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婷

摘要：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阶段，是在黄老思想影响下，融合儒家学说，以“神秘”和“抽象”为特征，以“自我本位”为出发点，展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对人生价值、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等的思考。由于魏晋玄学的“自我意识”即文学的“自觉”特征，这一时期的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基于此，从阮籍作品的语言风格、主题内容、哲学思想等角度，深入分析魏晋玄学影响下的文学新特征。

关键词：阮籍；玄学；文学；新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6）11009803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分裂时间最长的朝代。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文人们最先感觉到生命无常和人生苦短，进一步思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长期的战乱中，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儒家所提倡的名教礼法让人们备受压抑，而崇尚老庄思潮的玄学家门，思考人生、追究自然、不断辩论，从而形成了玄谈之风。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让自己，也让人们摆脱现实的束缚，走向自由解放的大道。

“国家不幸诗家幸。”战乱动荡的魏晋六朝，文人最先感受到生命的变幻和无常，他们的忧患意识带来了文学的新变化，使文学从此走上自觉的道路。魏晋玄学是魏晋时代文学的主流，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张湛、郭象等玄学家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1]43。他们的辩论围绕着本末有无、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言与意的关系、圣人有情无情、声有无哀乐等问题，涉及了哲学上的本体论、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极尽所能地探讨神秘抽象的形而上问题。本文将从阮籍的作品出发，基于他的语言风格、主题内容、哲学思想等角度，深入分析在魏晋玄学影响下的文学新特征。

一、语言风格

阮籍自幼勤奋自勉，安贫乐道，个性孤僻的他虽倾向于曹魏政权，但同时又深感有心无力、身不由己，于是他借酒消愁、纵情山水、不问世事。山水树木、香花美景、美酒佳肴成为他的人生伴侣。阮籍的代表作——《咏怀》组诗，开创了中国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其中的写作手法和技巧，对后世诗人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诗歌中抒发了他的政治感慨和心中的理想，体现了他由“济世报国”向“明哲保身”的转变。

阮籍之作长于抒情。钟嵘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诗人将满腔哀怨、悲观厌世、愤世嫉俗的感情化为一首首咏怀之作，以独特的抒情方式展现自己真实的人生态度。

阮籍诗歌的总体基调低沉感伤、清冷孤寂，哀其不幸。他的诗歌随处可见比兴、象征等手法，含蓄委婉，意犹未尽。如“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诗中“明月”“清风”“孤鸿”“翔鸟”，使诗人孤寂落寞的心情和前途渺茫的惆怅一览无余，展现诗人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的美好愿望。此外，诗人擅于以物起兴，或古人或动物或植物或美景，将自己或悲或怨、或愁或叹的内在影射出来。如“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东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阳”。此情此景，情景交融。有人说阮籍的诗歌晦涩难懂，其实是诗人不便将自己的政治见解、政治态度明确道出，他采用比兴和象征的艺术手段隐晦曲折地表达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捕捉、去思考。因此，阮籍的诗歌含蓄宛转，耐人寻味。

由于处在政权交替、江山易主的乱世中，文人墨客也难免被殃及，人们朝不保夕、生死难测。为了明哲保身，阮籍擅于借古讽今，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抱负，使得诗歌看似波澜平静却是锋芒毕露。如《咏怀》第二十二首：“夏后乘灵舆，夸父为邓林。存亡从变化，日月有浮沉。凤皇鸣参差，伶伦发其音。王子好箫管，世世相追寻。谁言不可见，青鸟明我心。”诗中借用夸父的手杖化为桃林这一神话，意旨隐晦，高度形象地表达自己造福人类、死而后已的愿望。

《咏怀诗》在艺术上有很大的魅力，风格淳朴、干净洒脱、含蓄隽永、不事雕琢。每一首抒情诗都将看似玄远却又自然的人生哲学浑然天成，自然流露。阮籍诗歌的语言风格正是在魏晋清谈之风下形成的。由于谈玄之人讲究语言的清明简要，真切自然，脱口而出，即成文章，体现在文学上即是清新流畅，简约大方，情景合一，自然天成。因此，清谈语言影响了这一时期抒情诗歌简约自然的朴素风格，形成了不同于铺张扬厉、以大为美的汉赋之风，而别具一格。

二、主题内容

1“越名教”主题

“批教”即批判名教。这里的“名教”就是儒家的礼仪规范——“三纲五常”等控制人们精神的枷锁。司马氏集团为巩固统治地位，建立大一统的统治秩序，以“明教”约束人心，“名教”实质上成为司马氏集团铲除异己和压迫百姓的“帮凶”。

阮籍三岁丧父，虽然家境贫寒，但他勤勉向上，励精图治。早年就有建功立业的热情。然而社会动荡、政治昏暗，现实的残酷使他感受到生命变换无常、命运风云莫测。在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影响下，阮籍发展了王弼“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与嵇康相随，形成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

阮籍主张“越名教”，对司马氏集团所倡导的名教进行批判[2]178。如《咏怀诗》第六十七首：“鸿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纲纪。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诗中讽刺满口名教道义的士人，揭下他们道貌岸然的面纱。而后又以“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屈周旋仪，姿态愁我肠。”抒发了对“名教”的不以为然和强烈反对，以及自己“越名教”的态度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惆怅。

阮籍推崇老庄“道”之思想，任由自然，人性不羁，蔑视名教，不断追求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他顺应自然，提倡回归自然。《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晋书》云：“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3]146—149何等自然，何等豪放。王隐《晋书》曰：“邻家女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径往苦之，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类皆此类也。” 由中可知阮籍是个性情中人，不拘礼教，无视“名教”，随心而动，自然而为。

2“任自然”主题

阮籍的一生充满矛盾与苦闷，他虽满怀济世之志，拥护曹魏政权，为了明哲保身，他不得不向独权专政的司马氏集团低头屈服。在随心所欲的无奈之下，于是纵情山水，饮酒作乐。阮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以放荡不羁、不拘礼法的言行来超越“名教”、任由“自然”。阮籍崇尚老庄之道，他所讲的“自然”就是老子所宣扬的“道”。因为他深刻认识到，在江山易主、前途未卜的现实面前，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都是荒诞的理论、掩耳盗铃的把戏，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只有回归最纯朴的本心——自然，即顺应天时，自然行事，才不违背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适者生存。

在曹氏政权和司马集团的浴血奋战中，阮籍目睹了人生无常和生命的脆弱，他认为只有顺应自然才能得以生存，因此阮籍的“任自然”不仅是他的人生态度，更是他的政治立场。比如咏怀第四道：“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 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这首诗通过自然变化引出人类的无常，包括荣华富贵的不能长久和幸福的转瞬即逝，告诉人们只有神仙才能得到永久的美好生活，但人非仙人，人类的追求遥不可及。全诗以悲怆的格调道出作者的心声：既然一切都是虚幻，都是泡影，我们只有任由世间的变化，随波逐流，就像接受自然的变化一样。诗歌流露出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的悲伤，正是阮籍避世、消极、不抗争、不作为的性格流露。

又如咏怀第七首：“炎暑惟兹夏，三旬将欲移。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参差。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愿覩卒欢好，不见悲别离。”通过前六句描绘自然的变换、四季的更替，告诉世人一切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应该任由自然的变化，遵循自然的规律。全诗用“比兴”的手法，虽写自然景象，实是要表达自己的孤独和无助的悲伤，说明一切都要顺应时局，就像顺应自然规律一样，只有这样才能苟全性命，得以生存。诗中的悲凉，诗人的孤独惆怅，让人不由得为之动容。

在“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4]105的大局之下，阮籍追求清静无为，他认为：“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自然本无善恶之分，也没有是非之争，有的只是人类的争名夺利，以及对荣华富贵的舍命追逐，其实这是毫无意义的。这一思想正和嵇康的“越名任心”如出一辙，警醒世人应努力达到“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的至高境界。

3隐逸主题

阮籍纵情于山水，放逐于自然。他向往归隐于田园，与自然同命运，与天地同欢乐。因此，他将自己归隐的理想寄托于他的隐逸诗中，以对自然的渴望取代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这不仅是一种文学态度，更是明哲保身的政治和生活态度。

阮籍在诗歌中多次描绘了一个逍遥游的境界，如“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凌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歼实。夕宿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诗人想象自己能如鹄如鸿，飞出人世，飞往苍穹。希望自己能像这些自由的大鸟，朝食夕宿，翱翔于天地，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此外，阮诗中，“渔父知世患，乘流注轻舟”“巢父抗高节，从此适河滨”更是表达了自己追随 “渔父”“巢父”归隐于河滨，浪迹于天涯的愿望和决心。

阮籍的隐逸诗是以忧患为底蕴的，如《咏怀诗》第六首：“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祸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诗人清楚地看到，财物和富贵终究会招来祸害，要想安然于世，只有“布衣”在身，任何的荣华利禄都是虚妄而转瞬即逝的。

在阮籍的每一首归隐诗中，诗人将对自由的渴望和人生的思考，融于无言的山水和静默的自然中，他的无奈和挣扎都化成一句句诗，从心底流淌出来，冷清而又凄凉。让人不禁想要随他而去，不理风雨，不拘现实，当下解脱。

三、哲学思想

从阮籍开始，六朝时期不少文学作品都渗透着悲观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是从玄学中来的。它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是汉末魏初清谈的直接产物。玄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系统中重要的一支，它的神秘和抽象的思想，对后世哲学具有重要的影响。玄学家将自我认识和感受渗入玄学，使玄学深入到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领域中去[5]91—93。

由于玄学的“自我本位”特征，这一时期的文学自然地蒙上了悲观和消极的色彩。如《咏怀》第三首：“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棘。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由于诗人的悲观心态，周围的环境也变得萧瑟凄凉，就连桃李花开、树下成蹊的热闹，在他看来也只是刹那间的美好，终敌不过最后的飘零和残败，而曾经的风光也将繁华落尽，化作无限的悲哀。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充斥着悲观和消极，对无常报以最坚定的认同和最无奈的感慨。这样的诗歌读起来凄凉悲伤，暗无天日，势必将自己推进万丈的苦海深渊而不可自拔。

再如：《咏怀》第四十七首：“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诗人想到生命的无常变幻，当即涕泪满襟。以“高鸟”喻司马氏政权，以“燕雀”自居，满腔的愤懑和不公，想到不能平步青云，只能抚弹“素琴”，干脆抛弃一切，回归自然，任由命运去左右。整首诗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但这种低沉的哀鸣更加荡气回肠。这也是阮籍对自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控诉，对自己不能全身而退而是苟全性命的不齿。

阮诗的总体基调是低沉消极的，他的诗歌体现了玄学“任自然”的主题，体现了“得意忘言”的思维方式。他的诗歌有着庄子般的浪漫想象，融合了老子淡远的心境，写言外之意，抒言外之情。他善用比兴和象征的手法，有着亦远亦近，似有还无空的空灵和缥缈。这一些都印证着玄学带来的文学新变化，而这变化也反过来推进玄学的进一步“玄远”和“神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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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红雨.魏晋风度与闲适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郑皆佳.浅析魏晋时期的玄学[J].改革与开放，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