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辉，周 兴，钟锦玲

(南宁师范大学 自然资源与测绘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1 引言

土地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要素，在城市化的纵深推进中显现出了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利用效率较低和生态失衡等问题，土地利用集约化尚未与城市化同步推进，且未能达到精明型增长[1]。伴随中国新型城镇化有关政策出台落实，城市用地由外延型扩增迈向内涵型挖掘，土地集约利用将是城市化“下半场”的必然选择[2]。此外，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城市用地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全方位贯彻到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去，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4]，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5]。因此，如何全方位地将生态文明融入到城市土地利用全过程，协调好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是一个热点与难点。目前学术界关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获得了一定成果。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城市土地再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6]，围绕可持续发展理论，以“精明增长”“内填式开发”等城市增长方式为主线，从评价方法应用与研究对象选择出发深入开展土地集约利用研究[7，8]。国内学者多探讨二者的耦合机理与效益评价，分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生态效率之间的协调程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9-12]，研究范围主要涵盖宏观[13]和中观[14]层面。总体上关于城市群的已有研究多以地级市为研究区域，研究对象多选择城市开发较为成熟的中东部城市群，对较为落后的西部城市群少有关注，且偏重时序维度研究，缺少空间维度上的连续定量分析，而在当前生态文明思想与新型城市化的背景下，对城市土地开发利用要求更为严格，现有研究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鲜有探究二者的协调水平和相对发展程度。

2006年成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其是以南宁为核心的国家级重点经济区，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主动脉，到2018年，区域面积73378.62 km2，人口2456万人，城镇化率51.42%，已成为广西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先布局区域，但其作为西部落后地区的城市群，城市用地旺盛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突出，城市土地开发利用方式粗放、生态保护形势不容乐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发展压力巨大。因此，文章从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视角出发，通过TOPISIS模型测度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水平，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相对发展模型识别两者的耦合协调状态，以期为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主要出自2010～2019年《广西统计年鉴》及相关城市《统计年鉴》，城市用地面积及有关生态环境数据摘自同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通过有关《统计公报》补充或插值求取。

2.2 研究方法

2.2.1 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确定

目前，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多聚焦于土地投入、利用和效益等[14]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则从生态要素、环境污染状况和生态环境治理等角度进行评价[3]。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关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测评均将城市人口密度、产业发展与结构合理性、公共基础设施配套程度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考核则涵盖生态资源利用、环保投资力度、污染治理等指标。因此，基于子系统的关联性及交互耦合作用机理，筛选有关研究较为合理且使用次数较多的评价指标，综合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土地利用程度和生态环境基底，重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两个子系统包括3个准则层和12个指标层。其中，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从资本、劳动及土地投入等方面筛选建成区比例、从业人员与投资等复合指标反映土地投入程度，土地利用状况则包括人均居住用地面积和道路密度等方面，同时选取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表征土地利用效率；生态文明建设子系统中，生态要素涵盖人均资源供给和公园绿地等方面，生态建设压力包括能源产出效率和污染物排放量等方面，生态文明治理状况包括污染物处理和成效等指标。

目前，权重确定方法主要分为主客观赋权方法，为避免人为因素干扰及单一方法的不准确性，本文应用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综合确定了其权重，结果见表1。

表1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

2.2.2 TOPISIS模型

TOPISIS是依据多目标的一种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在经济学、生态学等领域。文章应用TOPISIS模型测算北部湾经济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指数。为消除量化单位对数据的影响，采取Min-Max进行归一化，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1)

逆向指标：

(2)

Zij是标准化后的值，依据归一化后的值，测算各指标距离正负理想解的加权距离、各市评价指数与最优方案的贴近度。

(3)

(4)

(5)

2.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因两个子系统间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为有效表征两子系统“双低”且出现协调度高的状况，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二者的协调水平，公式如下：

(6)

T=αf(x)+βg(x)

(7)

(8)

式(6)～(8)中，D为耦合协调度，D∈[0,1]，D值越大表明系统协调程度越高；α,β分别为土地集约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系数，α+β=1，因二者对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建设一样重要，故和均取值0.5。结合已有研究[3,9]，综合研究区现状，将耦合协调度划分极度失调(0.0≤D<0.1)、严重失调(0.1≤D<0.2)、中度失调(0.2≤D<0.3)、轻度失调(0.3≤D<0.4)、濒临失调(0.4≤D<0.5)、勉强协调(0.5≤D<0.6)、初级协调(0.6≤D<0.7)、中级协调(0.7≤D<0.8)、良好协调(0.8≤D<0.9)、优质协调(0.9≤D≤1.0)共10个类型。

2.2.4 相对发展度模型

为进一步分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探究其制约因素，应用相对发展度模型对两者相对发展状态进行研究，公式如下：

Ei=f(x)/g(x)

(9)

式(9)中，Ei是相对发展度，在现有研究基础上[3,9]，考虑地方现状，根据相对发展度高低划分Ei<0.9为土地集约利用滞后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型、0.9≤Ei≤1.1为土地集约利用同步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型、Ei>1.1为土地集约利用超前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型三种类型；当Ei=1时，二者协调状态最佳。

3 结果与分析

3.1 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总体上，北部湾经济区各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逐渐提升(图1a)，近年来，北部湾经济区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及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引领下，推进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控制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盘活城市存量用地，优化城市用地布局，提高用地效率，土地集约利用已初见成效。从各市来看，各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为波动，市际差异呈先增大后收缩的变化趋势，北海市的水平较高，主要源于北海是“一带一路”起点，是产业转移与城市投资集聚区；中西部城市地处十万大山地带，多为丘陵地带且地势陡峭，存在建设用地扩增与耕地、生态保护冲突问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差；从增长速度来看，北海市最快，年均达14.7%，尤其从2010～2015年间表现最为明显，其可能原因是该市地均固定资产投入、GDP与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而增长速度最慢是玉林市，年均增速仅为4.1%，源于地均财政收入等个别指标值较低该市在2014～2018年增长停滞，推动资本输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该市当前发展的压力所在。

研究期内，北部湾经济区各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上升较为波动，近年来，北部湾经济区以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为着力点，加大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转变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思想，把自治区“生态立区，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各领域，生态文明治理成效明显。由图1(b)可知，由于前期经济刺激政策效应影响，各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在2009～2014年表现同步提升或降低。2018年，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最高是南宁市(0.667)，较2009年提高了0.271，南宁市素以“中国绿城”闻名，环境治理投资大，工业废物排放量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高，生态基础设施大幅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收效较大；钦州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在各市中最低(0.517)，主要源于近些年钦州市大力建设临港工业，工业粉尘排放量增大，且地均能源消耗大，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不相适应。从增速来看，防城港市综合评分增速最低，年均仅为3.9%，可见防城港市在促进土地集约利用的同时没能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保障原有生态旅游城市压力较其他市更高，今后在港口工业污染物排放、治理与生态修复方面仍需加大力度。

3.2 耦合协调性分析

3.2.1 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

从时序上看，2009～2018年整体提升明显，2009与2018年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0.579、0.79(表2)，耦合协调性逐步优化。作为后发展地区，北部湾经济区近些年始终从“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出发，积极发展生态工业，树立“绿色”品牌，以期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提升。各市耦合协调度增长幅度相差较大，主要划为两个梯度，△D≤0.2，钦州、玉林市，玉林市地处桂东南丘陵区，是国家森林城市与优秀旅游城市，具有优越的城市生态基础，且近些年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稳定，故其耦合协调度没有明显变动；钦州市经济底子薄，近年来大力发展临海重化工业与港口物流，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但快速发展的同时破坏了一定生态环境，未能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建设，致使生态基础设施发展迟缓，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压力持续加大；△D>0.2，包括南宁、北海、防城港、崇左市，其中北海市的增幅最高，年均为4.39%，表明10年间北海在保障用地供应，促进集约利用的同时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图1 北部湾经济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

3.2.2 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

2009年，南宁、防城港、钦州、北海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主要源于该时期以上各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利用方式相对粗放，环境污染治理未见明显成效，导致耦合协调性较低，其余各市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前者类型的城市是后者两倍；2018年南宁、崇左、防城港市处于良好协调类型，钦州、玉林、北海市属于中级协调类型，两种类型数量各占50%。研究期内，北部湾经济区各市由勉强协调整为良好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各市的耦合协调程度地域间有较大差异：2009年北部湾经济区各市协调发展水平两头高中间低，耦合协调类型呈“Ⅲ”型地理分布特征；2018年整体上西部形成耦合协调度“高值区”，耦合协调类型呈近似“Ⅱ”型分布。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格局演变源于各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与生态环境保护效果间的差距，和各区域开展的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开发利用与环保政策密切关联(表3)。

表2 北部湾经济区耦合协调度与相对发展度

表3 北部湾经济区耦合协调类型空间变化

3.2.3 相对发展度时空演变

在时序上，相对发展度均值在2009年、2012年、2015年和2018年依次是0.782，0.738，1.040，1.065，逐渐处于0.9～1.1区间，可见北部湾经济区在增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时兼顾生态环境建设，两者逐渐同步优化(表2)。10年间各市相对发展度差异较为明显，可分为2个梯度：△Ei>0.5，包括北海市和防城港市，2009年防城港市相对发展度最低(0.462)，2018年为1.038，年均增幅为11.1%；0≤△Ei≤0.5，包括南宁、钦州、玉林和崇左市，其中玉林市变化幅度最小，仅为0.012。大部分城市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对发展度在2009～2018年变化值较小，可见北部湾经济区在两者发展进程中不断调控两者之间的差距，促进两者协同发展。在空间上，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型数量逐渐增多，由土地集约利用滞后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转向两者高水平同步发展。2009年南宁、防城港、北海和崇左市属于土地集约利用滞后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型，占地级市总数的66.7%，表明以上4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存在“一低一高”现象，南宁以“中国绿城”著名，防城港和北海同为生态旅游城市，崇左市位于十万大山地带，拥有良好的环境资源与保护治理条件，且此时南宁、防城港和北海市未有过量工业污染，而崇左市致力于外贸经济发展，土地集约利用效益尚未明显；玉林和钦州市为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发展型，占研究区域数量33.3%；10年间，多数城市实现了两个子系统升级向优发展，2018年，南宁、崇左、防城港、钦州和玉林市处于土地集约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发展型，占研究区域数量83.3%，较2009年提高了150%，可见在土地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驱动下，北部湾经济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巨大，为区域可持续发展不断夯实基础；北海市处于土地集约利用超前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型，占研究区域数量16.7%，研究期内北海市经济蓬勃发展，GDP增速在广西名列前茅，土地利用效率跨越式提高，10年间北海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依次表现出了“滞后—同步—超前”3个明显特征，未来需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强度，达到两者协调发展(表4)。

4 结论

(1)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升，但两者在发展中部分城市仍有差别。各市间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较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差异更为明显，增速较高的北海、防城港市存在着城市工业污染严重与用地结构失衡问题；此外，2018年，83.3%的城市达到了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发展，但北海仍面临土地集约利用相较超前问题且趋势加剧。为此，推动城市低效用地二次开发、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是促进两者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必要选择。

表4 北部湾经济区相对发展类型空间变化

(2)北部湾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水平由勉强与初级协调优化为中级与良好协调(各占50%)，良好协调型城市数量不断扩增，两者耦合程度持续增高。各市耦合协调类型在地理分布上由“Ⅲ”型成为近似“Ⅱ”型，“高值区”呈从分散布局演变为集中排列的地理特征，且西部耦合协调度“高值区”优于东部，东部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偏低，且无明显优化趋势，其中北海市表现最为突出，其城市土地开发利用调控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需进一步提升，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如何解决土地集约利用效益与环境资源破坏的严峻问题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