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斯霆

我出生在曲藝世家。姥爷故去得早，母亲十几岁便随单弦老艺人张剑平学艺，张老先生视我母亲如己出，故我一会说话便管张老先生喊“姥爷”。父亲本是工科出身，但一毕业便跨行操觚，如今已被学界公认为曲艺史论专家、中国曲艺学科奠基人之一。1982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天津市曲艺团唱山东琴书的女孩儿，她后来成了我儿子的亲妈。有了这些关系，我从小到大都对曲艺有着一种天然的情感。

也正因此，1983年春天，艺名“小彩舞”的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的个人唱腔选集出版时，我在第一时间便拿到了样书。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当与那个唱琴书的女孩儿约会时，我提到了此书。她说，当学员时彩舞老师刚刚“落实政策”，虽然还不能公开登台表演，但已“归队”，团里让她负责学员队的教学，教我们各曲种唱腔，老太太特随和，也特进步。我随口说，你能否帮我向她约个访谈。转天女孩儿便打电话告我，彩舞老师不但答应采访，而且还要亲自为小报写篇稿，表达一下对帮助她出书的人们的感谢之情。

于是在夏末一个凉爽的清晨，我与摄影记者学浩兄便踏进了位于天津“五大道”桂林花园附近的骆宅。那天身材矮小的骆老精神矍铄，已经泛白的头发梳得很亮.在脑后挽起一个发髻，再配上那时时髦的绣琅镜，一如当年舞台上的风采。她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后说：“不是外人，你爸爸是我们这圈里的秀才，小何（那个女孩儿）是我带过的学员。需要采访什么你们就问吧。”话题自然从刚出版的《骆玉笙演唱京韵大鼓选》说起，她讲道：“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从我几十年演唱的七十多段京韵大鼓中选录的有代表性的十六段曲目，既有传统作品，也有改编和创作的新曲目，如《红梅阁》《伯牙摔琴》《丑末寅初》《黎明的战歌》等，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各个时期舞台实践的概貌。”

随后，老太太便讲起了自己一生的从艺经过。印象较深的是她为我们讲的一个段子：“1948年我从天津组了一个班底赴上海、南京演出，本想趁着兵荒马乱大捞一把，从此谢绝舞台。但几个月下来不但没赚到钱，反而把在天津几年的积蓄也搭了进去。1950年初，天津文化局长阿英知道了此事，便让‘小梨园的老板在当年腊月三十晚上将我们接回。正月初二，我在‘小梨园登台时，军管会文艺处的干部前去看望，但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唱新节目。当文艺处干部一再动员时，我说‘我从三轮车上摔下来，把脑子摔坏了，记不住新词。其实，这是借口，从三轮上摔下来是真，记不住词是假。我心里想的是，我过去没有歌颂国民党，今天也不歌颂共产党，今后不管是哪一党哪一派来，我都是凭本事吃饭。对于我的态度，阿英知道后不急不躁，他带着局里的戏改干部何迟、赵魁英（来自延安的京剧名丑，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后与骆老结为伉俪）等，多次往返艺人们演出集中的‘大舞台与‘玉壶春，反复宣讲新的文艺政策，但我却一句也听不进去。尽管当时一些进步较快的演员已逐渐创作、改编一些以歌颂新社会的新人新事为内容的新曲目，可我仍然演出我的《击鼓骂曹》《剑阁闻铃》。对此领导们不是简单的批评，而是找机会就鼓励。当年为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文艺界上街敲锣打鼓扭大秧歌，我虽也参与，但放不下身段，只是别别扭扭地跟着走，尽管这样领导们仍是一再表扬，说我有进步，这让我心里即高兴又惭愧！当年夏天，我还被文化局评上劳模去北戴河疗养。这一切，都让我对共产党心怀感激。从此，我下决心跟上新时代，并最终成为了人民的艺术家。”

分手之时，骆老意犹未尽，在欣然为小报题写“努力拼搏振兴曲艺”书法后，又将一篇手稿交给我，这便是刊登在1983年11月15日《天津书讯》上的《写在（骆玉笙演唱京韵大鼓选）出版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