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君

1. 房间奏鸣曲

曾经一度，我在房间漫无边际地幻想，在某个“灵魂开窍”的时刻，听见房子周围的声音。不是外面风猛烈地摇晃树木、塑料雨棚以及锌皮遮挡物的声音——那暴雨骤来前夕，气流撕裂、怒吼的声音。也不是暴雨本身，那磅礴的气势和骇人的力度，不顾一切冲向大地的满腔怨愤。相反，户外是宁静的，阳光金色的光芒在建筑物和空地之间，在树木和湖面上，留下古老的印记。正因为窗外的静谧，使得室内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密，像古战场的脚步声、擂鼓声、兵器撞击声，伴随着人的呜咽和哭泣声，窃窃私语声，小孩玩具掉落声、餐盘破碎声，男人睡觉时的呼噜声，手机另一端陌生男子的说话声，女人穿着拖鞋在卧室里来回走动声（伴随着丝绸睡衣的摩擦声），猫咪的慵懒叫声，钢笔掉落在地上的“滴答”声，电视里外国女人的笑声，莲蓬水流冲击浴缸声，辗转反侧者呓语声，小说里主人公的低语声以及书本被突然合上的“啪！”声……

当我仰躺在圈椅里，面对着电脑屏幕闭目养神时，恍恍惚惚中，那声音自四面八方而来。房间里充满了人影，我像个守候在电视机前观看肥皂剧的观众，看到客厅、卧室、书房和厨房里，人们在走动、看报、用餐、没完没了地对话——我看到从前的主人，他们那看不见的生活，近在眼前，真实而虚幻。仿佛那随空气溜走的时间里的镜像，纷纷在我眼前重现。房子里每天该发生多少事啊，日积月累，这是个庞大的、事实的数据库，它们自生自灭在这空间，在小区的建筑物里上演和湮灭。

一个女孩在读一封异乡男友的来信。脸庞沉浸在灯光下，因为激动和不能相见的渴望，神情紧张，情绪激昂。事实上，写信的年代早已过去，她是在笔记本电脑前，在床上，与QQ里一个男孩在视频。屏幕显示对方是在一个网吧，他略微紧张，表情显示他们还没到那种亲密程度。在他背后是数排格子状桌子，那些沉浸在游戏世界中的男孩女孩，嘴里发出叫喊声、口哨声，吃过的方便面和百事可乐丢在篓子里，塑料烟灰缸挤满了烟头，如同从半空俯瞰网吧密密的人头一样。女孩窝在被子里，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她的床和床的周围一样零乱，地上是外卖盒、一个个拆了以及等待拆开的快递，搭在椅子上的衣物，随意摊在地上的衣服，宫崎骏的漫画书，装扮动漫人物的服装、饰品、道具。另外一个房间，一位年龄相似的女孩宅在屋里，足不出户，室内的场景与前者如出一辙。

一对父女在争吵。妻子在旁邊紧张地观望。男子愤怒但压抑住自己的情绪，要女儿交出手机，女孩显得比父亲更激动，口中振振有词，眼神紧张、焦虑，双手死死地摁住书包。争吵演变成动手，失控的父亲像一头暴怒的狮子，扑向女孩，场景变成一个抢夺书包的战争。父亲伸手要夺书包，女孩则用双手紧紧箍住，因用力她的身体侧倒在床边，以至于把父亲也带倒在地。女孩哭泣、尖叫，把书包压在身下，已经无法自控的父亲，身体发抖，声音嘶哑，以居高临下者的暴怒、愤慨，与女孩缠在一起（他的右腿至今留下一道清晰的乌青疤痕）。最终父亲将书包夺过来，扔给了一旁的妻子。这是一幕伤心的剧情，是每个女孩的青春期必然遭遇的一课，和一个父亲反应过度的小心、惶惑的剪辑。

一个老人在屋里死去。子女还在工作岗位上，未及来到他身边。仿佛没有预兆，之前一切都还是好好的，甚至有说有笑，但凌晨他却悄悄地告别了这人世间。在床头药丸的陪伴中，在盖得严严实实的被褥的包裹（在变凉）中，在静谧房间流动的早晨空气的酸楚味中，在时钟突然停下来的走动声中，在窗外桐花无声息的开放中——死去了。这是个素食主义者，一个信佛的老人，他走得如此平静，似乎摆脱了轮回之苦。床柜上，从佑民寺求来的经卷，还翻开着，上面做了记号。他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居室，长达数十年之久。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歌舞团演员，曾在话剧《八一风暴》中饰演过一个角色，不幸三十多岁时去世了，给他留下一对年幼的双胞胎姐弟。他自己是京剧团一位琴师，原本是上海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京剧团到这个城市连演数十场京剧而全城轰动，周总理为了对这个做出巨大牺牲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以支持，让一支队伍留下来了，成为了省京剧团的前身。他的妻子去世以后，他因为深沉的爱没有续弦，一手拉扯两个孩子长大，并分别送进了医学院和地质大学。他自己鳏居于此，并在多年后改吃素食，成为释氏虔诚的信徒。

一个民国时期的老叟，一个古琴家，从很远的梅岭来到贤湖村，来寻找他的一位旧友。他拿手的曲子是《忆故人》，其他如《凤求凰》《广陵散》《清夜吟》之类也是不在话下。他有一张南宋时传下的焦桐。据说，听他弹过《忆故人》的人没有超过三个。他越是不弹，人们越是想一饱耳福，甚至有人出千金求他一弹，他毫不理会。据一位研究民间文献和墓志铭的朋友说，胡先骕有幸听他弹过一回（他在给某位友人的信中曾提及这件事）。有一次，我与太太去上海参观一个书画展，策展人是浙江温州一位作家，也是我朋友。展览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一栋英国维多利亚风格的老建筑里举行。这是个特别的展览，参展者并非专业书画家，全是诗人、作家。当我和太太来到这栋老楼，几个模样年轻的人正在布展（他们全都来自温州，都是写作者），我的朋友有条不紊地指挥大家悬挂作品，张贴广告，布置前言及背景墙，显得老到而熟练，仿佛是个行家。翌日上午十点开幕，除了几个从浙江匆匆赶来的作家（马叙、哲贵）以及上海女作家薛舒、孙频，观众总共只有十几位。这是我见过的人数最少的一个展览。

有一位中等身材的老先生携着一张琴，蹬着布鞋匆匆赶来。他甫一落座，大家便静坐他面前。老人弹了一首《忆故人》。他是古琴家成公亮先生，从南京坐火车而来，在一个女孩的陪伴下来沪治疗眼疾。弹奏之前他说了一句话，在古代琴就是为你们这样的人弹的。大约三四年以后（2015年7月8日），成先生便因病去世了。我看到从民国时期前来的老叟，长着一张类似于八大山人尖锥的脸，成公亮先生的脸是国字形方脸，但两人都有着同样沉静和温雅的表情。

一个专栏作家，同时精通美食的年轻女性，坐在房间里为晚报写下一个新的故事。大致是，一个生活渐有起色的女性，在物质富足之后情感却开始贫乏，精神上很孤独。她生活的小区麇集着富人和成功人士，但一巷之隔，却是个平民区，居住着一些经济条件困窘的普通人（甚至贫民），她与一位开拉面馆的妇女意外地成为了朋友（她单方面地认为，但那位妇女不见得认同），她经常到她店里坐，点上一碗拉面吃（她其实只吃得下一两口），或者什么也不点，只是与她聊天。她从这妇女身上得到慰藉，仿佛那是绵长醇厚的友情。基于此，甚至与丈夫的隔膜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一个偶然或说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却将这位孤独女性和拉面馆女人之间的距离暴露无遗，并严重伤害到她们的交往，一个虚幻的友情镜像粉碎一地。女士逃离了拉面馆，再没踏入那条巷子一步……

有一个男人，年届五十，至今未婚。他居住在小区的三楼，二楼是一对年老的夫妇。这是一对走路都生怕踩死了蚂蚁的老人。他们出门总是成双成对，并且身体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非完全出自恩爱，只是因为身体都较差，常年受病痛的折磨，以至于一个人出门，一阵风便可能将他吹倒。因此，他们从不敢一个人出门，而必须同进同出。有一次他们从小区出来，去省人民医院门诊部拿药，快走到八一广场的时候，一个手里拎着菜的妇女，本来已经走到八一广场的另一头去了，特意从老远绕弯过来，走到他们面前竖起大拇指说，好！好！少年夫妻老来伴。他们住处三楼的那位未婚男士，有一个弟弟，他们性情完全不同。哥哥是个沉默、内向、寡言少语的人，在他父亲曾经工作的单位做一个职员，在一个最不起眼的岗位上。弟弟则泼皮活跃，在一家国有企业做业务员。同事曾给那位哥哥介绍过好几个对象，要不嫌对方个子太矮（他自己个子只有一米六），要不嫌对方学历太低（据我所知，他没有进过大学），要不嫌对方年纪太大，要不先嫌对方是乡下人，总之，他非常挑剔，甚至一个本来处得好好的对象，因为嫌弃对方笑声难听（他形容像鸭子的“嘎嘎”声）而放弃。他是个财迷，每个月工资全部攒起来，几乎没有花销，以每个晚上聆听一遍通过电话查询储蓄卡的余额为乐（久而久之，他爱上了电话里那电脑设定的温柔的女声）。他幼年时，曾经被父亲放到一个陌生人家里待了几晚，从此落下了轻微的抑郁症，对单独一人出外过夜怀有极度的恐惧。他生活中的乐趣，除了聆听电话里存款余额的声音，便是养了几盆花草。他把它们放在阳台的边沿上，每日浇水捯饬。终有一天，楼下那对老夫妻上门来拜访——因为总担心花盆会砸落下来，他们每天要往嘴里塞进一大把心脏病的药。当这对紧紧倚靠在一起的老夫妻出现在这位独居者面前时，吓了他一跳，惊得差点掉了下巴。

——我看到房子中，那么多故事在上演。他们从墙上、天花板上向我走来，向我聒噪、絮语、低吟。我凝神闭目，而当我睁开眼来，声音与人影却像水流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如同我刚刚从梦中走出来一样。

2. 痕迹

我又一次走到粮油食品加工厂对面。两个圆形建筑，有一种宗教般的威严和人去楼空的衰败感。是水塔？还是粮库？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它像土耳其的宣礼塔，在召唤那不存在的信众。也让人联想到过去广播的年代，洪亮的声音从建筑顶端（更像是来自空中）传来，直达远处的旷野。

水泥浇筑的圆形建筑比信念更坚实地矗立在一个旧日的粮油食品加工厂，而现在除了展示它庞大的身躯，别无所用。灰色的水泥外墙既光滑又粗糙，雨水、阳光以及无法看见的时间，在它身上留下痕迹。圆形建筑上的标语——白色石灰浆、黑体字、不再使用的口号，那么孤单地显示出一种无用的处境。但并非完全如此。晚上，会有流浪汉走到那里，依偎着这粗糙、坚硬的身躯，听着人工河激湍的声音，抱着自己的身体入睡。我曾经设想，如果有一架梯子，绕着它的周身可以爬上去，俯瞰周围的一切，那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实际上，它远没有我想象那么高，当我从十四楼看过去——我伸出身子，能够看到它的一部分，它的顶端并不在我仰视的位置。我曾见过那种建筑，比如古塔——它的内部有着旋转上升的楼梯，从里面可以走到塔的最上层。

过去的粮油食品加工厂，处在一个叫上沙沟和下沙沟的地名之间。它的周围还有：青山南路花鸟市场、糖果厂、星火化工厂、印刷九厂、南京路小学、江纸生活区、南昌第二运输总公司，各种快递公司，还有一个基督教灵恩聚会点。我经常在地图上——而不是在实地，深入其中，沉溺于阅读地图的乐趣：深咖色标志的小区、办公楼、厂房，白色镶着绿边的大街、细长的白线（或直或曲）环绕在一栋栋建筑物之间——那是一条条不宽的道路，星星点点或成片的绿色植被，一个个白色细黑体字标注的单位、小区、商店、大厦、公司。我看到贤士花园，处在这迷宫状的颜色的包围中，像一张脸，淹没在一片脸的海洋中。过去的粮油食品加工厂，在地图上标注着一个个商铺的名字：奉新粮行、金奥缘粮油商行、老鼠爱大米专卖店——它们毗邻着荣昌汽车空调、微利汽配、联众汽配、胖子四轮定位轮胎店——那是我曾经在一个周日的上午，无目的地漫游时所见到的。

玉带河，将我生活的区域，与对岸的区域分开了。除了偶尔的心血来潮，我一般不会轻易踏足到河对面去。从我居住的玉带河往北一直延伸，直到过去老省委那个位置，中间这片地带，可能是城内最驳杂（不是最复杂）和难以描述的地方。这里不是本市文化中心——滕王阁、万寿宫、百花洲等这些老南昌城内的文化地标，都不在这片区域;这里也没有大型的购物广场、五星级酒店、气派的写字楼和奢华的花园楼盘，有的只是大量的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工厂，建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宿舍、住宅区，废弃的铁轨，陈旧的立交桥和涵洞，不上档次的饭馆和杂货店。这样的气息，一直蔓延到我租住的小区——贤士花园以及怡园小区、建行小区一带，让这里的一切，打上了时光深深的烙印。

建设银行小区西门有个营业点，我时不时会去那标注着ATM和蓝白颜色字样的自动取款机前取现金。有时是白天——更多的时候是晚上，我从楼上下来，出了小区，沿着贤士一路走过去。那是一段不足两百米的道路。灯光从两边的门店里铺泻出来，时装店、杂货店、水果店、理发店，是最后打烊的一批店铺。店主正懒洋洋地收拾，他们面容倦怠，不再大声说话，动作迟缓而僵硬。水果店门口紫色的甘蔗像长矛一样捆扎在一起，随意地靠墙立放，像一个疲倦的人双手抱着肩膀——在入睡。每到这个时候，我的大脑便异常活跃，思绪万千。经过一下午的昏沉和晚饭前片刻的瞌睡——这是冬季，这种天气里我最容易表现出来的特点之一，现在我头脑无比清醒，与周围喧嚣渐消、昏沉迷糊的一切形成了反差。太太在屋中刷着手机——近来她迷恋上烘焙，从养多肉到爱上烘焙是在顷刻间转换的，她穿着厚厚的居家睡衣，没有开空调，而是侧躺在沙发上，身上盖着那条蓝色的薄的空调被——左腿伸直，而右腿蜷曲着，她显得专注而沉入地在手机上看一个个烘焙视频。我知道，女儿有时也会偷偷地看那些网红做的各种美食。现在，她正坐在实验中学的教室里，和同学一样埋头在书堆里，表情恍惚，一动不动。那个教室的孩子们，都像一个个雕塑一样僵直地坐在那里，有的右手习惯性地将圆珠笔在拇指、食指和中指之间快速地旋转着。有一个学生在这沉闷、安静的空间里回过头来，往身后看一眼，偷偷地笑着。也有一两个学生在秘密交流。突然，一个孩子站起身来，一言不发，背起书包冲到门口，徑直走出去了。

有一个学期，班主任安排家长晚上轮流在教室值班，我是其中之一，数次出现在女儿晚自习的教室中。

我摁下自助取款网点玻璃门上的金属圆点——虽不常用，但现金在生活中有时还是必不可少。突然之间，我们就不常到银行去。生活在不断改变，我们都在适应这一切。这是快速变化的数十年，用日新月异这个词来形容是不为过的。我站在自助取款机前，用手摁着机器按键，听着“咚咚咚”的响声，之后是机器出钞的“沙啦沙啦”声。这是一种愉快的声音，纸币被机器快速清点发出金属般的悦耳之音——它隐含着拥有，是对占有者的肯定。自助存取厅里通常都会有两三个人——有好几台机器供人使用。我注意到，这几个使用者，彼此装着漠不关心而又小心翼翼，故意忽视对方的存在，但又会用余光瞄一眼对方以及身后，似乎在提防什么。

不远处贤士湖边马路上，有辆巡逻警车停在路口，警灯的荧光不停地闪烁。这是一辆国产SUV汽车，车身刷着标志性的蓝白颜色。闪烁的红蓝光铺泻到湖面，与倒映的路灯混淆在一起。一个年轻的父亲，推着一辆硕大的摇篮车骄傲地经过——里面躺着三胞胎婴儿（分不出性别来）。我想起一位朋友——她有三个姐妹，曾经也有这样一个以拥有四个聪慧、漂亮的女儿而为豪的父亲，但朋友的父亲两年前因病去世了。四姐妹关系非常融洽——她们分居在不同的城市，都爱美，喜欢阅读，对生活充满热情。每周固定一次开微信视频见面会，聊生活琐碎，聊读书、情感以及种种。她们都很年轻，年龄相仿，在一种“初恋般的热情”中彼此抚慰，快乐而满足，丧父伤痛的灼痕似乎在这样一种“热情”中得到熨平。其实她们对父亲怀有深挚的感情，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平常但让人羡慕，痛并快乐——正如齐秦唱的：“痛并快乐  快乐着/恨恨且爱且狂……”

我站在黑夜里，心里却想着家里的情景。我从小区出来，大概二十分钟不到，却像是离开很久了——我的头脑里是一幅灯光明亮的温暖画面，我似乎要急急地走回家去，回到阅读中去。最近我和太太重看了《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在电影中，萨特从美国回来，给女友（不是波伏娃）带了尼龙丝袜，女友在试穿丝袜时看到萨特给波伏娃的信，妒火中烧——这嫉妒之火的烫痕，是否也烙印在波伏娃心中？影片的处理远非想象中那么好——萨特仿佛是个父权分子，对波伏娃毫不关心，而波伏娃则一直顺从，看不出女权主义者的独立和主见。当萨特女友站在床头试穿丝袜的时候，帕慕克某本小说中关于丝袜的描写却从我头脑中冒出来：一位读者在电话里给主人公卡利普（他扮成了专栏作家耶拉）叙述他在《民族日报》上读到的专栏文章——在一个炎热的夏日，被工作压力和孤独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专栏作家，在如梦影院看电影（芝加哥匪帮片），被一个女人用长指甲隔着丝袜搔腿的声音所吸引，再也无法把注意力放到银幕上。这个时髦妈妈和她十一岁的儿子举止亲昵，那只不安的手所制造的窸窣声不仅让伊斯坦布尔夏天的蚊子所垂涎，也让耶拉的目光久久停留在这母子身上，仿佛一个妻子兼母亲的魅力，在黑夜的影院里被无限地放大，足以使一个孤独者产生幻觉和晕眩，爱恋与绝望之火在他心中熊熊燃烧……

站在建行自助取款营业点门前，略微可以望见一点粮油食品加工厂的影子。它处在一排排小区楼房后面，像是一个遥远村落背后的山林。我看到湖水在不远处闪烁着点点光亮，冬天的风刮走了湖面的寂静。湖心的拱桥与黑色的倒影形成一个圆满的弧形，没有月亮，夜晚的贤士湖显得深邃和神秘，一种轻微的紧张感在压迫着人的视觉——此时，湖心的廊桥和湖边的花岗石步道空荡荡的，唯有植物忧郁的剪影在模糊的光亮中。我的大脑依旧活跃，仿佛一个需要倾诉的人，急欲向黑夜倾吐他的愁闷、欣喜，洞悉世界的发现——时光的刻刀，在人的脸上、建筑物、树木、街道以及人的内心里，留下的痕迹，在这痕迹里，停驻着昨日无可挽回的疼痛与幻梦、记忆与忘却，也生成着当下内心明灭的火光与灰烬、幽微的映照与遮蔽。

3. 时间地理

从建行小区门口自助取款机前回到家中，我习惯性地坐在电脑前，头脑中活跃的景象与画面，还像燃烧的火焰一般，没有冷却。

在我写作这篇贤士花园长文时，我终止了此前一度随着对写作和阅读的消极而生长开来的蛮荒与虚无。我停止了半夜（因为时差的原因）守在电视机前观看西甲和英超联赛——当比赛进入沉闷和攻守僵持时，有时我竟拥着薄被睡着了;我也不那么热衷于写毛笔字，曾一度像瘾君子对烟枪的迷恋，其实并不是出于对书法的热爱，而是出于惯性，拿起毛笔在纸上写写画画（可以一连写几个小时）;也不再去看那肤浅、俗不可耐的搞笑视频;我也停止了对虚妄世界的想象和忧虑，不再那么过分地担忧明天——总之，我像个有规律的宅男，安心于有条不紊的生活，每日计划着生活的细节。

我从这种有方向感的生活中受益。重新梳理了一遍自我与外部的关系。我发现，对艺术、创作、阅读的兴趣，是内心真正幸福与安宁的源头。随着年龄增长，生活的半径与圈子不是在扩大，而是在减少，像一个战士在不断收缩防线。我从简单的细节中寻找乐趣，那种紧张、刺激、浮华的场景不再吸引我。我不会成为任何试图唤起蠢动欲念的奴隶，也不会与简单的三点一线的生活为敌，只想不断地完善自我的音腔，服务于理想的语言。

生活不是雄心、建构、规划的同义词，也不是消极怠工、漫无目的、随波而逝的无奈。我居于二者之间，既缺乏野心和侵略性，也不落入虚无和抱怨的陷阱。有时显得积极和正面，热情和富有活力，有时又冷静客观，谨言慎行，处于旁观和自省的位置。以前我总焦虑于时间的流逝。我更忧惧随着时间流逝而我还一无所知。观看战争和灾难电影时，内心只是惊惧和慌恐，但对时间、情感、美的消逝描写的句子，却刺痛我，击中我，使我无助和忧郁。——也许我现在不那么容易感伤，云淡风轻，更像是一种与生活和解的写照。

昨天，我出现在青苑书店——其实我更喜欢在认识书店老板万国英女士之前的情形。那时我在书店里，一身轻松，谁也不认识，不需要同谁打招呼。不像现在，我有时会在书店碰到她热情、真诚的笑脸——见到朋友当然是很愉快的，但对于一个想在书店里看看书、打发时间的人来说，应酬和礼节会使这份快乐减分。我从阳明东路出来，转了两趟公交车，到洪都中大道金域名都公交站下车——因为这条街道正在修建高架快速路，一片狼藉，车流与人流纷乱，头顶上是坚固宽大的钢筋水泥构架（水滴从水泥预制结构的缝隙掉下来，落在脖子里衣服上），书店遮掩在银行、茶室、美容养生馆、百果屋、房地产中介之间，不起眼的大门——“青苑书店”几个行书字像是鲁迅的集字——它处在一块横匾“青苑春风江右满”下面（出自本城一位叫刘世南的老先生的题字）。书店里安静，人不多，不少新出版的人文社科书，摆放在显眼位置，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广西师大等几个出版社，在一楼靠墙的位置享有专柜。柔和的光线从室外照进来，葳蕤的绿植和灯饰营造出一种温馨、宁静的氛围。二楼中间是一排供读者阅读的桌椅，一列绿色台灯，在夜晚，笼罩着一团团暖色、明亮的光晕。显然，来书店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使得一家以销售学术性图书为主、文艺范十足的民营书店，生存构成严峻挑战。这与严肃写作者的境况相类似。玉带河，在书店以及金域名都小区后面静静流淌——它从我居住的贤士花园北面流至此，又往顺外路以及更远的城鄉接合部流去。

大概一个多月以前，一位河南作家来书店与读者见面。在二楼不大的空间里，坐着不足百号人，我的朋友——过去曾在海南一家文学刊物供职，编发过我一些作品，现在是一个专业作家。有一些是固定的拥趸，他们常年徜徉在这个书店的各种讲座、书友会之间。对知识和精神的追求，永不会在人群中失去。但身处在一群读书人中间，有时却会产生一种相反的情绪——不是在聆听、交流，而是在疏离和走神——我就在这样一种情境中。我不是一个很乐于与人分享隐秘的人——阅读，哪怕是最常见、普遍的行为，对于个人来讲，也还是隐秘和私人性质的，不值得拿出来共享。通常我很少出现在这样一种场合。算起来，我与这位朋友不见面，也有十余年了。距离上次见面——那是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我们都变化不少。他明显胖了，中年男人的特征显露无遗——我想他看我也是如此。那时他还在湘西凤凰沈从文故里拥有一间客栈，他在客栈里放了不少书——期待那理想的客人入住，想来多半是落空。他自己每年拿出一段時间来，去那里居住。当时他正写作一本与沈从文有关的书。我记得那时他的博客名叫“陶瓷了”（我的朋友如果看到此，我希望他会心一笑）。我们那时还在QQ上交流过身边异性的话题——都曾经为此怦然心跳过。我欣赏那时他的浪漫、诗意和孩子气。其实，算上这次在书店的相见，我们总共只见过两次面，更多的是书面和邮件往来。

越来越像独自采摘蘑菇的“痴儿”。我们早已不玩博客了，QQ作为聊天工具也早已过时。朋友在凤凰的客栈不再经营亦有多年。虽然他还是喜欢到处走——这是我羡慕的状态，但我并不妒忌。我待在我的“小森林”里，像彼得·汉德克笔下的“蘑菇痴儿”——“即便多年和几十年后依然如此”。

年轻时，就像流连在巴黎、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斯坦布尔街边酒吧与咖啡屋的文艺青年，我和几个朋友时常会去苏圃路上一家咖啡馆见面聊天。咖啡馆在街道的一个“阴角”，旁边是一所百年中学，对面是东湖，湖上是“百花洲”（明代以来一直是文人雅集之地），再往前是个教堂，更前一点是南昌大旅社（当年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所在地）。咖啡馆里有音乐，蓝紫色的夜雾在室内氤氲，服务生穿梭其间，人们一小群一小群围坐在一起低语、欢笑。我们的座位并不固定，每周有那么一两次聚会，松散的三五个人。那是被文学鼓舞的年纪，文学刊物的版面，就像揣在口袋里的收成，急于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还没到被生活的庸常改造得庸俗的年纪，对物质和粮食并不关心，只热心于文字的秘密。没有那种觊觎异性美貌的猥琐心理。满脑子都是文学的话题。风度翩翩，面容清爽。

那时，我一度幻想市政府应当将从苏圃路到渊明路，以东湖、南湖为中心，打造成一个类似于西湖那样的文化生活景观——老城区太多的文化元素在里面。后来一次，看到百花洲中心游步道两边，立着骇人的大黑体字标语口号（与景观如此抵牾）时，就觉得我的想法是多余的——虽然那也已过去多年了。

我们始终有一种错觉，觉得物是人非，觉得眼中看到的一切，变得让人认不出来。其实不是，外面的世界，它始终是那样，一点没变，我们看到的那一点点改变其实是很缓慢和微小的，真正变化了的是我们自己——这个观察者。

我记得那是春夏之交，我们站在东湖边上，每人手里夹着一根烟。其中一个一身牛仔装（翻着毛领），另一个（年少时喜欢穿绿军裤黑布鞋）穿夹克装、牛仔裤，还有一个戴眼镜（眼神恍惚）。夜风送来栀子花和茉莉花的香气——这个时节，女人喜欢将一朵茉莉花别在胸襟，街上时常能遇到提篮卖茉莉花的老人。像三匹充满活力的马驹，这几个年轻人在夜晚中显得兴奋，在春天的草地上跃跃欲试，想随时奔向遥远的戈壁和荒滩。

夜雾久久没有消散，他们也久久没有离去。

4. 出租车

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民警A接待了我。我注意到，董家窑派出所里有两个民警在值班，电视机开着，加重了这个空间的沉寂感。院子里停着几辆警车，院门口（那是个不起眼的口子）正对着青山南路立交桥。过去这里是工厂林立，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区域，地窄人稠，机构和单位都显得拥挤、逼仄。派出所门口是一条狭长的道路，沿路是一溜店铺（现在多半已经打烊）。立交桥上，出租车呼啸而过，汽车尾灯在夜里划出一道道红色的光带——在白天，因为寻找客人，加上拥堵，它们步履蹒跚，而在这个深夜时刻，它们铆足了劲在奔驰，偶尔听到一声骇人的刹车声——尖厉地刺向夜空。

一个多小时前，我和太太还在抚河桥附近一家餐厅，那是一次平常但欢快的聚会。十几个人，其中两个来自外地，算是同行。交流比较深入而尽兴。灯火阑珊之时，大家在餐厅门口道别，各自回去。我和太太上了一辆出租车。一般这个时候，酒店门口都会停着一些出租车，等待餐后的客人乘载。已经入夏，夜风凉爽，我大约喝了一点酒，借助酒精的作用，在夜风的抚摩下脸烫烫的，显得有点兴奋。出租车司机打开车门，隔着夜色在彼此搭话聊天（他们坐在车里，并不能看清脸）。此时选择上哪辆车完全是随性和偶然的。我告诉司机要去阳明东路上的贤士花园，他们通常都知道那个地方，此后车内陷入沉默。我和太太坐在后座，依稀记得出租车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性，平头、长脸。此时，街道显得空旷，人很少，车也不多，大概十五分钟时间，我们便回到了小区门口。

贤士花园拱形大门上的几个铜字在夜色中显得模糊，黑夜吞没了一切，几盏路灯孤单地立着，并不那么明亮，街上人影幢幢——这是黑夜的交响曲，暗影主宰的世界。我的脑袋还有点发烫，夜风并未帮助我把酒劲全部散去。我和太太下车，目送着出租车扬长而去——下意识地，我摸下口袋，“坏了，手机不见了！”

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很快记起，我在车上接过一个电话，随后将手机揣在裤兜里。不知什么时候它滑出来了，此时正躺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我没有向出租车司机要手撕发票的习惯——这时便受到了小小的惩罚。我不知道出租车是哪个公司的，也没有去看车号——此时，它消失在南昌初夏夜晚的车流中，无影无踪。好在我并不慌乱，我想一般在这种公共区域，都有“天网”——借助它，或许能够查找到我们下车的视频和图像。我打了110，是个女同志接的，她让我到董家窑派出所去。

我和太太又上了一辆出租车，出现在派出所。民警A听了我的描述，将我带到民警B那儿，他眼前有几台打开的电脑，里面似乎有些公共场所的监控图像。民警B告诉我，那个位置光线太黑，“天网”并不能看清汽车的车牌号。我心里升起的一点希望落空了，轻微的沮丧感袭击了我。坦率地说，手机的遗失并不算一件太大的事情——虽然要找回里面存储的近千个电话号码并非易事，还有一些自认为重要的信息，但毕竟不会对生活造成大的影响。我想我遗失手机，也不是第一次了。民警B并没有启动调看“天网”的程序，但显然他并不为此担心。他拿出一张纸来，写了客运出租车管理中心的位置和电话号码给我，说虽不能完全保证，但你可以去试试。

太太陪我上了第三辆出租车，此时我的心态反而放松了，经过开始时的紧张，现在则多少有些倦怠。起初餐厅聚会时的欢笑宴饮转眼化为泡影。我望着车窗外城市的夜景，蓦然想起不久前在手机上看过的一部伊朗电影《出租车》：一辆黄色出租车行驶在德黑兰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各种各样的乘客坐上车，每个人都直率坦白地回答了司机的各种问题。而这个司机就是导演贾法·帕纳西本人。在这个移动摄影棚中，导演将摄像机放在仪表盘上，通过这个戏剧性的旅程，记录了伊朗社会的精神风貌。我钦佩导演贾法·帕纳西的努力，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一名电影工作者，我什么都不做，只拍电影。电影是我的语言和生命的意义。没有什么能阻挡我拍电影。因为当我被推入最深的角落时，我与自我相连。在如此私密之处，尽管限制诸多，创作的需求已超越了欲望。我心系电影艺术。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如何，我都要继续拍电影。只有这样，我才能尊重自己，感受到我还活着。”

我在一种既放松又胡思乱想的情境中——我做好了不抱希望的打算，这使我不那么担忧和紧张。我看着车窗外一辆辆在夜色中疾驰（其实又显得无目的性）的出租车，电影的情节与现实的画面交织在一起。艺术，是人类共通的语言，无需更多的阐释，对人的处境的观照与表达，能唤起不同族群人们的共鸣。世界纷繁复杂，是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纠缠交错的场物，也是历史与现实、利益与野心、文明与信仰冲突拉锯迭现的多幕剧。

现在回忆起来似乎有些遥远，我不那么确定当晚我们就出现在客运出租车管理中心，也许是第二天早上。我从民警B手中接过纸条，电话与对方进行了沟通，约定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到公司去。那家管理中心在西湖区洪城路上，一条不太引人注目的街巷里。当你走上正确程序时，一切变得不那么困难。我到达时，管理中心还有一个情况与我相似的女孩，也在寻找昨晚丢失的手机。我告诉了接待员上车的时间地点、下车的时间地点，她将我的信息导入GPS系统，定位出租车，经过十多分钟筛选，那辆车的信息浮现出来。接待员将那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司机姓名以及车牌号给我，并没有提供司机的电话。

我拨通了出租车公司电话，对方说会尽快联系司机给我回话。大约半个小时后，司机电话打过来了，手机还在他手上。他与我约了见面的位置。见面时，司机告诉我，他送我下车不久，又上了新的乘客。对方在后座上拾起了我的手機，司机要乘客将手机解锁（我设定了密码）——他未能将手机带走。

我的手机幸运地找回来了。写作此文，我脑子里闪现出那个夏夜，和太太站在贤士花园小区门口，我被夜色和沮丧的情绪包围，无助地立在那里，幻想着失去手机后慌乱的生活。那部遗失的手机正静静躺在一辆绿色出租车里，在夜色中航行，它的屏幕上闪烁了两次蓝光（伴随着音乐声），此后便陷入无声和黑屏的状态中。它小小地考验了下人的耐心、信任以及贪欲，暴露出人内心深处一些习而不察的心思和想法。失而复得的手机，导演了那个夜晚的情景剧，这是一件小事，与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在出租车里导演的那部电影的意义相比，自然是霄壤之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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