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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在中国船东协会主办的苏伊士运河搁浅事件专题讨论会上，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IMO海事亲善大使徐祖远，进行了主旨发言，分享了此次事件带来的启示和建议。

“长赐轮”搁浅造成的堵塞事件彰显出船运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风险。图/视觉中国

三点启示

首先是航运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无以替代，而且国际化的合作趋势无法阻挡。

这次的事故船舶是日本造的，船东是日本的，船旗国是巴拿马，租家是我国台湾的长荣海运，船员都是印度人，拉的是大部分是中国的货物，收货人是欧盟国家，投保的保险人也涉及多个国家。

航运全球化的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时也让大众感觉到航运的重要性。这可能是此次事件带来的唯一的正效应。

另外，此次事件也凸显了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全球经济多元化带来的利益是共同的，各国都要精心维护。而搁浅事故也反映出欧洲对东方市场，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

其次，是全球供应链对主要航运通道的依赖性和脆弱性特征，非常明显。

“长赐”轮搁浅事件发生时，被BBC等各国媒体数日头条报道，超过了对全球疫情的关注，成为国际焦点事件。各个媒体的报道也不乏调侃，称之为全球供应链的一次“大血栓”。也有的说，“台湾凭一己之力就封锁了苏伊士运河，全球经济命脉中断，只需一艘台湾货船”。

“长赐”轮将运河堵了近一周，就造成全世界的油价普遍上涨，全线的运费急剧上涨，利益攸关方都忧心忡忡，业界更是十分揪心，一览无余世界经济的脆弱性与相关性。

第三，损失及保险理赔纠纷，将经历复杂和漫长的过程。

苏伊士运河恢复正常后，相关责任认定、损失统计及索赔将很快展开。

而本次事件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苏伊士运河当局，还包括救援公司、“长赐”轮营运方及货主、受影响船舶和众多货主等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

“长赐”轮面临大量的第三方索赔，因此，“长赐”轮的保赔保险，将在本次事故处理中充当重要角色，其背后的再保等保险安排也异常复杂。

八个建议

一是，更加关注船员身心健康和专业技能。此次“长赐”轮搁浅事件，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阴云密布的大背景下，更凸显出让海员在船上身心愉悦且安全工作，关乎重大，这是保证全球航运和供应链安全的重中之重。我国政府、航运企业和社会组织，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关注船员身心健康，提高船员专业技能，建立行业指导标准。

二是，关键海运通道阻断时，积极参与和争取国际组织救援。全球关键海运通道阻断的和发生，必然是涉及多边利益、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的国际事件，必须按照国际事务处理规则和程序，借助多边力量共同解决。因此，建议我国构建和完善与相关海运通道管理机构、海运业国际组织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合理准确表达诉求，以合理方式参与国际救援。建议国家加强对国际重要运输通道的保障能力，贡献中国力量。

三是，研究并执行关键海运通道阻断的替代航行应急方案。关键海运通道畅通，是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环节。建议摸清全球关键海运通道情况，及对我国国际物流供应链的影响，构建海运通道分情景替代航行应急方案。

同时，建立常态化的海上关键通道通行监测机制，利用船舶实时动态高频数据，及时监测异常情况。发生通道阻断时，及时研判相关影响，指导我国船舶执行合理的应急方案，将我国货主和船东的损失降到最低。

四是，提高运输系统弹性，提升关键节点的抗风险能力。当前，交通运输行业上下游衔接更加紧密，关键部位、关键环节牵一发动全身，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一带一路”路线示意图。

苏伊士运河“大堵船”引发连锁效应 中欧班列订舱量激增。

鉴于此，建议对交通运输的重要枢纽和通道（干线公路铁路、长江口、珠江口、三峡船闸等），在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全流程，保持一定的弹性，满足通过能力适度超前，保留一定冗余空间，从而提升关键节点关键部位的抗风险能力。

此外，建议加强对国际狭长水道物流通行安全问题的研究与措施实施，加大日常监管和评估预警，均衡物流链全链条压力与风险，谨防一次事故导致全港、全路、全物流链瘫痪的事故发生。

五是，研究国际公约、国内法律，保护国家在海外利益。近年，全球多处海域海盗猖獗，对船舶航行安全和人身、财产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损害。国际社会通常采取海军舰艇护航、驱逐海盗或解救遇袭船舶措施。

此外，由于国际政治、地缘政治争端导致的对商船的暴力攻击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些都给我国从事能源、铁矿石、粮食等战略物资运输的远洋船队，敲响了警钟。

针对中国籍船舶、海上设施、中国船员，在我国管辖海域以外遭遇保安事件，作为船旗国、船东国或者船员国籍国，应当做出何种反应，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

从国家安全考虑，我国需要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在《海上安全法》等修订过程中，为保障我国远洋船队和船员在域外的海上安全，作出相应的规定。

国际石油运输路线图。

六是，建立专家团队库和应急装备资源库。本次事件对中国航运、国际贸易来说，除吸取事故教训外，对我国综合航运服务能力及海上应急救援能力的提升，也是一次极好的示范案例。建议从专业救援角度，建立专家团队库和应急装备资源库，将“长赐”轮事件作为脱浅救助为研究案例，研究船舶搁浅施救专业备选方案。

七是，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改善和管理能力提升。

远东-欧洲航线沿线国家及地区，是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最为核心的区域，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经贸往来密切，也是国际运输的重要通道。

此次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沿线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和救援能力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建议我国企业和相关机构，积极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技术、运营管理等能力的输出，更好地维护国际供应链畅通，促进全球经贸发展与安全，倡导搭建全球层面的应急协调机制。

八是，加强技术与法律、海事公约相结合问题研究，提高全球航运业治理能力。

本次事件中，技术与法律、海事公约等影响深远，让“合理绕航”“不可抗力”“合同受阻”等合同中的传统概念，被呈现在国际贸易各方参与者面前。需要研判贸易、运输合同中责任分担与实施。共同海损让货主方也开始研究海运技术、保险及法律规则。此外，在租约中，是否可能出现新的“长赐条款”等。

业界需要更加关注《海上安全法》《海商法》等立法及修订，狭水道航行规则，超大型船舶法律限制等，注重技术与法律相结合问题。

最后，徐祖远表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长赐”轮搁浅事件与新冠疫情一样，成为一次标志性事件，更加促使国际贸易与物流参与方团结合作、同舟共济。

保障国际贸易畅通，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全球航运业新生态，全力解决包括国际贸易企业在内的面临的物流堵点、痛点、难点，需要生产商、贸易商、港口、物流企业、保险与法律机构、行业组织等进一步合作，为经济全球化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