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长期以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研究者，一直把丁文江、胡适等人认定为高度西方化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却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置身于国家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特定历史情境当中，在超科学超现实的形而上维度所信守的，一直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哲学理念、人生信仰和家国情怀。应该说，在丁文江、胡适身上，形而下的科学精神、自由思想和形而上的人生信仰、家国情怀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一、丁文江早年的蚂蚁宗教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出生于江苏泰兴县。1902年，16岁的丁文江到日本自费留学。1904年3月，丁文江、庄亚文、李祖鸿三个人听信吴稚晖的劝说，从上海启程前往英国。三个人乘坐火车赶到爱丁堡时，发现吴稚晖所说在英国留学一年只需要600元，指的只是食宿费用，读书穿衣的费用并没有计算在内。

侥幸的是，丁文江、李祖鸿在爱丁堡偶遇曾经在山西传教的约翰·斯密勒医生，他们在约翰·斯密勒医生的热心安排下，到英国东部小镇司堡尔丁就读乡镇中学。丁文江从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后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他在剑桥大学只读了半年时间，因为学费昂贵而被迫辍学。

1908年，丁文江进入学费相对低廉的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911年4月，25岁的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位。同年9月，丁文江到北京参加学部专門为各国游学毕业生安排的科举考试，与章鸿钊等人一起获得格致科进士。

1912年，丁文江受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的聘请，担任化学及西洋史课程，并尝试开办生物、地理课程。同年11月20日，丁文江应商务印书馆的约请，编写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本《动物学》教科书。

1913年2月，丁文江来到北京，就任工商部矿政司的叙五等佥事、地质科科长。他在同乡前辈张轶欧、刘厚生、张謇的支持下，先后创办地质研究班和地质研究所，为国家培养了第一代地质学专家，并且初步调查了中国境内的矿产资源。

1914年，封面写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理科学士丁文江编、中学校师范学校用民国新教科书”的《动物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丁文江在这本通俗教科书中写道：“既以蚁论之，蚁群之中，有后蚁、雄蚁、工蚁、兵蚁，各有专职，不稍混杂，而其体质之构造，寿命之修短，亦都与其所司之业相宜。分劳则无废事，合力则能拒敌，宜乎蚁之生殖繁多，而占优胜之地位也。”

丁文江所说的“优胜”，指的是蚂蚁种群在保种保命、生殖繁多的生存层面上，相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胜。他从蚂蚁群体所推演出来的，是一种形而上的超科学的天演结论：

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参考蚁节），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人为万物之灵，其自私自利之心，与其聪明才力相表里。智力日进，则天性日薄，必将牺牲全种万世之利益，以供个体一时之逸乐，而其所以自豪者转足以自害矣。救其智力之流弊，补其天性之缺点，而宗教生焉。……然则宗教者亦天演之产物也，所谓神道设教者非也。

像蚂蚁那样的低级动物，是不是具备形而上的“全种万世”的所谓“天性”，应该说是很难断论的。但是，人的天性里面确实有这样一种本能驱动，就是用一种形而上的高光绝对的东西，来支撑、照亮、引领、提升自己。这种东西，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当中叫绝对理念;在神道设教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叫天道天理及家国天下。在丁文江及胡适的话语体系里，叫“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最高的宗教”、“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和“爱国苦心”。这种“全种万世”的民族主义哲学理念、人生信仰，和中国特色的爱国救亡公忠报国的家国情怀，是照亮贯通丁文江、胡适、傅斯年、翁文灏等人的学术事业和社会活动的一条高光红线。

二、“全种万世”的科学与玄学

1923 年2月14日，张君劢应吴文藻的邀请来到清华学校，给即将赴美的留学生演讲“人生观”。张君劢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人类之自身而已。……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

张君劢的演讲稿《人生观》在《清华周刊》刊载后，惹恼了他的好朋友丁文江，丁文江奋笔写作的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分别连载于1923年4月15、22日的《努力周报》第48、49号，并由此挑起被胡适认定是“为科学作战”的学术论争。

丁文江在文章开篇声明说：“张君劢是作者的朋友，玄学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附在张君劢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但是打的是玄学鬼，不是张君劢，读者不要误会。”

关于张君劢所谓科学技术导致欧洲文化及欧洲社会破产的说法，丁文江的回答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们的张之洞，要以玄学为体，科学为用。”

关于张君劢所说的科学方法无益于人生观的问题，丁文江回答说：

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

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中，还针对张君劢极端推崇的所谓“中国的精神文明”批评说：

提倡内功的理学家，宋朝不止一个，……我们看南渡时士大夫的没有能力，没有常识，已经令人骇怪。其结果叫我们受蒙古人统治了一百年，江南的人被他们屠割了数百万，汉族的文化几乎绝了种。……到了明末，陆王学派风行天下，他们比南宋的人更要退化：读书是玩物丧志，治事是有伤风雅。……有起事来，如痴子一般，毫无办法。陕西的两个流寇居然做了满洲人的前驱。单是张献忠在四川杀死的人，比这一次欧战死的人已经多了一倍以上，不要说起满洲人在南几省作的孽了。我们平心想想，这种精神文明有什么价值，配不配拿来做招牌攻击科学？

但是，自以为捍卫科学的丁文江，在另一篇长文《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中，却正面介绍了他自己超科学形而上的“宗教的定义”：

我岂但不反对美术，并且不反对宗教，不过我不承认神学是宗教。十二年前，我做《动物学》教科书，说蚁类优胜的理由：“所谓优胜者，就蚁之种系言则然耳。……合至愚之蚁为群，而蚁之种乃优胜，何哉？曰，牺牲个体之利益以图一群之利益也，牺牲一群一时之利益以图一种万世之利益也，言群学者可以鉴矣。”……我的宗教的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

当年的胡适，是高度认同丁文江这种“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的定义”的。他在为这场论争所结集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作的序言中，概括了自己的十条“人生观”，其中的第十条是这样表述的：

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胡适认为：“这种新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我们也许可以给他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尊号。但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我主张叫他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事实上，人类是大自然长达45亿年进化演变的结果，相对于大自然来说，人类是很渺小的，并且很有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位上死灭消亡。丁文江、胡适所说的“全种万世”，在形而下的科学维度上是无法得到实证的。在他们的形而上的话语体系里面，“全种万世”也并不等同于全人类，更多的时候指的是作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哲学理念、人生信仰和中国特色的爱国救亡公忠报国的家国情怀。

简单说来，形而上指的是超现实、超人力、超科学的思想和哲学维度。与其相对应的形而下，指的是现实生活当中人力可及并且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加以实证的思想和哲学维度。形而上学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玄学，指的是人类所信仰崇拜并且愿意為之奉献牺牲自己的灵魂和生命的一种超现实、超人力、超科学的高光绝对的精神性存在。宗教是形而上学当中拥有拟人化的神秘虚幻的神祇体系和神话故事，并且具有极其强烈的主观情绪化、道义神圣化、理想绝对化的鼓动力和凝聚力的那一部分高光绝对的精神性存在。丁文江、胡适所说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所谓“宗教”，其实是一种形而上的玄学化的哲学理念、人生信仰、家国情怀。

当年的丁文江、胡适和张君劢一样，试图超越形而下的科学实证的此岸现实以及公私群己的权利边界，把力所能及的人生追求，抬升到形而上的高光绝对的理想彼岸，从而彰显出中国传统特色的双重维度的哲学理念和家国情怀：一方面以形而上维度的天道天理及家国天下，为主宰芸芸众生的高光绝对的本体本位;另一方面则打着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存天理，去人欲”的神圣旗号，在现实生活中照亮并从事形而下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丁文江、胡适和张君劢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张君劢所固守的宋明理学的天道天理及家国天下，明确排除了西方现代科学以及相关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在英美社会接受过较为全面严谨的科学训练和文明洗礼的丁文江、胡适，则采用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存天理，去人欲”高度契合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人生信仰、家国情怀，最大限度地扩张开放了中国传统的天道天理及家国天下;从而为在现实生活的形而下维度兼容吸纳主要来自西方社会的现代科学以及相关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

换句话说，丁文江所发起的“玄学与科学”之争的落脚点，并不是他所要捍卫的“科学”，反而是他所要“打”的“玄学”;只不过是他所主张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玄学”，比起被他贬称为“玄学鬼”的张君劢的那一套“玄学”，更加高光也更加远大了一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中所谓的“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们的张之洞，要以玄学为体，科学为用”，其实是包括他自己的。中国传统的形而上的“玄学”之“体”，就是无限绝对、永恒不灭、神秘莫测的天道天理，以及号称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存天理，去人欲”的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治天下的“全种万世”的家国天下。对于丁文江来说，最为理想化的“玄学为体，科学为用”，应该是形而下的科学精神、自由思想和形而上的人生信仰、家国情怀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丁文江的以身殉职及相关纪念

1933年6月23日，丁文江等人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代表中国地质学会出席第十六届国际地质学会的大会。7月13日，丁文江抵达芝加哥，见到了正在芝加哥大学讲学的胡适，并且在戴秉衡陪同下参观了芝加哥展览会。8月2日，他离开纽约前往欧洲，在法国、英国、德国、瑞典等国做短暂停留。8月30日，他进入苏联境内，在苏联政府相关部门的全程安排之下，进行了40天左右的地质及社会方面的参观考察。

丁文江从苏联回国后，先在《独立评论》周刊连续发表《苏俄旅行记》。1934年5月6日，他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我的信仰》，其中坦诚地表白说：“信仰是包括情感和知识而言的。有了情感，问题就复杂了。……情感问题，不是单从知识方面讨论所可以解决的。所以我现在讲我的信仰，一来为篇幅所限，不能不提纲挈领，二来一部分是个人的情感，无法证明是非，难免有武断的嫌疑，请读者原谅。”

接着这段话，一心一意要爱国救亡、公忠报国的丁文江，在美国及欧洲模式与苏联模式之间，做出了一种超现实超科学的路径选择：

宗教心是为全种万物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合群以后长期演化的结果，因为不如此则不能生存。不但人类，就是合群的动物如蚁如蜂，都有这种根性。神秘的宗教包含这一种天性在内，不过神秘的部分是从恐惧自然界演化出来的。……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过于苏俄，但是最富于宗教性的莫过于共产党。这就是我这段话的证据。……凡是社会上的真正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任何的迷信。

基于这样一种“为全种万物而牺牲个体一时”的人生信仰和家国情怀，丁文江进一步表示说：“我一方面相信人类的天赋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会的待遇不可以太相悬殊。不然社会的秩序就不能安宁的。近年来苏俄的口号‘各人尽其所长来服务于社会，各人视其所需来取偿于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在《大公报》发表另一篇星期论文《再论民治与独裁》，其中所表白的依然是“为全种万物而牺牲个体一时”的人生信仰和家国情怀：

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

丁文江1933年11月初从苏俄考察回国时，就感觉两手两脚的指尖有点麻木，他到协和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是出现了血管硬化的迹象。医生劝他多休息，不要太劳苦，他却怀抱着“为全种万物而牺牲个体一时”的人生信仰和爱国情怀，带病接受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聘请，出任了总干事一职。

1935年12月2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从南京来到长沙，应铁道部部长顾孟馀约请，探查粤汉铁路沿线可供开采的煤矿资源;同时受教育部长王世杰委托，在长沙附近为清华大学等北方高校选择战时南迁的校址。作为参与设计粤汉铁路的地质专家，丁文江最为关心的依然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宏大问题：万一华北不能保全了，万一平汉铁路不能继续运煤南下了，粤汉铁路沿线的南方诸省的能源供给如何解决？

丁文江来到湖南长沙后，很快进入“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工作狂状态。1935年12月7日，他从南岳衡山乘坐铁路局的汽车到茶园铺，然后步行15里前往谭家山煤矿。他下到倾角45度，斜深170米的矿洞底部，亲自测量了煤层厚度，累得衣服全部湿透。走出洞口，天气极冷，他不肯洗澡，把湿衣服烘干就离开了。过度劳累的丁文江，当天便开始伤风感冒。

1935年12月8日是星期天，丁文江入住衡阳市区的粤汉铁路株韶段路局的宾馆，与老朋友凌鸿勋交谈了一整天，晚上又到凌鸿勋家吃饭，约定第二天同去耒阳考察马田墟煤矿。

12月9号早晨，凌鸿勋来到宾馆，发现服用安眠片又封闭门窗的丁文江，因为在壁炉中烧煤取暖而煤气中毒。由于救治过程一再失误，丁文江于1936年1月5日下午在长沙湘雅医院去世，年仅49岁。

1936年1月18日，中研院在南京假中央大学大礼堂为丁文江举行追悼会，政学两界600余人到会哀悼，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在《丁文江追悼会致词》中表示：“丁先生是地质学专家，又兼治地理学、人类学及优生学，既博且精，久有定评。他又有办事的才具，主持地质调查所，整理北京大学地质系，办理北票煤矿，均应用科学方法，卓著成绩。……到本院任总干事，虽为时不及二年，而对于本院的贡献，均有重大关系……”

1936年2月16日，胡适主编并亲自校对的《独立评论》第188号即“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出版，共收录纪念文章19篇。排在第一篇的重头文章是傅斯年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关于“丁大哥”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贡献，傅斯年写道：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

到了1956年的《丁文江的传记》中，胡适采用形而下的科学精神和形而上的家国情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爱国苦心”，来解读丁文江持之以恒的人生追求：丁文江25岁左右写作《动物学》教科书时的见解，37岁写《玄学与科學——答张君劢》时的见解，和他1934年48岁时写作的《我的信仰》，大致上是一致的。丁文江从来不讳言他所谓的宗教信仰中含有科学的因素和非科学因素，丁文江经过严格训练的科学知识使他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离身体而独立的灵魂”;但是，他的“宗教心特别丰富”的情感，使他相信“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就是宗教信仰。“在二十多年后，我们回头细读他的政论文字——最好是把他晚年的几篇政论放在一块读下去——我们方才能够认识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

丁文江和妻子史久元一直没有生育子女，他就像自己笔下的“又不能生殖，更无子孙之可言，寿不过数月，而终日仆仆觅食，为数年之蓄，其愚不尤十倍于田舍翁”的“工蚁”一样，把自己一生的心血牺牲奉献给了家人、朋友，尤其是他心目当中形而上的高光绝对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哲学理念、人生信仰和家国情怀。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