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门罗小说中除了逃离之外，回归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的在中年以后踏上了返乡之路，寻找生命记忆中的归属感。门罗本人有意识地叙述其家族故事，挖掘其家族内在文化精神，尤其是父系家族的苏格兰文化血统，苏格兰文化精神中的一些特质也成为加拿大早期移民顽强精神的一部分。

关键词：门罗小说；回归；家族；文化精神

201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艾丽丝·门罗是加拿大颇具代表性的女作家，门罗的获奖对加拿大文学来说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加拿大作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自1867年建国以来，仅有150多年的歷史，而就加拿大文学来说，其自身也一度难以从英美文学中被辨识出来，引得人们质疑“加拿大文学存在吗？”而门罗的获奖无疑是给予这个问题一个肯定的回答：加拿大文学确实存在，且有其独特的文学特色。而门罗的家族史小说展现了加拿大作为一个年轻移民国家的历史，这些家族小说故事与传说也丰富了加拿大的移民史，且对于加拿大移民国家身份的确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小说主人公的返乡

“逃离”是门罗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尤其在门罗早期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在童年时期便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边缘性”。《弗莱兹路》中的“我”敏感地发现其居住地“弗莱兹路”的边缘性位置。“弗莱兹路不属于镇里也不属于乡下。虽然它名义上属于镇里，河湾和格兰诺沼泽却把它和镇子的其他部分隔开了。”《半个葡萄柚》中的玫瑰通过早餐食谱敏感地区分了汉拉提与西汉拉提，“城乡差距很快就显而易见”。《乞丐女孩》中的玫瑰努力获得奖学金，逃离了小镇，进驻到城市，并通过与派屈克·布莱契佛结婚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留在城市的机会。显然，门罗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在年轻时期都意识到自己的“边缘性”，她们认为自己既不属于故乡，也不属于城市，并尝试通过教育和结婚的方式逃离小镇，进驻到城市。

但小说中成年之后或年老之际的主人公往往通过度假或者探亲的方式再次返乡，完成对故乡的精神回归之旅。小说《匆匆》里的女主人公朱丽叶成年之后便离家。第一次回归故里，是其女儿佩内洛普十三个月大的时候，辗转飞机、火车，朱丽叶带着女儿回到小镇。后来再次重返儿童时代居住的旧屋，是参加其母亲萨拉的葬礼。小说通过朱丽叶的两次返乡，展现了故里对于主人公精神上的重要性。正如小说结尾处她提到自己想法发生的一些变化，“是关于家在何方的观念上的变化。不是指和埃里克在鲸鱼湾的家，而是更早的年代的家，在她整整一生之前那个时代的家。因为你试着去保护，想尽可能好地、时间尽可能长地加以保护的，总是发生在家里的那些事。”朱丽叶或是因为与母亲之间格格不入的紧张关系渴望逃离孩童时代的家庭，或是因为想要通过教育与结婚的方式挣脱阶级的束缚从而逃离孩童时代的小镇，但是当真正逃离家庭与小镇之后，朱丽叶的心理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没有归属感。她仿佛是没有根的浮萍，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不稳定不落地，以至于很难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与安全感。朱丽叶在看到夏加尔的《我与村庄》时，不由地回忆起自己儿童时代的旧屋与小镇里的父母。人的童年经验或者经历隐性持久存在人的记忆深处，一个触点，这些童年回忆便能从记忆盒子里被打开。小说主人公早年生活的故乡是盛放时间与回忆、生命与经验的容器，而这些童年经验也建构了主人公早期的价值观念，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主人公日后的种种选择。门罗也通过小说主人公的一次次返乡之旅，经历着一个不断返回生命记忆，处理其精神世界并且获得灵魂安妥的过程。

二、个人家族史的回溯

门罗1931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1949年，18岁的门罗靠着奖学金进入到西安大略大学新闻系学习。1951年，20岁的门罗与其第一任丈夫吉姆结婚，婚后生活在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1973年，42岁的门罗与其第一任丈夫分居，重新回到安大略省。1975年44岁的门罗搬至安大略的克林顿，与弗兰姆林共同生活，这个地方与门罗的故乡威汉姆镇仅仅相距三十公里左右。门罗本人的生活轨迹经历了一个逃离故乡到回归故乡的过程。而在其文学创作中，门罗有意识地书写其家族的谱系故事，尤其是其父系苏格兰家族的历史故事。

在2006年出版的《城堡岩海景》前言中，门罗写到“大约十到十二年前，我开始对我家族中姓莱德洛的那一边不单单只是产生兴趣，四处关于他们的资讯不少——真的非比寻常”，可见门罗有意搜集其父系家族的故事，梳理谱系，把这些家族史发展到小说的疆界。因此，在门罗晚年写作中，一个鲜明的主题便是对其个人家族史的探寻，如《查德利与弗莱明》中对父亲与母亲家族文化传统的细微区别体验，《城堡岩海景》中有意识地对其父系家族史抽丝剥茧式的探寻等等。门罗在探寻个人家族史的过程中，对自我身份进行了确认，完成了自我的精神回归之旅。

门罗的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英格兰人，两边家族都是19世纪初移民到加拿大的。门罗在《查德利与弗莱明》《毫无益处》等小说中，都体现出其强烈的历史关怀。

《查德利与弗莱明》小说包括《关系》与《野外的石头》两个部分。《关系》主要叙述的是门罗母系家族的四个姨妈所代表家族的一种英格兰文化传统，她们拥有优越感与势利心，并享受于其中。而《野外的石头》叙述的是门罗父系家族的七个姑妈所代表的一种苏格兰文化传统，她们住在地理位置偏远，比达格利什更小的乡村，她们驾轻便马车，没有电话，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童年时期的女主人公深深地被母系姨妈们的奇闻轶事、包装精美的糖果、色彩缤纷的化妆品和时髦新鲜的衣服等吸引着。但是在成年以后，“我”真的进驻到城市里，随着艾瑞斯姨妈的再次拜访，“我”显然意识到了当年“我”与姨妈、姑妈之间关系的倒置，“我”曾经对姨妈的“仰视”置换成了姑妈对“我”的“仰视”，“我”意识到了这种微妙关系的变化，心里激起涟漪一片。在现代城市中，金钱与利益在人际关系中占据着很大的因素，权力与阶级影响着人们的交往心态。正如小说中所言：“关系，那就是重点。阿姨们自己就颇引人注目，不过她们也代表关系。与真实世界的联系，那个世界很丰富，很危险。”现代社会的关系在门罗的描述中显然具有一种功利性、危险性，门罗对现代社会里的人际关系、相处方式显然不是完全赞同的。

而在《野外的石头》中，虽然一开始“我”对于拜访父系家族的姑妈们感到抵触情绪，但是父系家族姑妈们所拥有的一种纯真与善良的品质却在日后成了长久的精神慰藉。生活在乡下的姑妈们，一直住在她们出生时的房子里，姑妈们终身未嫁，鲜与人交流，害怕公众的目光，生活方式古老，“她们的生活就是工作，没有对话，工作才能撑起一整天。”她们明显不属于现代社会，姑妈们畏缩却倔强，贫穷却乐助。她们收留隐士，不是因为爱情或者利益，只是纯粹的帮助与扶持。她们的行为展现了乡村社会的纯粹性，非功利性。在门罗的小说叙事中，門罗似乎更偏向于对来自苏格兰的父系家族史进行探寻。一方面是由于父系家族本身的与世隔绝产生的神秘感吸引着门罗，另一方面很大程度是门罗对于纯粹性、非功利性乡村的一种肯定。

小说《弗莱兹路》中塑造的班尼叔叔便是一个生活在乡村社会的人物形象。班尼叔叔的爱情婚姻起源于一则小广告，而广告的内容是：“某女，一子，欲觅安静乡村家庭，帮助持家。喜欢田园生活。若适合也可结婚。”班尼叔叔被其吸引并付出了行动，与玛德琳结婚并接受了她的女儿戴安。班尼叔叔所倾向的生活正是这种与大自然密切联系的安静的乡村生活。班尼叔叔对自然与城市的不同感触也浸透着门罗的倾向性。班尼叔叔比其他人更了解河和树林，还有整个格兰诺沼泽。但却会迷失在寻找玛德琳的城市里。“他讲述着不同的风景——车辆、广告牌、工业建筑、道路、锁着的大门、高高的铁丝网、铁轨、陡峭的煤渣筑堤、铁皮屋、棕黄色的水沟，还有锡罐、破碎的纸板卡通人物，各种各样阻塞或漂浮的废物——所有这些都是由他单调的、不厌其烦的回忆的声音再现出来，我们可以看见那里是多么令人迷惑，你无法找到任何东西，也无法继续寻找。”门罗通过班尼叔叔与乡村相处融洽，进入到城市却迷失方向这一人物形象，展现了其对乡村与城市的态度，显然其更认可的是乡村生活。

门罗儿童时代居住的地方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虽身居边缘地方，却有着她的倾向性，即朴实性、纯粹性、非功利性的乡村。

三、文化精神的传承

《毫无益处》叙述了门罗父系祖辈莱德洛家族曾在埃特里克山谷的一段生活。小说以1799年的《苏格兰统计报告》中的一段文字开篇，埃特里克山谷被描述成“毫无益处”。地理位置上，埃特里克山谷偏远闭塞，耕种条件上，该山谷不适宜耕作，加上空气潮湿，交通不便……从人类的居住条件以及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看，该山谷的确是一块“毫无益处”的土地。小说主人公“我第一次看见山谷时深感失望”。这块山谷虽然属于苏格兰，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与加拿大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相吻合。加拿大在早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被视为荒野之地，尤其是加拿大北部气候恶劣，自然蛮荒极大影响着加拿大早期的移民。

正是这一片“毫无益处”的蛮荒之地孕育了祖先们，在一代又一代莱德洛家族的延续中，先辈们的文化精神也在一代一代的血脉中留下了印记。小说中塑造的祖先“佛奥的威尔”是一个对奖赏不感兴趣心地单纯的人，即便在生活艰难的年代里，也充满了生机与力量。而当时被记载的牧师是一个生活艰难，在死亡、疾病中仍保持对上帝信念的虔诚之人。正如小说中提及到的“从任何外人的角度来看，这堪称是最凄凉、最绝望的生活了，唯有从信仰内部去看才能理解奖赏以及挣扎的丝毫意义，了解他们为何狂热地追求纯粹的正直，以及醉心于能瞧见上帝的一丝恩惠。”门罗笔下的父系祖先们充满了一系列美好的品质：生活艰难却顽强独立，贫穷却正直，困苦却不放弃，濒临绝望却又有着“遥远的希望”，与生活做最后的一丝挣扎。这些曾经在苏格兰埃特里克山谷艰难生活的先辈们历练出来的品质，为日后同样移民到加拿大——这块从来不是福地，是一个失望之乡的土地——的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正是这样的人生经验与文化精神也一代一代地被传承下来，因而《查德利与弗莱明》小说中父系姑妈们的神秘、与世隔绝、善良纯粹、无私乐助变得不那么难以理解。家族的文化传统与习俗构建了一个家族的文化精神根基，也成为加拿大早期移民们坚韧顽强生活在这一块“失望之乡”的缩影，构筑了加拿大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门罗通过古老的教堂、墓园里墓碑上的铭文，在虚与实中溯回家族历史的故事，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传说与记忆交叉，在她的小说中构筑了她的家族谱系，叙述了她的家族历史，在一次次溯回中，完成自我身份的确认与生命体验的完整，也在一次次的精神之旅中，妥善地安放了她的灵魂。正如罗伯特·撒克在与周怡的访谈中提到：“门罗一直就对自身的文化遗产有着明确的意识，她运用了那种意识及其鲜活的人证、物证来为她的虚构作品注入动能，那些作品正是源于她对这种文化的自我认同感以及居于其中的切身感。”门罗小说中构建的家族移民史也是加拿大移民史的一部分，其祖先们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促使了加拿大早期移民能够在这片蛮荒之地上“幸存”下来，形成了坚韧顽强的加拿大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艾丽丝·门罗：《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马永波，杨于军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

[2艾莉丝·孟若：《你以为你是谁》，廖绣玉译，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3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

[4]艾莉丝·孟若：《木星的卫星》，严丽娟译，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5]艾莉丝·孟若：《城堡岩海景》，王宝翔译，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6]周怡：《从艾丽丝·门罗看加拿大文学——罗伯特·撒克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

（作者：张学思，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官学校文化教研室教师）

[责编张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