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第二天一大早赶到老家独木村的，风雪跟在绿皮火车身后追赶了一夜。

母亲把半夜站在门檐下喃喃低语的父亲拽回被窝之后，惊魂未定，给我打了个电话，赶紧回来一趟，你爹又说胡话了，这个鬼天气，非要出去栽树。父亲赋闲以后，经常会说一些颠三倒四的胡话，一星半点，或者草蛇灰线，影影绰绰的，有迹可循的是那次去醫院看病，也不知道当时因为什么缘故去了医院。只记得当时医生抚摸了下他的手，哎哟，老树皮一样。医生当时只是随嘴一说。可他上了心，春天一到，他脱去棉衣，甩开衣袖，风风火火地干起植树造林活计来。我有点想不通，老树皮与植树，风马牛不相及啊。

这是冬季，村庄静默，万物俱静，只有雪花从高处无声地坠落、纷飞，就像大提琴拨出的音符，润盈而又沉重。不久之后，大地上就白茫茫的一片。

是夜。父亲迷迷糊糊从床上爬起来，鞋子都没顾得上穿好，一只脚趿拉着拖鞋，一只脚赤裸着，跌跌撞撞地冲到门前，手在黑暗中摸索了好一会儿，拨开门栓。父亲推开夜晚的木门，对着外面说，他要去栽树。

母亲惊醒，从被窝里一骨碌坐起来，拽亮日光灯，她顾不得狡猾的寒气往身上钻、扑、刺，棉袄都没穿上，火急火燎地下了床，嚷道，上哪去？干什么啊？三更半夜的，发什么神经？声音有点急切，也有点凌厉，就像两块木头摩擦发出坚硬的尖叫。

父亲像根木头站在门口，没有理睬母亲，或者说母亲的尖叫并没有惊动到他，睁着迷蒙的眼睛，看着大雪飘飘，再次肯定地说，他要去种树。

你爹是不是要走了？！母亲在电话里有点担心。

我听出了母亲的慌张，还有害怕，否则她说的话就不会像大雪一样，在寒风中飞来坠去，找不到方向或者落不到地面。

没事的。我安慰母亲说。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明显底气不足，而且还会给她带来错觉，那就是一定有事要发生。确实如此，按说要栽树，这也不是什么奇怪或破天荒的事情。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土地，自然跟庄稼、树木还有花花草草纠缠在一起，这我是熟悉的，可是，你说大半夜的，要在雪地雪夜里去栽树，那一定是脑子冻坏了？当然。这种话我不能跟母亲说，真要说了那她后半夜一定会大江大河、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起来，一夜都伴随着焦虑和惊恐。

挂了电话，我迅速地打开手机软件，抢在十一点前买下一张去独木村的火车票。过了这个时刻，那只能到第二天六点买票了。再说，坐夜火车有夜火车的好处，想不明白的事情，在卧铺上睡上一晚，天自然就亮了。

父亲说他也有过夜行的经历。他是靠一只小木船顺河夜行。当年，他是被祖母赶出来的，就像老鹰对待小鹰那样，从高高的悬崖上推下来，要不学会飞翔，要不就摔死在山谷中。渡尽劫波，好在父亲活了下来。活下来后的父亲，每每回忆往事，想起狠心的祖母，他从没表示过恨，当然也谈不上爱，就像两棵树之间，流动的是陌生的空气、风雨和一些空白。

父亲当时是很悲伤的，祖父死于非命，祖母带着一家五六口人生活，伯父天生身体羸弱，父亲排行老二，自然就把家里的重担扛在肩上。父亲想不到，祖母竟然在生活有了起色之后，鸟尽弓藏，就把父亲以结婚的名义分离出去。所有的家产中，父亲得到了一只小木船。

夜幕拉起。黑色渐渐浓郁起来。船在前进，树在后移。木浆与水面激起的水声，在无边的黑暗里沉沦，就像一张燃烧后的纸，悄无声息，随风消逝，不会残留一点灰烬。母亲很少跟我说这段往事，不是她记性不好，而是她轻易不去回忆。那段比冬天还冷漠的日子，就像宇宙里的黑洞，随时会吞噬了她。

父亲带着刚嫁过来的母亲，天亮后在河岸边的一处树林里落了脚，生了根。

那是一片很密很密的树林。父亲欣喜地发现，这竟然是片无主之林。他巡视着这片树木的角角落落。父亲对母亲说，树林就是我们的家。母亲望着看不到边的树林，茫然地看着父亲，直到后来父亲伐木、堆灶、搭棚及捡柴生火做饭等完成一切后，她惊得目瞪口呆，回味刚才父亲说的那句话，是啊，他就是大树生的吧……

多年后，树林消失，父亲带着我们从河岸上迁徙到平原地带。

新家门前，父亲特地栽种了两棵椿树，对我说，一棵是你的，一棵是我的。这句话后来我在某篇文学作品中读到过类似的句子，“在我家的后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除此以外，父亲还在家前屋后陆续栽种了好多树，柳树、榆树、桑树、枫杨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密密匝匝的幼苗，围绕在房屋的周围，就像列队的士兵，随时等待着他的检阅。

年少时，我常见父亲一个人站在树林里，不说话，眼神发愣，背影高大，和树没什么两样。

火车凌晨五点半抵达独木村。到家后，我看到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无事人似的，早早就起身了，跟过去一样，家里家外，忙得风风火火，一会儿喂猪，一会儿喂鸡。雪停下来的时候，他还拿着木锨，沿着村里新铺的水泥路铲雪。雪是白的，泥土是黑的，父亲每铲去一团雪，大地就像被揭开了一块坚硬的伤疤。

我放下包裹，就像从前一样，坐在灶膛前搭把手，和母亲一起做早饭。

是不是要走了？母亲背着父亲，小声地问，我听说过这叫什么回光返照？

瞎想。我一口否定了母亲的胡思乱想，怎么会呢？你看看他，精神还大呢。母亲说也是，前几天他还把猪圈里的那个猪槽，一个人搬了出来。

啊，我有点惊叫，两百多斤的石器啊？是呢，母亲怕我不相信，你问问？只是后来身体有点发喘。母亲还说，你爹自己都觉得不行了，经常给她唠叨，没力气了，饭量也下降了，两碗米饭已经吃不下了？

我，我已经接不下去了。天哪，两碗米饭？

在灶上忙碌的母亲如奏一首民间生活的晨曲，突然咣当一声，一只碗被母亲不小心碰到了地上，碎了一地。母亲叹了口气，望了我一眼，有点犹豫，把她们都叫回来吧。

母亲说的是大姐和二姐，她们长大后都嫁到了远方。我也是，大学毕业后离开了老家独木村，去了大城市找了份工作，娶妻生子、然后按部就班地生活。我们就像山野里的蒲公英，生来就是为了分离，风一吹，四处飘散，倒是父亲要执意留在村里。

人挪活，树挪死。父亲说，他天生就是棵树，哪也不去。如果说父亲是一棵树的话，那樹一定是枝繁叶茂、参天耸立的。我曾在深山里看到过一棵古树，有四五层楼房那么高，枝叶铺天盖地，严严实实地撑遮住了顶上的天空，完全就是一柄硕大无朋的巨伞，在尘世里庇佑着芸芸众生。

没有树的村子，哪里还叫村子？父亲说过，有村庄在，就一定要有树在。至于什么说道，父亲他是讲不出来的。父亲有句口头禅，就是他说不上来的事，就一句话回你，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他年年在房屋周围种树。不管是春天或者夏天，还是其他时间，只要栽下去能够存活，他就会抽闲摸空地栽种，树是一茬茬地栽，当然，也会一茬茬地伐。伐了栽，栽了长大后再伐，周而复始，日子就这么轮回下去。

那些成材的木头都到哪里去了呢？如果稍作留意，你就会发现家里到处是树的化身。墙上挂着牛轭、木犁、连枷，靠着车架、木床、木锨、木叉，地上躺着木墩、木凳、木桌、木槽，还有灶上的木盖、木勺、木铲、筷笼，等等，你很难想象，这都是出自父亲的手！

趁着父亲在屋外扫雪，我给大姐打了个电话。姐夫他们正在给人家搞装修。木工姐夫凭着一副好手艺，进了城安了家落了户。大姐因为婚事与父亲闹点不愉快，有了点隔阂。大姐想要自由恋爱结婚，父亲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但是他给大姐开出个硬性条件，不论男方高矮俊丑，或者家境殷实穷困，他的要求只有一个，男方必须会木工。为了这个捉摸不透的死规定，母亲和大姐，跟父亲不知道争了多少次，吵了多少次，哭了多少次，次次父亲都不肯松口，哪怕一丁点。

从来不发火的母亲对父亲吼道，你难道还要闺女走你的老路？

父亲立即哑火。他当然记得自己当初是怎么迎娶母亲的，他怎么舍得让女儿走自己的老路呢？父亲开始装糊涂。不管母亲好说歹说，他始终盐油不进，死活不开口。什么条件他都不讲究，唯独这一条，没得商量。撂下这句话后，父亲双手背着，头也不回地走了。

父亲如愿以偿。大姐木蓝最后还是依了父亲。出嫁那天，母亲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当着众多宾客的面，只看到她一个劲地流泪，什么话都没有说，有，也说不出来。只要迎亲鞭炮响过三次，大姐就会离开这个多年养育她的家，从此母女只能相互守望了。想到这，母亲已经有点站不住了，她靠在墙根底，木然地看着一切，毫无表情。倒是父亲显得无动于衷，脸上还一个劲地乐呵着。他从前屋窜到后屋，挤出挤进，大声招呼着宾客们吃饭喝酒，有时还跟大家喝上几杯。按照母亲的话说，这个没心没肺的，女儿要出嫁了，他倒挺高兴似的。饭后，婚车启动，大姐木蓝就要远嫁她乡。只见母亲从墙边骨碌了下爬起来，就冲着车子离去的方向，一直追，一直追，追到村口，追到镇上，追出很远很远，她还在追，口中断断续续地呼喊着大姐木蓝的名字。

我那时负责为大姐抱鸡打伞。女方家送出的是母鸡，公鸡是男方家迎亲带来的。这是苏北出嫁时的一种仪式和祝福。我不像父亲那么笑容满面，也不像母亲那么流泪心碎；那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鸡上，担心鸡飞了，或拉屎，也怕它饿着。我现在想象不出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不只是比平时多了一个“姐夫”，重要的是，我有了一架属于自己的书橱。

这是我多少次梦里出现的画面，在一间屋子里，有一张两米多高的书橱，三四个格子，下面是一个宽大密闭的柜子。实际上我那时没有几本书，即使有也是从亲戚、邻居家借来的，四五十本，多是辅导书。再说我们家的屋子里，完全是农具的王国，木器家族占据着半壁江山。杈把扫帚扬场锨，还有木桌木凳木耙木犁洗衣棒等等，应有尽有。那时候的乡间，哪家都是一座小型的木器博物馆，这还没有算上石器、渔具和铁器。

我想象不出，那个土疙瘩里长大的我，怎么会有着十分强烈的书房情结。这本是两个极端的事情，一个是下里巴人，一个是阳春白雪，怎么就能联系到一起呢？我一直以为，书房，茶盘以及砚台之类，是属于江南地域的风物，就像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带着湿漉漉的文化氧离子，一起聚拢在那把属于雨巷的油纸伞下。北方呢，属于农具、拉魂腔还有猪、羊以及荒凉的褐色原野。

我竟然有了书橱。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高兴得简直要发狂。

父亲在背后也偷着乐。不用说，这自然是大姐夫的功劳。他自从和我姐处成对象后，几个昼夜下来，就给我送来了个新打的书橱。真结实呢！不要说整捆的书摆在架子上，就是整个人站在上面，都牢靠得很。那张书橱一直伴随着我初中、高中，即使我后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父亲不识字，可是对我读书的事情，上心得要命。为了这个书橱，父亲不惜牺牲几棵树，甚至差点要动到那两棵香椿。我忽尔有点明白，父亲当初对大姐结婚的要求，是不是有我的书橱原因在内？这种念头一闪而过，因为父亲没有说，大姐也没有说。

书橱后来也不幸流失。在我买新房子时，就把旧房子连同书橱一起，送给了人家。当房子兑换成一叠人民币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书橱的事情，或者说我连提都没有提到书橱，哪怕一个字。就像一片落叶，或一粒尘埃，在我和买主之间，凭空消失或者蒸发。那么多的日子滋养成的树木，在姐夫一斧头一斧头的劈砍下，在墨斗和凿子的配合下，完成了他的杰作书橱。这其中还不包括阳光、雨水、月色以及父亲的守望，就被我用纸币无情地碾为齑粉。

我多少次回到旧地，回到旧房子里做客，看着那个书橱落寞地蜷缩在别人家的地下室里，上面布满了灰尘和一些难以入目的杂物，内心酸涩一片。如果大姐和大姐夫知道，尤其是父亲看到，他会不会像河岸上的树，随风折断或连根拔起呢！当然，这一切都埋葬在我心底，谁都不能告诉。

大姐一直说父亲偏心，从小时候说起，说到我上大学，说到我工作后，说到大姐再次回到老家，站在年老体衰的父亲面前。

大姐说，在他心中，她终身大事都比不上那张书橱吧。这时父亲总是尴尬地咳嗽几声，算作回答；有时候说急眼了，就会反驳大姐几句，他不是给她打了几件嫁妆？

大姐噗嗤一声笑了，除了缝纫机手表是买的，其余什么锅盖、板凳、盆架、水桶、米桶一干器具，都是父亲亲手打的，那些上好的家具，没有为她买上一件。父亲有一双树皮似的手，多少以木头为主角的盛大或微小的演出，在斧头、锯子的配合下，出色地完成众多木材的涅槃这部大戏。

父亲没有上过学堂。可他什么农具器具都会打，咱家的所有农具，大到牛车、磙框、连枷等，小到擀面杖、洗衣棒、扁担等，无不出自无师自通的父亲之手，可就是不肯打书橱。父亲说，那可是文化人做的事，他不配。与文化关联的器物，父亲像个圣洁的教徒，视若神明。他看着那些物体上的花纹，就像他从没谋面的文字。

大姐出嫁之后，父亲继续在房屋周围栽树，栽树。为了栽更多的树，他还把门前的菜园子、猪圈等全给拆了，留下大片大片的空地，全部栽上树。母亲很生气，看着一园子的青菜、萝卜还有葱蒜暴尸地上，她拿着锅铲子向着父亲扑来，还没等到走近父亲，就一屁股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我不解，对母亲说，哭有啥用？怎么不找父亲干一架？

想想父亲确实令人生气，那片园子，菜蔬正长势喜人，就被父亲的心血来潮，说毁就给毁了。为了那树，父亲武断地打了一场漂亮的蔬菜歼灭战。

母亲差点气晕过去，醒来后想死的心都有。

这件事后来问父亲，你怎么能把园子毁了呢？

父亲脸色很平静，啊，我觉得没什么啊，它应该被毁。他就想着栽树呢。这个地方，应该有那么一些树。

栽，栽，栽，就知道栽树栽树的，树能吃啊？咱家门前都快要被你栽成森林了！大姐站在一旁，没有说话。倒是二姐有点愤怒，站在母亲一边，双手叉着腰，柳眉倒竖，冲着父亲嚷。二姐生性胆大，只要她认为是错的事情，谁也不给面子，包括父亲。

事情偃旗息鼓得有点突然。母亲坐在地上抹干眼泪后，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直起身来，拉着二姐的手，我们走，就让他栽去吧。

二姐一度以为那次事件，父亲记在心里，并且扎个根。

我在电话里把父亲半夜要去栽树的事给她说了，视频里二姐毫无表情，他栽树与我有毛关系啊？

二姐指的自然是婚事，她说的也自然有她的道理。

二姐后来找对象时，父亲对她的态度与大姐完全变了，没有给任何框框，问都没问一下，好像这个事与他无关，爱咋地咋地。

母亲有点看不下去，手心手背都是肉，他怎么能不管呢？说这话的时候，母亲晚饭也没烧，冲着父亲发一阵火，然后一个人回房间里蒙在被窝里哭。母亲没有大声哭，怕二姐知道会更伤心。

母亲多天的反抗和斗争，并没有换来父亲的心软。他继续围绕着他栽的那片树林，精心侍候着。哪棵树渴了，哪棵树枯了，哪棵树需要打药，哪棵树需要施肥，都在父亲的脑袋里。那些树在父亲的看护下，有的合抱粗了，有的都参天了，新栽得也有拳头粗了。

父亲像押宝似的，天天围着它们转。

我总算没有辜负书橱的期望，其实也是父亲的期望。在书橱的陪伴下，几年后我上大学了，这背后还有二姐的功劳。

母亲在回忆往事时说，你爹命里注定是个榆木疙瘩。母亲说的是大姐出嫁后，他要母亲传话给二姐，必须得等到老三上大学她才能嫁人。这是他的死命令，和那个小木匠要求一样。这事情和后来父亲对二姐婚事的冷漠一样，成为二姐心里一道过不去的坎。她甚至认为，自己就不是父亲亲生的，是走大路捡来的。二姐后来和父亲顶撞、反抗过一段时间，最终是不了了之。最伤心的还是母亲，她只能无助地看着他们明争、暗斗，两边都伤痕斑斑。

我也暗自伤心过。是我拖了二姐的后腿。要不是我读大学，二姐早就可以找对象嫁人了，为了我，即使到了出嫁年龄她继续留在家里、田里劳作着。那时候，村里掀起了一股南方打工的热潮。二姐知道后，没跟父亲说一句话，背着行李就去了远方。直到第二年，陆续有汇款单寄来，知道二姐在一家纺织厂上班，一切安好，母亲才停止悲伤，她早就流干了眼泪。

门前两棵椿树，现在只剩下一棵了。长了近四十年的椿树，已經成为村里的椿树王。对于我们独木村来说，提到村子就必须提到椿树王。随着椿树王名气的扩散、传播，渐渐地，有人不再喊叫独木村，取而代之的都是椿树王村。

那棵椿树王都要成精了。这是村里老太太们的尖叫。从生下来到如今，就没有见过哪棵树，可以长得五六个人合抱不过来。夏天雨水多，可是只要走进椿树王下，不会有半星雨水的。密不透风的枝叶，早就编成了一把超级的空中巨伞，庇佑着村里人。

另一棵呢？我上大学的前夕，父亲把它给卖了，换成一叠厚厚的钞票。

二姐找到母亲，指着门前的那棵椿树王，说我也要嫁妆。母亲没说话，她当不了家的。二姐继续说，大姐出嫁有嫁妆，我也得有。你们得一碗水端平。母亲点点头，二姐说得在理，母亲找不出半点反驳的理由。她当然得点头。

二姐说，不能光顾点头，得和父亲说通，她一定要嫁妆的。母亲说急了，就发了誓言，赌了咒语，二姐这才止住泪水。

我把二姐的电话打通后，说了父亲的事，她断然拒绝，死了才好呢！二姐说，当年结婚的一幕幕，还刻在她心里。

二姐嘴上说着不回来，可是她还是开车从上海回来了。那年二姐出嫁时，父亲没有给二姐一件嫁妆。不要说什么自行车、缝纫机之类，就是一件木质的家具都没有。二姐盯上的那棵椿树王，父亲竟然无情地，连一个枝叶都没有给。父亲说，怎能给你？那是他和母亲将来百年之后的家。二姐带着婆家的彩礼，嚎啕着钻入了婚车。母亲在房间里也哭成了泪人。父亲呢，在房间里竟然看起了电视，屏幕里正放着东北二人转的节目。父亲磕着瓜子，不时从嘴里发出一阵又一阵或高或低的笑声，那干巴巴的笑声，让人说不出的厌烦。

二姐回到家，父亲看到了，有点发愣。他没想到二姐竟然会为了他雪天回来。

父亲第一次有了手足无措的神态。他像个孩子似的低着头，从二姐的身边擦肩而过，一句欢迎的话都没有说。母亲在旁边高声地说，老二回来了！我和大姐也虚张声势，在一边大呼小叫着，同样没能引起父亲的注意。他装着什么也没听见，缩着头，曲着腰，顶着雪花出门去了。

二姐在身后喊了声父亲，他没有理睬。他谁都没有理睬，自顾自地走了。

我们都目瞪口呆，只能看着父亲的背影越来越小。

雪花继续在弹奏着冬季的寒冷。父亲的前方，是一大片光秃秃的树林。我，大姐，二姐还有母亲，眼睛盯着父亲走进那片黑黝黝的林子。母亲说，他现在心思都在那片树林里，一年四季，都在围着那些树打圈圈，人都快入土了，还在栽树。

是的，这片树林已经是半成熟的树林，那十多亩地的面积，已经密密麻麻地栽种着上千棵树。此刻，那些黑色的树木，繁华落尽，褪去所有残枝败叶的伪装，就像一个人的水瘦山寒，一个人赤裸的骨骼。那些飞舞的雪花，是树的精灵，缠绕在父亲的身边。

大姐说，树林怎么这么熟悉的呢？大姐说着指着河岸、阡陌，还有远处的沟渠。

母亲说，你记起来了吧，那儿本来就有一片树林呢。

大姐经过母亲的点拨，一下子惊叫起来。哦，我记起来了，当年我们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在那片树林里玩耍，扫落叶，捡树枝，冬天里柴火不够烧的，还会扛着锹锨，跟父亲去刨树根呢。

那片树林呢，怎么后来就不见了？大姐说。

母亲说，那还经得起他的毁坏？打家具的打家具，劈柴的劈柴，一棵棵树都成了锅底的烟火，有的木材加工后，就成了柜子、农具。你没看到咱家的农具，哪一样不是出自那片林子里的树？还有你那出嫁的嫁妆。

看着父亲隐身在树林里，半天也没有出来，我们就有点担心。

母亲眉毛一扬，不碍事的，林子里有他的老窝呢！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在树林深处搭建了一间屋子，一处简易的木质结构的板房，四面是木头，屋顶是树枝和河岸边刈割来的芦苇。整个屋子看上去，就是一棵庞大的树，身子臃肿而肥胖，一点树皮都没有，这种原始天然的木色，混合在大雪下的树林中，林子里有了种神秘的暖色。父亲常常一个人呆在这间屋子里，夕阳西下，或者晨曦时分，他点上一支烟，面对着树林，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

我和大姐、二姐都倍感诧异，父亲到底这是怎么啦？我们再次联想到这半夜要栽树的疯癫举动，看来不是母亲说的那样说胡话，也不是说梦话。我知道有一种人，常在夜晚里独自一个人外出，半夜又再次回来。这种现象有人称之为夜游症。父亲肯定不是夜游。我们都明确地肯定道。

母亲带领着我们，穿过纷飞的雪花，赶到林中尽头的小木屋，门粗陋，几扇木板拼接而成的，轻轻一推就开了。我们看到了坐在木屋中央的父亲，准确地说，父亲坐在无数农具、木器等包围的中央，一动不动。我们一路子上叽叽喳喳的，父亲肯定知道我们来，可是他依然静坐着，他不看我们，看那些堆积如山的木器。水车、禾虫梳、秧马、打谷板、竹筛、桔槔、稻桶、耖、筲箕、烘笼、洗脸架、跺柜、木箱、肥船、戳瓢等各式木器应有尽有。木屋的最里面，在其他木器的遮盖下，我还看到了一副棺材，那棵消失的椿树王一下子就闪现出来。父亲像原始部落首领般，正在检阅陪伴他一生的木氏家族。这里面，每一件木器或农具，无不带着父亲的体温，在岁月的原野上，为生存或生活立下汗马功劳。这些族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与树木有关。

我们都走了进来，围在父亲的身边。我们不知道父亲要做什么，就静静等待他说话。

父亲伸出手，拉着二姐，对母亲说，你还熟悉这房子？

母亲瞬间明白，当年他们在河岸边落脚建造的房子，就是这样的房子。也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先后住上土房子、瓦房子，到现在商品房，二姐还有了自己的独栋别墅。

母親说，这房子就像我们当初在河岸上盖的那个房子。

父亲异常激动，浑身抖颤着，眼睛里也有了潮湿。他把目光转向了二姐，当时那么大的一个树林，就被他给砍伐得干干净净，一棵树都没留下。

父亲说，这些年，他睡不着，睡不着呢。每天晚上，只要一闭眼，面前就会看到大片大片的树木朝他呼啸而来。

父亲问我，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没插话，知道父亲会继续说下去。父亲说，它们是不是向我索命的？

木卉。父亲叫道。这是我二姐的名字。你们三个人的名字都有一个木字，都是与树木有关的，没有它们，就不会有你们的。当年，我们就是靠着那些树木活下来的。我、大姐和二姐终于明白各自名字的来由。

二姐突然释然了。原来父亲在她出嫁时，就已经患上这个魔症了，这也是他不再砍伐树木，开始栽树的缘故。后半生，唯一砍伐的一棵树，就是那棵椿树王。

二姐拉着父亲的手，知道了，不生你气了。

那个雪天，那个木屋里，父亲就像当年在河岸边一样，给我们讲讲栽树的疯癫之梦。我们姊妹三人，再次偎依在他身边，就像多年前，和那些农具、木器、柴火等偎依在一起。

最后，父亲把目光转向我，木头。父亲喊着我的名字，指着那副棺材，把它卖了吧。死后他不要棺材什么的，就像栽树那样，朝黄土里一埋，这样到了地下，再见到那些树，也算心安了。

【作者简介】杜怀超，生于70年代末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以散文创作为主，亦涉足小说。著有图书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