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燕

(济南大学 商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0 引言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公司高管拥有了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掌握着相对于股东更多的公司运营以及财务方面的信息，对于公司的剩余价值享有更多的索取权，更易发生管理层以公权谋私利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而给公司增加更多的代理成本。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当高管的权力过大时，其有动机为自身谋求除显性薪酬之外的隐性薪酬。在公司内部，在职消费作为公司日常支出性账目，由于其条目纷繁复杂，因而在报表中不会详细记录每项支出事由，通常成为公司管理层以权谋私的途径。2017年6月，审计署披露了对20家央企的审计情况，其中18家央企存在虚构业务、认为增加交易环节等违规违纪现象。不按规定领取补贴、以较低价格购房、不按设置的标准乘坐交通工具等问题十分突出[1]。这些问题曝露了企业在在职消费方面监管力度的不足，使得管理层有机可乘，对公司价值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现有学者对于高管在职消费问题的研究总结主要分为“效率观”和“代理观”两种观点。支持“效率观”的相关学者指出，高管在职消费是公司中明确设立的项目，它的存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可以弥补薪酬激励不足的问题，不超过正常范围的在职消费可以起到较好的激励高管努力投身工作的作用。Rajan、Wulf(2006)从在职消费的效率观角度研究发现：在职消费在管理者工作中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正向影响，它可以提高高管工作积极性，进而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提高企业绩效[2]。姜付秀，黄继承[3]、孙世敏[4]认为，在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实行的“限薪令”的政策制度下，国企高管的货币薪酬较国际水平较低，因而在职消费可在一定程度弥补薪酬激励的不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客观因素如公司内外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下，在职消费具有独特的价值，并且这种价值并不会小于货币薪酬的价值[5]。在职消费的“代理观”指出，高管超过合理范围内的在职消费对于公司的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6]。卢锐[7]、傅颀和汪祥耀[8]等研究指出：随着管理层权利的进一步扩大，薪酬契约激励的有效性会降低，这时，在职消费的代理问题突出，表现为代理成本。本文总结发现，合理范围内的在职消费对于管理层有着较好的激励作用，而不合理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则成为管理层获取私益的途径，表现为代理成本，对公司业绩和利益相关者利益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而，如何将在职消费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

现阶段研究结论指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问题具有较好的遏制作用。施屹舟、范黎波[9]、牟韶红等[10]分别从盈余管理和产权性质的角度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问题越不突出。现有研究证实了内部控制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但目前对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中，内部控制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的研究还比较鲜见。本文将探究发现内部控制对国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是否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将市场化程度设置为重要的调节变量，旨在发现内部控制对于国资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是否受到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从而拓展和丰富国资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现代公司中呈现出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特征，公司的管理层成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掌握更多的公司运营方面的信息，公司的管理层出于个人利益对相关信息实施掩饰、篡改等手段，造成公司实际拥有者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传达不及时、不准确的问题。公司所有者不亲自参与公司日常的运营，因而管理层受到的来自公司所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力度减弱，随着管理层权力的扩大，管理层更易借助掌握的信息从事寻租活动，从而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发生。内部控制的本质作用是保证公司运营管理行为的合法合规、公司财产的安全以及经营信息的完整可靠。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是公司高质量经营的重要保障。因此，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在向外界传达的有关经营、财务的信息越真实可靠，有助于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于了解到公司内部更全面、真实的信息。

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构成了内部控制五要素，且由这五要素构建而成的监督体系相互制约、各行其是。内部环境要求在公司建立合乎法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这些制度明确职责，实行有效的监督；风险评估要求特定部门对可能发生的事项存在的风险合理评估，并出具具体的评估结果，以便相关部门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控制活动主要通过将不相容职务分离处理、事务处理过程的授权审批和财产保护等程序性牵制措施将个人行为纳入监管系统，一旦系统判定某种行为属于违规行为范畴，相关监管部门及时采取解决措施。职务分离形成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的格局；授权审批是指基于职务分工，每个经办人员处理的事务都应在本职权所属范围内，超过范围的事务则不能处理，从而使集体制定的重要决策不会被个体私自更改；财产保护即及时实施清查制度，使公司资产在被侵占后能及时发现；信息与沟通环节主张公司内部和外部，即：公司代理人和公司所有人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规避外部投资者无法掌握公司经营信息的问题，进而导致代理人产生的道德风险；内部监督有利于公司及时发现经营过程的关键控制点的出现的重大失误、人员违规行为等并及时纠正。内部控制机制各程序协同作用，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发挥出重要的监督、控制、信息传递和反馈的作用。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国资控股上市公司中，内部控制质量和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显著负相关。

公司中发生代理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两权分离后所有人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经理人掌握更多重要的信息资源，而且在对外披露过程中实行有选择的披露，因而经理人存在着更多的寻租空间。市场化程度综合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资源的合理配置程度。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法律制度更为完善、政府干预程度更少、信息披露制度更为严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竞争的优胜劣汰为手段的程度越高，资源配置更加充分合理、目标实现的过程更加高效。

现有文献表明，市场化程度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影响不容忽视。市场化程度越高，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逐渐呈现出响应市场变化的趋势[11]、同时高管的晋升机制落到实处，取得的效果和效率较好[12]。高管晋升机制激励和薪酬激励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发挥出的作用明显，因而在职消费作为薪酬激励不足的补充产物的重要程度便会下降。陈冬华等[5]、傅颀等[8]进一步从产权性质角度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越高地区中运行的公司，往往伴随着货币薪酬以及高管在职消费总量的增加，同时货币薪酬契约显著的替代了在职消费契约，此外学者发现在国资控股上市公司中，这种替代现象较民营企业更加普遍。李志斌等[13]指出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相比，市场化程度越高对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质量具有更强的提升作用[14]。

研究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杨德明、林斌、王彦超(2009)[15]等分析表明，当公司支付的代理成本较高时，聘请外部审计师审计成为减少代理成本的重要手段。同时学者发现，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的替代关系显著存在。徐玉霞、王冲[16]实证结果发现，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则应收取的审计费用越低，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也越大。王丽娟、段魏婷[17]从盈余管理角度研究发现，外部监督工具媒体监督与内部监督工具内部控制存在着一种较强的替代关系，呈现此强彼弱的关系，实现提高盈余质量的目的。在公司治理中，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往往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如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内部控制与媒体监督存在着显著的替代作用，即当外部审计或者媒体监督取得显著的治理作用时，内部控制的治理作用则不再显著。

内部控制的内部监督作用，本质上保证了公司出具的各项信息的真实可靠，防止公司高管徇私舞弊、获取私益事件的发生。在国资控股上市公司中，“所有者缺位”带来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危害严重，而内部控制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高管行为，实现对高管行为的有效监督，从而有效降低高管非正常水平的在职消费。但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中运行的公司，其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包括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监督工具实现的监督作用的大小也有所不同。同时，现有文献研究指出的这些监督机制存在着显著的替代或者互补作用。因此，在国资控股上市公司中，市场化程度成为影响内部控制治理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方面，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公司内部的薪酬契约、晋升机制受市场影响的程度较大，各项激励契约和激励机制发展也逐步趋向于系统化和成熟化，货币薪酬契约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在职消费契约。因此，薪酬契约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而高管借助权力获取私利本身就是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风险系数大，因而高管也会减少发生此类行为。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代理人的一些不法行为更容易被外部审计单位以及媒体机构识别，外部监督以及媒体监督的监督力度远远大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因而内部控制发挥出的治理作用也十分有限。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内部控制对于超额在职消费之间的负向影响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当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较高时，媒体监督、外部审计发挥着更强的监督作用，因而内部控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国资控股上市公司中，内部控制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受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且内部控制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环境中表现得更显著。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选择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通过以下处理步骤最终得到可用样本：①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②剔除受过特殊处理的ST、*ST公司；③剔除重要数据缺失的公司；④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主要变量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5580个样本观测值，其中国资控股上市公司样本总数为2242。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等来自于色诺芬和国泰安数据库。市场化指数数据来自于樊纲、王小鲁学者的研究成果。

2.2 变量说明

2.2.1 超额在职消费(Aperk)

借鉴权小锋[18]、Luo et al.[19]等人的研究，利用回归提取残差来表示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即采用与在职消费相关的经济因素来估计预期正常的高管在职消费与实际在职消费之间的差额来表示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预期高管在职消费的估计模型如下：

(1)

其中，Perksit为高管在职消费；Assetit-1为上期期末总资产；ΔSaleit为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PPEit为本期厂场、财产和设备等固定资产的净值；Inventoryit为本期存货总额；LnEmployeeit为企业雇佣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

2.2.2 内部控制指数(IC)

参照现如今学者使用的迪博公司内部控制指数[10]、[20]来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内部控制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00分，分值越高则代表该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2.2.3 市场化指数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有学者利用企业所在地区的人均GDP[21]、地区公务员人数等来衡量该地区市场化程度，衡量指标过于单一，不能确切的反映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因而会对于实证结果的可信性造成影响。而较多的学者[5]、[22]、[23]采用樊纲和王小鲁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作为替代变量。樊纲和王小鲁等人从不同方面对所有地区实行不间断的测度，采用客观性质的指标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化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避免了主观臆断，因而本文选取樊纲和王小鲁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作为替代变量。

2.2.4 主要控制变量

在模型中，本文借周美华[25]、鉴郝颖[24]等人研究模型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研究内容加入了资产负债率(Lev)、高管薪酬(Pay)、股权集中度(Top5)、独立董事比例(Ind_bd)、公司规模(Lnsize)等控制变量，并对这些控制变量进行相应的缩尾处理。

2.3 实证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1，本文在借鉴牟韶红(2016)[10]学者的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模型2：

Aperkit=α00tsizennectedCEOs+α10tsizennectedCEOsICit+α2Levit+α3Payit+α4Growthit+α5Bdsizeit+α6Top5it+α7Ind_bdit+α8Lnsizeit+εit

(2)

为了验证假设2，构建了模型3：

Aperkit=α00tsizennectedCEOs+α10tsizennectedCEOsICit+α2Marketit+α3ICit*Marketit+α4Levit+α5Payit+α6Growthit+α7Bdsizeit+α8Top5it+α9Ind_bdit+α10Lnsizeit+εit

(3)

在上述模型中，因变量Aperk是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是利用模型(1)计算得来；自变量IC是内部控制指数，采用的迪博公司发布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数，数值越大则表示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自变量IC*Market是内部控制质量与市场化指数的交乘项。根据假设1，预期系数α10tsizennectedCEOs显著为负；根据假设2，预期系数α10tsizennectedCEOs显著为负；系数α30tsizennectedCEOs显著为正。

表1 变量定义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2中展示了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对全样本的主要变量在进行1%和99%位置上的所谓处理后再进行描述性统计，超额在职消费的平均值为0.01，标准差为0.02，中位数为0.00，最小值为-0.02，最大值为0.10，说明部分企业存在较严重的超过经济因素决定的合理范围内的超额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的存在侵害了公司的利益，因而寻找合适的控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IC是内部控制指数加一后取对数的描述性结果，反映了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均值为6.27，标准差为1.14，中位数为6.49，最小值为0.00，最大值为6.67，公司间内部控制质量存在较大的偏差。当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越高，能够较好缓解公司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表3中显示的是国资控股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超额在职消费的平均值为0.01，标准差为0.02，中位数为0.00，最小值为-0.02，最大值为0.10，这与全样本显示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问题在国有企业中也较严重，应当寻找合适的方法遏制其超额在职消费。IC的均值为6.17，标准差为1.34，中位数为6.49，最小值为0.00，最大值为6.70，公司间内部控制质量的差异性较大。结果还显示了无论在全样本中还是在国资控股样本中，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普遍较高，平均值达到近50%，全样本中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最小值为19.12%，最大值为82.70%，标准差为14.59；国资控股上市公司中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最小值为19.12%，最大值为83.54%，标准差为14.76.变量间的差异性较大。

表2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3 国资控股上市公司样本描述性统计

3.2 多元回归分析

3.2.1 内部控制与超额在职消费

表4展示的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第一列显示的是全样本的回归结果，第二列展示的是国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回归结果。全样本和国资控股上市公司中内部控制质量与超额在职费均显著负相关，假设1得到验证。具体看来，在全样本中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00564，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超额在职消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联系，即当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时，公司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越低，内部控制能够有效的抑制在职消费过高的问题。同时，结果还显示，公司的主营业务增长率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企业主营业务收益越好，给了管理层较大的谋取超额在职消费的空间。因而，当企业的收益较好时，企业各监督控制部门应当更加注重管理层行为等方面的监督，通过规章制度对管理层实施有效的约束，从而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此外，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为-0.00432，并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00508，且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企业的规模对于超额在职消费能够起到较好的抑制作用。当资产负债率越高和企业规模越大对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越强。

表4 内部控制与超额在职消费

在国资控股上市公司样本中，内部控制的回归系数为-0.000838，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即在国资控股上市公司中，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是显著负相关的，内部控制能够发挥较好的公司治理效果。因此，在国有企业中，应当做好内部控制的建设、评价和反馈工作。此外，公司主营业务收益率的回归系数为0.0015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主营业务收益是引发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企业获得较好的收益时，高管存在着较大可能的道德风险侵占企业价值。此外，前三位高管薪酬以及股权集中度也是引发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重要原因。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为-0.00508，在10%水平上显著；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00468，在1%水平上显著；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规模越大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也能起到较好的抑制作用。

3.2.2 内部控制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

表5为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一列和第二列是全样本的回归结果，第一列只有因变量IC参与回归，第二列中加入了交乘项IC*Market。第三列和第四列是国资控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回归结果，第三列只有因变量IC，第四列加入了交乘项IC*Market。结果显示，在全样本中，IC的回归系数为-0.00496，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交乘项IC*Market的回归系数为0.00215，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在国资控股上市公司样本中，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0600，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0.00259，且在5%水平上显著；在加入调节变量市场化程度后，内部控制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控制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内部控制质量能够减少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并且这种作用受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即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内部控制对国资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反观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控制机制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作用更显著。因而，假设2得到验证，在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受到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且内部控制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环境中表现得更显著。

表5 内部控制、市场化程度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3.3 稳健性检验

3.3.1 将超额在职消费大于0的样本作为因变量

在前文中，超额在职消费是利用模型计算得出的，即将实际的在职消费与预期合理的在职消费作差，差额则表示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其中差额有正值有负值。因而，将国资控股上市公司样本中，差额大于0的部分，即超额在职消费大于0的样本带入模型中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第一列展示的是自变量仅为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0.00120，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越低。假设1再次得到验证。

表6 内部控制、市场化程度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第二列展示的回归结果中，加入了市场化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乘项。结果显示，内部控制质量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0.000426，在10%水平上显著性正相关。说明了市场化程度对于内部控制在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即当市场化程度越低时，内部控制质量对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越强。内部控制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环境中表现得更显著。假设2再次得到验证。

3.3.2 将市场化程度设置为虚拟变量

我国区域市场化发展程度很不均匀，相较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因此，本文借鉴王东清、李静[26]的研究方法，将市场化程度设置为虚拟变量。具体做法为：将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天津等8个地区视为高市场化程度地区，赋值为1；将其他地区视为低市场化程度地区，赋值为0.将国企样本带入模型中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内部控制质量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乘项系数为0.00148，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相比，内部控制质量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方面发挥出的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表现得更显著。假设2再次得到验证。

表7 内部控制、市场化程度(虚拟变量)与超额在职消费

4 结论

合理范围内的在职消费是企业正常的日常性支出，符合规格的高管差旅居住安排能提高高管的工作效率，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此外，在国资控股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管制，在职消费契约作为薪酬契约激励不足的补充物，能够起到一定激励的作用。但是，超过合理范围的在职消费危害企业价值，存在高管也借机获取私人利益的可能。因此，本文从如何遏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以及遏制手段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中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探讨。选取2013—2017年深沪A股上市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内部控制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中存在的差异。得到以下结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国资控股上市公司中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越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明显发挥公司治理作用。

此外，将市场化程度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显著负相关，而内部控制质量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乘项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相较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控制对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即内部控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能够发挥较好的公司治理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第一，通过本文以及其他学者对于在职消费内容的研究，企业内部的监督治理需注重在职消费的“效率观”和“代理观”，增强对高管行为的约束力度，严格的将在职消费的数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第二，内部控制在抑制超额在职消费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企业应当重视对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和适时的修正和更新，力求最大效用的发挥内部控制的公司治理作用。第三，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媒体监督和外部审计监督的力度受到客观条件上的约束，企业更应注重内部控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