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涛

刘明兄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浸淫12年，长期专注于宋元善本的编目、考订和研究。《中国古书版本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卷内每一篇文字，流动的即是他摊开那部几百近千年的古书，严肃生动讲述的画面。我从事古籍编辑出版工作十多年，也在不断经眼古籍善本，如今读了《笔记》，受益甚多：模糊的概念愈发清楚，曾经的疑窦豁然开朗。三点阅读感受，分享于此。

第一，书以“笔记”为名，实际也有理论概括，颇具示范指导价值，后四篇即属此类。《宋元官刻本概述》一文，总结前辈研究成果，又偶有己见，梳理北宋、南宋、辽金蒙古、元几朝官刻本的状况和特点。尤其是南宋一节，详细阐述了机构及国子监、浙江、福建、四川、江西等重要地区的官刻代表之作。文章简洁明了，非常便于初学者了解宋元官刻的概貌及不同地区刻本的版本特点。宋代福建刻书独树一帜，过去多归结于其地盛产竹木之因。刘明先引述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序》此说，但又不止步于此。他从地理因緣做出推测：“它在地理上靠近浙江，有利于学习浙江先进的刻书经验和接纳来自浙江的刻工，还可以便利地购买浙江盛产的纸张，这些都是建阳作为刻书重地的客观因素。”颇为中肯。《宋元善本书志两种》以宋绍兴十八年（1148）建康郡斋刻本《花间集》和元延祜四年（1317）圆沙书院刻本《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为例，在吸收沈津先生等专家“书志”范式的基础上，依次按照行款版式、题名著者、序跋附录、著者简介、内容、扉页牌记、避讳字、刻工、案语、著录、钤印等，逐项逐条客观描述，其价值在于“客观”，目的是为不能见到原书的研究者提供翔实准确的参考信息。这种书志撰写方式是现今图书馆界和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范式，例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的《书志》已出版2辑，其中的书志例文基本上也是如此。这些规范、程式化的模板，看似死板，却最便于撰写者实际操作，也是最直接反映原书面貌的方式，当会成为未来各收藏机构撰写善本书志的参考。《汉魏六朝集部珍本提要两种》是刘明所编著的《汉魏六朝集部珍本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10月）一书中的两篇，在“书志”基础上，又结合集部文献自身的特点撰写的

“叙录”，关注版本信息之外，更重视对序跋的引述，用以揭橥文献内容本身的价值。他在《后记》中非常谦虚地说道：“目的是分享不同的写法供读者参考”，并且规划了“这是今后自己撰写古籍叙录的基本写法”。可以想见，这不但是作者此后的写法，还可能成为更多同行的借鉴。

其二，《笔记》考察细致，抽丝剥茧，提示了当下版本学研究进一步细化和深入的特点。随着我国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的推进，各类古籍目录、图录层出不穷，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为代表的数百种图录，基本上都是彩色印刷，直观便捷；影印图书数量激增，如规模宏大的《中华再造善本》等，另深藏秘阁大库的善本化身干百；古籍数据库也渐趋成熟，《中华古籍资源库》和众多海外图书馆公布的中文古籍影像，数以万计。在这样古籍资源较易获取的背景下，古籍版本学研究不再是仅仅少数古籍从业人员可以见到原件，更多的人只能从目录到目录的陊录，乃至以讹传讹的盲人摸象，而变成了更多人都可参与的领域，这势必要求专业的版本学研究向更细更深探索。读刘明兄的《笔记》，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个特征。如《宋严陵郡庠本（通鉴纪事本末）》一文中，援引陆心源、傅增湘的考证之后，他并不满足前贤的“定论”，而是要亲自“检查全书”，终于发现卷十二第三十三叶b面第五行中的“张方遣其将敦伟夜击之”的“敦”缺笔，推断该部印本当在光宗朝之后，不宜称为初印本。很长一段时期，由于资料的限制，在介绍或引述一部书的基本情况时，大多是照搬他人的著录，无法目验原书，核实细节，导致很多不准确的说法谬种流传。虽然如上文所述，近些年资料获取日趋便利，但是在长期的惯性思维中，还有很多人包括身在图书馆的一些古籍专家的思想停留在“转录”的过去式，即便有原本或影像可以参考，也懒得去逐字逐页翻检，不得不用偷懒来形容。刘明兄在《笔记》中为我们提供的47篇样本，正是其严谨治学态度的体现，每一篇都是在前贤基础上，根据自己目验、翻阅、研读原书或影像的翔实探究，或增加新发现的例证将前人结论进一步细化，或根据确凿证据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尊重前人，却不迷信名家，能够发现问题并考证清楚，正是我们读书治学的正确态度，不仅仅局限于版本学领域。

其三，注重物质形态特征，呼应版本学研究的“类型学”趋势。古籍作为一种文字的物质载体，其物质形态理当是版本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但是，由于自身理论的欠缺和实际条件的限制，常常被人称为“书皮学问”。近年来，随着版本学研究的发展，这些错误的说法不断被推翻。上海图书馆郭立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天一阁博物馆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等，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作为物质形态的“类型学”，受到学界的重视。正如石祥所言：“古籍班本是文本与特定时代地域制作的载体之结合的物质眭结果，版本鉴定的实质是判定文本与载体之重组的发生时代与地域。”他认为：“在版本鉴定中，类型学分析是第一义的，是史料批判的起点。”（见《“观风望气”、类型学与文史考证：版本学的方法论问题》，《文史》2020年第4期）。刘明兄的《笔记》，有不少文章中也在呼应这个观点。如《宋明州本（文选）》一文，他认为：“印本与印次关系的研究，将是未来《文选》版本研究的主要方向；这意味着精细化和标准化，近似于实物分析版本学。”

此外，《笔记》一书文字简练，不卖关子，利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接受。这样单篇的鉴赏性质的文字，既有准确专业的描述，又力求生动，更容易让人亲近。这一点也是刘明在撰写时努力的方向，他在《后记》写到：“收集并重写这些围绕宋元古籍善本撰写的旧作，还准备拿出来分享给读者，是想与读者交流如何写古籍鉴赏类的文章。我们知道有诗词鉴赏，意在品鉴诗词的语言美和意境美。古籍，特别是那些有着悠远传承历史的宋元珍贵善本，作为承载中华文明的文物，也应该走出深闺，让社会公众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走进他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古籍版本专家投入到这样的事业之中，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最后，《笔记》一书的特殊设计，也非常生动地体现出书籍在生产过程中著者、编辑、排版（古籍一般为刻工）各个环节之间的参与和互动。例如164-167页的插图，为了最大限度让读者感受元本《梦溪笔谈》的版式开本特征，将两叶书影排为对首页大图，但如此之后，也有缺点，版心部分已经不容易看清楚。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编辑和排版设计人员将版心局部图又放在一边，可谓匠心独运，为《笔记》大大增色。这一点，与古籍刊刻流传过程中著者、编者、刻工、收藏者多角色参与互动的特点一脉相承，与卷内贯穿的揭示“古籍的物质性”的思想脉络更是不谋而合，值得细心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