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朝晖 潮泽仪

摘 要：当今知识经济社会，强调适应性情境、社会公益性导向、非线性创新以及组织结构多维聚合性的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出现，要求学科建设不断创新学科知识生产方式。建立一流学科战略联盟是一流学科建设顺应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内在要求。学科实力雄厚的结构基因组学联盟、苏格兰信息学与计算机科学联盟和法学院全球联盟是知识生产模式Ⅲ背景下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建设的典范。通过对国外三大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的深入分析，探究联盟在管理体制、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等方面适应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创新举措。我国应借鉴国外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的实践经验，从建设理念、运行机制和战略行动等方面回应知识生产模式Ⅲ对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建设提出的要求与挑战，以加快一流学科的建设进程。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Ⅲ;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建设实践;国际比较

知识经济时代，以“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组成的“四重螺旋”动力机制、组织结构的多维聚合性和非线性创新路径为特质的知识生产模式Ⅲ出现，[1]使学科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需求产生差异。[2]因此，一流学科建设需在知识生产观念、科学研究导向、学科组织等方面进行调适。大学不再作为唯一开展一流学科建设的场所，而需要联合政府、社会、企业等知识生产主体以战略联盟的方式创造合作机会，推动单个学科或多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同时建立制度约束以实现资源共享、知识应用、社会服务等目标，最终形成知识要素交融、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建立一流学科战略联盟成为知识生产模式Ⅲ背景下发展一流学科的内在趋势和推动“双一流”建设的有力支持。

纵观国外，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大都分布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世界高等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呈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趋势，学科领域多以理工、医学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负责管理的结构基因组学联盟（Structural Genomics Consortium 简称SGC）、以格拉斯哥大学为首的14所大学构成的苏格兰信息学与计算机科学联盟（Scottish Infor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Alliance 简称SICSA）和由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等20所大学法学院组成的法学院全球联盟（Law Schools Global League 简称LSGL），它们通过学科战略联盟的形式在各学科领域设立一个常设机构，为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提供一个全球平台，有效促进学科深度融合创新，致力于解决全球性战略问题，深入发展学科以适应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这三大联盟中大部分高校联盟成员在相关学科领域中世界排名前50，可谓是顶尖的一流学科战略联盟。三个一流学科战略联盟涉及工学、理学、医学、法学等学科领域，学科覆盖范围较广且极具代表性。借鉴其顺应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发展经验，将助推我国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的建设。

一、知识生产模式Ⅲ及其对学科建设的影响

（一）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内涵及特征

2006年，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埃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Elias G.Carayannis）和奥地利学者戴维·F·J·坎贝尔教授（David F.J.Campbell）在其著作《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中的知识生产、散播和运用》中，正式提出“知识生产模式Ⅲ”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卡拉雅尼斯教授认为，知识生产模式Ⅲ是在模式Ⅰ和模式Ⅱ的知识生产路径难以突破单一学科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下产生的，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標，以知识集群、创新网络、分形研究、教育与创新生态系统为核心概念，以“四重螺旋”动力机制为适应性情境，[3]致力于形成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的知识生产系统[4]，并指出知识生产模式Ⅲ具有以下三个时代特征。

第一，四重螺旋动力机制，即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其中“公民社会”包括社会公众、文化、价值观以及公众媒介等要素，它强调学术界、产业界、政府、公众等知识生产主体间的互动与协同创新，以实现共同合作与竞争中的知识生产、散播以及应用的多样化配置，从而更好地适应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与社会的挑战。[5]

第二，组织结构的多维聚合性，即“全球本土化多层次性”（Glocal Multilevel）。卡拉雅尼斯教授认为多维聚合性包含地域空间维度、研究维度和教育维度三个方面，根据各维度聚合程度的不同，形成多维的知识生产系统。（见图1）科研国际化则是此多维聚合结构的典型代表。

第三，非线性创新模式，在“非线性创新模式”中，具有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学科知识与知识生产主体通过创新网络、知识集群连接在一起，实现多主体协同创新。大学、企业等知识生产主体可以同时参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项目。[6]

（二）知识生产模式Ⅲ对学科建设的影响

学科建设是知识生产的过程，应遵循知识生产的逻辑展开。[7]知识生产模式Ⅲ的适应性情境、主体多元性、注重社会公益性等特征拓展了传统学科知识生产的内涵，突破了学科组织的边界，对学科建设导向和学科组织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知识生产模式Ⅲ背景下，学科建设导向由学科导向转为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导向，学科建设需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知识生产的主体多元化使开展科学研究的组织增多，跨学科中心、超学科组织等协同创新机构成为知识生产的源泉。当前，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多重挑战与发展需求已经超出单一学科解决的范畴，知识生产模式Ⅲ主张将跨学科、超学科研究融入到具体的知识生产实践活动中，以推动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创新，促进学科知识的国际合作，这也对我国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二、国外一流学科战略联盟顺应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建设实践

知识生产模式Ⅲ正在深刻影响着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的运行机制、知识的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8]结构基因组学联盟、苏格兰信息学与计算机科学联盟和法学院全球联盟这三个代表性的国外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受到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影响，在体制机制、科学研究、知识生产等方面不断地调适与创新建设路径。

（一）拥有规范完善的管理体制

知识生产模式Ⅲ的跨学科性、超学科性，使科研成为一种集体的、团队的活动，成熟规范的管理体制能够更好地指引各知识生产主体获得学科和知识生产的共同发展。[9]经过多年的成长，三大一流学科战略联盟顺应知识生产模式的学科发展趋势，已具备科学的内部组织架构，保障了联盟的决策制定、计划执行、日常运作以及监督评价等工作，实现了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的高效治理。

1.具备成熟的联盟组织架构

由董事、监察员、管理团队组成的联盟董事会是结构基因组学联盟的执行中心，负责指导和布置联盟的研究活动。结构基因组学联盟实行矩阵式组织架构，其董事会下并列设置负责化学探针、肿瘤学、神经生物学等方向的科学委员会，它不仅是联盟的核心管理部门，还直接参与各学科领域的实际科研活动。同时联盟分别在高校成员中成立受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监督的SGC实验室，SGC实验室之间独立运行又相互交流。苏格兰信息学与计算机科学联盟的理事会则由主任、教育总监、知识交流总监等成员构成，外设联盟执行官、研究主题负责人和联络处以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便于共同推进联盟工作的实施。与前两个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相比较，法学院全球联盟的组织架构相对简单灵活，联盟管理层仅设置两名主席和由各法学院院长代表组成的大会（The General Assembly）。大会每两年组织一次主席选举，主席一般由高校成员的院长担任并全权负责任职期间联盟的一切活动。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部门设置为一流学科战略联盟正常运作提供了组织保障，良好的运行机制推动了联盟的良性发展。

2.拥有广泛且优质的联盟成员

根据联盟成员的类型可将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划分为同质性学科战略联盟和异质性学科战略联盟。作为异质性学科战略联盟的结构基因组学联盟的成员类别较为丰富，主要分为大学、企业、社会群体三大类。结构基因组学联盟的成员会根据联盟的项目计划进行更新，现阶段联盟成员包括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等6所世界一流大学与武田制药有限公司、强生制药公司等17家拥有杰出科研实力的工业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生物学和药物研发领域的研究。苏格兰信息学与计算机科学联盟采取的是包容性会员政策，英国苏格兰地区所有拥有计算机科学或信息学的大学都可以成为联盟的成员。联盟成员包含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等14所大学，充分代表了苏格兰地区信息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质量。法学院全球联盟成员由伦敦国王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20多所法学强校组成，与苏格兰信息学与计算机科学联盟同属于同质性学科战略联盟。法学院全球联盟对于新成员的申请资格与流程有明确的规定，即根据一套定性与定量的标准对会员资格进行评估，重点衡量新成员科研的全球化水平和参与联盟工作的能力。

三大一流学科战略联盟依靠高标准遴选或自主结合的方式保证了联盟成员的科研实力，也是联盟能够顺利开展科研项目的基本条件。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科学研究

在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影响下，三大一流学科战略联盟致力于打破学科界限与组织边界，整合多方资源，积极开展高质量的科研合作，促进学科知识的融合创新。

1.开展跨学科、超学科研究项目

面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算法和大数据等研究领域的实际运用与法律之间的博弈与共生，法学院全球联盟的新技术和法律研究小组联合计算机、数学等学科展开跨学科、超学科研究，通过出版同行评议的国际性刊物，为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律伦理问题提供决策建议，实现法律与技术进步的良性互动。苏格兰信息学与计算机科学联盟为了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同样也积极采取措施，成立了以人工智能为研究主题的超（跨）学科项目组，以加强联盟成员与心理学、哲学等人工智能相关学科之间的互动，从而建立长期的超（跨）学科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结构基因组学联盟将科研专注于人类的卫生健康问题，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开展了药物发现联合项目，汇集了药物化学家、微生物学家、蛋白质生物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共同进行跨学科、超学科研究，以共同开发治疗结核病和疟疾等疾病的药物，为解决全球的疑难杂症做出贡献。三大一流学科战略联盟能够充分考虑不同学科之间潜在合作的可能性，以跨学科、超学科研究项目为媒介，建立了不同层次的跨国科研合作的交叉学科网络，切实解决了区域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从而推动了地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10]

2.积极与国际组织交流合作

三大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积极吸纳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并寻求国际合作，以促进全球可持续性发展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科研国际化是知识生产模式Ⅲ背景下政府、高校、企业、公民社会等主体协同形成多层次知识创新网络的过程。从2016年开始，苏格兰信息学与计算机科学联盟与英国创新局、欧盟合作，举办SICSA年度技术展示节，设有主题研究、大数据研究展览、人工智能体验等活动，参与者来自大学、企业以及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该展示节旨在为与会人员提供讨论未来合作和商业机会的空间，推动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网络安全等关鍵领域的学科协同创新。2020年，结构基因组学联盟与脊索瘤基金会（The Chordoma Foundation）、马克癌症研究基金会（The Mark Found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等两个国际组织签订了为期两年，耗资140万美元的合作项目，以开发脊索瘤癌症的新疗法。这项工作不仅将使脊索瘤患者受益，还将开辟癌症疗法的重要先例，有助于为开发其他的癌症药物提供有利信息。[11]一流学科战略联盟与国际组织的积极合作，加强了全球在各学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了学科研究国际化、高质量的发展。

3.关注少数群体的科研活动

在知识生产模式Ⅲ背景下，知识生产的社会公益性愈发突出。国外三大一流学科战略联盟，除了开展多数群体的主流教育活动外，还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了少数群体的利益上，逐渐满足了模式Ⅲ多元的需求。具体来说，三大一流学科战略联盟主要关注两类少数群体。一是弱势群体。法学院全球联盟的人权与民主衰败研究小组一直采用跨学科方法分析人权与民主衰败带来的政治格局的变化，重点关注若存在民主危机将会对不同国家的少数民族、难民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保护这些群体的人权等棘手问题。研究小组旨在创建一个涉及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专家智囊团，在比较多个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为政府制定人权政策或战略提供有效建议，以维护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法律公平。二是女性科学家和女性学生。苏格兰信息学与计算机技术联盟会定期开展关于计算机科学教育中性别不平衡主题的研讨会，讨论计算机科学活动与女性相关的问题，如提高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女性代表比例，以解决整个学科中严重且持续的性别失衡问题。对少数群体的关注体现出国外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强烈的社会服务使命感及其全球化视野和国际化定位。

（三）满足社会多元需求的知识生产

除了开展科学研究之外，这三大一流学科战略联盟还向中小学生、大学生、社会公众普及学科知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从事科学事业，为各学科的发展储备人才;并不断整合优质教育培训资源，为教师搭建更多的资源共享平台;还通过发布相关学科知识信息和传播科学知识，使公众广泛参与联盟举办的学科活动。

1.支持青年科学家的活动

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四重螺旋”动力机制中，第四重螺旋——“公民社会”，强调唤醒青年社会责任的回归，提升青年预见和解决全球区域性问题的能力。将青年科学家作为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发展的后备主力军，是各联盟不约而同的选择。法学院全球联盟至今已经举办了八届法学联盟暑期学校，主要是通过承办相关法律研究的讲座和研讨会等活动来拓宽青年学生的法学视野，学生可以了解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趋势，接受系统化、科学化的课程培训。苏格兰信息与计算机技术联盟则以举办SICSA博士会议来吸引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们，该会议针对信息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博士生，以研讨会、主题演讲和工作坊的活动形式吸引众多博士、顶尖学者和行业从业人员的参与，并竭力帮助青年科学家争取与其他国家相关学科领域的专业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的机会，为青年科学家的科研成果提供展示的机会，从而鼓励和激发下一代年轻科学家的研究热情和兴趣。国外的一流学科战略联盟以支持青年科学家的形式，一方面唤起了青年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另一方面也为学科的长远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

2.共享学科资源

作为“第四螺旋”的公众文化、价值观以及媒体等要素，会对多维知识创新系统产生影响。[12]三大一流学科战略联盟通过整合各成员的学科资源，充分利用媒体媒介，搭建起为联盟成员提供信息共享的网络平台。基于开放式科学实践对于传播科学知识以及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研究的重要性，结构基因组学联盟实施了“开放实验室（Open Lab Notebooks）”计划。研究人员将他们的实验数据与实验结果实时在线发布到Zenodo工具平台，以创建自己学科领域的科研交流社区或加入感兴趣的科研交流社区，从而有助于共享学科资源以及催生新的科学合作。法学院全球联盟组建了反腐败小组、商业与法律研究小组、人权研究小组、新技术与法律研究小组和国际贸易与投资法研究小组。每个小组都会根据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国际或跨学科调查和研究项目，定期整理出小组成员的研究结果进行出版，公开分享法律领域的研究成果，供同行参考借鉴，以促进全球教育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3.开展公众宣传活动

苏格兰信息學与计算机科学联盟为了提高公众对计算机科学的认识，设置了机器人实验室研究开放日活动。机器人实验室是联盟成员爱丁堡大学机器人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专注于跨学科研究。开放日活动将展示机器人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自主机器人和人机交互项目，也会邀请知名学者发表公开主题演讲，以此激发公众对于科学的兴趣。同样，结构基因组学联盟亦通过公众讲座、博物馆展览、开放日等形式将科学的重要性传达给公众，同时在中小学推“动手科学日”“学习研究周”等科普活动来激发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兴趣。在此基础上，一流学科战略联盟还通过设立教育创新奖项和基金来赞助教育活动，以及印刷科学刊物等多种形式来扩大公众影响力。通过这些活动，三大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提高了公众对于科学活动的认识，普及了相关的科学知识，推进了学科创新文化氛围的形成。

三、对知识生产模式Ⅲ背景下我国建设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的启示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8年8月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高校要聚焦学科建设，瞄准国家重大战略和学科前沿发展方向，加强学科协同交叉融合，鼓励组建学科联盟，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发挥引领带动作用。[13]在“双一流“建设战略的推进下，我国已先后成立了财经一流学科建设联盟、生物学一流学科建设联盟、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双一流”农科联盟、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建设联盟、医学“双一流”建设联盟、数学“双一流”建设联盟、中国高校行星科学联盟、全国水利工程学科战略联盟、法学教育创新联盟等十个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对学科建设改革创新发展，发挥学科建设联动效应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受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影响，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建设也面临着困境。通过汲取国外三大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在知识生产模式Ⅲ背景下的建设经验，我国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应从建设理念、运行机制、战略行动等方面回应知识生产模式Ⅲ所提出的要求与挑战。

（一）转变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知识生产的理念

在知识生产模式Ⅲ阶段，知识生产强调解决人类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知识生产价值应回归于社会公益性。[14]即在确保知识生产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结合的同时，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促进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的特色化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类面临的诸如环境、能源、健康等全球公共问题变得日益复杂。解决这些公共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但上升为国家层面关注的重点，也日益成为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结构基因组学联盟、苏格兰信息学与计算机科学联盟和法学院全球联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合作平台，以促进知识的创新与分享，寻找解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以及关乎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重大挑战的最优方案，其承担的角色已由“精英学术团体”向“社会服务者”演变。然而，我国一流学科战略联盟成员间合作的内容还多停留在学术交流、课程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没有充分地将知识生产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行业核心技术和社会实际需求等问题紧密联系，知识生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价值尚未凸显，阻碍了一流学科战略联盟推动一流学科高质量的发展。

因此，我国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应借鉴国外三大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的成功经验。第一，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的建设要以社会服务为导向，并致力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着力构建“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四位一体的知识创新网络，让联盟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真正融入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更加聚焦于推动产业的优化升级，更加着眼于社会公众的教育和健康等实际需求，更加关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要唤醒社会公众的责任意识，提高社会公众的科研活动参与度。发挥“公民社会”群体的作用，协调、监督和引导高校等其他知识生产主体的知识生产，致力于将一流学科战略联盟最大效度地融入社会环境中，缓解不同知识群体之间的文化冲突，更好地实现社会共同利益，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战略性问题。第三，要秉承特色化发展的建设理念。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应根据学科自身发展情况，综合运用异质性资源和知识生产模式Ⅲ中“第四螺旋”的大众媒体、公众文化等要素，将学科资源共享网络或国际性科研交流平台作为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的特色发展内容。我国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应转变视野单一的联盟建设理念，找准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让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建设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二）推动一流学科战略联盟运行机制的多维建构

实现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的协同创新，关键是要构建多维化、矩阵式的联盟组织结构，促进不同知识生产主体的互动、不同学科资源的共享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强调“四重螺旋”动力机制的知识生产模式Ⅲ更加重视多层次知识集群的构建和异质资源的整合。结构基因组学联盟、苏格兰信息学与计算机科学联盟和法学院全球联盟的成员覆盖范围十分广泛，企业、社会群体、国际组织等群体都拥有联盟成员的申请资格，而我国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的建设主体单一，其成员仅限于高校。他们既是发起者又是管理者，缺乏企业、社会、国际组织等知识生产主体的共同参与。长此以往，会削弱企业等其他知识生产主体的合作积极性，使高校缺乏主动适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全球化竞争的内在动力。[15]

所以，我国的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应主动走向建设主体多元化，积极囊括社会组织、企业、国际性组织等知识生产主体，开展跨区域、多学科、多主体的科研合作项目，产出具有创造性和综合性的科研成果，满足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利益诉求。我国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应学习国外一流学科战略联盟简洁高效的组织架构，虽不必整齐划一，但也应在多维的联盟组织架构的基础上，适当地实行成员准入机制。选择与具备卓越研究实力或发展潜力的成员强强联合，才能保证联盟的高质量产出，维持联盟的高水平发展。一流学科战略联盟通过不同知识背景的知识生产主体之间的学科知识流动，突破原有的组织界限，带动科学研究实现技术上的难点突破和产业上的瓶颈跨越，以达成应对国家战略需求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战略目标，从而推动一流学科建设。

（三）加快一流学科战略联盟非线性创新的进程

卡拉雅尼斯教授认为线性与非线性创新的结合衍生成非线性创新网络。在非线性创新网络中，高校、企业、政府、社会公众等知识生产主体成为创新主体。这些创新主体以协同方式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或试验开发，在科研活动纵向递进的基础上也需充分考虑横向协同。[16]相对于国外一流学科战略联盟丰富的超（跨）学科研究和多主体的科研协作，我国的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大都以单一学科的形式存在，且建设主体多以高校为主，导致其超（跨）学科研究难以实现知识、技术和生产的交融与创新，未能很好地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因此，我国一流学科战略联盟需充分运用各知识创新主体的学科优势资源，不断增强其协同创新能力，加快非线性创新进程，形成联盟的创新生态系统。政府要为一流学科战略联盟中各知识生产主体的非线性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提高各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并协调各主体间的关系以促成共识，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高校应主动与其他知识生产主体共同开展科学前沿问题的研究，突破单一学科边界，进行跨学科、超学科研究合作。同时，高校还可以向其他知识生产主体提供技术支撑、专业咨询等服务，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作用。企业的创新应注重社会实际需求与科研成果的高度融合，开发市场化的产品。[17]社会公众则需及时提供自身的需求，参与研发活动，监督和评价知识生产的产品或服务。随着一流学科戰略联盟建设主体异质性的增强，学科壁垒与组织边界不断被打破，知识生产由单一的学科组织形式转向由传统学科组织与超（跨）学科组织共存的格局。[18]国内的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应当在原有的学科合作团队的基础上增设独立的跨学科、超学科研究中心，专门以超（跨）学科项目为驱动，加强不同学科领域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学科协同创新，促进各联盟成员产出高质量的知识创新成果。

为了把握知识生产模式Ⅲ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我国一流学科战略联盟应由“千盟一面”向“一盟千面”转变，积极引入高校、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知识生产主体，促进知识、技术协同创新网络的构建，将联盟的目标与国家社会需求相结合，主动承担起知识应用与社会服务的使命，打破学科与组织壁垒，充分调动和整合各联盟成员的一流学科资源，加快一流学科的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蒋文昭.基于模式3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7（4）：34-37.

[2]殷朝晖，潮泽仪.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背景下一流学科战略联盟构建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20（5）：29-35.

[3][8]黄瑶，马永红，王铭.知识生产模式Ⅲ促进超学科快速发展的特征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6）：37-45.

[4]Elisa G.Carayannis，David F.J.Campbell，Open Innovation Diplomacy an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Research，Education and Innovation（FREIE）Ecosystem：Building on the Quadruple and Quintuple Helix Innovation Concepts and the‘Mode3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J].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2011（3）：329-330.

[5][12]Elias G.Carayannis，David F.J.Campbell.Mode 3 and Quadruple Helix：Towar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Innovation Ecosystem[J].Int.J.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9，46（3/4）：201-234.

[6]Prainsack，B.Elias G.Carayannis and David F.J.Campbell，Mode 3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Quadruple Helix Innovation Systems：21st-Century Democracy，Innovation，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Development[J].Minerva，2012（50）：139–142.

[7]瞿振元.知识生产视角下的学科建设[J].中国高教研究，2019（9）：7-11.

[9]李志峰，高慧，张忠家.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与大学科学研究的模式创新[J].教育研究，2014（3）：55-63.

[10]李晨，朱凌.面向区域经济大学联盟探索：基于欧洲“大区域”大学联盟经验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1）：125-130.

[11]Structural Genomics Consortium：News from SGC[EB/OL].（2020-02-28）[2020-05-29].https：//www.thesgc.org/news/chordoma-foundation-and-mark-foundation-cancer-research-fund-open-source-research-accelerate.

[13]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EB/OL].（2018-08-27）[2020-10-12].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7/content_5316809.htm.

[14]马廷奇，李蓉芳.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9（5）：8-16+113-114.

[15]韩炳黎.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创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55-159.

[16][17]杨晓斐，武学超.“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研究[J].中国高校科技，2019（10）：30-34.

[18]吴立保，吴政，邱章强.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视角下的一流学科建设研究[J].江苏高教，2017（4）：15-20.

（责任编辑 赖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