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良华 张藕香

[内容提要]基于2000-2018年UN Comtrade数据库茶叶贸易数据，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增长及其结构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增长主要是扩展边际拉动的结果；集约边际虽然增幅较快，但占比很小，且主要依赖价格边际的驱动；数量边际不仅占比小，而且没有明显的变化特征。进一步地实证结果发现，在三元边际特征中，经济规模、贸易政策、非关税壁垒和贸易自由度对扩展边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贸易政策仅对价格边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税壁垒不仅对价格边际有正向影响，而且对数量边际也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茶园土地生产率是唯一一个对数量边际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变量。比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结果发现，收入水平、贸易自由度、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茶园土地生产率在两个阶段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在新的贸易挑战不断叠加的背景下，应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通力合作，建立互助互惠机制，从而规避因新型非关税壁垒等因素对中国茶叶出口带来的冲击。

一、引言

茶叶作为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标志商品之一，茶叶贸易源远流长；自2013年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作为传统优势特色农产品，茶叶贸易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之一。据UN Comtrade数据统计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中国茶叶出口出现明显变化，其中，在倡议提出之前的2009-2013年，中国茶叶出口量由30.30万吨增至32.58万吨，出口额从7.05亿美元增至12.4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3%、15.31%；而在倡议提出之后的2014-2018年，中国茶叶出口量由32.14万吨增至36.48万吨，出口额从12.73亿美元增至17.8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8%、8.83%。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茶叶的出口量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出口额增长率却显著下降。那么，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拓展中国茶叶出口的国际市场，提升其附加值，是目前亟待研究并解决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有关中国茶叶贸易的研究日渐增多，相关主题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市场格局，研究认为，我国茶叶对外贸易虽然长期保持较高的贸易顺差，但是仍然存在市场拓展不足、竞争力有限等问题；[1-2]二是中国茶叶市场潜力及其挑战，研究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贸易潜力在不同贸易伙伴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进口国的人口、经济规模、茶叶产量等传统因素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非关税因素均对中国茶叶出口具有显著影响；[3-4]三是中国茶叶出口增长的实证研究，目前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利用CMS模型分析，少部分学者也利用三元边际方法分析出口贸易的增长及其波动。[5-7]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中国茶叶国际市场的贸易总量增长、分布格局、市场潜力等方面，大多局限于茶叶出口贸易增长的总体情况分析，缺乏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对比分析，更未涉及到引起茶叶贸易总量增长的结构变化。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国茶叶贸易出口增长变化的同时，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贸易量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引起贸易总量增长的结构变化进行了分解，对引起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变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这对于增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茶叶出口的针对性，优化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结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三元边际分解的理论框架

(一)理论分析

Melize[8]基于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异质性模型提出，一国的出口增长可以分解为二元边际，即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Hummels和Klenow[9]在Melize基础上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分解为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由此形成了三元边际分析框架(图1)。[10]因此，本文将中国茶叶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价格边际与数量边际。扩展边际主要取决于产品种类的扩展，不同规模国家对茶叶进口需求不一，而价格边际与数量边际不仅受双边贸易特征影响，还受贸易环境影响。

图1 三元边际分解的理论框架

本文将影响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增长特征的因素划分为三大类：贸易国规模特征、双边贸易特征、贸易环境特征。首先，贸易国规模特征包括国家经济规模、国民收入水平和茶园土地生产率三个方面。一般来说，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对进口商品需求越旺盛，且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论，国民收入水平决定于消费需求，消费由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水平决定，因此进口国国民收入增加，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刺激进口国的消费，而茶园土地生产率即单位茶园面积的茶叶产量或产值，会受自然条件、科学技术及经营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其次，双边贸易特征包括贸易距离和贸易壁垒两个方面。其中贸易壁垒一般又分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类，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是茶叶出口贸易中最突出的非关税壁垒；第三，贸易环境特征包括双边贸易环境和贸易自由度两个方面。贸易环境是指目标市场上，除与产品销售本身直接有关的内容之外的其他因素，包括贸易协定、贸易政策等方面。[11]而受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等因素影响的外部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贸易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贸易自由度则是衡量国家之间商品贸易自由便利程度的一个指标，即贸易双方之间对商品流动的阻碍越小，商品越能以较低成本实现跨国转移和交易，贸易自由度就越高。[12]但贸易自由度高的同时，也加大了出口国之间的竞争。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UN Comtrade数据库中“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①2000-2018年HS-6分位编码的茶叶贸易的数据，茶叶单价是用数据库中茶叶贸易额和出口量相除而得。经整理，本文得到72178个HS-6分位②茶叶贸易数据。

借鉴Hummels和Klenow(2005)等[8]的贸易增长的三元分解框架，利用2000-2018年HS-6分位茶叶贸易数据，将中国茶叶出口增长分解为广度增长、价格增长与数量增长，也就是下文提到的扩展边际(EM)、价格边际(Pcn)和数量边际(Qcn)。

(1)

(2)

首先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增长分为扩展边际(EM)和集约边际(IM)。EMcn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的扩展边际；IMcn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的集约边际。其中，P代表茶叶价格；X代表茶叶产量；c、n、w分别代表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世界；Iwn表示世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的种类集合；Icn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的种类集合。

在此基础上，将集约边际分解为价格边际Pcn和数量边际Qcn，由此进行三元边际分解，具体如下：

IMcn=PcnQcn

(3)

(4)

(5)

Pcn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的价格边际；Qcn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的数量边际；Pcni代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的平均价格；Pwni代表中国对世界茶叶出口的平均价格；Xcni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量；Xwni表示中国对世界茶叶出口量；Wcnw表示中国出口茶叶种类的权重。

权重的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6)

(7)

(8)

其中，Scni表示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第i种茶叶出口额占其全部茶叶出口额的比重；Swni表示在重合的茶叶种类中，世界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第i种茶叶出口额占其全部茶叶出口额的比重。

三、中国茶叶出口的三元边际实证分析

(一)中国茶叶出口的三元边际特征

表1给出了中国茶叶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三元边际分解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0-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在波动中上升，其中2000年EM为0.57，2001年之后EM一直在0.7上下波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当年，EM与2000年水平相当，此后，EM几乎呈直线上升，到2018年达到了0.89，由于UN Comtrade数据库涵盖的茶叶种类划分较为简单，理论上讲EM估计值会偏大，本文的估算结果得到验证。

表1 中国茶叶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三元边际特征

从集约边际看，IM在波动中上升，其中，2002-2010近十年时间维持在0.07-0.08之间，2010年之后波动幅度较大，且增幅也较为明显，到2018年高达240%。从集约边际的分解结果来看，价格边际(Pcn)对集约边际(IM)的贡献最大，几乎主导了集约边际(IM)的整个变化趋势，且波动具有高度一致性；而数量边际(Qcn)在集约边际(IM)中占比很小，且2011年之后呈现下降趋势，到2018年仅为0.09；2013年之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驱动下，价格边际上升明显，说明集约边际的上升是价格边际拉动的结果，到了2016年之后，价格边际的政策效应有所减弱。

(二)中国茶叶出口的三元边际分解

在传统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差异，本文加入经济自由度(Trfree)、外部冲击(Exshock)等作为中国茶叶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特征的影响因素。除了常规的关税壁垒(Tarbar)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非关税壁垒也提高了茶叶出口门槛，对我国茶叶出口增长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本文也将关税壁垒(Tarbar)和非关税壁垒(Nontb)纳入制约因素范畴(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及说明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EXijt=β0+β1Lnecoscale+β2Lnincomelev+β3Lnlandprod+β4Lntradis+β5Tarbar+β6Nontb+β7Trpolicy+β8Exshock+β9Trfree+εt

(9)

其中，i代表出口目标国，t代表年份，β0-β9是待估参数，εt为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EX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即扩展边际EM、价格边际Pcn、数量边际Qcn；解释变量为经济规模(Ecoscale)、收入水平(Incomelev)、贸易距离(Tradis)、贸易政策(Trpolicy)、关税壁垒(Tarbar)、非关税壁垒(Nontb)、Landprod、外部冲击(Exshock)、贸易自由度(Trfree)。

(三)计量结果分析与讨论

1.全样本分析。本文采用面板数据估计方法，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故本文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同时采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计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随机效应模型的符号和显著性与混合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因而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表3)。

(1)贸易国规模特征。估计结果显示，进口国的经济规模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数量边际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方面表明随着进口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其对茶叶种类的需求趋于多元化，而中国丰富的茶叶种类恰好能满足这种需求，从而推动我国茶叶出口增长扩展边际的扩张；另一方面，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其购买力越强，因而其消费结构由低端茶逐步向名优茶转型，导致以出口低端茶为主的传统国际市场销量不增反减，这与丁存振和肖海峰[13]的研究结果具有很大不同。进口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对价格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进口国的国民收入水平越高，对茶叶品质的要求也会越高，因而有利于推动中国名优茶的出口增长。茶园土地生产率对数量边际有显著正影响，这一结果符合理论预期，与李玉梅[14]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说明出口国茶园土地生产率越高，其茶叶出口供给能力越强，能够实现出口增长的规模扩张。

(2)双边贸易特征。贸易距离对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都有显著负向影响，一方面说明，双边贸易国的距离越远，交通运输等造成的贸易成本越大，因而不利于中国茶叶出口增长的规模扩张；另一方面，贸易距离越远的国家，饮食习惯、文化等差异越大，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以咖啡为主饮的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等国对茶叶的进口需求并不大。关税壁垒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弹性系数较小，基本维持在0.003左右。可能的原因是，虽然中国茶叶的品类较多，但出口茶在中东、非洲等传统国际市场一直以中低端茶为主，欧美等高端市场因关税壁垒难以进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茶叶出口种类的多元化；而且随着关税的增加，茶叶出口价格也随之上升，但在WTO框架下，关税壁垒的影响并不大，这也是数量边际扩张的主要原因。非关税壁垒对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为正，但对数量边际影响显著为负。说明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为代表的新型非关税壁垒取代传统的关税壁垒，导致以传统中低端茶为主的出口难以为继，从而推动了中国茶叶出口种类的多元化，这也拉动了出口价格的上扬，导致以追求数量扩张为主的中国茶叶出口受到影响，例如对茶叶农残标准要求极高的欧盟，其农残标准体系近乎苛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茶叶的出口的数量边际。

(3)贸易环境特征。贸易政策对价格边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理论上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贸易双方削减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但本文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相反，可能的原因是，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茶叶贸易量占比很小，而中国茶叶出口一直集中在中东和非洲等传统国际市场，受自贸协定的辐射影响较小；外部冲击对扩展边际影响显著为负，对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即便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上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极大程度上缓解了外部冲击对中国茶叶出口的影响；贸易自由度对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影响显著为正，这一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即贸易自由度越高，市场开放程度越高，进口国对茶叶需求的种类越趋多元化，而以名优茶出口拉动的价格上涨成为使然。

2.两个阶段的比较分析。为了比较“一带一路”倡议前后中国茶叶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特征差异，本文选取2009-2013年与2014-2018年两个阶段的样本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地，为了比较以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和绿色贸易壁垒(SPS)为代表的非关税壁垒的作用，将原模型中的非关税壁垒用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和绿色贸易壁垒(SPS)替代。由于全样本的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加上固定效应会剔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因而这里仍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FGLS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两阶段回归结果

(1)不同阶段的贸易国规模特征。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进口国的经济规模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符号相同，这一结果符合理论预期。这说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口国的经济规模在短期内对中国茶叶出口种类和数量需求没有显著差异；进口国的收入水平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在不同阶段有一定的差异，其中，前一阶段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后一阶段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随着进口国国民收入的增加，茶叶种类的需求也趋于多元化，因而扩展边际的作用得到显现；与国民收入水平类似，Landprod的回归结果在两个阶段也有明显差异，其中，前一阶段的茶园土地生产率对数量边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后一阶段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以追求数量扩张的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难以持续，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下，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茶叶优质化、品类多元化将成为中国茶叶出口的未来趋势。

(2)不同阶段的双边贸易特征。虽然贸易距离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扩展边际影响一致为负，但后一阶段的显著性和系数均有所下降，说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正在发挥作用，使得贸易距离等传统因素的制约作用逐步减弱。关税壁垒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在两个阶段均为负值，而对价格边际的影响则表现为显著性降低，说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关税壁垒的作用逐步削弱。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在不同阶段也不同，即由前一阶段的负向影响转为后一阶段正向影响，且显著性也在提高；而价格边际仅在前一阶段呈显著的负向影响，后一阶段影响不显著。这说明虽然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茶叶出口种类的扩大，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茶叶出口种类日趋多元化，而且价格的制约作用也随之减弱。与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绿色贸易壁垒(SPS)对我国茶叶出口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在中国茶叶出口贸易中，技术性贸易壁垒是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制约因素。

(3)不同阶段的贸易环境特征。在贸易环境特征的两个变量中，贸易自由度仅在前一阶段对扩展边际有显著影响，而在后一阶段影响不显著，说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得沿线很多国家正在享受“一带一路”政策红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出口国之间的市场竞争程度。贸易政策对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迥然不同，即对扩展边际的影响由正变负，而对数量边际的影响则相反。说明签订自贸协定对扩大数量边际有积极作用，而对扩展边际的作用有限。这一结果验证了长期以来中国茶叶出口种类较为单一，且多追求数量增长的事实。

综上所述，在贸易国规模特征中，经济规模在全样本和两阶段样本中均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数量边际则有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对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在全样本和两阶段样本中符号相同；茶园土地生产率虽然对数量边际有正向影响，但在后一阶段其影响程度减弱。在双边贸易特征中，贸易距离在全样本和两阶段样本中均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全样本的数量边际也有负向影响。非关税壁垒对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数量边际有负向影响；而在两阶段样本中，仅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前一阶段的价格边际和后一阶段的扩展边际有显著影响，且符号相反；关税壁垒对三元边际的影响特征在全样本和两阶段样本中具有一致性。在贸易环境特征中，贸易自由度虽然在全样本和两阶段样本中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价格边际的影响符号相反；贸易政策仅对全样本中价格边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部冲击则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00-2018年UN Countrade数据库的国际贸易数据，运用扩展了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增长及其结构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扩展边际主导了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增长，而集约边际的变化则是价格边际驱动的结果，数量边际在集约边际中虽然也有一定的份额，但其占比很小；进一步地分解发现，在三元边际特征中，经济规模、贸易政策、非关税壁垒和贸易自由度均对扩展边际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价格边际的决定因素中，收入水平、贸易政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关税壁垒不仅对价格边际有正向影响，而且对数量边际也有显著正向影响，茶园土地生产率是唯一一个对数量边际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变量；分阶段比较结果表明，收入水平、贸易自由度对扩展边际的影响虽然符号相同，但其显著性发生变化，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价格边际的影响，以及茶园土地生产率对数量边际的影响均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即由显著变为不显著；与之不同的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扩展边际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在两个阶段截然相反。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以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为代表的新型非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取代传统关税壁垒，成为制约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关键因素；中国作为茶叶出口大国，理应在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提升茶叶出口竞争力和国际市场占有率，规避因新型非关税壁垒等因素对中国茶叶出口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贸易距离等传统因素的制约作用正在减弱，这对减少双边贸易成本，扩大中国茶叶出口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进口国的经济规模、收入水平也是决定双边贸易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更要加大与沿线国家的通力合作，建立互助互惠机制，增加进口国的消费能力；尤其是在新的贸易挑战不断叠加的背景下，唯有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才是中国茶叶出口增长的持久动力。

注 释：

①“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阿富汗、阿尔巴尼亚、沙特阿拉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保加利亚、巴林、波黑、白俄罗斯、文莱、不丹、东帝汶、捷克、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希腊、克罗地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科威特、老挝、黎巴嫩、斯里兰卡、立陶宛、摩尔多瓦、马尔代夫、北马其顿、缅甸、黑山、蒙古、马来西亚、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约旦、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叙利亚、泰国、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土耳其、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也门。

②本文采用HS海关编码，包括HS0902、HS090210、HS090220、HS090230、HS090240茶叶贸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