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福东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1121）

关于“浙学精神”，朱晓鹏认为，主要体现于以下几点：来自草根的平民哲学，求真务实、讲求功利，实践理性追求，独立自主精神，包容开放精神。本文从阳明学中的“亲民”“心即理”“知行合一”思想为主线，分析这些思想中所蕴含的浙学精神。

一、来自草根的平民哲学

历史的看，阳明学是一种平民哲学。朱晓鹏认为：“在浙学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立足于朴实温厚的平民精神，自觉吸收底层的社会实践与平民思想，形成了平民哲学的基本特色。”从阳明学内部看，阳明学在如何“学为圣人”这一问题中，提出“圣凡一体”的主张，即凡人可通过“返俗入圣”的路径成圣。这意味着，阳明学是一个希望平民以成为“圣贤”为目标的学说，就这教化意图来看，体现了其学的平民精神。从阳明学所处时代的外部环境看，阳明学的提出，亦是对官方正统朱子学的挑战。葛兆光认为，在阳明所处时代的士人，对“四书五经”的学习多出于入仕、考试的考虑，而在士人内心中，已将其视为是对自身思想的钳制，对此不再认同，并有了更多的思想取向。可见，阳明学的兴起，不仅是由于其思想有很大的吸引力，更是因为时人对压迫的、禁锢学术思想自由的官学的不满。

那么，阳明学中有哪些思想蕴含了“平民化”的特质呢？王阳明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思想的：“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这是阳明子在《答顾东桥书》中对顾东桥的回应。顾认为，阳明学由于“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导致其学坠于禅学的“心性”“机锋”之中，致使后学在“师传”的过程中，往往执于一端，流于片面，传出“谬误”。这是理学学者对于心学学者的一贯判断。由于阳明主张“心即理”，使顾东桥误以为以心“度”理是一种纯主观判断，其实本非如此。因为，阳明的“本心”是受到限制的：“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阳明认为，心是人心，更是道心。心是人与道能沟通、融合的媒介，而当人心上升为道心时，心所作的判断，是符合道的，即客观的。不仅如此，心还是实践的。对于心性的锤炼，阳明倡导“事上磨练”“省察克治”，即在挫折、困难的现实中，求得“道心”。换言之，即对意志的锤炼。阳明认为，其所属时代由于受正统理学的影响，时人不再注重笃行，一味向外追求虚无的“本体”，学风由“经世致用”转向“虚无空谈”，重“经”（义理）而不重“史”。如顾东桥，他虽认同在“尊德性、道问学”问题上应该“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但在“工夫”中仍应分个先后之差，这是当时朱子学人所共识的。这就导致，朱子学人对现实的忽视。相反的是，阳明学人，以“心”为主旨，以“实事实功”为目的。不仅如此，阳明学还以当时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并反思学理中的伦理道德价值，就此而言，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进一步言之，阳明学思想的平民性就在于，其学从本心出发，不再复杂深奥，能使学识浅薄但心向圣学之人能容易进入。而且，在事上磨练的“践履”能使无法“不事劳动、养尊处优”的平民百姓也能结合自身情况，在“事”中磨练、学习。这种践履之学的“教化”作用，对平民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就阳明学而言，与顾所认为的“立说太高”恰恰相反，阳明学确实“立说不高”，并正是由于此才彰显了平民性。

阳明学的平民性，还体现在其“教化”意图上。关于阳明学的兴盛，根据吕妙芬分析，其时间节点在“主政江西时期，尤其在平定江西、湖广、广东诸寇（1517-1518）以及平定宸濠叛乱（1519）之后”，阳明立“社学”的时间也与此相接近。可见，阳明学以“教化”为旨归的办学促进了阳明学的繁荣。阳明立社学的目的很明显，即教化民众，涵养民风。通过对在盗贼众多的地区加强教化，“怀柔”地改变地方风气。换言之，即以“开导训诲”的方式来代替“严刑峻法”。这正是阳明在正德十三年正月时，寄书杨仕德“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提出的，“破心中贼”最彻底的办法。同时，这也体现了阳明学的亲民思想。阳明坚信，“人皆可以为尧舜”，成圣的要义在于心是否纯乎天理，在各色各样的人中，人与人之间的天资、悟性或有不同，有高下之分，但无本质区别。

阳明认为，以成圣为目的的圣学，是不在乎修习对象起点的高低，换言之，圣学是开放的、不设门槛的，只要有这追求的人，都能参与其中，而且，成圣的决定因素，不在于个人的天资等先天条件，而在于是否有坚定成圣的决心，使自己的心渐渐与天理相近，直至相同。阳明认为，成圣是“为己之学”，要改进和磨炼的对象也是自己。

阳明认为，人应于现实中磨炼成圣，而不是空有一个“圣人”的概念不诉诸行动。在阳明所处的时代，时人对于成圣，往往是描绘的越来越细致，提出成圣所需的越来越苛刻的条件。最终导致，圣人只是人们心中一个完美全能的“超凡成圣”的概念或想象中的图景，而绝不可能是现实之中“由凡入圣”的真实案例。阳明认为，圣人不仅是知识上的“学者”，更是行动上的“道德楷模”。简言之，当所学的知识、所得的见闻，有损于自身道德时，以致夹杂了人的欲念，损害了天理，那么还不如不学。阳明将圣人的条件限定在道德领域内，也是和当时社会的道德日下，以及儒者重视才学后，忽视自身道德修养，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息息相关的。就阳明提出“圣凡一体观”的进步意义而言，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对自朱熹之后影响的官方正统儒学予以了一定的挑战。对当时的入仕者予以一定思想上的冲击。吕妙芬认为，程朱学被奉为科举教材之后，考试、入仕的功利性目的渐渐“剥落”了程朱的“学圣精神”以及对义理的钻研。这对于当时的人们，多少有切身之感，这也是阳明学兴起的原因之一。第二，重道德教化，使阳明将士、农、工、商等都纳入关怀视域之中。阳明将圣学理解为道德伦理学之后，把道德实践等作为主要内容，所学的知识也以道德知识为主。所以阳明的宣讲多以讲学、讲会为主，区别于文人结社谈论的辞章之学，阳明学的讲学讲会内容分为两个维度：庶民式（平民）讲学、讲会，多以乡约、教化为主；学院式讲学、讲会，多以朋友间切磋论道视“以友辅仁”为旨归。第三，阳明反对朱子在《大学》中将“在亲民”理解为“作新民”，而应回归到古本的“亲民”之中，这也是其亲民思想的体现。在阳明对徐爱关于“亲新之辩”中，所呈现的尤为突出。阳明和朱子的“亲新之辩”来自对经典《大学》的不同阐释。首先，“亲”字在古代是通假字，所以‘亲’和‘新’在古代是通用的。朱子认为“在亲民”应理解为“在新民”可以与《大学》后文相呼应——“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在《大学》开篇理解“大学之道”时，就会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理解为个人的道德修养进程，即限于“内圣”一域。阳明认为，这种过于注重“独善其身”式的道德修养，而没有参与到现实社会环境之中，对于社会而言，是没有积极价值的，每个人都“自扫门前雪”，造成的社会冷漠现象，是违背中国自古以来的伦理观念的。阳明曾言：“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这也是阳明出入佛老之后，回归儒学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从文本上看，阳明推敲《大学》全文，发现内容与“亲”字关联处甚多，其表达的内涵也多是类同孟子的“亲亲仁民”之意。所以，“亲民”是体现儒家“仁”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法。而且，将《大学》的“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理解为道德的“内圣、外王、内圣外王合一”的过程，才是更加完整的。正如阳明所说，“明明德”是“修己”，“亲民”是“安百姓”，“仁”的精神是要有不断外扩的过程，就像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来描绘在“仁”的运动轨迹下，所产生的“群己关系”。而阳明将“亲民”等同于“安百姓”之后，在实施具体办法上，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民之父母”为角色基调，教民养民是具体的政治举措。所以，阳明在任，多重民生教化，家庭伦理。以“齐家”的观念，在治下“治民”。不可否认，在当下我们来回看阳明的这些言语，溢出不少“慈父哲学”的味道，但是阳明将“民众”纳入自己政治实践的主要对象，并多以教化代替刑罚，这在当时的境况下，多出了一丝人文关怀。

二、求真务实、实践理性追求

阳明学的兴盛，不仅是因为其思想充满了平民性，更是因为其思想倡导经世致用，不再将知与行分为两件事，而是知行合一，以求能“学以致用”。阳明学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就能体现其求真务实、有着实践理性追求的特点。

什么是“心即理”？阳明认为，心是主宰人的身体、躯壳的主观意识，是有知觉的，而且人的心又多秉受天的意志，有着客观、公正的特点，所以合于天理。阳明更进一步，推为“心即理”。接下来，笔者将具体论述“心——理”的推进过程。

关于“心”，阳明曾言：“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这里体现了心的感知功能，同时，阳明想表达的这种知觉，亦是自然的、真实的。他将五官的感官功能类比于心，认为心也被赋有这种功能。阳明认为“心”是人身体知觉的反应，而这种反应，通常是具有普遍性的，如耳朵的听觉、眼睛的视觉等，这都是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如阳明在提出“凡知觉处便是心”之后，进一步讨论了“心为身之主宰”。可见，阳明描述了心的两个阶段，即感知、克制（主宰）阶段。这两个阶段，也恰好贯穿了知与行的整个过程。需要指出的是，阳明的知与行是在道德领域之中的，或者说是对儒学中“仁”的知与行。阳明先提出“心者身之主宰”的观点，将身体所感知到的“视、听、言、动”（“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描摹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自发即身体所有的自然反应和感知；而自觉即对身体的感官、人欲都有一定的抉择，而抉择的尺度就在于其“心”正与不正。前半段描绘了心在正时，“视听言动”都能有一个正面的反馈，即在“视听言动”上都是符合礼的。而后半段，则是在处于非礼的情况下，采取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行为。而这么一个完整的在“礼”“非礼”的行为，阳明称之为“正心”，亦称之为“修身”。还应补充说明的是，关于“非礼”的“勿视听言动”正是孔子所认为的“克己复礼为仁”，即是一个“行仁”的过程。在符合“礼”的情况下，亦是如此。所以，心之正处，即达到“仁”的理想境界——廓然大公，亦是天理流行之状。

在把握“心”与“理”的关系之前，阳明先提出了“什么是心之本体”这一问题。关于对“心之本体”的探究，阳明阐释有以下几点：

至善是心之本体。

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知性。

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

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阳明把心之本体称为性、至善、良知、天理。我们可以看到，在阳明追寻对心的本体化的过程中时，他是希望将心形上化，将其从个体的感性认识上升到人类所普遍共有的品质。而且，这共有的品质也逐渐从人类的美好道德价值过渡到天理上，即从人类社会的伦理价值上升到宇宙世界真理之中。基于这个逻辑推演，“心即理”所要真实表述的，其实是“心之本体即理”，即“性、至善、良知、天理即理”。而且，因为“心”先验式地赋有天理的特质，所以对天理的追求进路也是从心中求，而不是在“心外求”。所以，阳明认为，“格物”不再是追求天理，而“诚意”“致其良知”才是求得天理的最正确的办法。不仅如此，阳明认为，“心即理”并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逻辑推演上的概念性的命题，更是一个与现实联系，以实践、践履的方式来努力追求的一个超凡入圣的境界。

在阳明论证了心与心之本体之后，便很自然地将心与理联系起来了，一是心有根植于天理的，具有天赋性的心之本体以承载；二是，从心的动态运动中，即在现实社会中的活动中，有从“私心”向“公心”转向的路径，即“人欲”与“天理”之间，在现实运动中，有了调和的可能：或是抑制了过分的“人欲”，或是更多彰显“心性”中合乎“天理”的部分。至于“心外无理”“心意之物”的逻辑展开都是以此为起点的，在此不再赘言。“心即理”思想，体现了阳明认为人有把握真理的可能，这也是人认识真理的前提，而且“心即理”也是重视过程的，有一个实践的阶段，综合来看，“心即理”体现了阳明兼顾了圣学与现实之间差异，讲求“求真务实”地为学。

阳明提出的第二个重要的命题，就是“知行合一”。关于“知行”问题，阳明从知行的关系、知行本体、知行功夫乃至知行合一进行了层层递进式地探讨。先说说“知行本体”。首先，阳明关于知与行，就其语境来看，是侧重在道德伦理领域之内的。其中选择了孝悌、对好恶的评判皆是将知与行引入了有着价值标准的生活世界，与日常理解的现实世界还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在道德领域下，阳明是更重视“行”的，“知”也是为“行”所服务的，只有达到了“行”这个过程，之前的“知”才能称之为“真知”；相应的，只有“行”符合“知”的规定、标准，才能称之为“真行”。所以，其中的“知”，与现实世界的“知”不同，不是要用认知的方式来探索与确认，而是通过以得到“行”的反馈的方式，以及在能更好地改造和完善“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也是阳明所说的“知行本体”。吴震认为：“阳明所说的‘知行之本体’，指的是知和行的本来关系或本来意义。”“从本然意义上说，‘未有知而不行者’，有之必有行；如果‘知而不行’，那么还不能说已经‘知’了，只能说还是‘未知’。”“阳明想强调的是，知行合一具有本然意义，是人们无法违背的实践原理。”因此，阳明在“知行”问题上已经定下了基调——“知行合一”即“知行之本体”。首先，“知行合一”之后，说明人的“知”就是“真知”了，是有能驱动“行”的作用，而不是仅仅知道一个概念，却不能化为行动。而正是如此，方能说明，知与行是一体的了，原本被“私欲隔断”的问题也被解决了。其次，“知行合一”之后，两者之间的联系会愈发密切。正如阳明所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之后，才能使人们更好地坚持道德实践，提高道德素养，并获得更深刻的认识。第三，“知行合一”之后，也是实践与理性之间的结合，正是这种对实践理性的追求，可以使人深知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使人通过实践的方式，逐步地向上超越。圣学是超越现实的，需要通过不断地道德实践来接近。正如陆澄问阳明“上达工夫”，阳明认为“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所以，阳明深知前人对“知行”问题没有全面的认识，没有融合入日常生活中，虽然现实中有些人“冥行妄作”“揣摸影响”，却没有好的“良药”来“对症下药”。阳明就只能在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之后，更进一步，捅破了“知行”之间的窗户纸，不让“私欲”成为流弊继续阻隔“知行合一”。

顾东桥对于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提出过质疑，“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闇而不达之处”。阳明就此认为知行体用一源，不可分离，即知行在本体上应“知行合一”，在实践中（用），同样要“知行合一”。阳明更加紧密联系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关系。我们可知，阳明认为，古人乃至与其同时代的人由于视“心理”为二，以至把“知行”也当作两件事。“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就是很鲜明的例证，以往的学者都认为外于心的“物理”是不能在心中求的，但其实阳明以为，他的知行合一，恰恰是能将所谓的“物理”从心上求得，而且以躬行的方式求理，比学者的“格物穷理”更真实。当然，在笔者看来，阳明还是将问题所转换了，他的论域还是在“道德伦理”的范畴。在道德领域下，确实是动机比概念（认知）更重要，即心之理重于告子“义外”之说。在知与行的体用关系上，阳明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可见，阳明对“真知”的定义还要求“真切笃实”，而这只有通过“行”才能实现；同理，“真行”要求的“明觉精察”，需要知的“思惟省察”才能不断完善。这么一个完整的求知躬行的过程，就是阳明认为“知行之体本来如是”的完整逻辑。所以，阳明认为“心与理一”到“知行合一”是“体”与“用”之间的一贯相承。而再将此二者“合一”，就是阳明之后提出的“致良知”，“良知”就是“心之本体”，也与“理”同；而“致”，就是通过“知行合一”的工夫，使良知充盈的道德实践。

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可以理解“心即理”为本体，“知行合一”是工夫，而“致良知”就是本体与工夫合一的动态状态，人们需要在“心即理”的主导下，不断地“知行合一”，最终能“致良知”。而“致良知”是一个在生命中永不停止的过程。在阳明的这个活的思想中，很明显地体现了其求真务实、追求实践理性的精神，当然他是侧重在“道德伦理”的范畴下，或者说，整个实践的过程，就是以“主体道德”超越“客观现实”为目的，希冀能在困厄、艰苦的现实环境下，还能保持高尚。

三、独立自主、包容开放

纵观阳明毕生，他在思想上经历过“五溺三变”，沿着“辞章之习”“宋儒格物之学”“出入佛老”“归本儒学”“龙场悟道”这一大致脉络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可见，阳明心学建构之前，其学涉猎甚广，以先“博”后“约”的方式，最终形成思想，其中对各家学说的吸收毋庸置疑，同时也有对各家学说的批判，大体上是以一种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的方式融扩进自家学说，以此可以看出他与各家学说的关系是又包容开放，有独立自主的。以下将先从其与各家的交流上予以例证。

阳明认为，儒学和佛道之间，佛道有很多值得肯定和吸收的部分，应当为“吾之用”。关于阳明以在“儒学正统”立场，对佛道两家的价值贬低，暂且不谈。从文中透露的事实来看，可以得到以下三点：1.佛道在某些领域内，是值得儒家吸收和学习的，正是由于其“用”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阳明若想复兴儒学，须吸收之后，为我所用。2.阳明“三间共一厅”的类比，间接说明了儒学如果不吸收佛老的精华之处，就不能见“圣学之全”，导致“举一而废百”。3.阳明将圣学比为大道，而成为大道的先决条件是要吸收各家精华之处，并以“天地民物同体”，方能成为大道。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阳明没有向后儒一样秉持“门户之见”，推崇吸收各家的精华之处为“吾之用”，这很能体现他的胸怀，也体现其学的包容开放。试想，如果儒家秉持“门户之见”，或许也是“自私其利”，那和儒者对佛道所认为的“自私其身”也没有太大分别，都是“小道”罢了。正是阳明这个“大道”的视野，给了其学“包容开放”的气质。然而，阳明肯定了佛道在“用”的一面，对其“自私其身”的出发点予以否定，认为圣学应该与“天地民物同体”，即与“万物一体”，这又是反映了其“包容开放”的超越性，同时也侧面反映了其独立自主的精神。还需补充的是，阳明在之后用道家道教的术语、思想方法、工夫修养等来构建其心学体系，也正体现了他在学术上真正的吸收融扩、为我所用，其学的包容开放也在此。对于此，学者朱晓鹏有系统性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在《明儒学案》中有阳明关于三教问题的论述，他觉得圣学之全，在于“精一”，即本体上的同一与器用上的统一。这跟之前的“三间共一厅”又递进了一层。基于此，章学诚认为，后世文化的衰退就是有意将“三教统一”演变为“三教对立”，而对立的原因不是因为对“道”有更细微的体认，而是为了“争文”“争名”“争心”所作的“欺世”之举罢了。

阳明所处的时代，就有这种风气，学派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而认同却越来越少，原因就在“争”，为“私利”而争，为“道统”而争，而往往争其名后却不充其实，导致出现名不副实的怪象。所以，阳明推崇“去其藩篱”，也是有去除现实上“私利”“私见”的涵义在的。这也是因为阳明为学求真，求公，而后使其更重视“大道”之同，而不为“小道”之异所偏。正是阳明这种“以道观之”的胸怀，使其能以包容开放心态学习各家学说。

再说阳明学的独立自主精神，还是以其重视主体意识、为学“为己”、重在“自得”得以体现。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就《大学》古本和朱子注本的争论中，阳明就提出为学贵在“自有所得”。所以，在阳明看来，为学要自得，更要自主，所学的知识，对其正确与否因是由自己的良知来评判，而不应受外界的干扰，就算跟权威、正统之说背道而驰，也要坚守自身良知，这正是彰显了其学独立自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