开。

本文控制变量选取如下：（1）企业是否获取银行贷款。如果企业有银行金融机构贷款，表明企业商业信用并非其唯一的融资来源。因此，如果有银行机构贷款记为1，否则设定为0。（2）企业性质。企业的私有化程度，采用私人部分的持股比例，私有化程度越高，私人部分持股比例越大。（3）固定资产投入及更新。企业购买或者更新固定资产对企业经营方向有着巨大的牵引作用，从而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活动，更新固定资产往往暗示着企业进行产品功能升级，提高产品的技术复杂度。（4）企业规模。企业规模较大一般表现为有着较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储备，有利于技术员工开展研发活动。特别是研发周期较长的重大项目，企业规模越大，优势就越明显。因此，本文以长期聘任雇员数量来反映企业规模大小。（5）管理层水平。企业的高管层水平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影响较大，在涉及企业发展战略转型的重大决策上，企业管理层水平对研发活动有着直接影响。本文以CEO工作年限的自然对数来作为该控制变量。（6）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越有动力进行研发活动，保持行业的优势地位需不断进行產业链更新升级。本文采用企业固定资产收益率作为其代理控制变量。（7）企业绩效奖励。如果企业总经理的收入与企业经营绩效有关联，那么企业总经理就越有动力去进行技术研发活动，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可能性就越大。（8）企业年龄。企业年龄越大，一般越成熟。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研发活动的动力是不同的。本文以调查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相减后再减去1得出企业年龄。（9）政府官员背景。如果企业负责人有担任过政府官员背景，记为1，否则为0。

（三）实证方程设计

为了定量分析商业信用与全球价值链升级间的关系，本文设计如下计量方程：

因变量GVCpji表示p城市j行业中企业i全球价值链升级情况，核心解释变量TCpji表示p城市j行业中企业i是否使用商业信用，是一个虚拟变量。解释变量JSpji表示p城市j行业中企业i所面临的外资企业技术授权，也是一个虚拟变量。交互项中，TCpji与JSpji同时取1时，交互项为1，否则为0。这反映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如果可以从产业链上游企业获取商业信用，那么全球价值链上游发达国家外资企业为了及时回收应收账款，又或者是为了深入巩固全球价值链的合作模式，放宽了技术授权的门槛。因此，交互项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商业信用与外资技术授权关系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共线性问题，对交互项采用了中心化处理。Z为计量方程的控制变量集合。δp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ηj表示行业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下标p表示城市，j表示行业，i表示企业。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2的回归结果所示，实证1和实证2分别加入了商业信用和外资企业技术许可，并分别控制了城市、行业及两者差异可能对实证结果产生的影响。实证3加入了商业信用与技术许可的交互项。实证4加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实证3加入交互项后，主要是分析两种效应。一是扩大商业信用使用后，会增加全球价值链上游企业外资技术许可，这种技术许可对我国制造业可能产生“技术锁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升级。二是扩大商业信用使用，有助于外资企业技术许可，这种全球价值链上游企业的技术许可产生了“技术外溢”，有利于本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产生了正外部性。通过实证3和实证4的结果得出，交互项显著且系数均为正值，特别是在实证4中，加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后并控制了城市、行业的固定效应后，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329且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一结果表明，扩大商业信用的使用有助于外资企业技术授权并产生正的“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升级，此外，研究假设1表明商业信用使用后，对制造企业会产生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影响。通过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出实证1-4所有关于商业信用的系数全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商业信用使用后更倾向于研究假设1中正面效应，即：使用全球价值链上游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后，本环节制造企业的流动资金增加，可以更多地用于技术研发活动，有利于本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这就验证了理论部分研究假设1的判断。

从回归结果所示商业信用、技术许可及两者交互项均是显著的，在控制变量集中银行贷款的回归系数为02784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银行贷款可以有助于企业获取稳定的外部现金流，为制造企业研发活动提供资金，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着积极影响。企业性质反映的是私人部分的持股比例，从回归结果显示该变量显著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私人部门持股比例越高，对市场动向越敏感，越有利于企业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或新功能，从而有利于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固定资产投入及更新变量也是显著的，更新固定资产有利于企业提高出口产品功能或技术复杂度，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产生正面的积极影响。管理层水平反映的是企业总经理工作经历及经验，经验丰富的CEO对企业研发活动方向有着较为准确的判断。企业盈利能力强暗示着企业留存收益较高，可以用于研发活动资金越多;亦有可能反映企业发展处于成熟期，亟待通过研发活动拓展新市场，从而有动力进行全球价值链升级。政府官员背景变量反映的是企业负责人是否担任过政府官员，有着政府官员工作背景的企业负责人，更倾向于保持良好的政企关系，有利于企业扩大经营范围，拓展海外市场，有利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对于解释变量商业信用、技术许可均为二值的离散变量，所以无法反映出各自的边际效应影响，按照以往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几率比和平均边际效应的方法来分析相关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贡献，具体如下：

从表3的回归结果看，作者列出了显著性较好部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商业信用在Logit几率比模型中及Logit平均边际效应模型中均是在1%的水平上显著，优化商业信用有助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几率比是没有使用商业信用企业的14倍左右。解释变量技术许可也是显著的，获得全球价值链分工上游企业给予的技术许可而引发的全球价值链升级也是其他企业15倍左右。因此，通过使用全球价值链网络给予的商业信用及技术许可有利于本环节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概率分别达到40%及50%左右。从平均边际效应的结果来看，使用商业信用及技术许可每增加1单位，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成功概率分别提高009单位及008单位左右。从交互项看，使用商业信用有助于外资企业技术授权产生了正外部性的“技术外溢”。因此，使用商业信用有助于全球价值链外资企业技术许可，这种被外资企业技术许可且使用商业信用的全球价值链企业占比每增加1单位，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成功的概率上升034单位。

本文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是考虑到以下问题，一是被调查企业普遍存在着企业间异质性问题，特别是这种异质性问题集中于企业研发规模差异上。因此，之前的实证设计采用离散的二值0-1表征是否进行全球价值链升级就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同理，核心解释变量商业信用也会出现企业间的异质性问题。在稳健性检验设计时要尽可能地反映出企业在被解释变量及解释变量间的波动差异性，所以，本文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中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研发规模，这种研发规模在不同企业间是不一致的。同样，核心解释变量商業信用替换为企业采购进口中间产品时产生的商业信用使用占比，这种商业信用占比在不同企业间也是不一样的。二是内生性问题不容忽视，应尽可能选取有效工具变量。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设计稳健性检验通过寻找被解释变量及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一是先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研发规模，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中，控制变量1表示为一组与企业有关的控制变量，包括银行贷款、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固定资产投入及更新、企业年龄、企业绩效。控制变量2表示为另一组与企业负责人有关的控制变量，包括管理层水平、政府官员背景。在表4所示的回归中，OLS模型（1）没有加入控制变量，仅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OLS模型（2）中加入了控制变量1;OLS模型（3）中加入了控制变量2。OLS模型（4）中加入了控制变量1及控制变量2后的回归结果。总的来说，被解释变量替换后，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商业信用显著性与之前的基准回归一致，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技术许可及交互项都是显著的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论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论保持基本一致。

二是将解释变量商业信用替换为商业信用占比，因为原先商业信用采用的是0-1的离散型变量，无法反映出商业信用在不同企业间使用的程度。具体回归结果如下：

表5的回归结果取消了交互项，控制变量1和控制变量2划分标准与表4相同。表5实证1是商业信用占比和技术许可为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并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实证2加入了控制变量1;实证3加入了控制变量2;实证4同时加入了控制变量1和控制变量2。从回归结果看，核心解释变量商业信用占比的系数为正，分别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在实证4加入了两组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未发生符号变化，仍然为正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解释变量技术许可也是类似的。因此，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并不是非常严重。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使用商业信用的企业，有利于其研发投入活动，有利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三是内生性问题的讨论。尽管本文实证设计部分尽可能地列举所有潜在的影响因素变量，但由于问卷调查设计及在世界银行调查人员具体调研过程中的疏漏，模型设计之初可能由于上述原因无法列举所有可能潜在变量，存在遗漏变量的可能性。内生性问题按照表5回归结果看可能不严重，但是需要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方法，目前主要是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库向我们提供企业寻找供应商所用的时间及企业主要供应商是否为亲朋好友。本文采用GMM二阶段回归，首先将商业信用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企业寻找供应商所用的时间及企业主要供应商是否为亲朋好友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第一阶段回归，回归结果KM统计量为7651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两个工具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了两个工具变量与商业信用占比密切相关。其次，采用了工具变量法之后GMM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较表5的显著性有较大的幅度的提升，这进一步确认了本文之前的回归结果，为了对弱工具变量进行甄别，采用Stock-Wright LM S统计量，回归结果通过5%显著性检验表明所选变量并不是弱工具变量，GMM两阶段回归结果是无偏的。此外，为了对工具变量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分析，本文按照常规做法验证了Hansen J统计量是不显著。因此，不拒绝2个工具变量至少有1个是外生的假设。

（三）按企业性质分样本回归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2，商业信用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存在着“身份特征”差异，在面临传统银行金融体系贷款时存在着融资成本差异，这种现象在学界存在着广泛的谈论。本文将对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企业按照所有制性质进行分类研究，尝试分析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商业信用对企业研发活动影响。从目前国内外文献的研究结论看，国内中小微民营企业通过银行金融体系融资成本较高，融资难度大，而国有性质的企业可以以相对更低的融资成本、更加简便的手续获得银行贷款且额度较高。因此，按照研究假设2，本文初步认为，全球价值链提供的商业信用对中国私营企业更加重要，商业信用可能有助于全球价值链中国私营企业R&D活动，从而有利于其全球价值链升级。

按企业所有制性质将样本进行分组分类，具体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第2列表示是国有企业类型样本回归结果，第3列表示是外资企业类型样本回归结果，第4列表示合资企业类型样本回归结果，第5列私人非上市企业样本回归结果。本文在分样本回归的所有分组中均加入了与企业和负责人有关的控制变量，分别控制了相关的固定效应。从表6的回归结果看，商业信用仅在私人非上市企业样本中显著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商业信用对私人非上市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正面的积极影响，这就验证了研究假设2的观点，其他样本分组回归结果看，商业信用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国有企业可以从外部银行金融机构系统以更低廉的融资成本获取资金，商业信用作用有限。中国外资企业类型主要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存在，当中国外资企业子公司进行研发投入活动时，完全可以由母公司提供资金来源，商业信用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合资企业往往由不同的所有权形式组成的企业，往往与当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政企关系，地方性融资平台或担保机构，可以降低合资企业的融资成本，对商业信用依赖度会不同程度降低。技术许可变量也是在私人非上市企业样本中显著，私营小企业往往伴随着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技术许可放宽可以有助于中小微民营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打通生产环节的“堵点”，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释放产业“新动能”，同样，技术许可在其他样本分组中回归结果并不显著，本文在企业性质分组中，加入了商业信用与技术许可的交互项，仍然在私人非上市企业样本中显著并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商业信用有利于全球价值链企业技术授权，这种技术授权产生的“技术外溢”正效应大于技术许可产生“技术锁定”负效应，最终商业信用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外资企业技术许可，这种技术许可产生了对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利的正效应。

四、结论与启示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价值链“断链”的风险加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价值链的纵深发展。因此，加快全球价值链重塑升级，形成“以我为主”全球价值链分工新格局，对降低国际产业链“碎片化”风险至关重要。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产品内贸易分工”加强世界各国协作生产，形成产品生产链条上的企业间特有的商业信用关系，这种商业信用关系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是怎样的？此外，商业信用对中国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研发活动影响有何异同？本文研究表明，第一，商业信用使用后对GVC外资企业技术许可会产生“技术外溢”和“技术锁定”两种效应，通过实证设置交互项，进一步确认，扩大商业信用使用后，有助于加强世界各国全球价值链“产品内贸易”分工的合作关系，增加外资企业技术授权并产生“技术外溢”的正效应，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升级。第二，商业信用使用后能够增加GVC企業的流动资金，降低研发活动的融资成本，有利于企业开展R&D，有利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第三，商业信用对中国GVC企业存在着“身份特征”差异，通过分样本分组回归，GVC提供的商业信用对中国私营企业更加重要，而对国有企业、外资类型企业、合资企业是不显著的。因此，商业信用有助于中国GVC私营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其GVC升级。

受疫情冲击的影响，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集中力量抓好“六稳六保”的目标任务，中国全球价值链企业面临外部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而全球价值链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系列研发投入活动，在目前融资环境约束下，商业信用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突显。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既可以扩大国内就业，又可以进一步延伸国内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破解传统全球价值链上游跨国公司“敲竹杠”风险。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中国银行业应该主动给实体经济让利。中小微企业受新冠疫情全球冲击，不仅需要进一步寻找商业信用的机会，更需要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其次，国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例如担保、保险等，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最后，加强银行业监管，防止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套利，支持企业通过商业信用提高生产流动性资金，加强中国银行业监管就是要盘活资金使用效率，让银行业资金能够以更加快捷渠道流入到中小微企业，降低资金流通的中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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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rade Credit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The Test of the Economic Effect of Trade Credit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CHENG Wen-xian1，2，QIAN Xue-feng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30， China;2.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The impact of trade credit on the upgrad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may be uncertain. This paper uses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the world bank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conomic effect of trade credit.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upstream enterpris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provide trade credit， the positive effect is greater than the negative effect， which is helpful to upgrade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there are “identity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e credit and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engaged in global value chain：the trade credit given by global value chain is more important to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but not significant to other types of enterprises;after expanding the use of trade credit， it will increase the foreign technology licensing of upstream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resulting in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upgrading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domestic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trade credit is the external financing sour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hinese global value chain enterprises.

Key words：trade credi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global value chain（GVC）

（責任编辑：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