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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理论内涵

2021-05-31黄亚薇

文教资料 2021年3期
关键词:仁政孔子

黄亚薇

摘   要: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学,是中国哲学智慧的源头活水。孔子作为儒家的始祖,为政之道是政治伦理思想的精髓。在孔子的思想视域中,所谓政治,与道德和伦理密不可分。他总结和继承夏、商、周时期的政治智慧,提出“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强调政治生活中道德的决定性作用。“以德治国”思想,成为中国历代政治思想的主流,成为积淀在人民心中的珍贵政治遗产。酌古准今,“以德治国”思想中的真知灼见,仍熠熠生辉。

关键词: 孔子   为政以德   仁政

孔子生于社会激烈动荡的春秋末期。晚周衰乱之世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生存状况及人们生活中根深蒂固的矛盾、斗争和冲突现象的集中爆发,特别是社会中各种“怪、力、乱、神”现象的盛行与泛滥,直接促进和激发了孔子持续不断的政治理论反思活动。站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立场上的孔子,力求将自己的理论主张应用于社会政治,他总结了过去统治者的统治经验,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并以此建立起了一套伦理政治思想体系。孔子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之道,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69)(《论语·为政》)。他用了一个十分形象又意味深长的比喻阐明施行德治仁政可以得人心、孚人望,得到人民的拥戴与支持,体现出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内涵。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仁德在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为政者实行德治和仁政,将引导人民发自内心步入正确的轨道。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71)(《论语·为政》)体现出治理国家时德治与法治的天壤之别。孔子认为,用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治理国家的治国之道最崇高。“德治”不仅要求为政者要善待人民,热爱万物,施行仁政,还要求为政者成为人格的典范和人民效仿的对象。“以德治国”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是积淀在人民心中的珍贵政治遗产,对中国政治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为政要“修身正己、克己修德”,以身作则是前提。

孔子认为,为政之道重在求诸自身,他在“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中首先提出了为政者必须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君子自重则威。孔子强调为政者的模范作用。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311)(《论语·颜渊》)“苟其正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330)(《论语·子路》)他认为,为政必先正己,做到正己,言传身教,就能够足不出户而天下治,使民众步入正途、归于正道。孔子还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326)(《论语·子路》)。倘若统治者道德高尚、品行端正,即使政策没有通过政令强制推行,百姓也会自己行动;反之,倘若统治者道德败坏、品行不端,政策通过政令强制推行,百姓也不会听从,更别提正人了。由此得知,孔子认为为政者的道德品质会对百姓产生深远影响,他意识到了统治者的垂范力量,对统治者提出了以身作则的要求。

孔子认为,要靠“修身”实现“正己”。“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中至于丧己。”[1](361)孔子更强调为己之学。修养自己,修己以敬,有敬畏之心则知止。他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373)(《论语·宪问》)“俢己”之学,是最好的“德治”,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统治者要从自己做起,提高自身修养,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抱诚守真,对人尊敬,并用自己的德行感染民众,用自己的美德号召民众,赢得民众的信服与拥护,使民众能够效仿他的行为,依顺他的统治,实现人人向善的目标,抚绥万方,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这是立身处世和管理政事的根本。《大学》中清晰论述了“修身”与“治国”的关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10)(《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11)(《大学》)。由此可证,“修身”是“治国”的前提,为政者必须首先立身正行、自修己德。唯有为政者首先向善修德,为人们树立一种效法与学习的人格典范形象,拥有一种自发形成的令人们心悦诚服的众星拱月式的道德权威,唯有为政者首先向善修德,为人们塑造以身作则的道德表率形象,才能感化和引领人民向善修德。这样,为政者的治国“仁德”就会被广为传颂,流芳百世。

二、为政要“孝父友兄、孝思不匮”,以孝为本是准则。

“仁”,作为一种人类共同生活所必需的道德理想,既关系着个人自我的德性修养,又关系着立人达人的德性之爱,既以孝悌亲亲为本始根基,又以天下治平为终极目标,既具有“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普世特征,又具有由己及人、由亲及疏的推广特质。亲情被孔子扩展为人与人之间的仁德之心,治家之道被孔子延伸到治国之道。修身、齐家与治国是一个道理,能齐家者已经具备了“为政”的能力。他认为,孝道是治国之本,国家的官职只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才能担任,体现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主张。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为为政?”[1](85)(《论语·为政》)孔子表示,虽然没有身居官位,但对政治起作用的不只有出仕这一个途径,在家中孝顺父母,善待兄弟,又能推广这样的心,以为一家之政,这也是在参与政治教化。《诗经》有言:“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2](308)(《诗经·大雅·思齐》)意思是说,先王在家庭生活中,能在德行上为妻子、兄弟树立榜样,并将家庭和睦的德行推广于邦家社会。因此,个人是否为官从政无关紧要,重要的在于个人能否奉行孝道,以孝来齐家,流风所及而化育万物,才能在全国范围内营造“孝”的社会氛围,使人民得以沐浴其恩泽。

依孔子之见,夏、商、周三代遗留给后世的最珍贵的文化传统资源,即对人类的心灵与行为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熏陶、教化、规范和引导作用,莫过于以孝悌为中心的德教传统和能使人们“殊事合敬”“异文合爱”及“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的礼乐传统。孝悌为亲亲之要道,礼乐教化乃规范人的内在行为、净化人的内心情感以涵养人之德性的最重要方式和路径。可见,在孔子看来,治国为政之根本要道,就在于教民孝悌之德,并用礼乐来规范、调和人们的心志,节制、引导人们的行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移风易俗、安上治民的优良治理目标。

三、为政要“以民为本、施行仁政”,利民惠民是归宿。

“以民为本”,是“为政以德”思想的行动指南,要求为政者把百姓放在与君王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统治人民时,不“伤财”“害民”,而“利民”“惠民”,为民众安居乐业提供舒适的环境。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3](606)(《荀子·哀公》)的说法。百姓是治国之根本,民心是政权的基础,人民是历史的主宰者。可见人心向背多么重要。从政者倘若倚重权势而漠视民意,就会与民众背道而驰。孔子在晚年时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开启了颠沛流离的羁旅生涯。在此期间,他主要通过游说的方式直接介入和干预列国时政。离开鲁国后,他首先访问的国家是鲁国的邻国——卫国。孔子看到卫国境内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景象,不由得感慨道:“庶矣哉!”在与弟子冉有的对话中,他用“庶”“富”“教”三字,言简意赅地回答了不同发展阶段应当如何治理社会的问题,清晰地体现了“为政以德”的思想內涵。据孔子的说法,君民一体,民富,则君不贫;民穷,则君不富。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305)(《论语·颜渊》)孔子认为,治国之要,在于取信于民,关爱民生,珍惜农时。如果为政者想要百姓丰衣足食、国家繁荣昌盛,就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1](468)(《论语·尧曰》),心系百姓的福祉,藏富于民,就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5)(《论语·学而》)。“敬事”“取信于民”“节用”“爱人”“使民以时”,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宋代理学家朱熹说道:“言治国之要,在此五者,亦务本之意也。”[1](55)(《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学而第一·第五章》)执政者要以仁道治国,慎重做事,恪守信誉;要勤俭节约,爱惜民众;在役使百姓时注意不耽误农作物的播种与收获时节,达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1](465)(《论语·尧曰》)。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蕴含着治国理政的精髓。为政者,只有取信于民、安民、富民,才能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孔子认为,为政者的神圣职责在于取信于民而与人民构建一种彼此信赖、相互依存、一体共生的信任关系,统治者一定要有仁爱之心,爱护人民,要尊重他人,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治理国家时尽心尽力、待人宽厚,以民意为实施仁政的指导原则,肩负起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重任,才能够赢得百姓的信赖,使百姓过上海不扬波、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

四、为政要“德礼并重、德主刑辅”,宽猛相济是方法。

孔子“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并不单单指德治,而是“德”“礼”“刑”三者的辩证统一。在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主张中,“德”是为政者赢得民众信赖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具有教化民众的效用。但是,孔子没有完全忽视刑政、法治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首先,孔子认为,“礼”与“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孔子强调礼乐相济为用,礼有助于维系社会等级制度,强化尊卑上下关系;乐有助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发展。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92)(《论语·八佾》)仁是人们内化于心的道德标准,礼与乐是制度文明,是外在的表现。孔子认为,仁是礼、乐的核心与根本。先有仁爱之心,后生礼乐之文,后生礼乐之行;无仁无德的人,谈不上礼、乐。为政者通过道德礼乐教化的方式达到化民成俗、普遍提升人民道德文明教养的根本目的。他讲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71)(《论语·为政》)换句话说,我们既要用德性引导人们的思想,又要用礼仪规范人们的行为,众人就会有羞愧之心,弃恶从善。当“礼”和“德”携手并进、并肩而行,转化为社会每一位成员的行为准则时,就能达到善治。其次,孔子认为在治国理政中,“德”“礼”是基础,刑罚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政令,是治国之工具;刑罚,是治国之辅助手段;主张“德主刑辅”。关于“德”“礼”“刑”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孔子这样阐释:“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322)(《论语·子路》)如果我们不倡导礼乐,刑罚政令就难以很好地发挥作用,那样百姓就不会认识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因此,要想通过刑罚政令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就应该兴礼乐,用礼乐教化人们,使人们遵从内心的“礼”,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刑法的前提下再施以德政教化,符合孔子“信近于义”的主张,类似于“刑从于德”的互相依存、牵制的思想。

孔子将刑罚政令与道德礼教明确加以区分,强调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是最优良的治国为政之道,对于治国为政及治理成效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71)(《论语·为政》)罗国杰先生指出:“这里的‘道之以德,是加强对人们的道德感化和道德教育,以提高人们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品质;‘齐之以礼,是用统治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来约束人们。”[4]123“民免而无耻”和“有耻且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前者只会使人民但求幸免于刑罚而无所羞愧,后者可以培养和增进人民的道德羞耻感,且能使人民感格而循规蹈矩。在这里,孔子将法治和礼治进行了比照,高下立判。清代名家陆陇其在《松阳讲义》中说道:“操术不同,功效各异。路头一差,而风俗由之而殊,气运由之而变,不可不辨也。”[5]法治因惩罚性的实施手段而使人心存畏忌,安分守己;而礼治则因顺应人的羞耻之心而使人心悦诚服,自愿遵循。夫子治理政事,以礼乐教化为本,以刑法听松为末。在孔子看来,真正的政治并不单意味着“武力统治”和强权支配。暴君酷吏,严刑峻法,固然一时可以使大众不敢为恶,但大众为恶之心始终不能去除。为政者不应该用强制性和惩罚性的政令、刑罚手段使人民屈服和顺从,而应该用正确的道德行为和文明的礼仪规范引领、感化人民,或者运用礼乐、道德、教化的方式提高国民的道德品格和道德教养,使他们形成“美善之品性与行为”,过一种人道且文明的共同生活,增进共同利益和普遍福祉。因此,孔子主张“德主刑辅”的方法,希望统治者能够实现国泰民安、天下安宁。但这种“德礼并重、德主刑辅”的思想是一种“宽猛相济”的治民方法,即“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6](344)(《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

五、结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从历史上看,儒学是中华文化发展壮大的根源。自孔子以来,儒学就自觉地继承了夏、商、周三代文化。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仁礼学说是孔子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孔子将“仁”这一人伦道德秩序纳入“礼”这一宗法等级社会秩序之中,以“仁”這种心性之德与“礼”这种制度之德的有机结合构成德治思想体系中两个不可或缺的理论支点。孔子主张德治,但并不排斥刑罚,而是提倡“德礼并重、德主刑辅”,宽猛相济的治民方法;主张“以民为本、施行仁政”,心系百姓福祉;强调为政者人格垂范的作用,立身垂范、领袖群伦。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古代主张民为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7]无论中外,无论古今,政治的清明与混乱都与掌权者阶层的行为密切相关。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主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真知灼见至今仍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朱熹撰,李申.译.四书章句集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20.09.

[2]袁行霈.诗经:节选/李山解读[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09:308.

[3]楼宇烈.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02:606

[4]罗国杰.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陆陇其.松阳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03.

[6]左丘明.春秋左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12:344.

[7]习近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13/c_11128073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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