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肖 李敬

摘要：劳动争议纠纷的增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采用199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与劳均资本存量显著正相关、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均资本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动争议增加将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产生资本深化现象，而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并且资本深化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因此，应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对劳动争议的调解处置能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关键词：劳动争议;劳动收入份额;资本深化;要素相对价格;要素替代

中图分类号：F24926;F03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21）01-0048-11

一、引言

劳动关系是有偿雇佣下雇主和雇员形成的关系，它既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中国历来高度重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推动劳动关系制度和治理机制的逐步完善，促进全国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不断深化，劳动关系的主体构成更加复杂，企业用工形式和分配方式更加多样，各主体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劳动关系问题与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的关联性、传导性也不断增强，劳动关系方面的矛盾逐渐凸显。最明显的表现是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多，1998—2016年，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从93 649件增至828 410件，年均增长率达129%。同时，还有大量的劳动争议纠纷通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等进行调解而不进入劳动争议仲裁程序。日益增多的劳资冲突显然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更加和谐的劳动关系势在必行。

学者们针对中国劳动争议的特点、原因以及处理制度的有效性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对劳动争议产生的经济效应的实证检验不足。程延园和王甫希（2012）从劳动争议的内容、范围、主要原因及其与所有制形式、企业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劳动争议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特点[1];徐晓红（2009）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随着经济增长会经历从冲突到和解的演化路径[2];王阳（2013）分析发现，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规模扩张等会导致劳动争议的增加，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关系市场化运行程度等则会降低劳动争议的发生[3];刘传江等（2012）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其他个人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参与劳动争议群体性事件的影响[4];罗明忠和陈明（2014）对工作特征、员工满意度与劳动争议处理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5];赵冬玲（2019）等则强调工会参与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作用[6];此外，霄卫兵（2000）、庄文嘉（2013）以及岳经纶和庄文嘉（2014）等学者考察了中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有效性[7-9]。

劳动争议是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因实现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而发生的纠纷，劳动争议的发生可能会导致经济利益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中国绝大部分劳动争议案件由劳动者提出，劳动者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提高劳动报酬。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呈持续下降趋势（魏下海 等，2013;钟世川，2015）[10-11]。那么，中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增加能否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如果不能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原因又何在？对此，本文尝试基于资本深化视角来揭示劳动争议增加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理，并采用199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以弥补现有实证研究忽视中国劳动争议增加的经济效应的不足，并从劳动争议视角为中国的资本深化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现象提供新的解释，进而为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和优化收入分配提供政策启示。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本文基于Arrow等（1961）关于常替代弹性（CES）函数中劳动收入份额的讨论[12]，构建理论模型对劳动争议增加、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关系进行理论推导。

2.劳动争议通过要素相对价格对资本深化的影响

劳动争议的增加将会影响劳动相对价格，进而影响劳均资本。首先，劳动争议的产生会直接影响解雇成本。中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处理体系为“三调一裁二审”模式，一个劳动争议案件走完全部程序，即便不延期也要一年的时间，多则需要五六年（徐丽雯，2014）[13]，处理期限较长、调查取证成本较高以及可能的高额经濟赔偿无疑加大了企业的解雇成本。解雇成本的增加一方面会降低解雇率，另一方面也会减少企业的职位创造（Mortense et al，2006）[14]。因此，劳动争议增加很可能会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例如，黄平（2012）发现实施新劳动合同法（提高解雇成本）对就业的总效应为负[15]。其次，由于劳动报酬是引发劳动争议的最重要原因，劳动争议增加将使得企业的雇佣成本也面临上升压力。例如，Wallace等（1993）研究发现，在控制一系列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后，参加罢工运动的工人收入要高于未参加罢工运动的工人收入[16]。雇佣成本的增加将导致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此时，理性决策的企业将倾向于使用成本较低的其他要素替代成本较高的劳动要素，从而降低劳动需求（Hicks，1932）[17]。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劳动争议的增加会提高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使企业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进而促进资本深化。

3.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2.变量选择与衡量

本文重点关注的变量定义如下：（1）“劳均资本存量”。“劳均资本存量”为地区资本存量与就业人数的比率，参考张军等（2004）的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以1952年为基期对各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进行核算[23]。（2）“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由于各地区就业规模存在巨大差异，对劳动争议的度量宜采用相对指标。借鉴王阳（2013）的研究，用地区劳动争议案件数与地区就业人数的比率来衡量“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1”[3];同时，考虑到样本期间中国农业部门主要以家庭为作业单位进行生产，劳动争议发生的频率较低，进一步采用劳动争议案件数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率来衡量“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2”。（3）“劳动收入份额”。使用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劳动收入份额”。由于GDP核算方法在2004年进行了调整，个体经济业主的所得由原来的劳动报酬划归至营业利润，借鉴周明海等（2010）的方法，用个体经济从就业人数对2004年及以后年份的数据进行调整[24]，计算公式为：

劳动收入份额LS=劳动者报酬总就业人员-个体经济就业人员×总就业人员GDP

参考相关文献[10][18-20]，影响“劳均资本存量”的控制变量集包括：（1）“对外开放程度”，采用进出口额占GDP比例和出口额占GDP比例来衡量。经济开放将增强资本要素的流动性，可以促进资本要素的积累，对外贸也可能诱发有偏的技术进步，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但对外开放同时也使充裕要素密集的行业进一步扩张，可能导致企业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行业。（2）“市场竞争程度”，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市场竞争程度是影响企业生产和分配决策的重要因素。（3）“国有经济比重”，采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国有企业承担着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责任;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度相对较高，且融资约束更低。（4）“金融发展水平”，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率来衡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渠道与金融市场发育程度有关，融资歧视、信息不对称等会阻碍企业资本替代劳动的生产决策。（5）“工资水平”，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进行调整（以1998年为基期）得到实际工资，再对其取自然对数。工资变动将引发要素相对价格变动，进而诱使企业倾向于使用成本较低的其他要素来替代成本上升的要素。

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控制变量包括：（1）“产业结构”，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不同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差异，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将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正向影响，而工业化会使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2）“固定资产投资比例”，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来衡量。（3）“政府干預程度”，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例来衡量。（4）“人力资本水平”，采用各类受教育程度人口比重分别乘以相应受教育年限（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9、12和16年）后加总得到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3.样本选择与数据描述

本文选取1998—2016年中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计算资本存量所需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和相应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劳动争议案件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各省份就业人数及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来自各地区统计年鉴，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来自《中国金融年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表1列示了样本观测值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劳动争议对资本深化的影响

首先，对模型（1）进行检验。表2中列（1）和列（2）报告了在仅控制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劳动争议代理变量的检验结果，“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1”和“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2”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列（3）和列（4）报告了加入可能影响“劳均资本存量”的其他变量的检验结果，列（5）和列（6）报告了替换“对外开放程度”衡量指标的检验结果，“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1”和“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2”的回归系数均依然显著为正。但是劳动争议与资本深化的正相关性也可能是逆向因果关系作用的结果，即在那些“劳均资本存量”较高的地区，资本逐步替代劳动，造成就业的不充分以及劳资双方力量的失衡，进而引发较多的劳资冲突。为克服逆向因果关系问题，进一步采用“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1”和“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2”的一期滞后项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2列（7）和列（8），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值依然显著为正，说明资本深化程度随劳动争议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显著且稳健。分析表明，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越多，劳均资本存量也越多，即劳动争议增加会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进而促进资本深化，假设H1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来看：（1）“对外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在各方程中均显著为负，且“出口额比例”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进出口额比例”。对外开放会抑制资本深化的结果与张杰等（2016）的研究结论相一致[22]，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使得中国出口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2）“市场竞争程度”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资本深化。这与中国劳动要素禀赋优势密不可分，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要素投入结构与自身要素禀赋特征的匹配度也较高。（3）“国有经济比重”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资本深化程度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而提升。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融资支持和更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来解释。（4）“金融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金融体系的融资支持对企业的资本形成具有重要作用。（5）“工资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劳动价格的上升会促使企业采取资本替代劳动的策略。上述结论符合理论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本文设定的回归方程具有合理性。

2.劳动争议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

由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数值介于0与1之间，因变量的受限分布可能导致OLS回归结果产生偏误，因此使用专门针对受限因变量的Tobit模型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3的列（1）（3）（5）（7）。列（1）仅控制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列（3）加入控制变量，列（5）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列（7）采用1期滞后项，“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1”和“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2”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劳动争议增加会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假设H2得到验证。

同样采用Tobit模型对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3的列（2）（4）（6）（8）。

将列（2）与列（1）、列（4）与列（3）、列（6）与列（5）、列（8）与列（7）进行比较：“劳均资本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资本深化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同时，“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1”“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2”“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1滞后项”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资本深化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劳动争议增加通过提高资本深化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即资本深化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假设H3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来看：（1）“产业结构”在各方程中均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表明工业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与理论预期一致。（2）“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检验，这可能与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时滞效应有关。（3）“政府干预程度”的回归系数在多数方程中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干预增强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4）“人力资本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魏下海等（2013）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10]，可能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提高既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又能提高非工资收入，当教育溢价的资本收益份额高于劳动收入份额时，人力资本水平与劳动收入份额负相关。

3.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资本深化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进一步从不同角度进行稳健性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中国劳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负向影响。那么，中国劳动争议增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有可能反映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地区GDP的比重來衡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列（1）（2）（3）。列（1）中，“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劳动争议增加会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列（2）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后，“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1”的回归系数由-0059 3调整为-0062 2，但不具有显著差异（系数差异检验的p值为0723 1），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没有发挥中介效应。列（3）进一步引入“劳均资本存量”，“劳均资本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1”的回归系数不再具有显著性，表明资本深化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

劳资关系与工会组织高度相关，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可通过加入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即借助工会这一集体发声机制来表达不满。但根据魏下海等（2013）的研究，工会带来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10]。因此，中国劳动争议增加有可能通过提高工会参与率的途径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引入“工会参与率”（用地区工会会员人数占地区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列（4）（5）。列（4）中，“工会参与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1”的回归系数由-0062 2调整为-0054 7，但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工会参与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也没有发挥中介效应。列（5）引入“劳均资本存量”，“劳均资本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1”的回归系数不再具有显著性，再次表明资本深化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

表4的列（6）和列（7）报告了包含劳均劳动争议变量和劳均资本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1”和“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2”的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其与“劳均资本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也为资本深化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提供了佐证。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理论上探究了劳动争议增加通过提高劳动要素相对价格促进资本深化，进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并利用199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发现：中国“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与“劳均资本存量”显著正相关，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均资本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并在“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劳动争议的增加使得企业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引发资本深化，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也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劳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1998—2016年，劳动者申诉案件数占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案件数的比重由906%上升至967%，而劳动者胜诉率却从527%下滑至345%，劳动者申诉率与胜诉率的严重不对等反映出劳动者通过劳动争议申诉所获取的利益相对有限。应该认识到，在中国劳动争议增多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并存的背后，资本深化起了关键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要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劳动争议纠纷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相关部门应充分认识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处理好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劳动关系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实现职工和企业共赢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因此，政府相关部门既要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教育引導，使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自觉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也要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引导，增强其对企业的责任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

第二，要不断增强对劳动争议纠纷的调解处置能力。积极构建基层组织、工会机关、司法部门、劳动部门和法院等多元主体密切合作的大调解体系，通过多元调解机制的创新与整合，提升劳动争议调解处置能力;持续推进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实体化，不断提高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处置队伍建设，除职业化、专业化的劳动争议调解员、仲裁员外，还应聘任一定数量的兼职调解员。

第三，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初次分配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公平;在再分配过程中，政府应致力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四，要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应积极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来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破除妨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实现劳动力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合理有效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保证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紧密联系;充分利用财政税收杠杆，通过加薪减税等方式，激励企业在效益增长的基础上稳步提高职工工资水平。

参考文献：

[1]程延园，王甫希.变革中的劳动关系研究：中国劳动争议的特点与趋向[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8）：5-19.

[2]徐晓红.劳资关系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劳资关系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家，2009（10）：52-57.

[3]王阳.转型期中国劳动争议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4）：71-80.

[4]刘传江，赵颖智，董延芳.不一致的意愿与行动：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参与探悉[J].中国人口科学，2012（2）：87-94+112.

[5]罗明忠，陈明.工作特征、员工满意度与劳动争议处理行为[J].南方经济，2014（11）：78-92.

[6]赵冬玲.新时代我国工会组织参与企业劳动关系协调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4）：110-116.

[7]霄卫兵.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反思与重构[J].西部论坛，2000（5）：77-79.

[8]庄文嘉.“调解优先”能缓解集体性劳动争议吗？——基于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社会学研究，2013（5）：145-171+244-245.

[9]岳经纶，庄文嘉.国家调解能力建设：中国劳动争议“大调解”体系的有效性与创新性[J].管理世界，2014（8）：68-77.

[10]魏下海，董志强，黄玖立.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3（8）：16-28.

[11]钟世川.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及阶段划分——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对1978—2013年的测算和分解[J].西部论坛，2015（2）：65-72.

[12]ARROW K J，CHENERY H B，MINHAS B S，SOLOW R M. Capital-labor substitu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1，43：225-250.

[13]徐丽雯.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之策[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2）：91-96.

[14]MORTENSE D T，PISSARIDES C A. New developments in models of search in the labor market[M]//ASHENFELTER O，CARD D.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2006.

[15]黄平.解雇成本、就业与产业转型升级——基于《劳动合同法》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12（3）：79-94.

[16]WALLACE M， LEICHT K T， GRANT D S. Positional power， class， and individual earnings inequality： advancing new structuralist explanations[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93，34： 85-109.

[17]HICKS J R. The theory of wages[M]. London： Macmillan，1932.

[18]白重恩，钱震杰.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0（12）：3-27.

[19]林志帆，赖艳，徐蔓华.货币扩张、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理论模型与跨国经验证据[J].经济科学，2015（5）：30-43.

[20]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70-82.

[21]BLANCHARD O， GIAVAZZI F.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in goods and labor market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118：879-907.

[22]張杰，郑文平，翟福昕.融资约束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吗？——中国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6（3）：1029-1056.

[23]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24]周明海，肖文，姚先国.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度量与解释的研究进展[J].世界经济文汇，2010（6）：92-105.

Abstract：  Increasingly complex labor disputes have become a problem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alysis by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8 to 2016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average labor disputes cases per labor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verage capital stock per labor and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labor income share， and that average capital stock per labor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abor income share. The increase of labor disputes in China will prompt manufacturers to use the capital to substitute labor and produce the phenomenon of capital deepening while the promotion of capital deepening extent will decrease labor income share and capital deepening has the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influence of labor disputes on labor income share. Therefore， China should actively build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to mediate the labor disputes， implement the synchronous growth of residents income while the economy grows， and realize the synchronous promotion of labor income while labor productivity grows.

Key words： labor disputes; labor income share; capital deepening; factor relative price; factor substitution

CLC number：F24926;F0361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21）01-0048-11

（编辑：朱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