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李商隐的心灵特质是纯中国的，然而他的创造却是通世界的。惊艳的藻采、繁富的意象、深藏的情脉、含蓄隐晦的表达方式、朦胧闪烁的艺术境界，是对他充满憾恨的心灵世界的补偿。而他朦胧晦涩的风格，是防止那些强行侵入他的诗的志趣不同者所采取的保护主义。他是晦涩的诗人，但不是复杂的诗人；是感伤的诗人，但不是厌世的诗人；是至爱的诗人，但不是自我的诗人。从本质上讲，他并未违背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内倾性格 异端思维 纯诗 悲剧美学

李商隐（812—858）是晚唐首屈一指的大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他那富有神秘气息、充满争议色彩的苦难人生，历来是唐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学者们关注的重心和焦点之一。正如现代学者岑仲勉所说：“唐集韩、柳、杜之外，后世治之最勤者莫如李商隐，三百年来可十余家。” a进入新时期以来，有关李商隐研究的各类论文呈现稳定增长的发展趋势，至今数量已逾千篇。研究集中在探讨李商隐的身世生平、政治派系、思想信念以及论述李商隐诗歌的艺术成就、美学价值等方面，并且取得诸多学术成果。但是，探索李商隐幽微的心灵特质、挖掘李商隐复杂的心灵世界从而揭示其深埋千年的创作心路，自20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董乃斌、余恕诚拓荒以来b，至今学界研究者们对此关注甚微。因此笔者不揣谫陋，立足李商隐诗歌文本（根据当代学者刘学锴、余恕诚编订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收集，李商隐现存各体诗歌609首），结合唐代历史文献，尝试分别从李商隐的性格、思维、心态、心理四重心灵表現形式的维度出发，运用西方现代心理分析、接受美学方法，对李商隐无限丰富的心灵特质作出一番洞察索微的努力，期望专家学者指正。

一、受难天才式的内倾直觉性格

这是一个孤单不幸的人的人生历程，一段行将衰颓的时代里理想主义者的个人悲剧， 一曲“受难——奋斗——再受难——再奋斗”的心灵颂歌与哀歌。纵观诗人李商隐的一生，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以下几点：

（一） 出身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生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c他的十五代先祖，是晋凉武昭王李暠，因此他经常骄傲地宣称：“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d但当他出生的时候，家境早已没落，沦为低微的寒门小地主。曾祖父李叔恒、祖父李俌、父李嗣皆官职卑微且都不幸因疾早逝，撇下三代寡妇孤儿，苦熬度日。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落魄贵族之家，它给予年幼的李商隐的心灵教育，除了从小坚守祖上贵族的修养，就是得担荷起家庭的重任——身为长子，上有寡母，下有弟、妹，必须重振家门。而这时，李商隐只有十余岁，就这样过早地饱尝了人世间的炎凉辛酸。

（二）仕途 李商隐十余岁跟随堂叔受学，为了应试及第、光宗耀祖，天资过人的他毅然地以“悬梁刺股”“用瓜镇心”的态度发愤苦读。可是，由于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李商隐从少年时（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开始应举，在科考路上苦苦挣扎将近十年（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方才得中进士。e甫登仕路，就因为身兼恩师令狐楚（牛党人物）之门生与岳父王茂元（李党人物）之女婿的身份，骤然卷入了牛李党争——这场蔓延晚唐政坛四十余年的最残酷的党祸。牛党人物（例如令狐绹）视他为“忘家恩”“放利偷合”的家奴，拒绝对他援引；李党人物（例如郑亚）因政治失势而自身难保，已不能给予他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李商隐一介孤寒无助的书生，受尽当权派人物的排挤，不得容身于朝堂，只落得漂泊四方，一生托庇在令狐楚、崔戎、王茂元、郑亚、卢弘止、柳仲郢等地方节度使的幕帐之下，靠着替府主草拟骈文章奏，实即应命文章聊以度日，这是十足的啖饭有地、报国无门的文墨吏！李商隐的一生，连同他的抱负、他的才华，就这样消耗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文字劳役上！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讲，这种痛苦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家门长子”“系本王孙”的道德责任，逼使着李商隐不得不埋首自愿在仕进这条千百年来无数士子踏过的老路上打熬下去，即使明知“才命两相妨”，即使到死“官不挂朝籍”，可他还是痛苦地奋斗了一生。

（三）交游 李商隐的文学生涯，始于拜谒文章名公令狐楚。当时，他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白衣少年。令狐楚以李商隐少俊，深器重之，不仅传授李商隐骈文写作秘笈，并使他与其子结伴为友。后来，在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力荐下，李商隐得中进士。然而，早年的受知令狐楚，成了日后李商隐不幸的根源。由于出自令狐楚门下，李商隐被牛党中人视为家奴，但后来李商隐在政治上逐渐同情、靠近、追随代表正义的李德裕集团，从而彻底得罪了他那位一生不能忘怀的老朋友令狐绹。随着令狐绹的拜相掌权和李德裕的远贬窜死，李商隐的仕进梦想，终成泡影。于是，他一生所能做的，就是靠着从令狐楚那里学到的谋生术——写作骈文章奏，在地方节度使的幕府里做着文字幕僚，藉以养家糊口。而他所侍奉过的那些府主，从早期的令狐楚、崔戎、萧澣、王茂元，到后期的郑亚、李回、卢弘止、柳仲郢，这些封疆大吏，对于李商隐的文才，无不赏爱有加，但他们仅把李商隐视作文笔，因此并未真正拔擢重用过。至于他们对李商隐的垂怜眷顾，也只是大人物对一介清寒文士的生活表示关心照拂而已。而为了博得府主的恩遇，李商隐就得时刻小心谨慎，曲意奉承。他早年居令狐楚门下，那是“陪太子读书”。成年后托身节度使幕府，则是“以文辞事人”。久而久之，这种依附权贵的生活，使李商隐逐渐学会了卑微，学会了应承，学会了低眉顺眼、逆来顺受，灵魂深处笼罩上沉重的哀伤，成为日后悲剧分裂性格形成的来源。

（四）婚恋 根据现代学者苏雪林、陈贻焮、钟来茵考证，李商隐生命中出现的第一位女性是女冠宋真人。f这段类似仙凡之恋的痛苦爱情，最终以悲剧的分离结束。虽然在此后的岁月里，李商隐曾有过数次短暂的艳遇，但没有一次能够取代初恋在他心中的位置，而且这些恋情，无一例外都是无果而终。因为他是一个落魄士子、一个贫穷的自由艺术家、一个不得志的理想主义者，实在没有能力负担得起美人对他的眷顾垂青。直到他中举，娶到了贤妻王氏夫人，才真正拥有了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他们感情融洽，共同生活了十三年（唐文宗开成三年至唐宣宗大中五年，838—851），不幸王氏夫人早逝。从此，李商隐再未续娶，独自鳏居，在孤寂、多病、忧思、怀念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七年。

（五）时代 李商隐生活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的末世，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从繁华盛世，走向式微衰落的转折期。整个社会在崇仙礼佛、如醉如痴、酣歌曼舞、自由开放的环境氛围下，实则掩藏着深重的政治危机。朝廷内有宦官专权、两党恶斗，外有藩镇割据、异寇犯边，居上位的最高统治者——李商隐一生经历过六位皇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都不是英明有为的君主。而发生在此期间的一次次政治事变，带来的后果只是朝廷的分裂虚弱和社会的矛盾加深。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大时代的没落和黑暗年代的最终来临。此时的李商隱，正在远离京城的偏僻地方幕府里，终年累月地盘旋于烦琐的案牍公文之间，过着他那局促黯淡的文墨吏生活。年复一年，府主送旧迎新，而李商隐依旧寸功未建、寸职未迁，始终是一介寒士，心存高远而又无所作为。如果说时代给李商隐心灵蒙上的是失落和迷惘，那长达二十年的幕职生涯施加于李商隐的压抑和摧残，却使他沉痛地彻悟了人生。所谓“世界就是战场、人生就是恶斗”之类的理念，不过是现代人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利己观，而在中国古人的精神世界里，却只有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的分别。那么对李商隐而言，生在天下无道的时代里，又能做些什么呢？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生》

号称清明之治的汉文时代，赫赫天才的贾谊尚不得大展抱负，最终赍志以殁。自己生在晚唐末世，命运早已注定，又有何话可说呢！

这就是李商隐的生平，可以说，是抱着“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志向，却陷入了理想的崇高与境遇的卑微所造成的可悲命运里。他有才，却无命；他欲言，却不得言路；连爱情，也是得而复失。加之漂泊天涯、落魄失意、贫愁多病、日夜忧煎，长此以往，把他那颗脆弱痛苦的心折磨得千疮百孔。然而苦难似乎与天才如影随形，不平的天才可以对世间尽兴喊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白语）g、“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杜甫语）h的狂言，相比这藐视一切的强盛阳刚之态，李商隐恰恰走向了另一面——内敛，因为，天才的性格都是强烈的，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热性和郁性。前者是外向善感的，后者是内倾直觉的；前者是重行动的，后者是重思索的；前者的感情狂放，后者的心灵深沉；前者关注的更多是外在的现实世界的广大，后者留意的更多是内在心灵世界的深邃。李白和杜甫，是属于前一类型的性格，李商隐的性格，显然属于后者。由性格出发影响创作，诚如余恕诚所说：“从诗史上看，李商隐诗歌所表现的心灵世界，可以和李白诗歌所表现的理想世界、杜甫诗歌所表现的现实世界鼎足而三”i。因而，在李商隐的性格中，极少有歌哭笑骂之声、傲磊不平之气的表现，更多让我们的心灵察觉到的是他的自怨自慕、自叹自诉、倾心宛转，而又一往情深。总之，内向而含蓄，深沉而细腻、缠绵而多情，是其性格的一贯特点，他把一切感受深埋在心底，时时怜惜着自己：

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 ——《夕阳楼》

有时他极自卑，面对众人时自比为稀有之珍：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初食笋呈座中》

他的自尊达到极点，就变成了拒不承认世态人情的病态自尊：

郡斋何用酒如泉，饮德先时已醉眠。若共门人推礼分，戴崇争得及彭宣。 ——《华州周大夫宴席》

但当现实无情地摧毁了他的自尊以后，他逐渐地学会了承受，适应了卑屈：

昔岁陪游旧迹多，风光今日两蹉跎。不因醉本兰亭在，兼忘当年旧永和。——《寄在朝郑、曹、独孤、李四同年》

于是他变得谦卑了，在恩师（令狐楚）面前，这是一种有骨气的谦卑：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 ——《谢书》

即便这样，他也要在卑屈的环境里保持一份内心的高傲：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安定城楼》

有时他极自卑，面对府主（郑亚）的恩遇感激涕零，竟自视为弄臣清客：

淡云轻雨拂高唐，玉殿秋来夜正长。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 ——《席上作》

有时他拍案而起，直斥权豪（孙简），宁肯挂职而去：

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献州刺史乞假归京》

有时他却俯首低眉，为求仕进，干谒贵友（令狐绹）时说着露骨的奉承：

昨夜玉轮明，传闻近太清。凉波冲碧瓦，晓晕落金茎。露索秦宫井，风弦汉殿筝。几时绵竹颂，拟荐子虚名？ ——《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

在甘露之变中，面对大权在握、气焰嚣张的阉党集团的滥杀暴行，他表现得大义凛然、疾恶如仇：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重有感》

但到了牛李党争后期，虽然他内心同情“万古之良相”李德裕，但迫于情势，他却向得势的牛党显贵杜悰献诗，显得卑躬屈膝、庸俗苟且：

率身期济世，叩额虑兴兵。感念殽尸露，咨嗟赵卒坑。傥令安隐忍，何以赞贞明。恶草虽当路，寒松实挺生。——摘自《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

就这样，清高与卑微、耿介与怯懦、执着与颓萎、热烈与感伤，掺杂着几分自恋、几分自怨，更多时是无奈的自怜，伴随着一生不得志的苦恼，所有这一切，郁积在李商隐心底，时隐时现。高洁自好与卑屈俯就两种心理的盘旋缠结，造成李商隐心灵深处永久郁结的心理场，外界的荣与辱每刺激他一分，都会使这颗心变得更柔荏、更不可捉摸。心灵是一切伟大的起点，可以战胜痛苦，战胜彷徨，战胜不幸和失败，却不能改变才命相妨的命运。作为落魄贵族的后代，李商隐在传统中国社会背负的道德使命，使他时刻铭记自己血统的尊严——在精神世界里捍卫自己做一个高尚尊贵之人。尤其是做着雕肝鉥胆的文字事业，使他把满腹心事倾述在一篇又一篇诗作里，而在现实生活里，他从来只有承受、没有爆发，即使被现实压扁，他永远只是默默地倔强、默默地高傲、默默地反抗。这真是中国式的希绪弗斯悲剧——传统知识分子的弱德之美：不管有多苦，都是出于自愿。因为爱得越深，道德感越强烈。但是，衰乱的时代、凄苦的身世、不幸的遭际横加给他的重担，跟他那执着的追求碰撞在一起，激发出生命的火花，催生着他的诗绪，化作一首首动人肺腑的诗章。因此，在他吟咏怀抱的诗里，我们看到，观察周至而深透、感受锐敏而细腻只是一贯优点；华丽工巧的辞藻、唯美精纯的形式只是一贯风格，跳荡在诗表层下面的，是一颗不屈不挠的受难者的心，正是这股强大的意识化作艺术冲动的生命力：

羽翼摧残日，郊园寂寞时。晓鸡惊树雪，寒鹜守冰池。急景忽云暮，颓年浸已衰。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 ——《幽居冬暮》

这应当是李商隐临终前的别辞，孤独、凄冷、沉重、压抑，说明他在行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对自己一生不得志的生活，抱恨终天。这不仅是他，也是古代一切怀才不遇者共同的悲哀。千百年来，这种遭遇，这种篇章，总是一再感动着跟它心灵相通的作者、读者。

二、偏离正统的反叛情绪与异端思维

如果说一个诗人最痛苦的是有感情，那最可怕的就是有思想，尤其是不循正道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道德社会下显得异常可怕。虽然，外表上的李商隐是文弱的、纤细的，甚至谦卑恭顺的，但在内心深处，藏着的却是一团火，癫狂放任、率性张狂、睥睨世俗、傲倨强者，一无所有而又藐视一切，而这一切都被他深深压抑在心底。卑微的官职，教会了他承受；贫窭的生活，教会了他克制；沉重的家庭负担，更逼迫他小心翼翼。但是，我们无法想象，一个谦恭的书生会在文章里讲出这等话：

嗟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

——摘自《元结文集后序》j

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 ——摘自《上崔华州书》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的态度竟如此，在李商隐诗文里几乎找不到对圣人的歌颂。即或偶尔涉笔，如《赠送前刘五经映三十四韵》，那也只是席间尊前的应景之作，并非出自本心。何况这种冠冕堂皇的套话，哪个封建时代的士子不曾说过？他厌恶虚伪的歌功颂德，他更习惯讽刺，用讽刺代替批判、用嘲弄代替怀疑、用谐谑讲出真话，用刨历史掌故发泄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内心的激情，使他不信偶像也不惧偶像。他是一个贵族，却不幸生在民间受苦；他是一个人才，却沦落在天涯无所作为；他是一个最有感情的人，但是生活却把他所爱的一切一点一点剥夺。长期孤单失意的生活，培养了他内向性格的同时，也滋长着他愤怒的情绪和激烈的脾气，虽然这后二者，都潜藏在他内心深处，一旦到了爆发的时候，矛头往往对准了一切高高在上的强权者，因为他们通常是世间所有苦难的制造者。试看李商隐笔下的大唐皇帝们：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龙池》

与此同时，对于被有威权的父皇横刀夺爱、怀着巨大的恐惧与痛苦而又无处倾诉的唐玄宗的“儿臣”——寿王李瑁，李商隐从他的内心出发，写出了他无声的反抗：

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骊山有感》

至于唐代诗人津津乐道的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不伦之恋，李商隐向来绝无好感。他从人间男女的真性情来衡量，判定帝王后妃之间不可能存在民间夫妇的真挚情感：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马嵬》

中国的封建礼教巨大而压抑，一切为尊者讳，即便是尊者做出了悖逆人倫的恶事，在下位者也要沉默服从，还要竭力维护，让一个又一个尊者在三呼万岁的颂扬声里走向腐朽。而李商隐站在捍卫人尊严的立场上，对本朝皇帝敢于揭露与批判，这种胆识和勇气，是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儒家的，实属难能可贵。

武皇精魄久仙升，帐殿凄凉烟雾凝。俱是苍生留不得，鼎湖何异魏西陵。 ——《过景陵》

这里将历史上的大圣（黄帝）大奸（曹操）相提并论，指出贤恶同归一死，借以嘲弄唐宪宗求仙虚妄，枉送性命 。

通灵夜醮达清晨 ，承露盘晞甲帐春。王母不来方朔去，更须重见李夫人。 ——《汉宫》

这里借用汉代风流天子武帝的故事，讽刺唐武宗迷女色、惑神仙，以至大业未继，中道崩殂。

沩水闻贞媛，常山索锐师。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事等和强虏，思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 ——《寿安公主出降》

还从嫁女和亲这类看似庄严的政治事件幕后，挖出了唐文宗对宗女寿安公主既杀其父（绛王李悟）、复出其女的险恶用心。

世上苍龙种，人间武帝孙。小来惟射猎，兴罢得乾坤。渭水天开苑，咸阳地献原。英灵殊未已，丁傅渐华轩。 ——《鄠杜马上念汉书》

这里借用汉宣帝从民间发迹、登基的历史，画出了唐宣宗以微贱出身窃居皇位，得意忘形、鸡犬升天的丑陋嘴脸。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富平少侯》

而将历史上的纨绔子弟（汉富平侯）与现实中的淫昏君主（唐敬宗）作比较时，在李商隐笔下，昏君就是一个废物。

总之，李商隐善刺的才能，用在讽刺帝王们上，已算淋漓尽致，自唐以下，正统派的人士指责他“尖酸”（纪昀语）k、“轻薄”（屈复语）l、“大伤名教”（冯浩语）m、“尤坏心术”（施补华语）n正是从反面角度感受到了李商隐身上存在的叛逆的力量。这股力量横贯在李商隐生命里，支撑着他的傲骨、他的锐气、他的斗志，使他从内心深处藐视一切威权、一切强者，这就是文人的疯狂。正如清代学者姚培谦所说：“文人倔强如此，岂帝王所能夺耶？” o可惜，中国后世的读者和批评家们，往往只看到李商隐文雅的一面，没有认识到李商隐狂豪的一面；只看到李商隐深沉的一面，没有感受到李商隐放诞的一面。或者是某些人只肯定李商隐的文雅，不肯定李商隐的狂豪。例如清代的纪晓岚，这位皇帝的宠臣，他对李商隐的诗，是看不懂要骂，看得懂更要大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文人从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出发，他们通常迂腐，呆板，不近人情，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一个诗人，他们是世道的说教者，而不是批判者。

很难设想，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除了在思想上拥戴儒家道统，“代圣人立言”；在行为上效忠朝廷天子，“事君如父”，还能信奉些什么。但李商隐对这二者，显然都没有多少热切的感情。他完全不像在他之前的文坛上的韩愈、白居易那样，一个自命为道统的卫道士，一个自居为文章的教化主，作为礼教和纲常的鼓吹者而闻名天下。相反地，他冷淡地对待礼教和纲常。尽管，同两千年来无数士子们一样，李商隐是读儒家经典长大的，尤其是少年时师从他那位儒行笃厚的堂叔，对李商隐思想的浸润颇深。因此，早年对儒家政治理念的接受，突出体现在李商隐青年时对国家政治现实的热切关注上。对他早年经历过的两位皇帝，从唐敬宗的荒淫误国终致被宦官弑，到唐文宗的误用奸邪以致酿成甘露之变，李商隐一一形诸歌咏。前者如《富平少侯》《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后者如《有感二首》《重有感》。终于，到他二十六岁中进士，即将踏入仕途的那一年（唐文宗开成二年，公837），他对政治的热情达到了顶点，终于蓄积而发为滔滔长篇的政治诗巨制，这就是历来研究李商隐诗歌的学者永远绕不开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蛇年建午月，我自梁还秦……诚知开辟久，遘此云雷屯……巍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

自唐以后，批评家们对这篇长诗多所褒美，甚至誉之为一代之诗史。p然而，实在说，《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的思想完全牢笼在儒家传统的道德政治范式以内，体现了李商隐一贯坚持的儒家治国理念——用贤。面对江河日下的晚唐国势，他主张朝廷应选贤举能、罢黜奸邪、翦除宦竖、息定党争，对外抗击犯边异族，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并希望天子能恭俭自励，戒骄奢淫逸。所有这些主张，只是一种道德主义的政治说教，既无独特也不高明。而对于儒家理想中的“圣皇圣相”的赞美，尤其表现出李商隐早年政治思想的不成熟：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愬武古通作爪牙，仪曹外郎载笔随，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思不訾……呜呼圣王及圣相，相与烜赫流淳熙……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摘自《韩碑》

只要君贤臣明，上下同心，则国家中兴大业便指日可待。大抵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对政治都会抱有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态度，李商隐正是如此。后来，晚唐的国运，无可挽回地衰颓了下去，而李商隐也在长期远离朝廷的漂泊幕客生涯里，消磨着他对政治的抱负，积累着他对现实的怨气。渐渐地，儒家道德政治的理念，与他疏远了、儒家思想已不能从根本上左右他，李商隐开始从自己的心灵世界出发感受并体认残酷的现实。并且，随着入世愈深，他心灵里愤世嫉俗的种子愈牢。终于，李商隐操起笔来，将内心的愤懑伴着满腔激情，化作一首首不平之鸣。举凡帝王的罪行、后妃的秽迹、朝臣的邪僻、贵戚的横暴、藩将的跋扈、宦官的佞惡，一幕幕晚唐政治衰落窳败的历史画卷，就这样淋漓尽致地展露在后代读者的眼前。在这些锋利辛辣的诗篇里，儒家的政治理念只剩下一点稀薄的影子，偶尔闪现。固然，这些诗比不上杜甫的同类政治诗作（例如《自京至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 《三别》）那样忠厚博大、元气淋漓，但是，李商隐是服从于炽热的心灵，而不是冰冷的理念。因而，同杜甫相比，李商隐或许更诚实、更自然、更亲切。杜甫是道德的诗人，李商隐是纯情的诗人。杜甫的宗教是儒道，李商隐的宗教是至情。杜甫是中国的托尔斯泰，李商隐是中国的莎士比亚。

诚然，儒教，这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们安身立命的宗教，对李商隐多灾多难的一生来讲并未起到多么巨大的帮助。李商隐并非守正的醇儒，尽管他从小接受的是堂叔对他施行的“味醇道正”的儒家经典教育。但成年以后，他的礼法观念相当淡薄，对封建的礼教纲常毫不热心，用敬而远之的态度远离儒家的圣贤，批判起历代皇帝的昏庸和秽行，下笔不留情面，丝毫没有“君臣大义”的束缚。虽然儒家的仁爱，李商隐信奉，这就是他一生坚持的政治理念——仁政；儒家的孝爱，李商隐恪守，这就是他一生背负的道德责任，深深地爱着他的家庭和亲人；儒家的友爱，李商隐遵从，这就是他一生中对待朋友交心不忘，对历任府主的恩遇感激铭怀。但儒家的爱，是符合群体的道德规范，并服从于整个社会道德秩序的理智性的情感。而李商隐的至情，是建立在个体自由的生命基础上，摆脱一切现实功利的考量，忘我投入舍身不悔的情感。所以，一旦儒家的礼法与心中的至情发生冲突，李商隐总是决绝地选择情感，并且一任性情，溺而不返，如他自己表白的“明知过礼之文，何忍深情所属？”（《寄小侄女寄寄文》）李商隐亦非虔诚的道教徒，早年科举失意、栖身道观时，他却和女冠发生了仙凡之恋，直到他被逐出道观，与所爱之人人世永隔，心灵上烙下永久的伤痕，却依然在后半生歌咏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因而道教留给他的影响，增添了他诗歌里面的浪漫迷幻色彩，加深了他思想中的浓郁感伤气质。尽管道家悲观厌世的人生哲学，曾经在李商隐悲剧内倾性格、心态乃至世界观的形成方面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但道家思想的核心观念：逃避现实、出世离群，却是李商隐这种执着于人生追求，并且身心眷恋世间的诗人无法做到的。李商隐更不是一个佛教徒，中年丧妻离家、客遇西川时，由于饱经磨难、身心疲惫，他开始从早年的“忘在玄门”逐渐转向了佛门，并且佞佛成癖，甚至立志皈依青灯古佛，做一名小小的净坛隐者。但佛教对于这一时期的李商隐，与其说是思想上的指引，不如说是心灵上的慰藉。李商隐此时已人近暮年，内心深处燃着的依然是对理想不熄的火，还有他割舍不下的对家庭、对儿女牵肠挂肚的爱。所有这些佛家眼里看来愚痴的表现，都说明李商隐缺少成为一名佛子的必备条件。因而佛家空虚寂灭、万念不生的教义，只怕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奉行过。他到头来还是一个为世间情缘所缚、欲求佛祖超脱而终未能成的世俗中人。总之，儒、道、佛三家的教义，在李商隐一生中每一特定阶段里，都曾对他的思想发生过相当深刻的影响，但其中任何一家，都未曾真正主宰过他的精神世界。对李商隐来说，他从这些高深莫测的哲理中所要摄取的，是对他诗人心灵的慰藉，而不是思想上的盲目跟随。因而，有爱的地方，就是他所耽溺的精神家园；无爱的地方，就是他所鄙弃的人间地狱。李商隐从不违背心灵去热爱什么或憎恶什么，不管那是正统，还是异端。而这，恰恰是李商隐作为一个自由艺术家思想的全部优缺点，他的情感永远大于理智，局部的思考永远优于整体的思考。

生活在晚唐时代的李商隐，不可能也不会乐意成为一个离经叛道的狂人。尽管，在他的身上，隐隐约约闪现着一点现代人欣赏的狂人的影子。但那毕竟是在唐代，一个距离我们已经一千多年的遥远的古代皇朝。李商隐所有不合正统的反叛情绪与异端思维，在当时确实相当激烈，甚至骇人听闻，但从现代的眼光来看，依然称不上是严肃的批判精神。因为批判精神，向来在传统中华文化中没有重要的立足之地，“以和为美”才是中华文化永恒的精神。纵观中华文化史上为数不多的反传统运动，其结果每每都是无果而终。例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他们用放荡不羁的名士风流来反对虚伪的儒家礼法，然而他们内心却在为高尚的仁义道德殉道。再如晚明时期的李贽，这位平民化的思想家倡导“童心说”以反对伪善的假道学，而究其本心并非要推倒儒家历代圣贤。直到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企图用代表民主、科学精神的新文化去撼动甚至取代传统中华文化，然而他们济世爱国的热忱，又何尝不可以理解成新时代条件下传统儒家道德精神的焕发？与古今的这些异端人物相比，李商隐既不具备超乎寻常的狂悖思想，也缺乏成为怀疑者和逆叛者的志趣，他只求一点，让他站在一个相对自由的角落里，保持自己内心的独立与无羁，忠实地观察并记录下自己心灵所感受到的一切。

李商隐更不会成为现代式的自由艺术家，如某些现代学者（郑振铎q、叶嘉莹！ 8）指称的夏尔·波德莱尔（法国）、弗朗茨·卡夫卡（奥地利）一类现代派天才人物。这类自由艺术家追求个性解放和绝对自由过了头，就会陷入巨大的空虚和迷乱；而李商隐只坚守住自己应得的真爱与信念，灵魂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自由艺术家把信仰建立在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基础上，李商隐则把信仰建立在合乎人间理想的挚爱真情上。自由艺术家对一切看不惯的事物往往斩尽杀绝，除了破坏还是破坏；李商隐则在对黑暗不公现象痛加挞伐之后，内心深处始终不失一份诗意的关怀和滋润。自由艺术家的内心往往是悲哀的、空虚的，甚至是黑暗的：

灵魂的你啊，跋涉在白天永不到来的黑夜！

——摘自[法]伊夫·博纳富瓦《灯》s

同他们相比，即使置身在世界黑暗的梦魇里，李商隐心灵深处的这一盏灯依旧闪烁着泪珠的光芒：

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 ——摘自《灯》

读者在这里依旧能发现美，找到爱，感受光明的召唤，跟李商隐一样沉浸在对未来永久的憧憬，乃至绝望的守候中。作为中国的古典诗人，李商隐是感伤的诗人，不是厌世的诗人；是晦涩的诗人，不是复杂的诗人；是至爱的诗人，不是自我的诗人。李商隐诗歌的魅力在于此，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也在于此。

三、从耽溺升华为理想的爱欲心态

当我们即将走入一位诗人最隐秘的爱欲世界之前，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作为诗人，作为一位男性，李商隐对待爱情，会抱有怎样的心态。而要了解他对待爱情的心态，就要从他那里找寻他所爱的意中人是何等形象，这里，李商隐留给后人一篇绝佳的文章供我们去想象，它就是《柳枝》：

柳枝，洛中里娘也……生十七年，涂妝绾髻，未尝竞，已复起去。吹叶嚼蕊，调丝擫管，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余从昆让山，比柳枝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咏余燕台诗。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山谓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明日，余比马出其巷，柳枝丫鬟毕妆，抱立扇下，风鄣一袖，指曰：“若叔是？后三日，邻当去溅裙水上，以博山香待，与郎俱过。”余诺之……明年，让山复东，相背于戏上，因寓诗以墨其故处云。——摘自《柳枝五首序》

对这篇聚讼千年，争议其人实有虚无的《柳枝五首序》，近代学者张采田是高明的，他了解李商隐的真心，并且诚如他所言：“柳枝为义山第一知己。” t正指明我们不必去理会其人是真实存在，抑或是诗人的想象杜撰。她代表李商隐心中喜爱的女性形象：年轻、健康、美丽、活泼，生命力旺盛。她热爱生活，向往爱情，为了追求真爱可以不顾一切。如同清水出芙蓉一般，她就这样鲜活地映现在我们的眼前。在李商隐这里，所有的只是人性，热烈自由的人性，没有病态、没有伤感、没有宗教的束缚和肉欲的迷狂，是那样纯洁如同小溪、热烈如同春草。而这，或许就是早年的李商隐对待爱情的心态。

而被柳枝惊呼为“谁人有此？谁人为是？”的精彩绝艳的诗章《燕台》，代表的却是李商隐对待爱情的另一种心态。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今日东风自不胜，化作幽光入西海。 ——摘自《春》

前阁雨帘愁不卷，后堂芳树阴阴见。……安得薄雾起缃裙，手接云軿呼太君。 ——摘自《夏》

月浪衡天天宇湿，凉蟾落尽疏星入。……歌唇一世衔雨看，可惜馨香手中故。 ——摘自《秋》

天东日出天西下，雌凤孤飞女龙寡。……风车雨马不持去 ，蜡烛啼红怨天曙。 ——摘自《冬》

多么热烈，又是多么感伤；多么执着，又是多么无奈；多么美妙，又是多么凄厉。分明是一团火，一团置身在冰川河谷下面静静自燃的火！这火不但燃着了它的第一位倾倒者——柳枝的心，还映照出和柳枝截然不同的另一位女性形象：一位美艳绝伦而又孤单至极、深情苦恋而又守节至死的贞洁女性。她是柳枝无法望其项背的，柳枝只是一个纯粹的小女子，而她是一位完美的女人。柳枝的美，只是让李商隐欣赏；而她的美，让李商隐震撼。柳枝活在李商隐的记忆里，而她活在李商隐的心里。柳枝带给李商隐的，是青春的愉悦和得而复失的伤感与哀愁；而她的出现和离去，却使李商隐的心灵滴着血。可以假定的是，不管她是不是李商隐的初恋情人宋真人，李商隐对她的这片至情都是日月可鉴。如果爱情的代价注定要使人受苦，那么李商隐即使背负上传统士大夫所不屑的“惑溺”的罪名，也要爱到无怨无悔。传统士大夫们的惯常思维是，大丈夫娶妻是为了成家立业，育子是为了传宗接代，夫妻之间更应保持道德亲情而非疯狂激情。这种基于道德责任、而非两性爱情的婚姻模式，曾经成功地主宰中国人的家庭生活长达两千余年之久，但它难以牢笼住一位理想主义的爱情诗人——李商隐。对李商隐而言，女子并非男子的仆役，婚姻也绝非生育的工具，如果男女双方心灵不通、情感不融，又怎能朝夕相处、耳鬓厮磨。

从这种理想主义的爱情观出发，李商隐抨击一切形式的包办买卖婚姻：

今人娶妇入门，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前祝曰藩息。后日生女子，贮之幽房密寝，四邻不得识，兄弟以时见，欲其好，不顾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择何如男子者属之邪？今山东大姓家，非能违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鹜在门，有不问贤不肖健病，而但论财货、恣求取为事。当其为女子时，谁不恨？及为母妇，则亦然。 ——摘自《别令狐拾遗书》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包办婚姻，是门当户对外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人作之合，它更多是出于现实的考量而非当事人的爱情需求。自古以来，这种稳定的包办婚姻的长期存在，是因为世俗社会保障的是现实的婚姻，而不是真正的爱情。只要是真爱，大都会对世俗造成冲击。处在这种现实婚姻的压力下，遂使得中国古代士人们的爱情追求，走上了三条不得已的选择道路：一、不朽的初恋（多发生在青少年懵懂时代）；二、自由的结合（多表现为成年以后的婚外情）；三、永恒的相思（多出现在中老年衰飒时代）；所谓人之天性，压抑之愈深，追求之愈烈。作为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中的一员，李商隐出于对世俗包办婚姻的不满，遂对唐代士子、僧人、女冠、姬妾等普通人的两性情感生活抱着一种自由开放的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见姮娥影，清秋守月轮。月中闲杵臼，桂子捣成尘。 —— 《房君珊瑚散》

咏的是女道士的堕胎。“姮娥”比女冠，“杵臼”是男女交合的隐语，“桂子”则谐音“贵子”。

六曲连环接翠帷，高楼半夜酒醒时。掩灯遮雾密如此，雨落月明俱不知。 —— 《屏风》

表现一对男女的幽期密欢。女主人公或为贵家姬妾，与男主人公情通款曲，此雨实为“高唐雨”。

叶薄风才倚，枝轻雾不胜。开先如避客，色浅为依僧。粉壁正荡水，缃帏初卷灯。倾城惟待笑，要裂几多缯。 ——《僧院牡丹》

这是戏咏出家僧人私下里蓄养的一个情妇，“荡水”“卷灯”是两性交欢的象征性描写。

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忆事怀人兼得句，翠衾归卧绣帘中。 ——《药转》

写的是一位士人的服药登厕，而这药实是一种壮阳药，“长筹”即是男性生殖器官的隐喻。

对影闻声已可怜，玉池荷叶正田田。不逢萧史休回首，莫见洪崖又拍肩。紫凤放娇衔楚珮，赤麟狂舞拨湘弦。鄂君怅望舟中夜，绣被焚香独自眠。—— 《碧城》

写的是道观中的仙凡之恋。“紫凤放娇”“赤麟狂舞”极意渲染青年男女之间的恣情欢爱、蜜意浓情。

想象铺芳褥，依稀解醉罗。散时帘隔露，卧后幕生波。梯稳从攀桂，弓调任射莎。岂能抛断梦，听鼓事朝珂。——摘自《镜槛》

表现沉醉在美人的爱情中狂烈的性幻想。主人公为一多情的士子，“从攀桂”“任射莎”是亲昵美人的玉体的白日梦行为。

在浪漫的唐朝，这类诗的出现恍若天女散花一样，令人目不暇接。恍惚迷离之中，我们仿佛瞥见了一个个唐朝女郎缥缈的倩影：高大、健美、风姿绰约、楚楚动人。伴随在她们世界里的，似乎就是她们无尽的相思，而且这样热烈、这样忘我。这在唐朝，一切都是美妙的、轻盈的、自由的、纯任性灵的，不像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清朝那样，一切都显得是感伤的、沉重的、压抑的、摧残性灵的。那位与李商隐有着同等遭遇，同等性灵的绝世之才曹雪芹，在他那部惊世骇俗的《石头记》里写尽了爱和泪的挽歌，不是对行将逝去的辉煌时代的怅惘，而是对整个宇宙人生末世挽歌式的幻灭。这一点让我们后人看到李商隐不是曹雪芹。

爱欲，在现代社会通常被诠释为男女间最隐秘、最热烈的情感。即使这份激情在两人的生命里，只有刹那感动，只是转瞬即逝，然而，这是现代人的情感心态。而在古人那里，在中国古代道德社会里，爱表现在人们生活中的是无私，是牺牲，是两情相悦的长相守，是生生死死的不离不弃，是对家庭、对亲人一生一世的责任。无论是为父为子、为夫为妇，那时的人们，大都在无声地履行着自己的道德义务。李商隐亦是如此，将自己无私的爱倾注在亲人们的身上。

对自己坚强持家的曾祖母、高洁避世的堂叔、不幸早夭的两位姊姊、含辛茹苦守寡半生的母亲，李商隐都充满了深情，并用饱蘸泪血的哀辞为亲人们祭奠，做到生前尽孝，死后尽礼。尤其是为四岁的小侄女寄寄送灵，几于一步一顿、字字泣血：

哀哉！尔生四载，方复本族。既归数月，奄然归无……白草枯荄，荒途古陌，朝饥谁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吾有罪矣。……平原卜穴，刊石书铭，明知过礼之文，何忍深情所属？……况吾别娶以来，胤绪未立，犹子之义，倍切于人。念往抚存，五情空热。……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邪！——摘自《祭小侄女寄寄文》

根据当代学者毕宝魁的《李商隐传·难偿的情债》考证，寄寄是李商隐与宋真人的爱情结晶。@ 1近年来研究者尹博的《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考论》通过考证唐文宗开成元年（836）之前，李商隐与其弟李羲叟的活动事迹，也作出寄寄是李商隐与宋真人的私生女的推断。@ 2果真如此，那么对这个生不能养、死不能认的早夭的亲生女儿，悲痛和负罪感就会长久折磨着李商隐的心。他只有打破礼法的束缚，为寄寄立碑作传，才能稍稍抚慰自己流血的心。李商隐在蹉跎半生，终于从王氏夫人那里盼到迟来的儿子衮师时，他对孩子表现出万般的疼惜和珍爱：

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前朝尚器貌，流品方第一。不然神仙姿，不尔燕鹤骨。安得此相谓，欲慰衰朽质……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窟。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 ——摘自《骄儿诗》

这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对寄寄超乎礼法的爱，还是对衮师合乎道德的爱，李商隐都是一个充满深情的好父亲。而这，又都证明他对宋真人、王氏夫人的忠贞爱情。

在功名上李商隐没有权欲和野心，有的只是匡国济民、功成身退的高尚志向，然而终其一生他连跻身朝堂参政的机会都没有。在爱情上曾经拥有而后又永远失去，就像李商隐与宋真人、王氏夫人的结局，一生离、一死别，只留下永久的憾恨。长期孤单失意的生活，使李商隐也每每于夜深人静时，开始巡视自己的内心。当他发觉自己所有的只是一块伤心地：缠绵、哀婉、执着、无奈，似梦非梦，没有尽头，于是他不满了、冲动了，他对感情生活的渴望，远远超过了常人。常人皆需要爱，何况是一个深心慧感的人，一个为爱痛苦的人。当现实不肯给予他的时候，他开始去想象爱情，在幻想中去营造爱情，因为，在这世间，只有幻想才有可能绝对完美，也只有绝对完美，才能满足他那颗充满憾恨的心灵。

闻道阊门萼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 —— 《无题》

这不是为情而写情，不是妒痴尚书李益式的留情：“水纹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 3（《写情》）虽然风华旖旎，但让人觉得它过于风情了。也不是悼亡宰相元稹式的倾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4（《离思》）虽然深切感人，但也只是普通的哀情而已。而这里，是一颗孤独的心，流着眼泪，带着希望，默默地在憧憬、在等候、在凝视。诗中的“苑内花”究竟象征什么？是高不可攀的梦想，抑或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意中人？时光流逝，岁月荏苒，只剩下一个卑微的生命过客：秦楼客，依旧站立在人海的角落里，依然抱守着痴愿，想要望见那高贵的“苑内花”，哪怕远远地瞥上一眼，对他而言，已是人生足矣。因为幸福降临到我们每一位得不到上天眷顾的人身上时，都只有一刹那，但就为这一刹那，我们往往已经耗尽了一生去等候。没有真正阅尽人生的人，是不可能体悟到何谓幸福何谓痛苦的。在幸福中彻悟，跟在痛苦中彻悟一样，如果真如佛家所言：“愛为虚妄”，那么无爱的人间又会怎样延续下去？虽然人生中，充满了太多难解之谜，有哭、有笑、有罪、有悔，但是，心只要被点燃，哪怕再冷的夜、再高的天，再过漫漫长路，心中葆有的依旧是那轮明月。人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绝望的孤独。但如果，一颗心灵也孤独了，对着茫茫人世，又该何去何从？对此，李商隐的诗给出了回答：是美，而且是悲剧的美。

美的语言是爱，而爱的语言是心声。天地间原本就存在一种诗的质材，不论形式、不待工拙，甚至不管是否用语言来表达，它本身就是诗。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里，它主要的表现形式有两样：痛苦的爱和悲剧的美。对李商隐而言，痛苦的爱代表最高尚、最深沉的爱，如同痛苦的本质——善良一样纯洁、坚深、永久。而悲剧的美，是对本不完美的世间最有力的控诉与最撕裂的补偿。李商隐的心绪埋藏得太深了，就让我们暂时忘却尘世的喧嚣，放轻缓些心弦，细细倾听吧。

只要我们深入奥窅体味到李商隐的心灵深处，就会最终感悟：李商隐在感情上抱有极耽溺投入之幻想，而在理智上又负有极清醒反省之担荷。他忠实于爱情，如同他忠实于理想一样：宁缺毋滥、决不苟且。浪漫幻想只是李商隐心灵世界的表面，执着坚深才是李商隐心灵世界的本质。于是他的爱情表现，既含蓄又炽烈，既高贵又任纵，既深沉又疯狂，既优美又撕裂人心，而当这种最深沉的爱与李商隐独有的最秾丽的辞句结合在一起时，一种近乎完美的“精纯”风格的抒情诗就这样诞生了——它就是《无题》。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重帷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摘自《无题》四首

透过这些美极、雅极、深极、婉极的诗，我们仿佛听到了李商隐内心深处的喃喃独语：因为想爱，所以痛苦；惟其痛苦，就更想爱。这是李商隐心灵世界里守护的一块圣域，靠着它，藉以忘却世间的困辱，鼓荡起理想的翅膀，不管天有多高、路有多远！从这一刻起，李商隐从恋人回归到诗人，他的爱情从自我胸中飞升到高远的天空。要知道人类爱情文学的长河里，流淌过多少甜美醉人的浪花！从所罗门的《雅歌》到奥维德的《爱经》，从彼特拉克的《歌集》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集》，从卡图鲁斯的《情歌》到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所有这些享誉古今、幽美夐绝的诗歌精灵，一旦飘到了中国古典诗人李商隐这片理想的天空，便会显得黯然失色了。因为，李商隐不是用情欲写作，他是用心灵写作；李商隐不是让爱情在生命中恣意挥洒、任情享乐，他要的是爱情催使心灵从饱受熬煎的精神洗礼中拯救出来获得净化和升华。李商隐不是在营造世俗寻乐园，他是用自己的眼泪、心血和全部才华构筑着人间避难所——美的安息地。因为心灵不求长命百岁，但应做到问心无愧！如果上天最终成就一切受难、奋斗、不屈的灵魂，那么，足以使李商隐获得不朽声名的《无题》组诗，也足以感动后代一切有灵魂的读者，不管他（她）们是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困顿失意的志士才人、白发苍颜却落寞无名的垂暮老者、历尽沧桑而终成大器的成功人物。前人索解李商隐《无题》诗的种种说法，诸如“寓意令狐说” @ 5“自伤身世说”@ 6“艳情寄慨说”@ 7“无聊遣怀说” @ 8都不过是捕捉到了它的某一层表面意义，只有从诗人的生命冲动与艺术的再创造这一高度去理解、感悟、阐发，才能品味到李商隐的心灵创造带给我们心灵深处的快乐——它的深挚、它的温柔、它的纯爱，它向我们揭示出我们生活的意义，原来是为了证实一种理想人生的存在！

总之，李商隐的爱情诗满足了我们对唐朝爱情的想象，也满足了我们内心深处对完美爱情的想象。当然，是在诗里，但就是在这样的诗里，李商隐诗歌的美学价值是后代诗人难以追逐的，他是永恒的。

四、执着于个体美的表现心理

李商隐是一位爱美的诗人，虽然在这充满利害关系的世间，美可能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中，但对李商隐来讲，美却是他唯一快乐的心情来源。但是，李商隐没有像他心仪的那位唯美主义诗人——李贺那样，幻想着逃离世间、遁入天国。李贺热望的是天上，李商隐凝视的是凡间；李贺一心向往天堂的仙境美景，李商隐毕生不舍匡国志向欲有作为；李贺傲然站立在云端把他藐视的尘世的一切踹在脚下，李商隐始終不渝地眷恋眼前这片扰扰攘攘的人世间。就像一个恋人那样，李商隐小心翼翼又充满爱意地寻觅世间一切美好的、珍贵的、永恒的东西，期望它们来陪伴自己孤单寂寞的灵魂，在漫长单调的岁月里，靠着它们经久不散的芳馨，使自己的心灵保持不死。不仅让美在自己的诗歌里升华，还要让美在自己的生命里升华，这是真正的唯美主义者的境界。所不同者，李贺为美而死，李商隐则为美而生。

对美的耽溺与投注充溢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里。点染生活使之美化，铺洒情感使之艺术化，挖掘天地间自己所爱的有生之物与无生之物的美质，从而大胆拓宽了美的世界的方方面面。在道德家的眼里是邪僻，而在李商隐的诗里却是无处不美。对此，董乃斌曾精辟地指出：“这就是诗人李商隐的生命存在方式：一生呕心沥血地寻找美、发现美、创造美，以他心造手塑的美的世界与现实社会的丑恶黑暗相抗衡，从而使人生不至于在粗俗琐屑的物欲和平淡乏味的日常生活中沉沦。这该是那个时代文学家最好最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 9

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是那样平淡琐碎、乏善可陈，然而，一旦经由李商隐心灵的投射与点染，立刻充满了盎然奇趣：

尝闻宓妃袜，渡水欲生尘。好借常娥着，清秋踏月轮。 ——《袜》

一件生活中人人熟视无睹的屑小之物，在李商隐笔下竟被想象成宓妃、嫦娥两位神女竞相穿着的神物，从而变得超凡脱俗、浪漫多彩，真是化腐朽为神奇。

不唯如此，生活中人人不愿目睹的血淋淋之物——肠，进入李商隐诗里化作了万千柔婉的相思之物，教人读之回肠荡气而终忘却嫌恶：

有怀非惜恨，不奈寸肠何！……隔树澌澌雨，通池点点荷……故念飞书及，新欢借梦过……拟问阳台事，年深楚语讹。 ——摘自《肠》

这一切，皆源于李商隐深情苦恋的天性。李商隐的心灵深处，沉和安详得宛若一潭秋水，却总能参透世间一切美之精魂，不管它们是怎样的稍纵即逝，又是多么的流走无痕。李商隐痴迷的是美，正如屈原痴迷的是理想，陶渊明痴迷的是田园，李白痴迷的是自由，杜甫痴迷的是道德一样，对美的想象和歌咏贯穿了李商隐一生。而当现实一次次无情地碾碎他的梦想后，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便投向了天底下一切饱受摧伤、但却真美依旧的生灵：

孤蝶小徘徊，翩翾粉翅开。并应伤皎洁，频近雪中来。 —— 《蝶》

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原上断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 ——《柳》

匝路亭亭艳，非时裛裛香。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

流莺漂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流莺》

透过这些娇小、细弱、孤独生命的背后，读者看到的是一位寂寞、感伤、未老先衰却又在苦苦追寻的诗人。在他的咏物诗里，感受到了太多的“枯荷”“衰柳”“落花”“孤蝶”“残照”“细雨”，为高难饱之寒蝉，为雨所败之牡丹。总之，他已将个体的生命，化作了笔下一片哀思笼罩的大千生物。这就是李商隐的咏物诗：柔弱、残缺、病态，然而美丽。

如果仅仅以柔弱为美，以残缺为美，那孟郊、贾岛也可以成为第一等诗人了，又如果仅以病态为美，那李贺也算得是独一无二的诗人了。但李商隐的眼光超越了他们，试看李商隐诗中捕捉到的美：

撩钗盘孔雀，恼带拂鸳鸯。罗荐谁教近？ 斋时锁洞房。 —— 《风》

原来风也有情，也会怨恼，这真是风过处，天地无处不有情了。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霜月》

浩浩天宇，皎皎月轮，原来神仙也是不耐孤寒、渴望真爱的啊！

捧月三更断，藏星七夕明。才闻飘迴路，旋见隔重城。潭暮随龙起，河秋压雁声。只应惟宋玉，知是楚神名。 ——《咏云》

温柔的、水一样的云，藏住的不仅是美好的良宵月夜，还成全了普天下有情人甜蜜的约会吧！

帷飘白玉堂，簟卷碧牙床。楚女当时意，萧萧发彩凉。 ——《细雨》

在一個细雨如梦的白昼，做着一场美丽温馨的清梦，醒来后是真？是幻？唯有那一点对美的品味常留心底。

这些诗歌，与其说是美，不如说是爱，美与爱在这里完全融合了，成为一个浑化无痕的整体，宛如一杯琼浆玉液，只见其芳香醇醪，不辨其氤氲合成了。这是纯粹的艺术灵感，也是纯粹的唯美主义诗歌境界。

不仅如此，李商隐还将探索美的触角伸向了人的最深处——灵魂。因为纯洁的灵魂，只有剥去一切世俗的作伪，才能屹立于凡尘之上，凝定为永恒的美：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嫦娥》

这就是李商隐的自身，他是一个悔偷天国诗灵药、枉抛心力做诗人的孤独者。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

这就是李商隐的自白，他的才华好比稀世宝瑟，旷代罕有，只可惜举世难逢知音。

就这样，李商隐用自己的愤怒和热情、眼泪与心血守护着灵魂，用惊艳的藻采、繁复的意象、深埋的情脉、含蓄隐晦的表达方式、朦胧闪烁的艺术境界掩护着灵魂，用世间没有人能够理解亦复没有人能够诠释的诗谜闭锁着灵魂，犹如一盏千年不灭的孤灯，天长日久，逐渐走向自闭和自给的路，形成一座心灵的城堡。后人乍一置身这座艺术的迷宫，只觉一片精美绝伦，然而望去恍惚迷离，是那样诱人神往，却又茫然不露门径。不了解李商隐的心灵世界的到访者，一旦贸然闯进去，只会空手而归、失望而返，正如清代学者冯浩所说：“吐词含珠，妙臻神境，令人知其意而不敢指其事以实之。” # 0因为，李商隐的心灵从来只照向与他同心的读者，而他的晦涩、朦胧风格正是防止那些志趣不同者强行侵入他的诗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用李商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摘自《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

五、结语

纵观大唐三百年的诗歌苑，万紫千红、群葩争艳，令我们感觉眼花缭乱、心惊神迷之际，不由得深深慨叹：唐诗的最大魔力就是情和美。情乃内核，美乃外衣，宛如一位绝代佳人，幸著霓裳羽衣，又幸而于万国来朝之际，一放倾献于万众瞩目的诗舞乐章中，尽兴上演着中华文明史上的激情时代：大唐盛世。而这情和美，恰恰就是诗歌生命的真谛。

生命好比燧石，越经敲打，越能迸发出火花。诗歌，亦好比宝石一般，只有情和美才能令它放射出夺人心魄的光芒。放眼中华诗歌天空，从最古老最淳美的《诗》三百篇，到芳菲凄恻的《楚辞》，铺张扬厉的汉赋，锦绣雕绘的六朝骈俪之语，晶莹剔透的两宋倚声填词，历代作者们用心血浇灌的创作早已化作一朵朵丰美的花朵，开放在艺术的花苑里，成为中华美的象征。而若论美的境界，则牡丹昂然为百花之魁首，唐诗傲然占诗国之鳌头。比如四杰之高华，陈、张之俊逸，沈、宋之精妙，王、孟之清腴，高、岑之雄健，李、杜之壮丽，钱、韦之温雅，刘、柳之高洁，十才子之秀媚，元、白之明艳，许、杜之流美，温、韦之绮丽，可谓以美为美之流派。再比如韩、孟之奇崛，姚、贾之苦僻，刘、卢之险怪，皮、陆之寒蹇，三罗之轻俗，乃至李长吉的鬼仙之词，王梵志的詈世之歌，可谓以“不美”为美之流派。与这两类群芳迥不相同，独自绽放在自僻的美的蹊径上的是李商隐的诗——以纯美为美。如果把第一类称为诗，第二类称为奇诗，则李商隐的诗可称之为纯诗。

一切艺术，都是心灵的创造物，尤其是诗。因为世间大多数人的生命，不是用欢乐垒成的，而是用辛苦垒成的。人们每天的生活，不过如此：平平淡淡、匆匆忙忙。由此，能够安慰那些可怜而又没有希望的人们的便是小小的悲欢、身边的琐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世情小说、历尽艰辛最终欢喜团圆的励志戏剧，人们从这里面得到着满足、咀嚼着乐趣，彼此津津乐道。这种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教化着人们好好生活的艺术，就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平民艺术。然而李商隐的心灵创造——纯诗，却全然不是这样。它是心灵的颂歌，同时也是哀歌；它的美不是用世俗的欢乐来点缀，而是用痛苦的挚爱与信仰来砌成；它飞蛾扑火般的梦想，是要让诗人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充满意义；它的本质是理想主义的，也是悲情主义的。因而，代表这种心灵世界的纯诗，是唯美的、任情的，也是痛苦的、艰深的，有时甚至是费解而又令人猜想的，但同时它又是尽善尽美的，并且竭尽全力在后代少部分能够与他同心的读者心中保持圣洁不变的激情。这不是那种普通意义上人人都能够理解并且欣赏的平民艺术，这是灵魂的艺术，是精神的奢侈品，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艺术。

我感到如此的痛苦——我所需要的，世界上没有！

——摘自《歌》# 1

这是19世纪俄国女诗人齐娜伊达· 吉比乌斯对世间发出的内心呼喊。同样，早于她一千多年的中国诗人李商隐，也因为自己那些充满唯美主义和任情主义精神的纯诗，不但得不到当时人的理解和欣赏，还要遭受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运用道德的崇高名义对他进行的诬蔑和谩骂。我们听听李商隐身后不久，晚唐时期一位刻薄的批评家对他和他诗作的宣判：

近世尚绮靡，鄙稽古。商隐词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无一语经国，无纤意奖善，惟逞章句。因以知夫为锦者，纤巧万状、光辉曜日，首出百工、惟是一端，得其性也；至于君臣长幼之义，举四隅莫返其一也。彼义山者，乃一锦工者，岂妨其愚也哉！——摘自[唐]李涪《释怪》# 2

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然而艺术之神似乎注定了悲剧的诞生以及一切不朽的悲剧诗人的问世，都得经由这条与痛苦相伴生的高贵孤独的心灵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千多年前的悲剧诗人屈原所开创的路，历经了战国的悲情、秦汉的厚重、六朝的哀怨、隋唐的思恋、宋元的忠愤、明清的孤抑，悲剧之神在低首走着一条悠长的没有尽头的路。在这条路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尚未加冠的唐朝少年，一副瘦骨、一身布衣，稚弱但却坚挺地行走在无数先辈们踩踏过的道路上，伴随他的是衰微的时代、凄苦的身世、不幸的遭遇，还有他的执着的追求，就这样，泪眼模糊中消失了他的身影。而这，就是扎根在传统美学沃土上的中国式的悲剧诗人。要之，华夏民族的传统美学，远在战国时代，即已形成原型，谨列表于此：

中国的悲剧美学，也因追随中国的悲剧之神的生命轨迹从而具有了我们民族的沉实坚毅的美的走向。在华夏民族两千年悲壯哀婉的美的历程中，化身为纵横交错的两条大道：一条是像太阳般的阳刚而悲壮，屈原、司马迁、杜甫、关汉卿、施耐庵可谓代表；一条是像月亮似的阴柔而哀婉，宋玉、庾信、李商隐、马致远、曹雪芹可谓代表。无论悲壮或哀婉，它燃灼的都是人的心灵，而这一点恰恰是华夏美学的特质。它不是个人意志与外界命运之间爆发的势不两立的冲突，由此酿造出个体毁灭甚或同归于尽的大悲血泪，例如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那里的人物、事件、整体氛围，是那样的惨烈、凄厉、恐怖、暴戾，甚至不近人情、丧失人道。那是西方文明孕育出的个性至上式的悲剧美学，一种与我们华夏民族截然不同的美学传统。而我们的悲剧之神，它直指的是华夏子民的内心。这是因为，从华夏民族第一道伟大的曙光——周代伊始，礼乐制度和礼乐文明就共同为后世中国人开创了一个情感和谐、上下有序的道德化社会，并纳社会全体成员入于其中，形成浑然一体的道德团体。故而，社会中任何阶层的成员做出破坏整体和谐的举动，都会由代表神圣的礼出面，对其人其行直诛人心，以儆效尤。最终，社会人心也因为道德的感化回归到永恒的和平与安宁。因而，严肃、高雅、深沉、优美、含蓄、细腻、温情脉脉，并且充满人情、合乎人道，就是华夏民族情感的特质。它是三千年礼乐精神的升华，而非近代物质文明的象征。它更多是深情而非激情、是文雅而非野蛮、是温厚而非强暴、是和谐而非疯狂，由此，它所表现的悲剧，不是狞厉的神的悲剧，而是深纯的人的悲剧。它所代表的美，不是伟大疯狂的艺术，而是永恒深邃的艺术。它对于人生的意义，不是朝觐上帝天国时恐敬的灵魂谢罪，而是俯临天下苍生时仁爱的心灵抚慰。因而，中国古典的悲剧堪称心灵的悲剧，使我们倍感欢悦解脱的是心灵，使我们深受苦恼纠结的也是心灵。

然而，一切完美，都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诚如造福华夏子民心灵的神圣使命，却要由几乎是世间最敏感最孤独的生灵——诗人来完成。这就难怪“诗穷而后工”成了中国古诗人的传统，而“文章憎命达”更是成了某些伟大诗人的宿命。也许只有这样，当我们正视着古代成群的高贵超凡的灵魂时，才会感到由衷的惶恐，并且开始审视我们已经变得粗糙暴戾的灵魂。我们试图从古诗人那里寻找最富有灵心并且能够激活现代人乏善可陈的精神生活时，就像但丁站在地狱的边缘上，呼唤得到拯救，然后十分幸运地与古代大诗人维吉尔的灵魂邂逅相遇一样，我们也有幸通过李商隐不朽的诗歌与这位唐代大诗人的灵魂展开对话。他的灵魂殷殷告我：诗人，只有灵魂才能自救，并且救别人。

作为唐代四大诗人之一的李商隐的诗歌，留给我们现代读者的心灵遗赠正在于此。他的诗使得“无题”之作成为中国言情文学的代名词，他的名字和追随他的诗歌流派成为中国唯美主义文学的象征，而一提起他，则激进的现代派的信从者们几乎无一例外都要从中国古典的象牙塔里请他出来，作为自己民族某某现代流派的先驱和旗帜。

只是，美的标准是演变的，近代文学批评的标准，开始转入诗自身。敏感的批评家们所重视的，是诗的价值、诗的境界、诗的技巧，等等。那么从价值上看，李商隐的诗偏重于表现心灵的世界，感发的是同道的读者，这妨碍了他的作品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层的传递与感动。从境界上看，李商隐的诗执着于反映诗人的情感生活，不去领会更高远的宇宙人生的真谛，这固然不足以损其诗美，但从境界上讲毕竟落入第二义。从技巧上看，李商隐是一位无可争议的技巧大师，他的精妙绚丽的华章几乎没有一首不在显示着高超娴熟的艺术技巧。但技巧是个危险的精灵，现代某些形式主义艺术家对它的过度采用已经使自己、也使艺术濒临破产的窘境。回头去看古代的巨匠，他们的不可企及之处正在于他们巨大的艺术眼光关注的是整个森林，而不是一朵花、一片树叶。如果我们承认，无技巧高于有技巧、无我之境高于有我之境、哲人之境界高于诗人之境界，那么，李商隐能够称其为完美的作家，却不能称其为伟大的作家。

但是，衡量一位诗人的标准，不是看他所站立的水平线，而是要看他带来多少实际的成就贡献给人类，使之能够当之无愧地站在这个水平线上。揭开黑暗的帷幔，唤醒飞蛾破窗而出，鼓荡起心灵的翅膀，去追求更远大、更美好的生活。一位诗人的最高价值不就是给予读者心灵的贡献吗？千百万人期待的文学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千千万万个普通读者的心灵服务吗？尤其是到了人际关怀日渐淡漠、人类情感日益枯竭的现代，我们需要李商隐，需要他那痛苦、炽烈、深沉、不屈的美丽诗篇，感发自我，重新找回信仰，从而恢复生命应有的激情与尊严。正是从这一人生与艺术的永恒存在意义上去评判，李商隐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尽善尽美的心灵诗人的典范。

a 岑仲勉：《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

b 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51—300页； 余恕诚：《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第21—27页。

c 李商隐的生年，主要有元和六年（〔清〕钱振伦）、元和七年（张采田）、元和八年（〔清〕冯浩）三种说法，此取元和七年说。

d 〔唐〕李商隐：《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09页。（本文所引李商隐诗，皆出此书，以下不再单列）

e 李商隐应举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此取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說法。

f 苏雪林：《玉溪诗谜》，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陈贻焮：《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g 〔唐〕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瞿蜕园、朱金成：《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63页。

h 〔唐〕杜甫：《醉时歌》，〔清〕杨伦：《杜诗镜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 61页。

i 余恕诚：《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第27页。

j 〔唐〕李商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56页。（本文所引李商隐文，皆出此书，以下不再单列）

k 〔清〕纪昀评：《华清宫》，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507页。

l 〔清〕屈复评：《马嵬二首》，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3页。

m 〔清〕冯浩评：《华清宫》，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507页。

n 〔清〕施补华评：《马嵬二首》，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4页。

o 〔清〕姚培谦评：《读任彦升碑》，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17页。

p 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9页。

q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

！ 8 叶嘉莹：《旧诗新演》，《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283页。

s 〔法〕伊夫·博纳富瓦：《灯》，葛雷译：《当代欧美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t 张采田评：《柳枝五首序》，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5页。

@ 1 毕宝魁：《难偿的情债》，《李商隐传》，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314页。

@ 2 尹博：《 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考论》《，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 第2期，第203—205页。

@ 3 〔唐〕李益：《写情》，《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 719页。

x 〔唐〕元稹：《离思·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42页。

y 〔清〕冯浩评，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58页。

z 〔清〕程梦星评，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96页。

@ 7 〔清〕胡以梅评，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93—394页。

@ 8 〔清〕纪昀评，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79页。

@ 9 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20—321页。

# 0 〔清〕冯浩评：《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49页。

# 1 〔俄〕齐娜伊达·吉比乌斯：《歌》，飞白译：《诗海》（现代卷），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982页。

# 2 〔唐〕李涪：《释怪》，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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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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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外国现代派文学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作 者： 程文，文学硕士，徐州技师学院航空学院教师。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