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玉烨，甘肃省瓜州县第一中学教师。

自《阿Q正传》问世至今，对阿Q这一形象众说纷纭，正如发表之初，鲁迅本人看了诸多评论后，在1926年给友人的信中说“颇感无聊和隔膜”，可见很多见地并未直击其要害。当代著名学者王学泰指出，阿Q就是一个典型的游民，这才是准确把握阿Q形象的一把钥匙。

一、阿Q典型的游民身份

何为游民？王学泰是这样描述的：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游”。他们缺乏谋生手段，居处不固定，大多数在城镇和乡村之间游动。迫于生计，以出卖劳动力为生[1]。阿Q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阿Q正传》的序里交代得很清楚，阿Q是一个姓氏模糊的人，他似乎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原因是赵太爷不承认有他这样一个本家，给了他一嘴巴子，告诉他“哪里配姓赵！”阿Q没有强辩他确凿姓赵，只是唯唯诺诺退出，从此未庄的人们也不知他到底姓什么了。在旧的农业社会，是以宗族和血缘为纽带构成的社会，阿Q事实上姓赵而不让他姓赵，实际是把他一脚踢出以小农经济为单位的宗法网络之外，将他孤立出去，失去宗族对他的保护，阿Q是一个典型的“脱序”人。

阿Q的名字人们也不知道，生日更是无从知晓，而且他没有兄弟亲人，籍贯也不确定。阿Q的行状更是渺茫，没有家，就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给人家做工，割麦时割麦，舂米时舂米。偶尔做工长久住在临时主人家里，做完便走。从阿Q“真能做”农活说明阿Q从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从土地上脱了序的游民阿Q，此后的生活就像飘在未庄和县城之间水域上的一片落叶，游走而飘忽不定。

二、精神胜利法精准地折射出阿Q作为最底层游民的生存困境，也是他最无奈的生存选择

游民被排斥于社会士农工商阶层之外，排斥于宗法秩序的控制和保护之外，本身就处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如果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阶层喻为一座金字塔，而姓名俱无的阿Q又处于形形色色的游民中的最底层。游民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他们生活的隐性社会，被王学泰称之为“江湖”。游民寄生于风波诡谲的江湖，要想顺利生存下去，要么靠武力，要么有“文略”。而阿Q不仅没有像武松、鲁智深那样高强的武艺，自身都瘦骨伶仃，和勇武有力沾不上半点关系。至于谋略，阿Q不但没有《水浒传》中智多星吴用和《鹿鼎记》中韦小宝的阴谋诡计，而且非常蒙昧和愚蠢。在恋爱的悲剧里，吴妈上吊，他还去看看热闹，挨打时糊里糊涂才觉得这事似乎和自己有关。恋爱失败，因为一饱难求，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进城去偷，回到未庄，轻而易举就被人套出他的中兴史。赵家遭抢后，糊里糊涂地被诱供画押，做了替死鬼，作者无处不在展示了阿Q的愚昧。

从前更多的论者重在批判阿Q的精神胜利法，认为是愚弱的国民不觉醒的集中表现，其实精神胜利法精准地折射出处于游民最底层的阿Q的生存困境。瘦骨伶仃的阿Q始终处于被强者欺凌的地位，无时不刻地遭受他们的凌辱，欺辱阿Q的不只是未庄有势力的赵太爷、钱秀才、地保，还有未庄以凌辱阿Q为乐的闲人。而阿Q的回怼原则是发怒要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便打”。尽管这样，也还是他吃亏的多，于是改为怒目而视了。

每次遭受强者的欺辱后，阿Q即刻的应对方式是自欺欺人，无家无妻室的阿Q会自诩“我儿子从前比你阔多了”，无端挨打会说“总算被儿子打了”，来获取精神上的自我抚慰和心理解脱，甚至到了极度自轻自贱的地步：“‘阿Q，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阿Q会自己捏住辫根，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吗？”以此来逃避更惨重的痛打。对强者的欺辱，卑怯而懦弱的阿Q另一种应对方式就是，瞅准一切机会欺凌比他更弱的人来发泄他的满腔怒火。正如鲁迅在《杂忆》中所总结的：“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但他们都不敢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卑怯的人除了弱草之外，又能烧掉什么呢？”[2]

惧强凌弱是卑弱的阿Q最典型的性格之一，对强者的欺辱一贯忍气吞声，将一腔怒火朝向与他无怨无仇无辜的人，这些人在他眼里比他弱或估量比他弱：和他同处雇工地位的王胡、小D，还有他视若草芥的小尼姑。和王胡打架，阿Q先下手为强，被王胡重重回击，会央告王胡“君子动手不动口”。而他敢于向王胡主动出击的原因竟是：“王胡因为有络腮胡子的缺点，向来被他奚落，而从没有奚落过他，更不要说动手了。”而在小D的相持中，小D向他求饶认输“我是虫豸”，小D越这样阿Q越不依不饶。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尼姑动手动脚和口吐污言秽语，充分暴露了阿Q作为游民流氓无赖的一面。

对女性极其矛盾的态度，既是阿Q最大的自欺欺人，也是游民家庭心态中酸葡萄心理的集中表现。阿Q受到小尼姑的语言刺激：断子绝孙的阿Q！由此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想娶妻了，这种想法是重视传宗接代的儒家思想的标志之一，证明阿Q从前其实是宗法秩序网络中的一员。由于脱序后（脱离土地）居无定所，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娶妻生子便无从谈起。但作为一个男人，因为不具备娶妻的基本物质条件，无恒产便不可能得到女性，漂泊无定的生活更不允许他拥有稳定的家庭，因而对女性是排斥、污蔑、抵制的：“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但他的身体和内心对女性充满了向往：对于以为一定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时常留心看，渴望听到她们说出关于什么勾当的话来，结果没能如愿，于是痛恨伊们的“假正经”。渴望之迫切，以至于夜间舂米时对吴妈直接做出越格的举动，跪下要求和吴妈困觉。

精神胜利法是阿Q无力改变现状时最无奈的生存选择。很多人都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概括鲁迅对阿Q的态度，其实“哀其不幸”，鲁迅一定是有的，而“怒其不争”，却未必准确。原话是鲁迅评论英国诗人拜伦，说他对他不觉悟的英国同胞的态度的，并不专指阿Q。阿Q不是不争，而是无力去争。论武力，阿Q体力羸弱斗不过欺辱他的那些强者;论智力，阿Q简直蒙昧到了极点。他不是不争，而是找不到争的出路和方向，犹如关在黑屋子里的苍蝇，四处碰壁，找不到出口。阿Q倒是非常想争的，他欢迎“革命”并积极设法“投降革命党”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在无力对抗现实的境况下，自我麻痹以求暂时的心理解脱，以便最快摆脱郁郁不乐的状态，不妨是阿Q式的底层边缘人生活继续下去的一个妙法。如果阿Q总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时时处处置于被凌辱的境地，但又苦苦找不到抗争的出路，在光头老头子没有判阿Q死刑之前，阿Q恐怕早得抑郁症，活不下去了。正如几千年来妇女为缠足受尽摧残，但呼吁妇女放足的却是男性;底层民众受尽欺压，倡导解放贫苦民众的却是一些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像孙中山，蔡和森，周恩来，连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都是富农出身。处于阿Q的社会地位和目不识丁的教育状况（临刑前画押是阿Q平生唯一一次和纸笔有交集），是没有能力为自己寻找出一条正确出路的。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在没能找到出路的境况下，阿Q只能在自我麻醉中获得片刻的“幸福”。

三、阿Q的“革命理想”集中呈现了下层游民渴望通过社会动乱来彻底改变自身地位的强烈诉求

在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也就是公元1911年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二十天后，革命的消息以“大不安”的方式传到了未庄。为造反兴奋了一天的阿Q回到土谷祠，大脑曾弹奏出一段美妙的革命畅想曲，作者用意识流的手法，活灵活现地勾画出阿Q心中的革命藍图，结合白天所思夜晚所“梦”，可以梳理如下：

什么是革命？阿Q认为革命即造反、杀头！开始他觉得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是“深恶痛绝之的”，但当看到这样的造反能让未庄的鸟男女恐慌、可怜甚至可以成为他的俘虏，舒服得像六月里喝了雪水一样爽透了，转而“神往”并欢迎革命了。阿Q倾向革命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感情好恶，而不是对革命有最基本的理性认识。

革命的组织形式呢？就是革命党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三尖两刃刀、钩镰枪等，喊阿Q“同去同去”。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国覆亡了，阿Q对革命的理解还停留在反清复明为崇祯复仇的认识阶段，革命的武器除了洋枪洋炮其余都是阿Q从戏曲舞台上看到的武器，而所谓革命方式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一呼百应聚众滋事。

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革命的核心问题：

（一）“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最大程度满足对财富的需求，满足方式就是“直走进去，打开箱子：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床先搬入土谷祠，还有钱家的桌椅……”一言蔽之就是抢抢抢，抢尽比他有钱的人的所有财物。

（二）“我欢喜谁就是谁”，也就是最大程度满足对女色的欲望，而且是挑来捡去，要海选心中最完美的女人，“赵司晨的妹子太丑，邹七嫂的女儿太小，假洋鬼子的老婆太不正经……”阿Q的这两大梦想和谁不谋而合，这不是封建皇帝才有的生活标配吗？所以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说：“在中国最大利的买卖就是造反。”[3]造反会让阿Q这样的人迅速发迹变泰，可以让流氓地痞出身的游民刘邦，一变成为汉高祖刘邦;可以让游丐游僧出身的朱重八一跃成为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这样的人，几千年也是寥寥数人，但却是阿Q式的游民通过造反才能达到的巅峰人生，有极大的诱惑力。

（三）杀杀杀，可以最大程度地泄愤和复仇，可以高高在上做主子，过一把奴役他人的瘾。从来不被善待的人，大多不具备善待他人的愿望和能力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阿Q一贯被踩在脚下受尽欺辱，已完全失去对同样和他处于悲惨境遇的人的怜悯心。阿Q畅想革命一旦成功，让未庄的鸟男女全向他跪求饶命，其中有和他结怨的小D和赵太爷，而且阿Q的想法是包括王胡在内一个也不留，统统杀掉，这种滥杀无辜的想法着实令人毛骨悚然。幸亏阿Q的“革命理想”破灭了，否则未庄多少无辜的人会成为他手下冤魂，这种做法和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领袖在胜利后屠城没有什么两样。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里曾说，中国至今还流行《三国传》和《水浒传》的原因是，社会上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4]，而鲁迅所说的三国气和水浒气就是游民身上逞勇斗狠残害无辜的土匪气。

四、阿Q形象的时代性和普遍性

（一）阿Q悲惨的生活境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作为社会最底层边缘人——游民生存现状的真实写照

阿Q是生活在晚清末年的一个典型游民，其生活境遇就是晚清广大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近代中国虽有资本主义的入侵，但经济仍以小农经济为主，农村经济仍是支撑清帝国的主要支柱。和所有封建王朝灭亡前的境况相似，晚清广大农村土地高度集中，不仅入了关的满清贵族肆意圈占土地，汉族大官僚和地主也大肆兼并土地，导致农民纷纷破产失去土地，出现大量像闰土那样的佃农和阿Q式的流浪雇农。清朝的赋税繁重，到了近代更是名目繁多到极点，地租以实物地租为主，要“岁取其半”，四六成甚至七成八成以上。正租之外，还有诸多巧设名目的税钱，“冬牲钱”“轿钱”，逢年过节的“送节钱”嫁女要送“出村礼”，甚至佃户家里死人要纳“断气钱”。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无论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起义，残酷镇压让晚清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对外列强入侵，一系列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更是让不堪重负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频繁出现的天灾更是让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正如《故乡》中，作者对闰土的描述，曾经儿时记忆里的那个灵敏少年，“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所以《故乡》里的“闰土”就是从前的“阿Q”，而未庄的阿Q就是“闰土”的未来。

当然在晚清农村经济日益凋敝的大背景下，阿Q的境遇也许还不是最悲惨的。1909年，美国摄影师兼探险家的托马斯·张伯林在对中国主要是农村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留下大量的照片，其中有一张一个男子像野人一样住在山洞里的图片，而阿Q至少是住在土谷祠的。农村经济的不断恶化，只能导致像阿Q这样的游民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悲惨。

（二）精神胜利法是长期严酷的封建王朝统治下，国民性即底层人性极其扭曲变态的反映

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里，鲁迅谈到写作该文的目的，他说：“我虽然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有把握，我是否真正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5]同时他也指出阿Q不是一个两个，可见他试图通过阿Q这个典型来刻画现代国人的魂灵，试图通过阿Q揭示出国民性中共同的人性特征，所以阿Q身上的自欺欺人、自我轻贱、麻木愚昧、惧强凌弱，不止属于阿Q一人，甚至他的妄自尊大也是晚清天下只有一个大清帝国心态的辐射。当然也是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彻底崩塌前夕，底层民众尤其是作为社会边缘人——游民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无助、无奈、无力对抗的心理状态的真实呈现。

精神胜利法具有国民性的普遍特征，但也是底层民众在几千年封建王朝严苛的统治下，人格枯萎人性被压抑扭曲长期积累的结果。在一治一乱旧王朝解体新王朝建立的社会历史大循环中，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人的尊严和权利向来都是被漠视和抹杀掉的。百姓在社会动乱的极苦中会慨叹“乱离人，不及太平犬”，其实即使在像康乾盛世这样的太平社会，下层百姓也不过还是奴性十足的“犬”，从没被真正当成“人”来看待。而当身逢乱世，性命尚且难保，更遑论人的权利和尊严。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在长期的高压奴役下，为了生存下去，人性被压抑扭曲，自然形成阿Q式的底层民众自我轻贱、自欺欺人、自我麻醉的人格病态特征。

这些特点是人性长期压制积累的结果，并非近现代才形成，但在清末表现得更为显著。和明王朝不同，清王朝属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异族的压迫加重了社会的黑暗。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敌的长期入侵，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层层重压下，底层人性的扭曲恶化尤为明显。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阿Q身上展露无遗，作为弱者阿Q被强者凌辱，为寻求心理平衡，然后去欺凌比他更弱小的人作為心理宣泄和补偿。不同于动物，弱势群体譬如妇孺残弱受到保护和尊重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在社会环境极其暗淡的境况下，人性的恶和动物性被淋漓尽致地展示。

（三）阿Q的“革命梦想”与“追求”充分表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民众理性启蒙的迫切性

王学泰说：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垂直流动性最大的是皇帝和游民。游民欢迎社会的动乱，在社会的动乱中，皇帝坠落下来，成为平民不说，还大多性命不保。而游民获得荣华富贵的同时，极少数人还可能华丽转身当上皇帝。[6]作为游民的阿Q平时除了靠出卖体力为生外，希望一夜暴富的阿Q喜欢赌博。而革命则是阿Q希望通过社会动乱——造反来彻底改变自身命运的终南捷径，这是他一辈子所做的最大冒险的赌博，要么被杀头，要么荣华富贵，这次下的赌注不再是他的血汗钱而是他的性命。通过造反，通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游民阿Q会发迹变泰，最大限度满足对权力、元宝、女人以及复仇的欲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即使一饱难求的阿Q也做着皇帝梦，也想过一把皇帝瘾的。

在阿Q看来革命就是造反，但资产阶级先驱孙中山、宋教仁等推行的民主革命和阿Q的造反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的革命以解放民生民权民族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为根本目的，但民众并不理解，于是就出现鲁迅《药》中的悲剧，为底层民众谋福祉的革命先驱夏瑜流的血，却沦为下层民众华小栓治痨病的人血馒头。由于之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革命的失败，民主革命派认为只有暴力流血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帝制，才能实现其终极目的。而暴力革命在阿Q眼里就是造反，是彻底改变命运的绝佳机遇。阿Q式的游民和这些革命派，志不同但“道”却貌似相同，都是让社会“乱起来”，实现自己的根本目标。

在辛亥革命中还出现过这样一种现象：饥寒的游民无役不战，建立共和后，便以功臣自居，大肆劫掠，不守秩序为所欲为的游民习气暴露无遗，又成为革命者打击的对象，于是又恨革命者背恩。无论《藤野先生》里看日俄战争幻灯片欢呼的留学生还是阿Q临刑前像狼一样闪烁着吃人凶光跟了阿Q一路的“观众”，鲁迅都指向一个问题，启迪民智至关重要，正如他在《杂忆》中对于“点火青年”的希望和建议，“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时，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理性和勇气……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7]这是鲁迅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获得实质上的成功开的一剂良药，即首要的是革命者对民众进行理性的思想启蒙，否则革命也只能停留在割掉辫子，审讯跪改为站，其他一切照旧的阶段。其次从一无所有的阿Q的角度讲，资产阶级革命者适度满足阿Q们的基本生存要求，这和他们民主革命中的民生愿望是一致的。孟子说：“无恒产，则无恒心。”有了基本的生活资产才能让阿Q式的游民安定下来。

五、阿Q形象的超现实性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在《发现另一个中国》里，曾说：游民文化“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8]，这一看法和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初衷不谋而合。鲁迅在1926年《〈阿Q正传〉的成因》中谈到，“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出现……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后”。因此阿Q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所生活的中国的当下，还蕴藏着中国的过去，指向中国的未来。

（一）阿Q形象里蕴藏着中国的过去

在《灯下漫笔》里，鲁迅将中国历史高度概括为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即‘先儒所谓一治一乱。”无产无业的游民阿Q身上隐藏着中国历史一治一乱大循环的秘密。王学泰说：“游民是导致社会无序性激增的恶性肿瘤，是社会无序化和社会制度腐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加速社会的腐化与无序。”[9]同时他指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小农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迟滞和社会结构（宗法制度和等级序列）的僵固，及与其相应的文化，不能适应人口的激增，是大量游民产生的根本原因。”[10]具体说就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每个王朝的建立初期，历经战乱，人口数量骤减，耕地又可以满足人口耕种的需要，过剩的劳动力又可以回归到土地上。在初期，王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得到稳定和发展，即鲁迅所说的“作稳了奴隶的时代”。有了一段时间社会的稳定发展，人口又繁殖起来，耕地与人口数量激增之间的矛盾又凸显出来，出现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加之大地主大官僚大量兼并土地，土地高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阿Q式的游民，他们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揭竿而起。于是就又出现暴民乱治，政出多门，百姓“求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即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大循环。王学泰在对游民文化的研究中得出一个事实，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农民战争，其主力军中有大量一无所有的游民。由此看，陈胜吴广及其最初部属无一不是游民，此为其一。

其二，中国老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李慎之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运动的先锋与渠帅恰恰正好是游民中的果敢分子，而最后成功其领导核心都是一批游民中的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科举场上失意的读书人），[11]即有智有勇或两者兼具的“阿Q”，陈胜、吴广、刘邦、朱元璋无一不是如此。

（二）阿Q形象指向中国的未来

鲁迅给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建议是启迪阿Q式的民众的“智”与“勇”，没有觉醒的底层民众的大力参与，也是辛亥革命从根本上失败的原因，所以中国革命要成为真正的现代民主革命，关键在于对包括“阿Q”在内的农民的思想启蒙与教育。

1927年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而这些农民中有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浪雇农，即和阿Q一样境遇的游民。毛泽东在湖南各地建立農民运动讲习所，对包括游民在内的农民从革命思想上进行彻底的启蒙和教育，中国革命才由过去盲目自发的农民战争转变为真正自觉有组织的现代民主革命。不仅如此，当时革命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土地政策就是要让那些失去土地的游民，重新拥有土地，即让他们拥有“恒产”，才会有革命的“恒心”。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社会，正如王学泰所言：“由过去的农耕社会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工商社会，就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控制体系……总的来说就是法制社会，从个体所承担的义务和享有权利看就是公民社会。”[12]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人口大量主动放弃土地进城务工，为建设现代化的城市，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但他们却没有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的基本保障，其境况和过去的游民大有不同，但也有很多相似。因此在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进程中，国家也越来越重视这一群体的基本保障，让他们在拥有“恒产”的前提下，有“恒心”参与国家建设。同时提高这一群体的基本素质和劳动技能，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有序，而且大力推进了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2][3][4][5][7]鲁迅全集[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87，224，786，976，88.

[1][8][9][10][11]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版：16，3，24，25，5.

[6][12]王学泰.江湖旧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6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