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竹

“五彩之器，明乐制作始盛，证以《博物要览》所载，则穷研意巧，花样渐多。明代彩瓷发明足以詹绝奕世，震烁一代者殊不知浅鲜，综其变迁可得而言。”五彩瓷起源于明代，成熟于清代，是我国陶瓷装饰中具有悠久历史的釉上彩绘方式，同时也是景德镇首创的釉上彩绘的一种传统瓷。正如清代镇江人陈浏所著《匋雅》中云：“五彩华贵，青花幽靓。”康熙五彩冠绝一时，画法独特，风格一绝，为世人所重，均令后世难以企及，又如《匋雅》所評“康熙彩之颜料，因非后世所常有。论其画手高妙，不但官窑器皿，髣髴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入化，波澜老成。”

●   文学内涵

文学与陶瓷艺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可以说，就是有了文学韵味的熏陶，才使得瓷器的底蕴更加深厚。正所谓“志有文，足以言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五彩瓷就犹如文学艺术的外化形式，其深刻的内涵底蕴，与其广泛而又特点鲜明的取材不无关系。

常见的康熙五彩瓷的纹饰题材有山水人物、植物花卉和花鸟鱼虫。内容也充满了情节性，涵盖了戏剧、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主要借鉴于文人画题材或者民间的风俗故事，比如渔家乐、竹林七贤、八仙过海等。这些图案有的反映文人宁静祥和的心情，有的反映老百姓美好的期待和心愿，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情思。其艺术性超过了明代，追求一种画质的美感（图1）。

随着市民阶层的增加，画有历史故事和小说故事题材的五彩瓷器变得更受欢迎。像《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三英战吕布”和《西厢记》中的“长亭送别”等经典桥段，都会被用来作为五彩瓷纹饰的主题。在康熙五彩瓷中，最为出名的纹饰是“刀马人”，这种以士兵战马、武器为对象，绘制战斗情景的题材画面被统称之为“刀马人”图，其画风上还很受明末画家陈洪绶的影响。由于满人在入关之前就是马背上的民族，而康熙朝距离清朝开疆辟土的时代并不遥远，所以对于“刀马人”的推崇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既反映了当时的尚武精神，也折射出了游牧民族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又如康熙青花五彩文王访贤图纹花觚（图2），主题以青花五彩绘文王磁溪聘子牙图，腹部和下部画折枝花果。画面中姜子牙戴方巾，额头皱纹堆垒，目光深邃，双手拱向文王。武吉头戴斗笠，手拿扁担，脚穿草鞋，微笑转头看向文王。周文王戴王冠，微笑地注视姜太公，双手于胸前还礼。身后擎黄罗伞、持尚方剑、捧相印、推御车等人都是面露喜色，把文王前呼后拥又礼贤下士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姜尚一人而已。以一群人来衬托一个人，正体现出这个人的高大形象。王室贵胄去请一位平民老者，没有盛气凌人之势，反衬出周文王身边俱是贤能豁达之臣，更体现了文王的勤政爱才。渭水垂钓故事见于各种文史资料诗词歌赋戏曲评书，是千古传诵的佳话。这些求贤故事题材大量出现在明末清初瓷器上，是时代的产物，戏曲小说版画的流行影响了景德镇制瓷业的绘画题材。圣王治世，贤臣辅政，结束动乱是当时所有人的期盼，是非常受欢迎的瓷画题材，还迎合了统治者笼络世人之心的意图。

●   美学意蕴

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中有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这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别的审美情趣，在康熙五彩瓷中既有交叉，又有延伸，加之点、线、面的组合运用，使之充满了艺术魅力和审美层次。

在外观上，康熙五彩瓷最突出的特点是既严谨又细致。绘彩技法是单线平涂，由于五彩烧成的温度较高，色彩容易给人以锐利、硬质的感觉，因而又有“康熙硬彩”之称。其制作也十分严谨，讲究用笔用工用料。无论大件小器都制作精工、旋削认真，修坯一丝不苟。这些瓷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挺拔、阳刚之气，体积、胎体比较厚重，这和康熙帝本人的审美有很大关系，康熙历经沙场，感受过威严、肃穆、凝重的氛围，因此康熙五彩也多含有古朴庄严的气质。

又如非常著名的十二月花卉纹杯（图3、图4），具有典型意义的审美趣味。十二月花卉纹杯是清康熙时期皇宫中使用的酒杯，一套共12件，每一件上绘制有代表当月的花卉，同时配有相应的诗文。它的形体轻巧秀美，胎薄釉润，图案装饰既有诗又有画，灵巧中略带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韵味。由于康熙皇帝十分喜欢唐诗，因此十二月花卉纹杯多用唐朝诗歌为各月花卉配文。《匋雅》书中称赞曰：“康熙十二月花卉酒杯，一杯一花，有青花、有五彩，质地甚薄，铢两自轻。……若欲凑合十二月之花，诚戛戛乎其难。青花价值，且亦不甚相悬也”。既有韵味，又有文化内涵，堪称康熙时期五彩瓷的精品之作。

康熙五彩瓷在绘制形式、图案构成、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较为显著的模式化特征，这种模式传达出了独特的美学韵味，高雅、宁静、唯美、素然，既彰显了独立特性的瓷器美誉，又传达出了东方民族的阳刚之美。通过纹饰、技法、用彩等几者的相互影响渗透，使康熙五彩共同散发出底蕴深厚的美学韵味，使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熠熠闪烁独特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