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绿色发展理念包含丰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文章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参考，绿色发展理念吸收借鉴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经济理性、异化消费的批判思想;绿色发展理念从坚持人类中心论、摆脱生态马克思主义空想的性质和资本主义在治理生态环境的制度弊端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

[关键词]绿色发展理念;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性;异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1-0001-07

[收稿日期]2020-11-17

[作者简介]朱波，莆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一新的发展目标增加了美丽中国的内容，这更加突出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紧迫性和时代性，“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1]（P23）的绿色发展理念，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包含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全面深入研究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意义。

总的看来，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相互吸收借鉴的辩证发展关系。具体来看，二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参考;绿色发展理念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实现了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与创新，绿色发展理念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实践内涵和现实性，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乌托邦弊端。绿色发展理念既重视生态思想的理论，也重视生态文明的实践，是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二者共同统一于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为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

分析研究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关系，既为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生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我们全面深刻理解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通过对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分析研究，揭示了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关系。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反思与批判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经济理性的批判

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一些西方学者认识到科技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危害，对资本主义的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通过他们的批判，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副作用，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并不全是福音，也可能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异化和生态问题。同样，经济理性的利润动机和生态保护相矛盾，更易于引发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指出，启蒙运动既促进了人类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也加速了人类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特别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增强了人类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人类加强对自然控制和统治的同时，资产阶级也强化了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合理化，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导致的结果是使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了大倒退。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在他的《自然的控制》一书中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正是通过科学技术不断加强了对人与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走向了异化，资产阶级通过科学技术不断加强对自然的控制，这也进一步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直接的结果是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引发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他的《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利润至上、本性贪婪，资产阶级通过生产与消费疯狂地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在造成了无产阶级贫困不断加深的同时，资产阶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还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市场，屈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组织，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市场化的自然界，造成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和浪费，严重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引发了直接危害到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生态灾难危机，

法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高兹认为，经济理性的盛行是引发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经济理性的唯一目的是追求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取代了其他理性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经济理性统治的范围不断扩大，把工作、教育、医疗、交通、消费、科技等所有方面都纳入经济理性的控制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统治了一切，直接导致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异化。由于经济理性唯一目的是追求利润，为了利润资本主义社会不惜牺牲生态代价，只有依靠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才能有效地维持资本的利润，在利润动机的驱动下将生态成本外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由此看出利润动机和生态动机存在本质的矛盾，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将进一步加剧。高兹强调，要把人类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中解救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

（二）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消费的批判

在利润至上和经济理性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的生活消费方式也发生了严重异化。在利润动机的驱动下，资本鼓励人们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在媒体和广告的宣传下资本会不断制造新的需求和匮乏，让人们深陷异化消费中而浑然不觉。高兹、阿格尔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消费与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必然联系进行了揭示。高兹指出，异化消费导致环境和生态恶化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异化消费给人的未来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也逐渐为社会各方面所认识。因为异化消费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它直接违背了人類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理想，损害着当代人和未来人的利益。在异化消费的驱使下，每个人都被迫进行着最大化的消费，大量消费必然带来大量废品和大量垃圾。在利润的驱使下，每个企业也都在进行最大化的生产，最大化的生产就会带来最大化的消耗和破坏各种资源和能源，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成本外化的现象普遍存在。高兹认为，异化消费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要避免生态危机必须破除把消费和幸福等同起来的异化消费，重建人的需求理论，理顺需要、生产、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克服异化消费，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高兹认为，异化消费和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有着内在和本质的联系，异化消费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在强化着对自然资源的最大消耗，这样就引发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另一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尔认为，由于劳动的异化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消费的异化，马克思在这一方面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马克思对消费领域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因为他没有预见到对嗜好的操纵会成为维持和提高利润率以及实施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2]（P187），“虚假的需求和消费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通病，这种通病将加深生态的负担，如不改弦易辙，将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3]（P91-92）。阿格尔从社会消费领域进一步深刻揭示了异化消费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存在的必然联系。

（三）对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

还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引发了生态环境问题，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1一些西方生态学者对经济无限增长的思想进行了反思，提出了稳态经济和经济的零增长理论。约翰·穆勒早在1923年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提出了“稳态”这个概念。1973年，经济学家赫尔曼·代利出版了《走向稳定的经济》一书，标志着稳态经济学的形成。博尔丁、乔·罗根等人也倡导稳态经济学。他们认为，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无限地进行下去的。经济高速增长会加速原材料的枯竭，加重环境污染，使经济增长丧失物质基础。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零增长理论。零增长理论主要从人口、自然条件、资源、环境等方面论证人类社会的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人类面临着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以严格的经济理论和数学模型向人们描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打破了人类对经济无限增长的神话，向人们敲响了世界生态环境的限制和人类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的警钟，预示了人类过度发展的灾难性后果。

2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柏克特、科沃尔、沃尔等人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他还指出，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生态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强大的經济、军事和技术力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侵略和掠夺。柏克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积累危机和发展危机的根本原因。科沃尔形象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像癌细胞一般扩张，资本是生态环境的最大的敌人。沃尔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唯利是图是资本的本性，资本家只关心利润，不关心生态环境。上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路之尽头，必须用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生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人类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3高兹深刻指出，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也进行了生态重建，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进行生态重建时考虑的仍然是利润，走资本主义生态重建的道路，最终将导致把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态商业，像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遵循同样的利润原则。资本主义生态重建一方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会尽可能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虽然这种方向也符合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的原则，但这种“服从”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的服从，只有当生态重建的目标本身就是尽最大可能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并赋予经济发展以生态社会的方向，而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时，才能算真正的经济理性完全服从生态理性。所以，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会引起与生态破坏同样多的危险，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生态重建。

（四）对未来生态社会的实践路径的乌托邦设想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的本质，主张用更加合理的生态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但在如何建立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和正确途径，他们的生态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乌托邦空想的迷途。乌托邦一词的意思是并不存在的地方，最早由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乌托邦一般被理解为纯粹想象的、不切合实际的不可实现的一种理想状态。非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的理论都常常被说成是乌托邦，特别是那些提出改变人类本性的幻想的教育方案或把实现理想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伟大统治者性格上的计划。在西方生态哲学思想家中，马尔库塞和高兹的生态哲学思想体现的乌托邦性质最为明显。马尔库塞提出了“乌托邦的终结”的思想;法国生态学者高兹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设想。乌托邦理论虽然常常被批评为空想，但它仍然体现了人类的渴望，并经常作为政治批判的工具加以运用。

就高兹的乌托邦思路来看，陆俊认为，高兹“首先分析由生态问题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而必然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以此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建立的‘必要性，然后分析微电子技术、工业自动化发展所隐含的形成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后工业文明）的潜力，以此说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接着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揭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文明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最后描述了后工业社会社会主义的生动与乌托邦”[4]（P30）。高兹认为，乌托邦的想象对生态运动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没有乌托邦的想象生态运动就将死去，生态运动将看不到从现有的社会变化中向未来社会转变的可能性，将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乌托邦的想象和激情去构想未来的生态理想社会，这样就能够“解放关于变革的可能性的想象”[5 ]（P42）。

乌托邦生态社会主义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设想的未来理想生态社会，包含丰富的生态学政治意蕴。乌托邦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社会图景，代表着一种对现存社会的否定和超越，是生态社会主义者追求生态完美的理想社会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环境。这与过去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有着很大的区别，体现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时代特征，其根本目的是设想要建立未来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和现实路径，只能在他们的头脑中完成了一次次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未来乌托邦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对人类思考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建设未来理想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借鉴

（一）关于科学技术批判的思想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异化的深刻批判，他们的目的虽然不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他们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造成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技术的异化和科技的副作用的批判，打破了科技万能论，让我们开始重视对新技术的风险评估，为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我国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进程中也面临着科学技术的选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求我们要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科技，在每一项新科技应用前要进行全面的生态风险评估，避免由于对新科技的副作用认识不足，带来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和清洁技术，清洁技术是“旨在减少甚至消除产生污染或浪费的根源，并有助于节省原材料、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任何技术措施”[6]（P209）。未来生态问题的解决，在更大程度上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如随着科技的水平的提高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清洁能源，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近年来，我国对清洁技术领域的投资不断扩大，可见我国对解决生态问题的勇气和决心。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深刻批判，为绿色发展理念科技观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二）为我们深刻认识经济理性的危害提供了借鉴

高兹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但目前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的转型进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经济理性和资本的利润动机。我们不仅要注重引导和规范利润的合理追求，把经济理性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防止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理性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从而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还要大力培育国人的生态理性和生态实践，用生态理性引领、规范、取代经济理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态理性、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視程度还不够，生态理性缺失，忽视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绿色发展，是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理性在理念、思想、途径和目标方面都有相似之处，都以解决人类环境问题、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根本目标。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不断加深对生态理性和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不断加深对科学技术的副作用和经济理性对环境危害的认识，“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7]（P61），意识到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意义。绿色发展理念要求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意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对自然要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报恩之意。不能把自然看作人类剥削控制的对象，而要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意识到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绿色发展理念的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永续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首先突出的就是树立生态理性的重要性。“绿色发展理念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基本内容”[8]，绿色发展理念使我们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和我们面对自然时首先要秉持的理念。所以，绿色发展理念本身就包含生态文明的理念和西方生态学者所提倡的生态理性。绿色发展理念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才能克服科技理性、经济理性对环境带来的危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三）为我们全面认识异化消费提供了理论借鉴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消费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揭示，为我们全面认识异化消费的危害提供了理论借鉴。我国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的存在为异化消费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目前，异化消费在我国一些领域已经开始有所表现，并且有加重的苗头，如社会拜金主义盛行，炫富消费、攀比消费、符号消费等在一些社会群体和领域开始盛行。如果我们现在不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不对我们的消费模式加以规范和引导，那么我们就可能坠入西方生态学者激烈批判的异化消费的深渊，进而进一步恶化我们的生态环境。

要避免异化消费，我们必须大力引导和提倡绿色消费。绿色发展理念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节约适度，那么在消费领域就要求我们节俭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坚决杜绝奢侈浪费消费。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坚持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这一重要的社会主义原则，对于绿色消费来说就是要改变财富日益集中和在各阶层中分配不平等的现状，防止富裕阶层的过度攫取与过度消费。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理念和西方生态学者所倡导的“更少但更好”的社会消费理念有着内在的本质一致性，都主张人的生活方式都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这样既可以保护环境，又可以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

三、绿色发展理念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

（一） 绿色发展理念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中心论的超越

在人与自然何者为中心的问题上，生态哲学存在两种观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萨卡指出，人类无法避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可持续的社会，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有且只有人类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拥有意识的人类才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生态中心主义主张建立一个以自然生态为尺度的伦理价值体系和相应的发展观。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罪恶之源。生态中心主义包括动物权力论、大地伦理学、深生态学、生物区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众多流派。生态中心主义反对工业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主张反增长、反生产、反技术，崇尚“回到丛林”的浪漫主义世界观，否定任何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具有明显的非理性和神秘主义的倾向。

绿色发展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是将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统一起来的唯一途径。绿色发展理念虽然坚持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但它更重视环境保护，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属于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绿色发展理念强调既要克服强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专制，又要克服生态中心主义的幼稚;既重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绿色富民、绿色惠民”和“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1]（P23）为目标。绿色发展理念的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对人的利益和需要进行理性的把握和权衡，反对将人的利益和需要绝对化。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们能够满足人的利益，它们还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自然物也有内在价值。弱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承认人的优越性，但也承认其他有机体意识生命联合体的价值，人类有义务从道德上关心它们。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作为目标思想，它既坚持了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这一价值目标，又可以弥补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弊端，为人类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探索了一条新的思想路径。

（二）绿色发展理念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空想性质的超越

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对资本主义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指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决人类的生态环境问题，但对于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却陷入了空想的迷途。只有中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坚持绿色发展，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设想具有本质的一致性。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有理论的指导，又有现实的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坚持绿色发展要求做到绿色发展的过程与结果的统一，绿色发展不能仅仅是空洞的口号，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和思想的研究，必须落实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去，贯穿绿色发展的全过程和全方面。

理念引领思想，思想指导实践。发展理念是引领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发展到今天，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过去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一时发展的“白色发展模式”“黑色发展模式”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原来唯以GDP论英雄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在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理念处于必要条件的地位，决定了发展的底色和发展的质量，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要高度重视绿色发展理念蕴含的丰富生态哲学思想内涵与改造现实世界解决人类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践特征。

从绿色发展理念来看，零增长和稳态经济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在现实的实践中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绿色发展理念突出了发展的重要性，绿色发展理念强调要靠发展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所以绿色发展理念第一要义强调的是发展，在发展中解决现实世界中遇到的环境问题。在坚持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遵循绿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严格按照绿色发展的规律来指导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走的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之路，追求的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二律背反，实现人與自然的和谐统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我们在面对经济发展问题时，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胡乱作为，在发展过程中忽视生态规律，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为所欲为，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带来更加严峻的生态问题;二是无所作为，因为惧怕发展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而缩手缩脚、裹足不前，这也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绿色发展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做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绿色发展，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仅停留在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头脑中的空想。具体的实现途径包括：

1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运用经济手段鼓励支持绿色产品的生产，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角度来说，要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要不断从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向集约型的生产方式转变，“集约型生产方式注重科技和知识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注重经济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比例，要求以尽可能少的投入生产出尽可能多且质量较高的产品”[9]（P199），从而减少对资源的利用，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建立生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调结构、去产能，淘汰落后的生产技术，真正走出一条投入低、效益好生态环保的绿色发展道路。对农业进行生态绿色改造，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走绿色农业的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业。大力发展绿色公共事业，如公共交通、公共医疗等，加大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力度和支持力度;减少生产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不良消费品和奢侈品的生产等。

2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是人民。充分就业但劳动的更少，是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追求的重要原则之一。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我国提出了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等三大攻坚战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要全部消除贫困人口，解决好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就业和脱贫问题，是我们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在增加劳动岗位的同时，平均分配劳动岗位，使每个人都能就业都能脱贫，使人不会由于贫穷而作出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求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之路，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所以这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原则设想有高度的契合性。大力开展绿色公民教育，使绿色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使绿色教育真正成为有益于人获得整体性、自由和创造的手段，培养更多高素质、具有生态理性的，符合未来社会发展要求的“生态人”，使绿色发展理念扎根于人的内心深处。

3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使生态建设更加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加强绿色发展理念的制度建设。例如，运用法律手段完善生态立法和生态执法，加强生态监督和生态执法处罚力度，实行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等;赋予环保部门更大权力，加大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全国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建立企业排放许可制;严格执行官员生态责任追究力度，对晋升和退休的官员，既要进行离任廉洁审计，也要进行离任生态审计，建立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建立了河长制和湖长制;对全国进行生态规划，加强主体生态功能区建设等。

（三）绿色发展理念超越资本主义在治理生态环境方面的制度弊端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人类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未来人类社会必将进入生态社会主义。

高兹在《政治生态学》著作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重建存在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资本主义生态重建;另一个方向是社会主义生态重建，即走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生态建设可的原则是“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它可以把经济理性和交换价值的应用有效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并使經济理性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文化目标以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只有社会主义生态重建的方向，才能为人类提供“既不是技术统治论，也不是权威主义”的生态问题解决的方案。总之，他认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才能最终真正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拉比卡、奥康纳、科沃尔等人也表达了类似的生态社会主义观点。

从绿色发展理念视角来分析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社会主义生态重建，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可行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具有更大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可以更加有效地克服资本主义在解决人类生态环境问题方面存在的制度弊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为了利润存在短期行为，缺乏长远规划;为了利润将生态成本外化现象普遍存在，生态成本外化的后果是污染本国环境，或者正如福斯特对生态帝国主义的罪恶进行的深刻批判那样，把污染输出给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侵略。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进行的尝试和努力，也为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和缺陷弊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最大制度优势体现为我国的政党制度。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我国的政党制度保证我国可以制定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态建设规划，我国的政党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在治理生态环境方面的短期行为的弊端。资本主义实行两党制或者一党制，轮流坐庄，互相掣肘，而生态建设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取得成效的，生态问题的解决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想取得彻底成功必须有系统全面规划，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方面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的长期规划和严格的环保评估，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更加科学合理地制定生态建设的长远规划，更加有效地克服资本的逐利短板，更好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的另一优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有效地动员和调动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几十年的生态建设，我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党领导，坚持久久为功，才能取得成功。我国三北防护林、塞罕坝植树造林等大批生态工程的成功建设，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集中力量进行生态治理的生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还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教训，避免走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环境治理的老路。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注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没有群众参与的生态建设注定不会成功，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建设生态环境，美好的生态环境由人民享有。只有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取得彻底的成功。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陈永森，蔡华杰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4]陆俊论高兹的“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J]理论纵横，1996（3）

[5]Andre Gorz.Translated by Patsy Vigderman and Jonathan Cloud.Ecology as Politics[M]South End Press，Boston，1982.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童天湘高科技与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赵华飞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时代意义[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6（4）

[9]孙正甲生态政治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