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本相先生治学方法举隅

2021-05-04张捷铭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1年4期

摘要：谈及对于曹禺剧作的研究，不得不提到田本相先生。田本相先生是曹禺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具有自李何林老师承袭而来的一丝不苟、严肃治学的作风，骆驼坦步、稳扎稳打的治学态度，贯穿其研究著作和研究道路的更是其独特的治学方法。纵观田本相先生关于曹禺研究的治学道路，其治学方法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实学”，二是提倡比较研究法，三是重视综合研究法。

关键词：田本相治学方法 “实学” 比较研究综合研究

田本相先生曾在《我的研究道路》一文中自谦：“我始终不敢面对‘治学二字，因此让我谈治学，我真是心中发怯。”a然而，我们仍能从其治学的文章、论著中窥见其严谨的治学作风和诚实的治学态度——“学术，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东西，你对它老实，它就对你老实。”b田本相毕其一生专注于研究治学，不为杂事分心，不为时潮所惑，不愧于称其为一代大师。

笔者通过对田本相先生的《曹禺剧作论》《曹禺传》《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与刘一军合编）及《曹禺年谱》（与张靖合编）等治学论著的细读和其他论著的泛读，以及对其治学文章的速读、略读，在对田本相先生的曹禺研究的治学道路进行梳理、概括的基础上，挖掘、总结田本相先生的治学方法三则，即“实学”、比较研究法、综合研究法，这三则治学方法也自始至终地贯穿于田本相先生的文化思想和研究著作中。基于上述对田本相治学方法的爬梳、整理与阅读，旨在探讨其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史上的意义与地位。

一、曹禺研究的治学概说

田本相先生踏入曹禺研究纯属偶然，是个“历史的误会”。他曾在《我的研究道路》（载《东方论坛》2006年第3期）一文如是梳理、概述其研究历程：

最初的鲁迅研究，给我打下治学的基础。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转向中国话剧史的研究……从曹禺的研究开始，以及对郭沫若和田汉的个案研究，而走进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的研究，由此不断扩展到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二十世纪戏剧论辩史，以及新时期戏剧的研究……逐渐延展到对台湾、香港和澳门戏剧史的研究。c

1961年至1964年，田本相跟随李何林老师，从事鲁迅研究。在此期间，田本相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他更倾向于用鉴赏性文字（而非批判文字）进行学术写作；李何林先生的治学之道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为其之后的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曾回忆道：“从先生那里得到的不仅是学术，是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而往往更深刻体会到是先生‘伟大的人格力量，是‘鲁迅的精神。” d

1978年，田本相正着手准备写一本关于《阿Q正传》的专著，《南开大学学报》的罗宗强恰在这时来信，邀他为《曹禺选集》写篇论文，“出于对老同学的尊重，我答应试一试” e。也正是这一偶然的事件促成了田研究方向的转变。田的第一本曹禺研究论著《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81年版）问世后，有学者称该著是“国内全面、系统研究曹禺剧作的第一部专著” 。该论著不是以割裂的、零散的方式看待曹禺剧作，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并以发展的观点对曹剧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其思想艺术特色进行探讨。此后，《曹禺年谱》（与张靖合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曹禺研究资料（上）（下）》（与胡叔和合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中外学者论曹禺》（与刘家鸣合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曹禺评传》（与刘一军合著，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与刘一军合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曹禺伟大的人文主义戏剧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海外学者论曹禺》（与邹红等人合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和《曹禺年谱长编（上）（下）》（与阿鹰合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关于曹禺研究论著也相继出版、发行。而这也正式开启了田本相对于曹禺研究的治学之路。

二、做点“实学”：搜集史料，掌握史实

读书治学作文最讲求方法，但“方法是新是旧倒无关大局”g。田本相先生极为反对以论代史、史论结合的说法，他认为，那都属于似是而非之论。田本相所提倡的“实学”，其实就是老生常谈的“旧”方法——“史学”。对于“实学”（或曰“史学”），田本相在《做点“实学”》一文中如是定义：

它不是玄学，也不是显学，更不是空学和虚学……所谓 “实学”，课题是从实际中来的，又是针对实际的；治学的态度是务实的，反映了我的实际的思想状况和实际的水平……h

田本相认为，任何科学研究所共有的基本要义是占有本课题的所有资料，并且保证治学的文章具有坚实的史实史料作为支撑，做到言必有据。

田本相为了寻找曹禺在23岁写出《雷雨》这一名剧的答案，往返于京、津、鲁等地图书馆查找资料，翻阅南开中学的校刊（《南开双周》《南开周刊》），并且有了创新的发现。据田回忆：

在这些刊物（指《南开双周》《南开周刊》）上发现了他（曹禺）在中学时代写的诗如《南风曲》《不久长》等，以及一些杂感。特别是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他在《庸报》副刊《玄背》所发表的小说《今夜酒醒何处》……尽管还不深入，但是终于有所發现，了解了一向为人所忽略的曹禺写作《雷雨》之前创作基础。i

通过对于资料的搜寻，田本相发现：“曹禺”这一笔名，最早出现在1926年9月出版的《玄背》第6期的《今宵酒醒何处》这篇文章。“为什么叫曹禺呢？繁体字的万，写成‘萬，拆开便是‘艹和‘禺，由‘艹谐音成曹。曹禺的笔名就是这样来的。” 通过对《今宵酒醒何处》的阅读，田亦敏锐地发现，其中感伤浪漫主义的情调与郁达夫及创造社一些作家的小说颇有几分相似。在搜集的过程中，田本相找到了郁达夫写给玄背社的信（发表于《玄背》第16期），并在阅读、比对的过程中证实了他此前的观点。

“史料是学者的基本功，也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一个问题争论好久没有结论，不如干脆不争论，回到史料中去，把史料丰富了，自然就会有结论呈现出来”k。田本相倡导并强调史实史料的重要性，并且长期坚持着“实学”工作，诚如《玄背》的史料挖掘一例所示，他浸于获得重大发现的喜悦的同时，也推动了曹禺研究前进的征程。

在诸种治学方法中，田本相先生将“搜集史料，掌握史实”这一方法奉为第一守则。他十分重视对于一手资料的搜集，而不是对二道贩子、三道贩子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的回收。田本相在回忆其准备写《曹禺传》的经历时曾这样感慨：“我要特别感谢曹禺先生，我得以一个个地去查找拜访，到天津，上海，沿着曹禺的足迹，去探访，去追索他的人生。”l田本相不仅去京津沪等地图书馆搜集原始资料，从《曹禺传》的脚注及《曹禺访谈录》中亦可发现，他还通过访谈的形式与当事人直面沟通进行口述资料的搜集m。据学者杨景辉统计：

从1980年5月23日至1996年7月5日的16年间，对曹禺访谈达31次；从1980年至1988年，曹禺写给本相的书信就有34封；而访问曹禺的亲朋好友及相关人员，共有30多人…… n

田本相也自言，《曹禺传》是他“老老实实进行调查研究的产儿”，《曹禺访谈录》是他“在做一点实实在在的记录工作”之佐证。

近来，学界正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重视作家日记、书信，报刊，书话、档案，回忆录、口述史，版本的辨伪与辑佚等工作。纵观田本相先生的“实学”之治学方法，將其治学之道作以参考和借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是极富学科意义的。也正是田本相扎实的“实学”治学方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以至于后人欲研究曹禺及其剧作时，曹禺会说：“你去找田本相吧，我的事情他都了解。”

三、比较研究：中外对比，寻找异同

在戏剧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不只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更是一个研究对象的问题。之所以将比较研究划归为研究对象问题，是因戏剧这一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身份使然。话剧，作为舶来品，不是中国本土所有的，而是从西方嫁接来的产物。比较研究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在诸多学者的研究论著中都被使用过，但是能像田本相将这一方法贯穿于其著作始终，并运用得恰到好处的，较为罕见。

田本相在对《曹禺剧作论》一书自述时，阐明了这一题目内涵着的两个针对性的目标：其一是“对于历来的在曹禺研究上的偏见，特别是‘左的观点，以及‘左的思潮给曹禺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o做以清理；其二便是“对从另一侧面否定、批评曹禺的见解”p做出回答。其中，来自“另一侧面”的否定、批评指的是在西方出版的最早的一部有影响的曹禺剧作研究专著《曹禺论》（英文版，刘绍铭著）。刘绍铭认为，曹禺大多剧作是对外国人剧作的“抄袭”，因此成就不高，甚至臆断曹禺的剧作“除了个别剧作外，几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q田本相对此论断持批判与怀疑的态度。因此，他在精读曹禺剧作的基础上，又将西方的古希腊悲剧、易卜生戏剧、契诃夫和奥尼尔等人的剧作拿来认真地研读，通过中外戏剧的比较，审视刘绍铭的观点的合法性。兼用“实学”方法与比较研究法的田本相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谢迪克对于《日出》的高度评价。谢迪克认为：“《日出》可以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并肩而立而毫无愧色。”！ 8而这个被人搁置数年且不予重视的意见被田本相发现并拿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经此比较，田本相有力地驳回了刘绍铭的论断。谢氏的评价亦启发了田本相将曹禺戏剧的价值与地位放到更为宏观的近代中国和世界的戏剧史中予以审视。

需要说明的是，田本相对于刘绍铭观点的反驳并不意味着否认曹禺等中国剧作家创作的话剧艺术对于外国戏剧的借鉴。借鉴是有所择取的，而不是全盘肯定的。田本相并不否认《原野》对于奥尼尔的《琼斯皇》在表现方法与表现技巧方面的倚重。他还通过比较研究法考证出《雷雨》中周冲和四凤与奥尼尔《天边外》中的兄弟在畅谈未来一情节的相似之处。不仅是曹禺，连洪深本人都坦言其在创作《赵阎王》时对奥尼尔《琼斯皇》一剧的借鉴。！ 9对于当时学界认为《原野》是一部败笔之作的评价，田本相反驳道其“不但没有看到作家积极的探索愿望，也没有看到《原野》所包含的某些真实性的内容”@ 0。田本相从30年代文学思潮的广泛背景着手，窥见20世纪30年代文学领域里农村题材作品的兴盛，而曹禺的《原野》中仇虎复仇的悲剧故事便是这一题材的大胆尝试。通过比较研究法下与奥尼尔戏剧的比较，以及对中国30年代现代文学思潮的大背景的考量，田本相对《原野》的评价显得更为中肯：“就《原野》的创作意图来看，他本在积极探求农民的悲剧命运，在艺术上追求创新，但结果却落进了表现主义文艺思潮的圈子。”@ 1同时对该剧表现了的神秘象征色彩加以批驳。

比较研究法将对于个别剧作家及其剧作的影响研究，以及本国剧作家及其剧作的影响研究拓展为中外话剧研究，这一更为宏阔的研究视野，延伸至对重要历史现象的追索以及对重要的外国剧作家及外国某种戏剧类型形成的流派影响的探讨，该治学方法也为田本相在之后的治学道路中逐渐由比较研究进入综合研究打下了基础。

四、综合研究：由点及面，由面到体

因为一个“历史的误会”，田本相先生转向了话剧研究，《曹禺剧作论》的出版继而为他打开了曹禺研究的大门。但田本相并未止步于曹禺和郭沫若、田汉等人的个案研究，而是由点及面、由面到体，逐步向整个话剧艺术进发，做更为全面且深入的综合研究。

从个案研究到比较研究，再到更为宏观的综合研究，田本相先生治学之道在不断地深化。他曾在《我的研究道路》一文中表示，希望能够写出一部《中国话剧艺术通史》。到其病逝前，他不仅出版了《中国话剧艺术通史》9卷本，还做完了《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书系》 38卷和《民国时期话剧杂志汇编》100卷。之后，他又开始计划进一步研究中国话剧的导演史、表演史。《中国话剧艺术通史》一书的编写旨在进一步提高、深化中国话剧史的研究。此时的田本相已不再拘泥于某个作家、某一时期的话剧研究，而是尝试以“史”的眼光去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的话剧历史，深入系统地对百年话剧历史作以梳理、总结与反思。在9卷本的《中国话剧艺术通史》中，田本相旨在：一、以叙述体例而言，将话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发展史来研究；二、将台湾、香港、澳门三地的话剧史列入其中，从而建立完整的中国话剧史；三、将新中国成立之后及新时期的话剧史列入其中，从而形成在时间脉络上贯穿的整体的话剧发展史；四、纠正以往史著的史料来自二手资料之嫌，采用一手资料。@ 2

毋庸置疑，田本相先生依据综合研究法所创作的巨作《中国艺术通史》为中国现当代戏剧史的研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与参考意义。它不仅为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者提供了广博的研究视野，书中珍贵的一手资料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当然，没有曹禺研究的积累与成功，田本相也不可能有之后对于话剧发展史的延展与挖掘。

田本相先生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从李何林老师承袭而来的一丝不苟、严肃治学的作风，骆驼坦步、稳扎稳打的治学态度，以及贯穿其研究著作和研究道路的治学方法仍深深地影响着后辈学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戏剧的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之前仅是对历史积垢进行清扫，“更沉实的学术攻坚还在后面”@ 3。基于先生的期许和其治学方法三则（“实学”、比较研究、综合研究）的指引，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话剧史的研究将在更沉实的学术攻坚之推动下向着更高的目标砥砺前行。

abceiopq！ 8田本相：《我的研究道路》，《东方论坛》2006年第3期。

d 田本相：《恩师和弟子——纪念李何林先生诞辰100周年》，《邵阳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f 朱栋霖：《读〈曹禺剧作论〉》，《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g 徐雁平：《在学术史层面上总结治学方法》，《博览群书》2004年第4期。

h田本相：《做点“实学”》，《文艺争鸣》2002年第2期。

j！ 2 田本相：《曹禺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 1 王本朝：《拓新文学的研究路径》，《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30日。

！ 3 关于曹禺写给田本相的三十余封信，参见田本相：《曹禺给田本相的信写在前面》，《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 4 杨景辉：《田本相学术思想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4年第2期。

！ 9 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年版，第137页。

@ 0 @ 1 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第139页。

@ 2 关于《中国话剧艺术通史》与已有史著的区别及其特征，参见田本相：《我的研究道路》，《东方论坛》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