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培贵

（张红军著《天心来复：康有为书学与晚清书法变迁》，中国文联出版社2020年出版）

十年以前听过一个说法:“研究现代文学的学生，论文选题已经选到四五流的作家了。”当时认为，书法专业的学生很幸福，因为到处都是处女地。然而，随着书法研究生教育的迅速扩大，一般选题也在快速消耗中。在中国知识和技能体系中，总体占位不高、偏于边缘化的书法，其历史资料的保存情况，若按照现在一般学位论文的要求来看，其实是很有限的。有些书法史上极其重要的名家，如果按照传统史学的个案研究方法，史料基本是不够的。最典型的，比如号称“草圣”的张芝，依靠寥寥几条史料，连最基本的生平都无法重建，遑论其他。粗略看去，到了明清以后，情况就好了很多，时代较近，材料保存似乎相对完整。然而真正收集资料后，也会发现，即便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名家，就传统史学研究来说，其直接与书法相关联的史料也并非如想象的那么丰富。

道理很简单，大多数书家都是读书人，深受传统“立德立功立言”“书法是学问中七八乘事”等价值观的影响，因而越是在德、功、言(通常是替圣贤立言，而不是普通的文学创作等)方面有作为的杰出人士，与书法直接相关的史料可能越不丰富。这就使得传统书家的个案研究面临一个重大困境—材料的支持度。

红军兄最初选择康有为作为研究对象时，我是颇有疑虑的，因为康氏的影响力太大，研究成果太多，按照传统研究路数，已经没有太大空间，很难撑起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了。但是红军兄对这些困难早有认识，他认为还是有深入余地的。除了在材料上尽可能地进行更加全面的挖掘，充分利用正史、文集、史料笔记、手札等资料之外，他在方法上做了两方面的积极尝试:一是宏观的，进一步扩大视野，充分利用政治史、学术史等其他学科的现有成果，将康有为书法纳入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比观，力图勾勒出康有为碑学形成与发展的更深层原因；二是微观的，进一步探索关系。他在社会语境、艺术观念与艺术风格三者之间反复思考，试图找到更可证明的相关性，进而探讨当时以及后世对康有为历史形象的建构过程。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有可能使康有为的德功言与书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晰化，避免“两张皮”的现象继续存在。

这种研究思路决定了文章的结构不追求预先设定的“框架”，而是由所要探讨的问题来引领，也就是通常所谓“问题导向”。这当然会影响“全面性”，比如我们看不到个案研究常见的“家系—生平—交游—思想—实践—影响”这样的安排，也找不到“年谱”“作品编年”等。但我们通过文章，有可能对康有为何以成为书法家、何以形成自己的书法观念、何以构建起自己的书法史形象乃至采用何种书写方法来实践自己的书法理想等，获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契机。对于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而言，这是可贵的。如果说，通常的个案研究是一种“面”的铺开的话，那么红军兄的研究则是一种“点”的深入。前者是横向的，后者是纵向的。康有为的横向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红军兄以这样的方法重新进入，需要足够的探索精神、研究勇气和艰苦投入。

书法研究向现代学术的转化，与其他学科相比，总体上在时间方面是有所滞后的。因此，很多方法，其实不是书法学科本身“发明”的，而是借鉴。但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特有的门类，借鉴又是非常艰难的。这些年来，书法高等教育的迅速推进，为我们输送了不少有用的方法，也出现了很多有引领示范价值的著作。红军兄的研究就借鉴了包括巫鸿、白谦慎、柯律格等学者在内的许多经验。我们一起，乞求读者方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