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夺 尹昌斌

[摘 要]推进绿肥种植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业发展质量的有效措施。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当前农户在绿肥种植方面存在着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现实困境，不利于国家绿肥政策目标的实现。文章利用湘、赣、桂、皖、豫五省（区）854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Logit-ISM模型，分析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发生机制，探讨悖离现象产生的具体过程。结果表明：农户对化肥减施价值和地力提升价值的认知、对政府生态补偿标准满意度、受访者的健康状况以及经营自有地、村干部变量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兼业经营、土地细碎化变量对其意愿与行为悖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实证结果证实，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过程如下：路径一为村干部、受教育程度→化肥减施价值认知、地力提升价值认知→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路径二为[健康状况→兼业经营]/[自有地→兼业经营、土地细碎化] →补偿标准满意度→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

[关键词]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 价值认知; 生态补偿; 农户禀赋

[中图分类号]F3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1-0059-09

一、引 言

种植绿肥是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提高农业发展质量的有效手段。为此，政府部门先后出台系列文件，要求大力推广绿肥，提高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方案》阐明种植绿肥是持续提升土壤肥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耕地质量提升行动方案》则把种植绿肥列为耕地质量提升的重点建设项目。新形势下，深度推进绿肥种植，不仅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对保障国家农产品安全、农业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农户是绿肥种植的主体，以绿肥服务价值利用为基础的农业环境或发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农户的积极参与。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当前农户在绿肥种植方面存在着“高意愿、低行为”的现实困境，即呈现出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现象。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常规的通过改变农户意愿进而影响其行为的政策工具失灵，这使得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的调控变得十分困难;再者，长期的意愿与行为不一致会造成“悖离惯性”的产生，“悖离惯性”将导致农户行为长期偏离政策目标，即使政府施加干预，也很难在短期内对这种不利的状态进行纠正。因此，深入探究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发生机制，对于引导农户意愿向实际行为的有效转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本文将重点围绕如下两个问题进行探讨：一是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二是这些因素具体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发挥作用的？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迄今为止，基于意愿与行为悖离视角进行农户行为分析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有学者在清洁能源应用[1]、生活垃圾分类 [2]、低碳旅游 [3]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发现影响农户参与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不尽相同，进而造成悖离现象的发生。在农业决策方面，学者们探究了农户在农地整治权属调整 [4]、种植结构调整 [5]、农业绿色技术采纳 [6]、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7]、绿色农资购买 [8]等方面的意愿与行为悖离问题。这些研究大多指出预期收益（或价值认知）和外部激励是影响意愿的关键因素，而农户的禀赋约束是造成意愿与行为差异的根本原因。

理性小农学派认为，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在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农户决策行为完全是有理性的，即全部行动的最终目的是追求经济利润。在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中，如果农户认识到新的要素投入能保证更多的农业产出和收益，趋利的农户就会去追求更大利润[9]。当农户对这种新的要素产生需求时，也就随即产生了相应的意愿;同样，如果外部激励，特别是来自政府的农业政策能够给农户经济福利带来改善，那么农户也会更倾向于投身于政府引导的农业实践中来。然而，农户是否进一步采取实际行动，则需要在意愿基础上对多方面因素进行全面而理性的考量。可见，与经济效益和政府挂钩的因素以及农户自身的禀赋条件直接影响了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关系。

（一） 价值认知

农户对事物本质的认知水平显著影响其相关行为决策，如刘洪彬等（2018）[10]研究指出，农户认知是影响其耕地保护决策的关键因素;高延雷等（2017）[11]认为，风险认知是农户农业保险购买行为的重要决定因子。在本文中，农户对绿肥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对绿肥价值的了解程度。绿肥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主要包括增产、提质和化肥减施，绿肥在这3个方面的经济价值，契合了农户通过农业生产最大限度获取经济收益的目标，农户对绿肥经济价值认知越深刻，在绿色可持续的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上越趋于一致。绿肥的生态价值主要涉及地力提升、水土保持、空气净化、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农户对绿肥的生态价值了解程度直接影响到其绿肥种植情况，若对绿肥的生态价值缺乏了解，农户在为什么要种植绿肥、如何有目的地安排绿肥种植计划等方面就会出现困难。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随着农户对绿肥经济价值认知的深化，其种植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可能性降低。

H2：随着农户对绿肥生态价值认知的深化，其种植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可能性降低。

（二）政府政策

生态补偿政策是政府引导农户采纳绿色生产行为最常见的经济激励措施之一。同时，已有研究发现，政府的生态补偿政策对于调节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具有显著的作用。如文清（2018）[12]研究指出，生态补偿可以激励林区农户森林保护意愿向行为的转化;黄晓慧等（2020）[13]则发现，生态补偿政策对资本禀赋、生态认知对水土保持技术采用及采用程度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生态补偿的本质是政府财政资金以适当的形式进行的转移支付，因此，生态补偿的标准和实施的方式可以影响到生态补偿政策的效率。农户对政府生态补偿的标准和方式越满意，激励农户将已经存在的绿肥种植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的动力越足。对农民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是政府引导农户意愿与行为保持一致的另一重要举措。Gao et al.（2017）在揭示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时，指出技术培训能够显著促进其采纳意愿向采納行为的转化。基于此，本文预期技术培训同样会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有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农户对生态补偿标准的满意度及其意愿与行为悖离存在负向关联关系。

H4：农户对生态补偿方式的满意度及其意愿与行为悖离存在负向关联关系。

H5：与未接受过绿肥技术培训的农户相比，接受过培训的农户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可能性更小。

（三）农户禀赋

任何农业生产活动都需要一定的多种形式的资本禀赋作为支撑，如人力资本、物化资本或资金，然而，由于异质性农户的家庭资本禀赋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大部分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决策时，往往都会面临某种或某几种禀赋条件的约束。禀赋作为家庭成员和家庭单位与生俱来或后天获取的资源和能力，是制约主体行为决策最直接的因素[14]。农户禀赋可以影响农户的决策效率，甚至改变决策结果。已有研究也从多方面、多角度验证了上述结论[15-16]。本文将从受访者的個体禀赋、农户家庭禀赋、经营禀赋、社会禀赋、自然禀赋共5个方面探究禀赋因素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关系的问题。

1.个体禀赋

重点考察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性别不同决定了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分工差异，男性劳动者一般会承担主要的生产性劳动工作，相对更加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于种植绿肥更趋于理性。绿肥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肥源，无论是在价值特征还是使用方式，年龄稍长的农户均有更全面的了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认知能力越强，越可能了解绿肥的价值，同时，高教育程度有利于农户在风险决策中获取更大的利润，因此其更可能采纳实际的绿肥种植行为。相较于施用化肥，种植绿肥需要农户付出更多的体力劳动和劳动时间，从而对农户的身体健康状况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因此，可预期：男性绿肥种植的意愿与行为更可能发生悖离，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对农户绿肥种植的意愿与行为悖离有负向作用。

2.家庭禀赋

重点考察农户的家庭农业劳动力、家庭农业收入和耕地面积等。家庭农业劳动力越多、农业收入越高、耕地面积越大，反映出农业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越高，农户以经营农业为主，对农业加强投资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越强，采纳绿肥种植等绿色生产方式或措施的可能性也越高。据此，可做出如下预期：家庭农业劳动力和耕地面积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有正向影响，而农业收入对农户绿肥种植的意愿与行为悖离有负向作用。

3.经营禀赋

重点考察耕地性质和是否兼业经营，其中，耕地性质有全部自有、以自有地为主和以承包地为主3种。与经营承包地的农户相比，经营自有耕地的农户所具有的地权稳定性会促使其更可能采取措施改善对家庭生计最基础的农业生产。农户兼业的情况加剧了农业劳动力质量的下降，进而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粗放经营，缺乏对耕地质量保护的动机和种植绿肥的意愿;另一方面，兼业经营的农户一般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较小，他们不会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方面，因此即使他们认识到种植绿肥对农业的好处，一般也很少会付诸于行动。因此，可做出如下预期：耕地自有化程度越低，兼业经营更可能导致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4.社会禀赋

重点考察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和党员。和普通农民相比，村干部和党员一般文化水平和素质都较高，对农业环境和绿肥价值的感知能力较强。另一方面，村干部和党员是政府政策在村集体层面的具体实施者和推动者，自身行为更可能与政府绿肥政策目标保持一致。如果家庭中存在具有村干部和党员身份的成员，那么家庭绿肥种植决策很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可预期村干部和党员身份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有负向作用。

5.自然禀赋

主要包括土地细碎化和地貌类型。土地细碎化加剧了农业机械的难度，提高了机械使用成本，在绿肥种植对机械依赖性较高的情况下，即使农民认识到绿肥的价值，也很难有条件采取行动。农地越平整，则耕作难度越小，生产成本越低，农民便具备了把心中所想付诸实践的前提条件。因此，预期土地细碎化程度越低、耕地越平坦，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越趋于一致。

归纳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6：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受农户禀赋的影响。

H6-1：男性、经营承包地、兼业经营以及土地细碎化更可能造成农户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H6-2：年龄稍长、受教育水平较高、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拥有村干部和党员身份、家庭农业劳动力丰富、耕地面积较大、农业收入较高、耕作条件良好，更可能引发一致性行为。

三、方法、数据与变量

（一）研究方法

农户在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决策过程中，会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深层次分析各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层次关系，对研究如何提高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由于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是否悖离是一个二元选择问题，因此本文将选用Logit 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至于对各影响因素层级关系的分析，将运用ISM模型开展。

1.Logit模型

（1）模型构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是否悖离，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因此可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分析。二分类Logit模型为：

其中，xi为模型的自变量;β0是模型的截距项;βk是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Pi为第i种类型发生的概率，μ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理解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模型中回归参数的含义，需要对优势（Odds）和优势比（Odds Ratios）做出说明。对公式（1）等号两边同时取以自然对数e为底的指数，可得：

公式（3）表明，变量x1每改变1个单位，农户的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优势与改变前的优势比值为exp（β1）。

（2）多重共线性检验。为避免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影响模型估计结果，在模型估计之前，本文运用条件指数（CI）指标和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判断的基本原则为：当 CI>100时，多重共线性很严重;当 10

2.ISM模型

解释结构模型（ISM）是一种利用关联矩阵确定主（次）要因素及其关联结构的模型[17]。本文将运用ISM模型分析影响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核心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层次性。ISM模型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8-19]：

第一步，确定邻接矩阵R。假设有k个显著的影响因素;S0为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情况;Si（Sj）表示第i（j）个显著影响因素;邻接矩阵R的构成元素如下：

第二步，确定可达矩阵M。由公式（5）计算可得。

第三步，确定各因素的层级。根据公式（6）将可达矩阵分成可达集P（Si）和前因集Q（Si），且均表示可达矩阵中从因素Si出发可以到达的全部因素的集合，其中mij和mji均表示可达矩阵中的因素。由公式（7）确定最高层（L1）及其包含的影响因素，然后确定其他层次因素。

（二）数据获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南方稻区的湖南、江西、广西、安徽和河南五省（区）的实地调查。2018年10月—2019年4月之间，农户调查共开展了3次。由于各地人口规模和绿肥推广情况不同，农户调查采用不成比例的随机抽样的方式开展。其中，第一次农户调查开展时间为2018年10月2日—10月16日，地点为广西南宁市和桂林市的西乡塘、雁山、灌阳3县（区）;第二次调查开展时间为2018年11月5日—12月16日，地点为湖南长沙市长沙县、益阳市赫山区及株洲市醴陵市以及江西南昌市南昌县、宜春市丰城市及宜春市高安市;第三次调查开展时间为2019年3月22日—4月17日，调查地点为河南信阳市光山县以及安徽芜湖市和马鞍山市的南陵、繁昌、当涂3县（市）;由于河南只有信阳市在地理区位上属于南方稻区，因此，课题组仅选择了信阳市的1个样本县。具体的调查方案为：在每个县（区）随机抽取1—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3—4个村，在每个村随机抽取8—15个实际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农户;3次调研共获得有效问卷1 217份。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农户调查对象均为实际从事农业劳动并全程参与家庭农业生产决策的成员。而调查时间的选择受绿肥种植与生长周期的影响，一般而言，南方稻区水稻—紫云英轮作模式下，绿肥会在每年的9月底或10月初播种，下一年3月底或4月初在紫云英盛花期刈割、翻压还田。因此，2018年10月—2019年4月所开展的调查，实际上调查的是2018年绿肥的种植情况，收集的也是2018年的农户数据。此外，3次农户调查时间实际上也正对应着绿肥生长周期中的播种—生长管理—翻压还田3个阶段，便于课题组深入现场、更为直观地观察和收集一手信息。

（三）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把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定义为：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表现出种植绿肥的意愿和想法，但未能采取实际行动，即在意愿和行为上表现出不一致的现象。根据这一定义，本文的研究样本应为那些具有绿肥种植意愿的农户。统计分析显示，在1 217个样本中，有854个样本农户具有绿肥种植意愿，本文将基于这部分样本开展实证分析。在农户存在绿肥种植意愿的前提下，如果没有绿肥种植行为，则定义为存在悖离现象，即y=1;若农户有绿肥种植行为，则定义为未悖离，即y=0。具体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结果及分析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从表2中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自变量的VIF值最大为1.96，远小于10的临界值;而CI指数最大为3.01，同样小于10;说明无论是从VIF还是CI来看，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或共线性较弱，不会对模型拟合带来影响。因此，本文所选指标切实可行。

（二）模型总体检验

表3为依据极大似然估计法和SPSS的Enter策略得到的Logit模型的总体检验结果，包括对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和回归方程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2倍的对数似然值为915.311，因此模型通过了似然比检验。Nagelkerke R2统计量的值接近1，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Hosmer-Lemeshow统计量接近于0，同样验证了较好的拟合效果。表3中统计量表明，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模型通过总体检验。

（三）模型估计结果

1.样本农户及受访者的基本特征

表4给出了样本农户及受访者的基本特征。从性别来看，受访者中男性占据绝大多数;从年龄来看，以5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中老年为主，40岁以下的青年比例较低，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事实相符;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以初中及以下为主，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受访者较少，这反映出当前农村居民文化素质仍然普遍较低的事实;从健康状况来看，绝大部分受访者身体健康，身体较差的受访者仅占10.32%;从家庭农业劳动力来看，一半以上为3—4人规模的家庭，其次为1—2人规模的家庭，而7人以上的大规模家庭较少;从家庭农业收入来看，家庭年农业收入在6万元以下的农户占比约为70%，其中不足3万元的占37.59%，说明农户农业收入不高的现状仍没有得到明显改观。

2.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

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实证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不考虑常数项的情况下，农户对化肥减施价值和地力提升价值的认知，对生态补偿标准的满意度，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中是否有村干部、耕地全部自有、是否兼业经营以及土地细碎化程度共9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研究发现，农户认知、资本禀赋以及政府激励方面尚有一些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有待进一步讨论。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Enter策略下有20个变量虽然被强行纳入到方程中，但它们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为此，本研究采用基于最大似然估计的向后逐步筛选策略（向后：LR）对模型做进一步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路径二：[健康状况→兼业经营]/[自有地→兼业经营、土地细碎化]→补偿标准满意度→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首先，身体健康状况和是否经营自有地作为两个根源因素影响了农户的兼业经营情况，同时是否经营自有地还是土地细碎化的根源因素。通常情况下，在农村务农的受访者身体越健康，其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力资本越丰富，越可能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农业中;经营自有地的农户，由于家庭耕地面积狭小而分散、其更可能进行兼业化生产。其次，兼业经营和土地细碎化作为两个间接因素共同影响农户对当前绿肥生态补偿标准的满意度。比如，兼业经营的农户绿肥种植的机会成本较高，这不利于提高农户对现在补偿标准的满意度;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绿肥种植轻简化技术采用越困难、种植成本越高，使农户对当然补偿标准满意越困难。最终，农户对当前绿肥补偿标准满意度成为影响其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与否的直接因素。

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是农户与政府动态博弈的均衡结果。在博弈过程中，农户追求农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政府则在承担农户行为激励职能的同时追求农业生态效益最大化[20]。如果政府的激励作用发挥不到位，农户就将失去与政府博弈的耐心。此时，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按钮”将被开启，一旦这种悖离形成惯性，就很难再恢复到原有的均衡状态。因此，政府合理的经济激励，或寻求替代性的、市场化外部激励方案，是维持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关键。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户作为绿肥种植的关键主体，其行为决策直接影响着绿肥推广效果。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当前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存在悖离的现象，这对政府绿肥养地目标的实现带来很大障碍。本文利用湘、赣、桂、皖、豫五省（区）854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Logit-ISM模型，分析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发生机制，探讨悖离现象产生的具体过程。结果表明：总样本中有51.6%的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发生了悖离。农户对化肥减施价值和地力提升价值的认知、对政府生态补偿标准满意度、受访者的健康状况以及经营自有地、村干部6个变量对农户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兼业经营、土地细碎化变量对其意愿与行为悖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前述9个变量中，健康状况、经营自有地是影响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深层根源因素;受教育程度、村干部、是否兼业经营、土地细碎化程度是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中间层间接因素;对化肥减施价值和地力提升价值的认知以及对当前绿肥生态补偿标准的满意度是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直接驱动因素。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过程如下：路径一为村干部、受教育程度→化肥减施价值认知、地力提升价值认知→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路径二为[健康状况→兼业经营]/[自有地→兼业经营、土地细碎化] →补偿标准满意度→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优先选择经营自有地、非兼业经营的农户作为绿肥种植推广的潜在目标，通过推进这些农户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其对经营农业的收益期望和改善农业生产可持续性的态度;第二，充分发挥村干部在村庄集体内部的组织、带头作用，通过组织农户培训、亲身示范，带动农民积极参与绿肥种植实践;第三，政府通過集中宣讲、发放手册等方式增加农民的农业环境知识，同时，以建立示范基地、现场实验等方式向农民直观展示种植绿肥的好处，并将实验结果量化后及时告知农户，提高农户对绿肥经济与生态价值的全面认知;第四，进一步优化政府绿肥种植生态政策，特别是及时调整补偿标准，使其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农户需求相匹配，以实现农户激励效应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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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