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添翼

旅蒙商是历史上中国商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商人的一支劲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蒙商逐渐进入学术视野，无论是整体性概述或介绍，还是系统性、专题性探讨，又或是区域性、个案性研究，学者们已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囿于档案、文史资料、地方志、调查报告等史料限制，其成果在整体上呈现出粗线条特征。2018年《晋商史料集成》公布的一批旅蒙商信稿恰好可以弥补史料的不足，为我们进行细致具体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晋商史料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于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88册，它由刘建民先生近40余年收集形成，后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刘秋根团队合作历经4年时间完成扫描、分类、定名、编目以及校对等工作。就目前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此部分刘先生对晋商纸质文献的收藏，可称为海内最丰富、而且质量最高。我们可以预料的是此书出版，晋商民间文献资料就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可以极大地弥补晋商研究及中国商业金融史等领域研究资料贫乏的问题。

旅蒙商信稿的留存情况

与其他行业晋商一样，旅蒙商人也是通过书信来指挥经营、沟通信息的。目前，《晋商史料集成》中收录有7份旅蒙商信稿，时间从清末延续至民国。据笔者所知，山西刘建民先生还收藏有兴隆魁《咸丰六年四路信稿》，共计111封信，张家口李国欣先生收藏有《同治朝东口旅蒙商驼脚运输字号来往书信底稿》，共计99封信，其中有81封完整书信。

通过对旅蒙商书信的整理统计可以发现，依据现存书信可以判断商号名称的仅有兴隆魁、天义德两家，时间上从咸丰年间延续至民国年间。《晋商史料集成》所见旅蒙商信稿与刘建民、李国欣收藏的兴隆魁信稿共计有519封。其中，兴隆魁现存收信数量最多（301封），且时间跨度最大（咸丰至民国），设在多伦的一家旅蒙商号次之（162封）。从书信整体时间分布来看，民国时期最多，占到现存总量的一半以上。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所见旅蒙商信稿仅是九牛一毛，更多的信稿尚未被发现，或存于收藏家手中，故上文的统计只是笔者所见旅蒙商信稿的现状。这些信稿已能够窥探出旅蒙商经营的制度性、规范性，成为研究旅蒙商非常珍贵而重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书信是旅蒙商跨区域经营的基本手段和工具，它将东伙、总号与分号、分号与分号、本号与其他商号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严密的网络，彼此之间信息交流通畅。目前笔者所见旅蒙商信稿可以分为未编号书信与编号书信（号信）两类，根据来往双方的身份未编号书信又可以分为东伙间来往书信、掌柜间来往书信、掌柜与伙友来往书信、旅蒙商号与其他商号来往书信四种类型。它既有书信的一般特征，同时又有商业书信、金融书信的功能。

《光绪十四年正月某商号信稿》共计6封书信，均为未编号书信，其中4封为祁县与张家口掌柜之间的来往书信，1封为库伦其他商号的来信，1封为祁县伙友来信。《宣统四年正月堤铺东伙书启宝账》编号书信10封，未编号书信108封，共计118封书信。其中，东伙来往书信43封，掌柜间来往书信50封，伙友或伙友家属来往书信14封。《洪宪元年正月某烟店众号信底账》共计44封未编号书信，其中东伙来往书信2封，掌柜间来往书信2封，与其他商号来往书信40封。《民国六年某商号口外生意信稿》共计91封未编号书信，其中东伙来往书信10封，掌柜间来往书信15封，伙友或伙友家属来往书信56封，与其他商号来往书信10封。《民国八年某号与各商号及东家来往信稿》，编号书信20封，未编号书信10封，共计32封书信，其中20封未编号书信均为掌柜间的书信往来。《民国天义德商号信稿》为归化城天义德寄至乌里雅办台天义德的11封编号书信。《民国平遥旅蒙商与天津来往信稿》为平遥某号抄录的7封天津分号来信稿。

旅蒙商信稿的史料价值

《晋商史料集成》出版已近四年，但对其中的原始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与运用的成果并不多见，旅蒙商信稿的价值尚未被学术界充分挖掘与利用，很有必要在这里予以专门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旅蒙商信稿可以拓宽晋商研究的领域，修正学术界对晋商的认知，弥补晋商研究薄弱或者缺失的环节，并为清代至民国时期经济史研究的突破提供史料支持。

晋商制度史。旅蒙商信稿内容丰富，旅蒙商是晋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旅蒙商信稿可以深入研究晋商经营的各类制度，探究晋商辉煌的动因和机制。如《宣统四年正月堤铺东伙书启宝账》《民国平遥旅蒙商与天津来往信稿》含有东伙间沟通处理商号歇业的信件，在所有的东伙来往信件中，掌柜定期（一般为月底或月初）向东家寄送月清枳或者直接在书信中汇报月清内容，这些史料是具体化、细致化研究晋商股俸制的珍贵资料。在商号与伙友或伙友家属的来往信件中，绝大部分是伙友家属向商号索要钱物的内容，一部分涉及伙友薪金或身股，这些信件可以深化研究晋商的身股、故股问题。甚至书信制度本身就值得研究，分号之间、总分号间定期编号书信往来，东伙间、掌柜间定期书信往来，月清、年总汇报等内容形成定制，这是旅蒙商乃至整个晋商利用书信进行商业经营活动的缩影。

商业史。旅蒙商信稿中的编号书信、东伙来往书信、掌柜间来往书信、与其他商号来往书信，均涉及商业经营的内容。旅蒙商号在张家口、归化城等地购买真红烟、黄酒、斜文布、大布、砖茶、各類杂货等或运库铺、府铺、乌铺等分号销售，或由前房带到草原各地出拔子，进而获得各类羊皮、马皮、牛皮等皮张以及马、羊等牲畜。皮张、牲畜等或在张家口、归化城、多伦等地销售，或到北京、蔚县等地销售。利用这些书信可以深入研究旅蒙商的皮张贸易、牲畜贸易、杂货贸易、布匹贸易、茶叶贸易，均可分别构建这些商品的产、供、销、运输等网络链条，进而归纳总结出旅蒙商草原贸易的经营模式。

货币史、金融史。旅蒙商信稿中出现大量的不同形态的货币和平砝，是当时中国北方真实的货币形态的反映，通过序列化、谱系化整理可以呈现出货币之间如何实现流通和兑换。信稿内容呈现出了太谷、祁县、张家口、归化城、天津、北京等北方城市的金融市场行市，包括钱价、银价、洋价、票价、俄钞、利率等。旅蒙商在草原上交易的各种商品、运费脚价等皆以砖茶为标示价格，并形成诸货行市。砖茶代替了货币在草原上流通，成为一般等价物。由库伦发往张家口的的皮毛用脚驼运输，其运输所需费用直接支付砝茶，称为脚茶。且由于草原上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所有商品只有在张家口、归化城才能变现成银两。也就是说，广阔的草原交易都依托于张家口、归化城的金融市场。这些信稿是我们研究清代以来张家口、归化城的金融市场的珍贵史料。

城市史。城市是人、财、物聚集的中心，旅蒙商信稿中涉及到乌里雅苏台、库伦等草原城市，更有张家口、归化城、多伦等草原与农耕交界的口岸城市，旅蒙商在这些城市都设有商号，草原贸易对这些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信稿中不仅记载着城市商业金融活动，更记载了城市间的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人员流通，为我们开展城市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社会生活史。旅蒙商信稿中除记录商业内容外，记载着伙友向家中捎办衣物等生活用品，托亲拜友保荐工作、婚丧嫁娶等等日常生活事件，是内容丰富的商人生活原始文献，是我们展开相关商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交通史、邮政史。旅蒙商信稿中记载着书信传递的方式、传递时间、传递路线，货物的运输路线、运输方式，是我们开展交通史、邮政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余论

旅蒙商信稿所记载的信息极其丰富，上文所列只是笔者所选取的几个侧面，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均可广泛利用、深度挖掘，多学科共同整理研究可以将其史料价值发挥到最大限度。对于这类史料的释读与运用我们必须遵循“归户”研究原则，运用内证、外证等多种手段将信稿归户到某一区域、某一行业，乃至某一家商号、商人，这样才能充分实现其学术价值，尤其是某一份资料的特殊价值。《晋商史料集成》中所公布的七份旅蒙商信稿，有两份可以归户到具体商号，其余能归户到某一区域、某一行业。当然广义上说，对材料进行时空判断也是一种归户，即根据信稿内容，考证出其年代及地点信息。信稿中记录的信件收发时间、地点，以及重大社会事件、银钱种类、制度等是我们断定具体年代与地域的重要证据。

其次，在归户与时空考证的基础上，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信稿进行整理研究。先对信稿进行录入、点校、注释等，再进行分类、归纳统计，并多层次、多角度地提出问题。

这一点不光是本文所论之旅蒙商史料，《晋商史料集成》所记载的各类史料，包括反映晋商诸侧面、乃至明清经济史诸角度、诸行业、诸地区社会经济变迁史料均须做这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