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礼诚

摘 要：文章对语文教学视野下《城南旧事》读者定位进行思考。从故事内容、叙述者姿态和主题思想等维度审视《城南旧事》，小说中有些情节和背景不宜于儿童理解，限知的叙事内容不便于儿童掌握，多元化的思想情感不适合儿童思考，这部作品其实更适合成熟一些的读者，作为高中生的推荐书目更恰当些。

关键词：语文教学;《城南旧事》;故事内容;叙事方式;主题思想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3561（2021）03-0082-03

《城南旧事》作家林海音的经典作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借助同名电影的东风吹遍大江南北，一曲改编自李叔同《送别》的骊歌至今还在口耳相传。这部电影的剧本后来入选上一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是“影视名作欣赏”的第一课。2011年高考全国卷还考了林海音风格相近的另一篇小说《血的故事》。最近，在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中，《城南旧事》被列为小学五六年级的推荐书目。然而，真的合适吗？小说被选入初中语文教材时用的是最后一篇，思想和情感都比较合适。但现在将整本书阅读往低一级学段推移，学生能承受住如此深沉的主题吗？家长们能接受如此沉重的叙事吗？《城南旧事》的经典价值会不会因教学需要而被误读，被消解呢？

一、故事的审视

小说由《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五篇故事组成，时间跨越了主人公林英子的6岁到13岁。在故事开始前，还有一篇题为“冬阳、童年、骆驼队”的文字，可视为小说的序章。本章遵循传统小说的叙述格局，由叙述者交代创作缘由和书名，当然这里的“我”与后文中的“我”在年龄层上已经分割，不至于混淆。今天不少版本删去了《冬阳、童年、骆驼队》一篇，并不损害小说的情节与情境。

五篇故事中，《惠安馆》讲述“我”和胡同口的女“疯子”秀贞结识，并帮助她与被送人的女儿团聚、出走的故事，《我们看海去》讲述“我”意外结识一个小偷，并和他相约看海的故事，《兰姨娘》讲述“我”撮合滞留在自己家的少妇兰姨娘和德先叔的故事，《驴打滚儿》讲述了家中帮佣宋妈别夫失子寻女的悲惨命运，《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讲述了爸爸离“我”而逝的故事。出版商习惯于把此书定位为儿童文学，可能主要是因为小说以儿童的视角讲述儿童的故事，但如果我们把故事情节转换成当代语境再概括一下，难道不会让家长们心惊肉跳么：《惠安馆》中，6岁的孩子和小区的精神病患者一起玩儿，一起胡言乱语;《我们看海去》中，7岁的孩子和小偷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还相约一起去海边;《兰姨娘》中，9岁的孩子发现了爸爸和寄居家中的少妇的暧昧关系;《驴打滚儿》和《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中，十来岁的孩子不断地经历身边人的生离死别。作家自述作品时曾说，这样的经历让她的“童年美梦，顿然破碎”，如今我们又何必让孩子过早地接触现实的残酷呢？这本该是一本成年人阅读的小说，林海音在小说出版时曾说：“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成年人才会“缅怀童年”，儿童正处在享受童年的年纪，不该承受这种生命之重。

二、叙述者姿态

采用儿童的限知视角创作儿童文学是有风险的，成年人因为具备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可以对限知的叙事进行分析、评判，即使是不可靠的叙述，成年人也有正确解读的可能。可是儿童不行，他们会轻信，会模仿，如前述与疯子、小偷交友的事，温情的叙述就容易让儿童读者降低必要的警惕性。因此，在叙述有争议的情节时，儿童文学作品需要叙述者跳出来加以直接评判，作出引导。而《城南旧事》并没有在这方面越俎代庖，只是在有限地叙述事情，以充分调动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比如《惠安馆》结局有一段：妈妈还在哭，宋妈又说：“可也真怪事，她怎么一拐能拐了俩孩子走？咱们要是晚回来一步，英子就追上去了，唉！越想越怕人，乖乖巧巧的妞儿！唉！那火车，两人一块儿，唉！我就说妞儿长得俊倒是俊，就是有点薄相……”“别说了，宋妈，我听一回，心惊一回。妞儿的衣服呢？”“鸡笼子上扔的那两件吗？我给烧了。”“在哪儿烧的？”“我就在铁道旁边烧的。唉！挺俊的小姑娘！唉！”这是“我”在昏迷中听到的妈妈和宋妈的对话。“我”的有限叙述只涉及两人对秀贞和妞儿结局的议论和感慨。虽然语焉不详，但成年读者读到这里，就能猜想到秀贞和妞儿应该是被火车轧死了。限知叙事留给了读者想象的空间，无须再直接陈述两人的命运。

如果不将《城南旧事》定性为儿童文学，我们反而更容易理解这种叙述者姿态的价值。这种儿童视角的低姿态叙述者能够更有效地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把阅读的主动权交还给读者，使他们更具有掌控感，更积极地去接受作品，感悟作品。

三、主题多元化

作为成年人阅读的小说，《城南旧事》的意蕴丰厚，已超越了作家“缅怀童年”的构思，具备了多元解读的空间。宋家宏教授将作品意蕴解构为乡思、别恨和宿命。或许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一点：悔过。乡思是整部作品最明显的基调，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京城的风俗人情画：骆驼毛驴，春风夏雨，城门宅院，夹竹石榴，虎坊桥大街，三贝子花园，富连成的科班，瑞蚨祥的衣料……虚虚实实的景致都渗透着作家对过去北平生活的眷念，对第二故乡的怀念。故事中的主人公纷纷离去，构成小说的“别恨”主题。秀贞和妞儿惨死车轮下，挑破烂儿的小哥被警察抓走，兰姨娘和德先叔远走他乡，宋妈被丈夫带回，爸爸因病去世……英子从上学前到小学毕业的这个时间段里，这些亲近的人均已不在，而随着他们一起离开的是“我”的童年。“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唱了五年的骊歌再一次唱起时，“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小说整体上呈现一种悲凉的基调，而这些悲剧发生的动因，“我”并不清楚，叙述者没有把读者往性格悲剧或社会悲剧上牵引，表现出的是对命运无常的无奈，即“宿命”。小说中始终萦绕着淡淡的忧伤，也是和这种宿命论的底色有密切关联的。在为小说中的各色悲剧归因时，叙述者虽然黯然陈述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但有时也不自觉地吐露自责的心理，是为“悔过”主题。“我”发着高烧带着妞儿去见秀贞，这一段情节里叙述者不断地强调自己高烧后的主观感受，这些话语反复突出“我”的迷糊，如此母女相认后立即要在雨夜里赶火车，“我”既无法辨别是否恰当，也无力判断是否阻拦。推动惨剧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我”硬拉妞儿去见秀贞，叙述者对此没有明说，也没有隐藏这一事实。她用陈述代替悼念，谁也不会苛责一个发着高烧的六岁孩子。偷儿被抓时“我”是清醒的，“我”听到别人说是“一个小姑娘给点引的路才破了案”时，“慢慢躲进大门里，依在妈妈的身边，很想哭”。兰姨娘离开时，“我”心里只觉得有些对爸不起。而写爸爸逝去的那一篇，叙述最详尽的内容是“我”逃课让爸爸生气和挂念。叙述者在沉重地叙述故事的同时，也在流露着悔过意识。

正如不能一概将写儿童的小说视为儿童文学作品一样，也不能全然将以儿童视角叙事的小說归入儿童文学。以上四种主题的解读，乡思的情结还可以为儿童理解，别恨的内容已显得沉重，宿命和悔过的认识更是值得成熟的读者思考和讨论。因此，将《城南旧事》作为高中阶段的推荐书目，或许更为妥当。

参考文献：

[1]宋家宏著.审美与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丛谈[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2]张玲.《再读〈城南旧事〉》教学实录[J].语文教学通讯，2018（02）.

[3]矣锦婷.《城南旧事》整本书阅读教学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20.

[4]张荣.试论《城南旧事》的主题[J].吉林教育，2018（27）.

[5]屈玉刚.走进《城南旧事》 感悟整体阅读[J].陕西教育，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