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恬

（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江苏苏州 215000）

一、引言

中华文明绵延璀璨已逾五千年，而文化也因社会结构相对固化和生活方式相对聚居在这片土壤上生生不息并最终深融于民族血脉肌理与精神质地之中。随着人们对人文环境塑造的关注日增月益，城市文化问题愈发成为全社会研究的热点。文化建设的定位和目标愈发明晰，各地积极投身于的“人文城市建设”不仅被视作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成为“让城市更宜居宜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更是城市在专注物质性和实用性发展之后的本质追求。尽管如此，在现行编制管理和财税制度下各级政府部门条块分割、分级管理、各自为政的特点却导致公共文化资源往往难以真正统筹管理、共建共享，而打破现有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群众真实需求难以满足的桎梏的关键在于改变当下独立封闭式运行模式，构建一种硬件综合性强、软件资源充分流动的创新型聚合机制。

二、公共文化资源聚合管理

（一）公共文化资源内涵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由政府占据支配性地位，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以提供公共文化空间设施、产品、活动及服务等为供给形式，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公共文化资源即人类历史进程中经验累积、人为创造而形成的并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文化资源。具体而言，公共文化资源可分为硬件资源（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物理设施和设备）和软件资源（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时所需的制度资源、资金资源、人才资源和知识资源等）两个类别。

（二）公共文化资源聚合管理概念界定

图书情报领域资源聚合通常指以图书馆为信息资源聚合器，借助技术手段将物理状态下分散的知识资源予以聚集整合，以实现与目标群体需求的最优匹配。基于此，本研究将公共文化资源聚合管理定义为从顶层规划高度，通过硬件资源物理聚集、软件资源深度融合的方式对彼此关联但因归属、层级等方面存在差异的资源进行重构，使之成为更符合群众期待、更具价值及效率、更助于实现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有机体。

三、苏州市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及聚合状况

（一）苏州市公共文化资源建设情况

苏州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抢抓机遇，更是紧紧围绕“高融大上”四方面不断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探索出城乡一体、适应时代、现代高效、接轨国际的特色之路。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公共文化场馆保障标准及服务参数等予以明确规定，同时还对设施设备应具备的软硬件条件提出进一步要求。在此之下苏州市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呈现出统筹整合强度持续增加、服务均衡发展成效显著、供给予科技融合发展进度加快、参与发展新动能日益壮大等特点。

（二）苏州市公共文化资源聚合情况

借深入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契机，苏州不仅树立了“文化+”发展理念，积极推进文化产业和事业聚合工作，更确定了全市文化设施总体空间布局“三核、两轴、两带、多点”基本原则，并更大范围推动有条件的县级市、区积极规划建设集图、文、博等文化设施于一体的区域性文化艺术中心，以促进空间更集约、结构更合理、功能更健全、使用更高效的现代化网络体系转变。此后，以苏州高新区文体中心、苏州狮山广场为代表的跨部门、跨领域、跨系统、跨层级的文化中心项目雨后春笋般崛起。较之以往以行政层级为依据的布局方式，这一以地域禀赋为前提、城市功能为载体、资源聚合为方式、服务群众为目标的规划理念，更大程度将服务载体建设定位与供给侧相结合，文化设施可及性增强使群众参与度和体验感得到关注。

（三）苏州市公共文化资源聚合特点分析

苏州市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较大规模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体可大致分为高、中、低三类，总体看来聚合程度总体偏低，后续发展动力不足；成效总体不高，可及性考量不足的情况较为突出。

首先是硬件资源。

苏州市现有公共文化资源尤其在较大规模服务综合体方面的硬件聚合程度总体不足，重“量”轻“质”的建设缺乏前瞻性考量，重“建设”轻“实操”的规划缺乏对可持续性的思考，直接造成使用效率难以提高，后续发展动力不足问题。

目前我国公共服务设施控制指标主要建立在以人口规模为前置条件的服务半径及千人指标上，计划经济色彩依然深刻。指标化、片区化及均量化的基本假设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居民的真实需求在设施规划阶段即已被掩盖。公共文化资源在硬件层面聚合的重要前提是场馆的集聚，这一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服务供给效率为出发点的聚合管理，却常常以牺牲睦邻性和区位条件为代价来换得物理空间集中或是片面注重“量”上均等却使实际参与者陷入“质”的非均衡局面。

同时忽视设施管护机制、责权关系体系的建立，导致不少公共设施在建成后依旧面临举办者差异而无法统筹管理的问题，相较于建设前期充裕的资金，实际运营后却常常陷入保障资金短缺的尴尬境地。

其次是软件资源。

一方面，中、低度聚合场馆在知识资源融合方面工作相对突出，其他要素上共享水平明显不足。苏州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的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成为苏州推动公共文化资源实现共享的基础条件。但知识资源并不仅在于数字图书领域的融合，群众文艺、展览演出、讲座活动均在此列，相比之下这部分工作仍处于分散状态，事实上这也与制度、财务、人员上无法统筹管理直接相关。

另方面尽管高度聚合场馆在软件四要素上基本做到融合，但资源配置均衡性上有所欠缺。以收入分配为例，因各自目标责任不同，各部门人员在工作强度、工作时间上存在显著差距，采用相同的薪酬计算方式实际是隐藏于公正之下的非公正，更直接损害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样的非均衡性分配问题在人才资源流动、资金分配上也较为突出，甚至某种程度上导致“马太效应”。

最后是聚合成效总体不高，可及性考量不足。

可及性的衡量大体包含两重标准，一是公民获取和使用服务的难易度及便捷度，二是服务与对象的适配度。总体而言聚合后仍然欠缺深刻、优质及有效性，供给官僚化偏向的固有桎梏并未突破。主要表现在公共文化服务流于形式、面向基层的优秀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跨系统、跨层级的多元供给模式仍未实现或水平较低等方面。

四、苏州市公共文化聚合管理优化策略

借由史蒂芬·奥斯本于2006年提出的新公共治理理论可为苏州市公共文化聚合管理优化策略提供几点帮助：

一是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建立起覆盖城乡、跨界共融、有序规范、智慧高效的公共文化资源聚合管理模式。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加快政府角色向“元治理”主体转型是关键。现有绝大部分公共设施天然占据着相对优势，但其局限也愈发明显：一方面城市大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整体需要相当大规模且长期的资金投入、人才引入与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定预算和实施拨付时需进行全盘考量、平衡各项目比重，这必然导致部分项目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支持。因此应当牢牢把握时代发展、文旅融合的机遇，思想层面加速破冰，制度层面加快落实跨部门、跨领域文化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切实保障聚合管理工作开展。

此外在多元共治的过程中，政府需要不断做“减法”，企业和公民社会则要不断做“加法”，同时公民个人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也应当加以强化。人文城市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本思想，当公众真正以参与者姿态进入供给阶段，当主体同构的理念嵌入到聚合管理的全程全时，才能真正改变“用脚投票”导致的结构失衡。

二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确保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拥有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近两年持续的减税降费为企业迎来了发展黄金期，却也使政府财政收入保持在低位运行状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多次明确表示要“过紧日子”，这就进一步要求有关部门顺势而为，多措并举打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准入机制，激发多元供给主体内生发展动力，这既有效缓解后期运管资金紧张，使设施运管方将精力更多投置于提升服务上而非经费筹措，又促成社会资本发挥出更大社会效益。

三是重视民间文化资源优势，集结政府与民间之力供给文化。现有公共设施浓缩凝聚着浩如烟海的资源，也正因如此这些场域才成为大家平等获得身份认同、体悟情感交融的交汇点。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除了资金优势外，民间“接地气”的文化资源、人才资源和技术资源更是真正能够丰富公共文化内容、焕发服务生机的重要宝库，因此未来公共文化资源必然走向政府与民间双引擎供给，而这也恰是化解当下公共服务创意开放探索性氛围不足问题的突破口。

四是加快线上资源聚合速度，完善线下载体与线上虚拟双平台服务模式。物理空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占据支配地位，无论是博物馆的藏品保护、历史传播，图书馆的图书流通、知识培育，还是文化馆的艺术辅导、文化普及等，绝大部分仍将依托于沉浸式实体体验。但当前受制于物理空间和开放时间的局限，时空可及性在客观上的确不足以满足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现实需求。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快文化资源数字化转换和聚合的进度，打造开放共融共享、7×24小时不闭馆的线上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