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新发展格局是我国面对外部遏制打压，着眼当今全球化逆动趋势，为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掌握发展主动权所提出的战略思想。在此背景下，从理论入手、研究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思想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国内大循环

一、引言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如今危机虽已过去十余年，但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依然乏力，难以摆脱不景气的困境。近年来，全球化逆动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英国脱欧、美国退群、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事件加剧了世界局势的动荡。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使原本不景气的国际贸易投资规模进一步萎缩，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着深刻变革。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美国加大了对华为、TikTok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力度，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开始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呈现出多方面的优势，尤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表现出的强劲韧性，使得中国经济率先在全球实现复苏，成为增速最快的国家。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概念。2020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在此背景下，从理论入手研究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思想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具有重大意义。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的社会主义经济循环系统论。关于“循环”这一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界是在永恒的循环中运动的，并且循环的时间是无法度量的。”这说明循环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不仅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的社会再生产循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这样的表述，他指出：“生产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起点，分配和交换是过程的中间环节，消费是过程的终点。”四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缺一不可，这是所有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就循环状态而言，不同社会制度则存在很大差别，有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之分。从现存的社会制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会转化为生产的无限性和消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阶级矛盾不断被激化，经济社会陷入恶性循环。相反，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与“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相适应，从根本上扫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存在的根基。并且，社会主义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即生产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不存在垄断资产阶级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不具备垄断资本为追逐利润而使普通群众陷入贫困的经济基础。而且，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已经在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成功迈进，形成了巨大的内需潜力和最广阔的国内市场，并致力于打造需求带动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良性循环的优势。基于此，以人民为中心，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新发展格局理念具备了良性循环的理论基础。那么，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什么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呢？这需要从辩证法的角度去分析。在内外因的辩证关系问题上，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第一位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是第二位原因。就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大循环本身而言，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和轨道。首先，我们要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不能偏离自身的运行轨道。其次，我们要坚持依靠自身力量，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力更生为主，外部援助为辅的发展方针。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具备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巨大的内需潜力，并且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展现出了强劲的抗风险能力，这说明我们完全可以凭借内部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情，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立身之本，是发展的内因。与此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也离不开国际市场，双循环互动是国内经济良性循环的外部扩展，是发展的外因，与国内大循环一起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循环系统论。虽然，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趨势，国际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逆转全球化进程。正如习近平指出：“全球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趋势不会改变，国际经济连通和交往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坚持以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内外因互动的良性循环系统论是我们选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依据。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选择

2020年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理念的扩展和延伸，是结合当今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现实选择。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化逆动趋势明显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泥潭难以自拔，如今，危机虽已过去十余年，但经济增速依然持续低迷，发展动力严重不足。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和复苏乏力使发达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凸显，中下阶层群体开始质疑全球化发展成果，对全球化持厌恶态度，政府则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颠覆自由贸易秩序中不利于其发展的因素，重新构建国际贸易秩序。一时间，逆全球化呈泉涌之势。据WTO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贸易量增速由2018年的3.9%跌至1.4%，下降2.5个百分点，连续两年下滑。从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行为来看：2008年 11 月至 2017 年 6 月，除欧盟之外20 国集团的 19 个成员国共出台了 6616 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贸易保护倾向严重。一些国家如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等一系列逆全球化行为风起云涌。上一轮全球化的主导者美国更是把逆全球化推向高潮，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提出“美国优先”战略，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多个全球合作组织，保护主义势头强劲，不断向世界“开火”，对盟友及近邻挑起贸易摩擦，对中国发动了旷日持久的贸易战，贸易保护主义越演愈烈。2020年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原本不景气的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多国采取“封国”政策，全球需求萎缩，投资规模锐减，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种种不利因素给世界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压力。根据2020年《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贸易缩水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0年6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水平，成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能够凭借齐全的工业体系迅速转产，为14亿人口提供战略物资，强大抗风险能力的背后是完备的工业门类和产业体系。这也开始让发达国家反思自身产业链，一些国家纷纷出台产业回迁政策，以此实现全球产业链的重构。随着中国制度优势在疫情中的逐步显现，美国加大了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力度，华为、TikTok等先后成为美国蚕食的对象，其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昭然若揭。因此，面对不断恶化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国际大循环思想显然已经难以为继，国际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效应逐渐减少，甚至开始呈现出负外部性，单独通过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加大。

内部条件基本成熟，具备了发展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一是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从经济总量和规模上看，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2019年接近100万亿元，经济总量相当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四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2.37%。从工业发展和产业体系上看，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并且中国的工业发展已经步入后期阶段，传统产业不断升级，新兴产业正加速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水平领先世界。从基础设施上看，中国的高铁运输里程达到3.8万公里，约占世界总长度的三分之二，高速公路里程为1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为国内大循环的良性运转提供了重要的硬件支撑。从科技水平上看，中国的科技发展正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不断迈进，2018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为1.9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8年申请专利数量为432.3万件，其中三家企业进入全球申请专利数量的前十名。近年来，中国的5G技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大口径射电望远镜等科技成就层出不穷，量子科学、芯片制造、铁基超导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科学中心相继成立，创新活力不断涌现。二是形成了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内需潜力。2019年，中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8%，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正式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具备了一定的消费能力。并且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拥有14亿人口和4亿中等收入群体，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内需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尽管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会对消费造成一定冲击，但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大、潜力大、韧性强的基本面不会发生改变。从以上两点来看，中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内在条件。

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突出矛盾的关键举措

在国际大循环理念的指导下，以世界代工厂模式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弊端逐渐显露，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及循环堵点不断涌现。具体来看，一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包括居民收入分配不均、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以及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这些都制约了国内消费潜力的释放。2018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8，超过联合国规定的0.4的收入分配警戒线，贫富差距较大。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万元，城乡收入差距明显，而目前我国还有5.6亿农村人口，农村较低的收入水平限制了农村居民的购买力。从区域发展来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2019年，人均GDP最高的地区，北京为16.4万元，是人均GDP最低地区甘肃省的5倍。虽然近年来我国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但是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差距仍在逐年扩大。因此，要解决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要不断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使各区域均衡发展，而这些仅凭国际大循环是难以实现的，必须要靠国内自身的循环系统，即通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再生产环节的良性运转才能实现。二是全球价值链生产中形成的“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分工格局使我国面临被发达国家“低端锁定”的风险。虽然我国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制造业大而不强，一些产业的核心技术环节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经常出现关键技术被发达国家“卡脖子”的现象。根据“微笑曲线”理论，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环节附加值较高，主要被发达国家垄断，而位于曲线中间的加工、组装环节附加值低，由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生产。长期以来，中国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了世界工厂，但由于产业链水平偏低，使得产业基础能力的现实短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突出矛盾，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依靠国际大循环，就会逐渐陷入被发达国家低端锁定的陷阱，因此，需要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着力攻破关键的核心技术环节，在技术自主可控下实现双循环的互动发展。

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是应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要从经济内循环以及内外循环联动两方面出发探索发展路径。

完善内需体系，畅通经济内循环系统

经济内循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再生产环节，其中生产是出发点，消费为落脚点，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畅通经济内循环系统。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首先，要坚持和完善社會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原则。不断营造使所有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要素资源、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其次，要正确发挥产业政策在竞争中的作用，明确制定产业政策的目的是为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服务的，要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推进产业政策转型，为市场竞争扫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障碍。再次，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最后，建设现代高效的流通体系，加快形成资源要素和商品服务快速集散、高效配置的运输系统，充分利用智能化技术开拓新业态、新模式，升级软硬件流通设施，实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再生产环节的良性循环。二是从供给端发力，加快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首先，要不断释放创新活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增加对基础研发的投入，形成高校、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与企业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完整的创新体系，弥补技术研发与技术转化之间的创新链缺失，提高科技创新转化能力。其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符合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改进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围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等新发展理念制定精准的金融服务政策，增强金融供给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最后，通过“补短锻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对于难度高、投入大、收益周期长的产业和关键技术环节，政府要调动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集中攻克，努力补齐产业链上的“卡脖子”短板。在服务业领域，既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链条向高端延申，也要注重弥补社会性服务业的供给缺位，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的精细化程度。三是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结合。首先要坚持“稳就业”的政策导向，鼓励创新创业，不断创新新型就业形态，拓宽就业渠道，增强就业能力。其次要继续推进减税降费改革，尤其是在宏观税负不会明显减少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结构性减税降费，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减税、退税力度，适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和最低工资收入水平。最后要通过完善税收、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机制实现分配公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加快消费转型升级。首先，加快推进实施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释放消费潜力。其次，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为消费减少后顾之忧，尤其要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方面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如在教育方面，要加快将幼儿教育纳入公共服务支持体系，对幼儿教育提供财政支持。养老方面，要加快推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水平。最后，要促进消费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创新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探索新的消费增长点，完善有利于新型消费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健全消费信用体系和售后服务体系，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消费市场的监管，为消费者营造放心消费、安全消费的制度环境。

坚持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的内外循环联动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等同封闭国内市场，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仍是主要的发展趋势。国内循环要与国际循环实现全面联通，更好的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行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是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建立更加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提供关税减免和优惠政策，推动人民币结算在贸易中的使用;要在加快开放中国金融市场的同时提高资产的抗风险能力;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对美元流动性短缺的区域重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育人民币的市场需求。二是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走出去”的重点，扩大对外开放。中国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拓宽国际市场;要主动寻找与沿线贸易国在发展上契合点，找准当地需求，实现战略对接，推动低端产业链向欠发达地区的合理转移;要发挥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和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构建以第二亚欧大陆桥为战略支柱，以中欧班列等陆海通道为引领，以铁路、港口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三是加快推动自贸区建设，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要持续推进自贸区的改革创新，大胆尝试，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深化差别化探索;要在自贸区内推动制度创新，着眼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提高自贸区投资的便利化程度，逐步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做好自贸区的“压力测试”，把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控制好，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

作者简介

张巩，中共长春市委党校（长春市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讲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

责任编辑 张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