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之间的鲁迅

2021-05-04黄小丽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1年4期

摘要： 20世纪前半叶是思想文化激烈震荡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文人在多种思潮的冲击下表现出许多矛盾，包括其思想、作品及生活等方面。作为新文学中最耀眼的巨匠，鲁迅身上的矛盾是最复杂突出和引人关注的，例如他激进决绝的反传统态度与个人生活、写作中对传统的因袭构成的矛盾，作品中“忘却”的事与其频现也构成悖论，对大众麻木善变的失望、不信任与改造国民性的期望之间的矛盾，以及“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矛盾，等等。这是时代的特殊性和个体独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矛盾不是在两极之间做选择的问题，而是对抗、适应的见证，它更多象征一种状态，深入分析这些矛盾对于完整、全面地理解鲁迅及其文学、思想都有一定的帮助。本文以鲁迅在面对传统孝悌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矛盾入手，探究其形成、表现及影响，期望打下对鲁迅及其思想做全局认识的第一步。

关键词：鲁迅传统文化《弟兄》

一、对传统孝文化的批判

（一）孝文化的虚伪、愚昧与反人性

鲁迅对传统的批判意识或许最早是从孝文化上得到启发的，他曾提到在孩童时期拥有的第一个“画图本子”《二十四孝图》，是他初次感受孝文化的“下马威”，了解了这二十四个故事后，年幼的他“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a。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这些孝子的故事似乎是人人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b。由此可见的是孝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伟大传统。这部孝子的教科书为天下为人子女提供了行动指南，“子路负米”“黄香扇枕”“陆绩怀橘”靠吃些苦头尚有实现的可能，但“哭竹生笋”“卧冰求鲤”等完全是违背科学与理性的无稽之谈，可几千年的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以为牺牲掉性命便能孝感神明，出现些意料之外的奇迹。何其可笑，何其可悲。而最令鲁迅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

《太平御览》中的老莱子是因为跌跤怕父母担忧而故作啼哭之态，似乎有些符合人之常情，但在《二十四孝》中，“不知怎的，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c，于是老莱子变成了“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鲁迅对此深恶痛绝，认为这种以“肉麻当作有趣”的滑稽可笑行径，“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d。“郭巨埋兒”同样是出于对父母恩情的殷切报答，将三岁的小儿埋掉。无论是“拿肉麻当有趣”的老莱子，还是湮灭人性的郭巨，都体现一种“孝本位”思想，赋予父母生养以压倒性权威，子女应当为其献出一切，尊严、人性甚至生命的牺牲都是理所应当的。孝养本是人之常情，当统治者发现它对大一统集权的绝妙贡献后，便借卫道士之手大肆推行，以致变态。

（二）孝文化的扩大——封建王权与礼教专治

某种程度上，孝文化是专治王权在家庭内部的缩小版，孝子的神话楷模与君权神授也有相似之处，以神秘虚无的神力来为不合理做出解释，实现震慑、愚弄民众的目的，而制造神话者和发号施令者和维护者都是“幸免其外”的，牺牲的只有幼者和弱者，“现在想起来，实在很觉得傻气，这是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e。这种愚昧、虚伪、反智的孝文化制造出形形色色的伪君子、卫道士、庸众，受害者与施害者却比比皆是。因此，鲁迅不遗余力地揭露、批判，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于是便有了《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f，以愚孝揭示整个封建社会礼教对人的戕害，其愚昧与残忍一目了然。《阿Q正传》中，目不识丁的阿Q因想到古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闹出一场“恋爱悲剧”。《肥皂》中的四铭表面上满口道德、孝女，实则内心龌龊迂腐，十足的伪君子相。《理水》中禹主张“导”，不同于其父的“凐”，便有遗老大员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跳出来反对。

对于长久生长在孝文化低压下的民众来说，“恭顺驯良”是贯穿其一生的基本准则，顺从于长辈，听命于王权，从来如此。而在权力内部，也是以服从和听命为处世哲学，牺牲的是无数活泼天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个人犹如永远不能破土而出的植物，在阴暗的地下想要生长便只能扭曲盘结，丧失天性而不自知。因此，鲁迅批判着以孝文化为代表的礼教，呼唤独立、强健的生命力。“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g

二、对孝悌的恪守与挣扎

然而，与激烈决绝的批判相反，生活中的鲁迅却是一个传统的大孝子，他一生都在践行孝悌之道。少年时家道中落，迫使他不得已承担起家庭的责任，面对寡母弱弟，他倾尽所能，可以说，鲁迅的大半生都在全力供养寡母，提携幼弟，维系大家庭的和睦，直到1926年南下。

（一）孝子：接受母亲的爱与“礼物”

鲁迅对孝文化的恪守首先体现为对母亲的爱与顺从。作为长子的他在祖父入狱、父亲病逝的经历中遍尝人情冷暖，“看见世人的真面目”h，因而他不仅理解母亲的不容易，在感情上也十分依恋母亲，故此，在许多事情上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意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愿意做的做……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i这种顺从最突出的就是他与朱安的婚姻，母亲的安排给他的生活和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不幸，直接导致了他二十多年的禁欲生活，这对于一个正常青年人的身心所造成的伤害是不可想象的。而鲁迅以自己的幸福换取母亲的安心，以自己的牺牲来“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受爱于母与受累于母。母亲与他的隔膜是深的，她只能看到恭顺的大儿子，却永远无法理解作为独立的人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是时代所造成的鸿沟，是发生在最璀璨的思想巨匠身上的悲剧，鲁迅做了自己所同情和批判的“受害者”，稀里糊涂地成了孝文化的帮凶，不过抹杀的是自己的幸福。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矛盾，但苦于无法摆脱内心的枷锁，在1918年8月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说道：“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他在晚年还不断强调“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j。由此可见他对母亲的抱怨以及不能摆脱家族血缘的牵制而成为完全独立主体的痛苦，这种情感体验加深了他的绝望与孤独，使他的思想更为深刻冷峻。

（二）慈兄：与周作人从“怡怡”到反目

如果说母爱的慰藉与负担是压在鲁迅心里的看不见的石头，那么与周作人的反目就是真正打在他身上的流弹，对他造成了永恒的创伤，是笼罩在他记忆深处的“黑暗”，这黑暗伴随一生，真正“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鲁迅对周作人的爱护与帮助，可以称得上是倾其所有：由于缺乏父兄引导，到1906年鲁迅回国时的周作人“大有流为破脚骨之意”k，在鲁迅的指引和督促下，他前往日本留学，期间，同羽太信子相恋，由于没有工作，物质上全靠长兄资助，鲁迅原打算前往德国留学，但因要赡养母亲，还要给周作人以“经济上的帮助”l，不得不放弃而回国谋生。1912—1913年，鲁迅日记中频繁出现的“寄二弟信并银五十”“寄二弟三弟信，附家用百元”等便是证明，此外，他还要补贴周作人妻子娘家的家用，日记中频繁出现“至东交民巷寄羽太氏信并银五十”等，而此时鲁迅的每月收入不过三十多元。m1919年，他在八道湾购置新居，接母亲、朱安、周作人全家与周建人全家同住，实现了家庭的大团圆。然而，在母慈子孝、兄弟怡怡的背后是鲁迅无言的牺牲，作为长兄的他将维系大家庭作为己任，生活上为大家庭奔波操劳，经济上他没有为自己做任何打算，工资及稿费收入全由周作人妻子掌管挥霍，“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n，而当他觉醒自己用黄包车运来难抵别人用汽车带走时，他也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最终决心不再受无稽的侮辱和委屈而搬离八道湾。

《弟兄》及其背后的自剖。对于这一段灰色的记忆鲁迅没有正面提过，日记中也不过是平静的寥寥数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虽然没有直接谈及兄弟反目的真正内幕，在《弟兄》中鲁迅对这难以为外人道的伤痛做出了映射和反思。

这篇比《伤逝》晚两个星期的作品通常被视为意在“批判国民性”o，与鲁迅同时期的其他作品相比，在艺术技巧上也较为平庸，受关注较少，李长之曾评价为“写得毫无意思”p。

如果真如许广平等人所说，是由于经济的缘故，那么可以看出鲁迅《弟兄》陈述了一个事实：他在维系大家庭的生活中承担了主要的壓力，而周作人在家庭责任上经常是“因病缺勤”的。然而，鲁迅没有借此发难于别人，而是先解剖自我，将自己的潜意识挖掘并呈现出来，这种潜意识虽然可能没有在“过去”存在，但它却在作者的回忆中浮现，或者说它曾真切地潜藏在鲁迅的内心深处，他未能察觉也无法正视，直到与周作人决裂后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鲁迅如他自己所说的“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q。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许多读者认为作为长兄的张沛君（鲁迅）更像是要负主要责任，也给了周作人为自己开脱的机会，他在《鲁迅与〈弟兄〉》中写道：“沛君与靖甫很是友爱，但在心里沛君也不能没有私心，他怕靖甫死后遗族要他抚养，怕待子侄不能公平，于是造成了自己谴责的恶梦。事实上他也对我曾经说过，在病重的时候“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 8。

似乎是说比起兄弟情，鲁迅更在意的是自己要面临的人伦责任？这显然是不能服众的。《弟兄》在细节和心理描写上具有高度的真实，不仅生动而且感人，使人很难想象是虚情假意或是出于其他方面的担心，尤其是沛君以为靖甫患猩红热的一系列反应：“他走进他兄弟的卧室，觉得心跳得更利害，因为他脸上似乎见得更通红了，而且发喘。他伸手去一摸他的头，又热得炙手”，“他平时是专爱破除迷信的，但此时却觉得靖甫的样子和说话都有些不祥，仿佛病人自己就有了什么豫感。这思想更使他不安，立即走出”！ 9。这一系列的行为反应就像父母对待病中的孩子，总觉得他的病要更严重些，即使是小病也提心吊胆地怕他死去。沛君对靖甫的情感是真实的，而为生计的考虑也是真实的，这也是鲁迅一贯的主张，在《伤逝》与《娜拉走后怎样》里强调的钱的重要，作为病人的靖甫比起沛君来说要更“沉静寡言”，甚至洒落，在病床上看起了书，暗示了沛君（鲁迅）在支撑大家庭上承担了更重的责任和精神压力，因此，“凌乱的梦境”是他潜意识的流露，呈现出他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深受家庭所累，“并且实际上对亲情产生了厌倦”@ 0，追求个人的完整独立与亲缘之间的拉扯又一次出现，鲁迅深感“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 1。鲁迅对沛君的描写是客观而中立的，呈现了沛君真实的内心活动，鲁迅没有为沛君辩解，也不是刻意揭露其虚伪和自私，因为人要“生活着”，就必然会对环境产生本能反应。如果非要说批判的话，也不只是批判国民性或者伪君子，而是普遍人性的弱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弟兄》可以看作是鲁迅对于“失和”的自白，而非周作人所说的“重在自己谴责”。

（三）“古”的侵扰与灵魂的灰

1925年，鲁迅在《华盖集·杂感》中写道：“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2母亲的爱与“礼物”、手足的反目成仇，都是误进的毒药和击中他的流弹，最亲近的人造成的创伤是他无法反抗和愈合的，他的多疑、深刻、冷峻实在不是“诗人气质”，也不是士大夫“低徊顾影”的自怜，而是渗透着哀伤的生命体验。

鲁迅一生痛恨“复古”“国粹”的论调，始终高举反传统的大旗，而他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这无疑是巨大的矛盾，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矛盾源于“曾经看过许多旧书……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 3。因此，他希望“将来的孩子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能够驱开“传统”的毒蛇，建立独立、完整的自我，而第一步就是不要读那些僵死的“中国书”。想到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鲁迅听到朱光潜“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或者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 4要“打一个寒噤”@ 5了。

三、矛盾背后：人的生存境遇

如果将个体的全部人际关系比作一张网，家庭便处于最核心的地位，以后的发展都是网的生长更替，人从家庭中获得的是身份的认同、情感的慰藉和与理解外部世界的能力，但如果全部的发展都要用来“反哺”核心网，而个人又迫切需要生长时，就会形成一种拉扯和紧张。传统的孝文化将“行孝”定义为天地间第一大事，儒家文化更是为“孝”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长久地流传着，使人臣服于孝文化，从而放弃独立、完整个体的探索。这种只重集体而忽略个体的观念，直到新文化运动才受到普遍的冲击，一些人开始觉醒，开始追求个体的解放。如同启蒙运动一样将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新文化运动想要将人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

鲁迅生活在这一时期，虽然热烈地呼唤着“朕归于我”，并将“人各有己”视为“群之大觉”的基础，但他是在传统的“旧垒中”生长起来的，传统早已内化为其生命的存在方式，想要与之决裂，“鲁迅势必要采取一种近乎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自残方式。那种精神上血肉剥离的惨烈痛苦，当为其本人所深味” @ 6，因此构成思想和行为之间的矛盾，也决定了鲁迅反传统的不彻底性。“他只能将传统作为一个整体而颠覆其结构性的功能”，却无法将已经渗入思想与灵魂深处的传统幽灵遣散。

而在“传统”与“现代”背后又隐藏着社会角色和自我发展之间的矛盾。前者是思想的、文化上的矛盾，后者是更加复杂普遍的人性矛盾，前者是集体内部的矛盾，后者是个体内部的矛盾。而如何解决这些矛盾，鲁迅曾给出了答案“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7然而，这只能解决前者，而无法解决后者，因为正是这些个体内部的矛盾才构成了每个真实、特殊的个人。这样看来，鲁迅是用作品和生命体验探索着人的生存境遇。

abcdes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第262页，第262页，第262页，第262页，第137页。

fhq@ 3 y@ 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页，第316页，第312页，第363页，第301页，第393页。

g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i@ 2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第376页，。

j 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k 周作人：《雨天的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l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m 马蹄疾：《鲁迅何以被“逐出”八道湾》，《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9期。

n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

o 许寿裳：《关于〈弟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三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73页。

p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 8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