淦未宇

[摘 要]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资本投资取向的重要因素。文章以第九次和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地区腐败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区腐败环境显著抑制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具体来讲，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企业所在地区腐败程度越严重，企业的人均培训费用越低、人均培训次数越少。研究还发现，企业政治关联对腐败环境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相较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地区腐败对无政治关联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研究从制度视角拓展了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解，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化了对腐败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

[关键词]地区腐败;人力资本;政治关联;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F127;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1-0033-07

一、引 言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政府“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反腐败行动，让民众看到了我国所面临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腐败在世界各国都存在，是困扰社会治理的重大现实难题，然而对腐败引发经济后果的争议却一直没有停歇。有学者认为，腐败是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资源配置的“润滑剂”[1]，世界银行则将腐败看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2]。

大多数文献从宏观层面揭示了腐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分配造成的负面后果，关注腐败对资源配置效率、地区投资环境[3]和居民收入差距[4]的影响，却很少关注腐败环境对企业微观决策行为的作用。Fisman和Svensson指出，单纯的宏观层面研究无法厘清腐败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机理，这可能引起对腐败经济后果的质疑[5]。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与发展的智力支撑[6]，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对微观企业还是宏观经济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关注腐败环境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能够深化对腐败经济后果的认知。

不囿于现有文献揭示地区腐败影响企业创新投入[7]、资本投资效率和高管薪酬水平[8]等决策行为的研究结论，本文聚焦腐败环境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并采用2010年和2012年两次全国私营企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企业人均培训费用和人均培训次数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测度变量，研究发现，腐败程度越严重的地区，企业的人均培训费用更低，人均培训次数也更少。这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腐败环境显著抑制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发现，腐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在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腐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反之则显著。这一结论，采用政治关联3种不同测度方式均得到了支持。本文结论丰富了地区腐败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也扩展了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视野。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设

（一）腐败形势及其经济后果

我国经济经历持续近40年的高速增长，腐败问题也如影随行[9]。党的十八大之后查处的省部级及以上高官接近200人，超过110万名各级官员因腐败问题被纪检机关查处。新兴市场“弱制度环境”特征导致各级地方政府在市场准入、税收优惠和公共订单等大量资源及经济决策方面具有自由裁量权，这种“分权权威体制”诱导企业去经营和维系与政府间的关系，以获得政府特殊支持与庇护。此外，政府也乐于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以保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公共治理等多重政策目标的实现。

制度基础观认为，制度环境制约并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资源配置。作为重要的制度情境维度，腐败对市场机制和公平竞争产生破坏，也是导致畸形政商关系和政企合谋的根源[10]。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腐败还通过影响组织规则和商业关系塑造企业行为。在腐败的政治环境中，官员权力寻租动机更强，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和利益攫取更频繁。同时，腐败环境也弱化了制度约束，导致政企合谋空间增大，企业主动通过政治攀附或政治迎合谋求政府支持或庇护的动机更强[11]。由此可见，地区腐败环境可能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腐败越严重地区的企业可能更倾向采取迎合官员的短期竞争策略。

（二）腐敗环境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战略理论已达成广泛共识，人力资本是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12]。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劳动生产率定义为发展它所需资本的结果[13]。舒尔茨认为，教育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表现为人们获得的有用技能和知识，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投资的产物”[14]。庇古首次使用了“人力资本”一词，提出人力资本投入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投资，因为今天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带来明天更高的回报[15]。Becker将人力资本分为通用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司特定人力资本投资[16]，前者适用于整个行业，这类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提高针对整个行业的个人劳动边际生产力;而公司特定人力资本投资通常不适用于整个行业，只能提高企业内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公司往往需要承担这类投资特定培训的成本。James Monks构建模型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对未来人力资本租金的期望，人力资本预期收益的增加会带来当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17]，此外，人力资本租金回收周期的长短、人力资本折旧率的波动都会影响当期的人力资本投资。

现有文献关于腐败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重点考察一国腐败程度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Yaroson等研究发现，在尼日利亚，腐败严重抑制了该国人力资本发展[18]。Tomola和Saheed有同样的结论，腐败对尼日利亚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两国的人力资本增长因此遭受挫折[19]。Absalyamova等考察了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系统，发现腐败指数每增加1%，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指数（HCSDI）则会减少1%以上，地区腐败严重抑制了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质量[20]。Delavallade也认为腐败会扭曲公共支出的结构，会增加投入到更有可能寻租的领域，比如燃料、能源和国防开支，而减少社会支出的投入，比如教育[21]。Bryant和Javalgi则指出腐败导致了政府资源的错误分配和低效使用，引导政府资金投入到有更大利益攫取空间的公共项目，而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挤占教育支出）[22]。

现有研究较少聚焦到腐败环境可能对微观企业层面人力资本投资产生的影响。企业是构成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一种投资取向，它属于一种无形资产投资，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和公益性特征，因此客观上需要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政治生态环境和法律政策支持，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结果的可预期性，激发企业自愿的持续投入。作为影响企业未来收益的重要战略决策，地区腐败环境会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在于：首先，战略管理理论将市场竞争策略划分为市场化策略（market strategy）和非市场化策略（nonmarket strategy），前者指企业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技术研发投资等路径培育内生增长能力，进而获得竞争优势;后者则指企业通过游说、贿赂官员等手段谋求政府支持或保护，从而获得不对等竞争地位[23]。在腐败更严重的地区，通过非市场化策略能够更快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会诱导企业减少人力资本投资，开展寻租或贿赂，获得政府保护与支持，取得竞争地位。其次，企业拥有的资源总量既定，当实施非市场化策略投入资源越多时，必然损害企业在培训、研发方面的投入。腐败导致的寻租成本减少了企业可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也让企业失去培育创新能力的动力。腐败环境所诱发的企业短视行为，会导致企业误判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收周期和潜在风险，驱使其放弃见效慢的人员培训和教育投入，转而投向能够更快产生收益的固定资产，抑或是开展业务扩张。最后，人力资本具有不同于物质资产的特有属性，往往风险大、见效慢、投资周期长，腐败环境增加了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人力资本投资预期租金很难满足政府官员的GDP政绩工程和政治晋升诉求，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地方官员凭借资源配置权，将通过直接与间接的方式迫使私营企业推迟或削减人力资本投入，以集中更多资金用于GDP回报快、吸纳就业多、公益可视性好的领域和项目[24]。由此可见，在腐败更严重的地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强度会更低。据此提出假设1。

H1：地区腐败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产生负向影响。

（三）地区腐败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政治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主要包括宏观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微观的政治关联。目前学界有关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还存在较大分歧。Chen等认为，企业政治关联增加了经理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从而扭曲企业投资行为，损害投资效率，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则对投资效率没有显著影响[25]。Fan等研究了中国国有上市公司中政治关联的影响，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在IPO之后3年内的市场绩效和会计业绩都显著差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并且由于董事会成员的非专业性，导致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较差[26]。另一部分研究则揭示了企业政治关联的积极效应。Cingano和Pinotti证实了政治关联在腐败环境中的积极价值，认为在腐败环境中，企业更倾向关系导向策略[27]。Liu指出董事会成员与政客的关系显著提升了股东价值，即使在低腐败环境下，政治关系也可以让企业获得大量租金[28]。

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下，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官员掌握着市场准入、税收优惠、公共订单等关键资源，因而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有着很大的影响。我国企业的政治关联比较普遍，政治关联对企业的行为或价值有着重要的作用，寻求政治关联可以使企业从政府在经济的干预中获得利益和好处，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和价值[29]。此外，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决定了其应对环境威胁的意愿和能力，政治关系的合法性能够帮助企业利用政治优势游说并减轻政治攫取风险，成为民营企业应对腐败的保险机制，帮助其保持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企业政治关联能够降低宏观腐败环境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面影响原因还在于：首先，官员寻租和腐败会导致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其未来投资风险。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为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投资风险，更有可能选择短期、见效快的投資项目，抑或是削减投资[30]。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更加确定，同时也更具经营环境持续稳定、经济预期长期向好的信心，愿意通过市场化策略培育内生竞争能力，投资取向也偏好人力资本、技术研发这类周期长、风险大、收益高的项目。其次，政治关联帮助私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融资和发展所需的前景知识。经济转轨时期，政府仍然掌握着一些关键资源以及经济决策的自由量裁权，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可以帮助其换取更好的政治资源、更多的补贴和行政法规的豁免。政治关联企业面临不太严重的财政限制[31]，保持良好的政企关系，更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战略性投资，尽管时间长、见效慢，却能够提升企业的长期竞争力。政治关联企业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因而往往比非关联企业进行更多创新投资[32]，尤其是在腐败环境下或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政治关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提供银行贷款来影响私营企业的创新，促进其研发投资[33]。此外，McDonald和Michael发现，进行大型政治捐赠的股票分析师有更加准确的收益预测，他们受益于与政治家的关系和参与政治活动，从而拥有影响公司前景的知识[34]。由此可见，政治关联优化了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和知识，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加可能预见到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从而相较无政治关联企业开展更多人力资本投资。最后，企业政治关联通常表现为高管的政治关联，譬如高管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种政治关联除了帮助企业获得政府帮助外，也可能使企业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预，承担更多的政策性负担，特别是在社会责任、劳动保障方面。具有高管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加可能被要求解决社会就业，被安排开展相关技能培训，被监督购买社会保险，被考核签订劳动合同……这些来自政府部门在人力资源发展中的管制措施，可能通过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最便捷地实施于所在企业，结果是提高了这些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综上所述，腐败伴随着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会增加企业投资风险，进而破坏私有资本的投资积极性，抑制私有企业的投资水平[35]。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长、见效慢、依附性强的特有属性，使得政治关联在地区腐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中起到抑制作用，能够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获得投资人力资本更多的资源和知识，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据此提出假设2。

H2：政治关联会削弱地区腐败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负面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10年3月开展的第九次和2012年3月开展的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状况抽样调查。该调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私（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展开。调查范围包含了31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不含港澳台）的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第九次调查的原始数据共计4 615家，第十次共计5 074家。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对样本进行了合并、处理： ①剔除主要从事金融和保险行业的公司; ②剔除部分观测变量存在数据缺失、内容明显不合理的样本; ③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最终获得8 371个有效观测样本。地区腐败数据来自《中国检察年鉴》和《中国审计年鉴》，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地区市场化指数来源于王小鲁等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36]。

（二）变量定义

1.人力资本投资

本文因变量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采用两个指标来替代度量，包括企业的人均培训费用（PTE）和人均培训次数（PTN）。问卷中涉及的相关题项为：企业全年雇佣员工多少人？全年员工培训人次是多少？全年员工培训费用多少万元？此外，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采用企业为员工购买保险的人数比、企业和个人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数比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衡量指标。

2.地区腐败

地区腐败指数（Corrupt）借鉴何轩等[37]的做法，采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被查处的贪污渎职腐败立案数衡量。为消除各地区在公务员基数上的差异，本文采用每万公职人员的腐败案件数作为地区腐败的替代变量。考虑到腐败的滞后效应和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回归模型中腐败数据作滞后一期处理。

3.政治关联

企业政治关联常由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发挥作用，因此，采用企业家的政治身份进行度量。此外，由于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与政府建立联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为确保研究的稳健性，将企业是否有党组织也作为测度指标之一。综上，本文调节变量政治关联的度量通过3个指标，一是企业家是否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PPC，是=1，否=0），二是企业家是否中共党员（PPM，是=1，否=0），三是企业是否有党组织（PPO，是=1，否=0）。

4.其他变量

本文控制的企业家个体层面的变量包括企业家性别（Gender）、年龄（Age）和学历（Edu）;控制的企业层面变量包括行业（Ind1为农业、Ind2为工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年龄（Eag）和企业规模（Size），其中企业规模采用企业营业收入取对数衡量;控制的宏观地区层面变量包括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Market）、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cg）、人均受教育年限（Ped）。具体变量内涵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1，本文以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为因变量，使用地区腐败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回归分析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中，因变量y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倾向，采用人均培训费用（PTE）和人均培训次数（PTN）两个指标度量。Corrupt为地区腐败指数，Controls是相关的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地区腐败指数（Corrupt）均值为0.235，最大值0.402，最小[HJ1.85mm]值0.034，这表明我国不同地区腐败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为跨区域检验地区腐败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的影响提供了便利。私营企业人均培训费用均值为0.025万元，表明整体而言，私营企业培训投入偏低。人均培训次数0.674次，最多的70.588次，最低的0次，也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投入相对偏低，且企业之间差异较大。私营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均值为0.720，表明超过半数的企业家担任了不同级别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企业家是中共党员的均值是0.386，表明大部分的企业家并不是中共党员，同时，有党组织的企业也不足一半。此外，企业家的文化程度均值为3.87，中位数为4，对应题项结果表明大部分企业家的学历集中在高中、中专和大专，文化程度中等。（二）地区腐败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根据计量模型，本文首先考察了地区腐败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第2列结果显示，因变量为人均培训费用（PTE）时，自变量地区腐败程度（Corrupt）的回归系数为-0.051，显著性水平为1%，当因变量为人均培训次数时，地区腐败的回归系数为-0.045，显著性水平为5%。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区腐败程度越高，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倾向越低，无论是人均培训费用投入还是培训次数均更少。实证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1，地区腐败环境会抑制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文化程度越高，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越积极，其中人均培训费用显著性水平为5%，人均培训次数显著性水平10%。

（三）地区腐败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为了进一步检验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本文采用企业家是否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1、否=0），是否黨员身份（是=1、否=0），企业是否有党组织（是=1、否=0）作为政治关联的测度变量，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第3列可知，当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采用人均培训费用度量时，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受到的地区腐败影响并不显著，其中政治关联在3个测度变量上具有同样的调节效应。具体而言，分组回归中，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组、企业家是中共党员的组、企业有党组织的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受到的地区腐败影响并不显著，反之则显著。也即当因变量采用人均培训费用时，实证结果完全支持了研究假设H2。由表4第4列可知，当人力资本投资采用人均培训次数时，政治关联的3个测度变量中，企业家是否是中共党员的分组回归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企业家不是中共党员的组，地区腐败显著影响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反之，企业家是中共党员的企业，地区腐败对企业人均培训次数影响并不显著。当政治关联采用是否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企业是否有党组织作为测度变量，分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总体来看，实证结果绝大部分支持了前文的研究假设，政治关联在抑制腐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上具有显著的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将因变量人力资本投资用企业购买保险人数比例和签订个人劳动合同比例进行测度，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地区腐败显著降低了企业为员工购买各类保险的人数比，并且也显著负向影响企业与员工个人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数比。稳健性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六、结束语

（一）研究结论

本文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决策相结合，重点考察了地区腐败环境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效应。基于第九次（2010年）和第十次（2012年）全国私营企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地区腐败环境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企业所在地区的腐败程度越严重，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越小，表现为更低的人均培训费用和更少的人均培训次数。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地区腐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反之则非常显著。换句话说，政治关联抑制了地区腐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的影响效应，这一结论采用政治关联的3个测量指标进行度量均得到了一致性的答案。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用企业为员工购买保险和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度量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结论依旧是一致的。

（二）理论贡献

腐败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受到学界的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已经发现腐败会降低政府的教育支出，削弱国家人力资源的发展[38]，导致无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果[39]等。有关地区腐败对企业微观决策影响的研究，则聚焦在腐败环境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方面，研究地区腐败对企业资本投资效率、运营效率[40]和企业创新的影响。然而，地区腐败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究竟有何影响，还未见相关研究结论。本文遵循Galang从“宏观到微观的传导机制”，探讨地区腐败对企业微观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效应，弥补了腐败与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关系研究文献的缺失，为腐败经济后果的相关理论贡献了新知识。

企业是一国经济构成的主体，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其未来发展产生长远影响，以往研究关注企业自身因素的内在作用原理，本文从制度视角揭示了地区腐败环境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丰富了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三）实践启示

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地区腐败显著抑制企业开展人力资本投资。腐败是阻碍企业长期发展、扭曲企业投资行为的“绊脚石”。因此，深化市场化改革，培育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完善法制建设，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是减少制度成本，增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和创新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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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