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旭东 傅敬民

(1.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无锡太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2.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0 引言

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最终在中国学术界获得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外翻译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不断传播。特别是西方翻译理论极大地弥补了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不足，丰富了我国翻译理论的研究内容(许钧,2018)。遗憾的是，国外翻译研究学术著作的汉译长期未得到我国译界的重视，目前我国对国外翻译理论著作的完整版翻译尚不超过50部(吴苌弘 等, 2019: 90-96)。在此背景下，2019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著作TheScandalsofTranslation的汉译本《翻译之耻》，是对我国翻译研究理论著作汉译不足的有力补充。韦努蒂是当代集大成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从语言、文化、社会和伦理的角度阐述了异化的主张，其翻译思想在TheTranslation’sInvisibility(1995)和TheScandalsofTranslation(1998) 两部著作中得以集中体现，特别是TheScandalsofTranslation一书，截至本文撰写之际，在谷歌学术上已经被引用3608次。这一引用频次，对于翻译专著而言实属不易。韦努蒂在该书中指出，翻译面临的窘境之一就是，译本被视为透明，成了原文的替身。一方面，翻译沦为了文学教学或接触原作的工具；另一方面，对翻译质量的评价往往都拘泥于准确的标准。这一观点正好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的汉译本中得到了印证——韦努蒂的第一部著作在被译成中文版《译者的隐形》后，不少学者忽略了该译本的译文身份而直接用它来评介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即便确实有人对其中的几处翻译进行了商榷，但也局限在词义、搭配、句法、文化理解以及遣词造句等方面的问题(高查清， 2015:44-51)。第二部著作的汉译本《翻译之耻》新近出版，目前还没有出现太多反馈，唯有《译者的隐身》的译者之一对书名翻译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应该译为《翻译的窘境》(张景华,2020:62-67)，但未论及整部译本的翻译质量。本文尝试通过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分析探讨《翻译之耻》的翻译文本质量，并基于翻译规范理论解读、论述译者的翻译过程。

1 研究过程和数据分析

1.1研究方法与概念工具

本研究首先基于对韦努蒂的TheScandalsofTranslation原著及其汉译本《翻译之耻》的细读。由于版权限制，特别是原著明确规定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其内容进行复制或利用(包括储存)，本研究不能将双语全文制作成平行语料库从而利用软件进行翻译质量评估，只能人工对原文和译文做抽样比较。通过对比研究，笔者根据加拿大口笔译联盟(CTIC)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在《翻译之耻》中选取100条具有明显错误的翻译之处，将其分为“理解错误”(50条)和“表达错误”(50条)两类，并给出修改建议。为规避主观性，笔者邀请具有五年以上翻译实践教学经验的教师和英语写作教学经验的教师各一名，让他们各自组成研究小组，共同对上述样本进行讨论。经过多轮商讨，研究小组对16条样本的修改建议做出了进一步调整，并认定在“表达错误”的样本中有10条属于可接受翻译，尚不构成“错误”[CTIC将“表达错误”定义为“令人费解或不能接受的结构”(Williams, 2004: 5)]，故将其从样本中剔除。

然后，采用问卷的形式将上述两类错误样本的原文、出版译文和修改译文在电脑中随机采样，各抽取10条样本分发给目标读者进行测试。问卷邀请30名受试者在出版译文和本研究给出的译文之间做出选择。受试者主要是英语语言、外国文学、翻译学专业的师生，涵盖硕士和博士两个学历层次以及中级和高级两个职称层次。他们具有英汉双语背景，一部分人正在学习、研究翻译，是韦努蒂著作及其汉译本的目标读者。在测试过程中，问卷不会披露两个版本译文的来源，且每条样本的两个译文都随机排列以提高调查的可信度。通过问卷调查，研究验证了上述90条样本的出版译文确实存在翻译质量问题。基于此实证结果，研究小组进一步对翻译错误样本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从而力图对《翻译之耻》的整体翻译质量做出评价。最后，研究以部分样本为例，以切斯特曼(Chesterman)的翻译规范概念为指导，从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三个层面对译者的翻译过程进行解读。

1.2调查结果和数据解读

调查结果显示，受试对象对研究筛选出来的翻译错误样本持基本认同的态度(认同度=受试者在问卷中认定为错误的《翻译之耻》译本样本数量÷问卷样本总数量×100%)，但不同知识层次和不同知识背景的受试群体，认同程度略有差异。如图1所示，本研究中30名受试者的平均认同度为72.3%。根据受试群体的知识水平来划分，硕士学历/中级职称受试者(20名)的平均认同度为67%，博士学历/高级职称的受试者(10名)的平均认同度为83%，说明读者知识水平与翻译错误识别能力成正比，两个群体的组别差异为16%。根据受试群体的知识背景来划分，未专门学习翻译知识的受试者(16名)的平均认同度为67.5%，正在学习翻译或进行翻译研究的受试者(14名)的平均认同度为77.9%，说明翻译理论知识和翻译实践经验有助于对翻译错误的识别，这里的两个群体差异为10.4%，相比前一组群体差异的显著性相对较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在进行正式测试之前，曾尝试在研究小组的教学班(商务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进行试验，很多学生在解读样本原文时都会犯有和《翻译之耻》译本一样的错误，符合后续调查中知识水平影响翻译质量评价能力的发现。

图1 读者群体认可度

翻译质量评估不能仅仅以错误的数量而论，还应关注错误的严重程度。本研究通过出现翻译错误的信息本身的重要性来确定翻译错误的严重性。因为，不是每个部分的信息都在翻译中具有同等重要性，相较而言，核心信息部分翻译中的拼写或标点错误也有可能要比非核心信息翻译中的整个命题传达错误更为严重。那么，在翻译中哪些属于信息的核心部分呢？根据威廉姆斯(Williams, 2004: 27)的观点，存在于所有文本写作中的论证体系就是信息的核心部分，简单来说就是文本的逻辑组织和推论过程。就TheScandalsofTranslation而言，这种论证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体系涉及韦努蒂著作的整体思想之下的各章论点之间以及论点和论据之间的逻辑联系；中观体系关乎每章内部各小节和段落论点之间，以及论点和论据之间的逻辑联系；微观体系有关段落内部论点之间、论点和论据之间以及命题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本研究认为，导致宏观体系或全书核心概念误解或难解的翻译错误可视为重大错误，本次抽样中存在该类错误一项；导致中观体系或章节主要概念误解或难解的翻译错误可视为主要错误，本次抽样中存在该类错误11项；导致微观体系或段落基本概念误解或难解的翻译错误可视为次要错误，本次抽样中存在该类错误78项(各类错误占比见图2)。

2 翻译规范与翻译质量评析

20世纪60年代捷克翻译理论家利维(Levy)把规范概念从社会学引入翻译研究，后由以色列翻译学者图里(Toury)发展成为描述翻译学的核心概念。翻译规范可被视为内化于行为主体(译者)的行为制约因素，这些因素体现了某个群体共享的价值观，翻译过程中的所有决定主要受这些规范的控制(谢芙娜, 2018: 7)。切斯特曼从社会生物学和交际学的角度对翻译规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他认为翻译规范包括两大类——产品规范与过程规范。产品规范指的是读者对翻译作品形式特征的期待，涉及译文的文本类型、风格和语域、话语传统、语言合法度、词语搭配及词汇选择等方面，如果违反这种期待，翻译的恰当性或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过程规范从属并受制于产品规范，又可以细分为：(1)责任规范。要求译者“应该恰当地符合原作者、翻译委托者、译者本人、预期读者以及其他相关方面对忠实的要求”；(2)交际规范。要求译者“应该按照情景需求在交际各方进行最优化交际”；(3)关系规范。要求译者“应该在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确立并维持恰当的关联相似性”(切斯特曼, 2020: 87-88)。过程规范对翻译过程进行调节，制定行事的正确方法。本文基于切斯特曼有关翻译规范的论述，结合TheScandalsofTranslation汉译本《翻译之耻》中出现的问题，着重探讨译者责任、信息传播及关系调适。

2.1译者责任

责任规范要求译者对自己所从事的翻译职业负责，对翻译所服务的各方主体负责，对自己所提供的译文质量负责。就学术翻译而言，要达到以上要求，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译者不仅谙熟所译材料，而且对于所译材料有所研究。

有鉴于此，翻译理论著述的汉译首先要求译者熟悉相关的翻译理论、理解概念实质、掌握术语体系、深谙作者思想，如此才能掌握所要翻译的翻译理论著作精神实质。据《翻译之耻》的译者自己介绍，他在博士学习期间着重研究的对象就是韦努蒂的异化翻译和存异伦理，攻读博士后也持续围绕韦努蒂翻译思想发表了学术文章。他在《翻译之耻》“译后记”中表示自己被韦努蒂的翻译研究深深吸引，一直想将TheScandalsofTranslation译成中文。他从2013年春夏之交有幸见到韦努蒂并获得授权开始翻译，直到2018年3月给译稿画上句号，耗时五年(韦努蒂, 2019: 321)，其中艰辛或许只有做过学术翻译的人方能体会。由此说明，《翻译之耻》的译者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该翻译的，应该说也具备相应的翻译能力和素养。毋庸讳言，由于韦努蒂推行的是异质和剩余的思想，他写作的语句往往会给读者带来理解困难，就更勿论其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了。其第一部著作的译者也认为“韦努蒂文风晦涩，诸多词语确实难以把握”(张景华,2020:66)。因此，翻译韦努蒂的理论著作难度甚大，不仅要耗费大量精力，而且还要冒很大风险(高查清,2015:45)。就此而言，韦努蒂两部著作的中文译者都值得我们尊重与敬佩，他们冒着风险，勇敢地担当起译介学术翻译的责任。

显然，仅凭勇气是不够的。译者责任包括对文本中涉及到的历史信息或引用信息有所了解或查证。对于学术翻译来讲，这方面引起的问题较为严峻。因为，在大部分情形下，译者和原文作者几乎不会处于同一历史文化语境，原作者在引用历史资料时所体现的主体性，往往会对译者再现原作主体性造成巨大的困难。在本研究整理出的翻译错误样本中，有多条属于历史信息传达错误，下文例1便是典型。在这个译例中，原文所提及的美国40年代到60年代的社会状态，对于译者而言可能较为陌生。查阅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济在世界上占有全面的优势，在50—60年代甚至出现了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黄金时期，这段时期的美国一片繁荣，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没有受到“坚决的挑战”。这则翻译错误，既可能译者缺乏对原文本中的历史信息有效把握，也可能由于原句的语言晦涩所导致。因为原文中的“yet to be challenged”这一表述包含着“将来/尚未”的意思。

例(1)原文：…the period from the mid-1940s to the late 1960s, when American hegemony had yet to be decisively challenged at home and abroad. (Venuti, 1999: 75)

蒋译：……指的是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的那段时光。那时候，美国的霸权在国内外都仍然遭受着坚决的挑战。(韦努蒂, 2019: 117)

建议：……指的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的那段时光——那时候，美国霸权在国内外还都尚未受到明确挑战。

此外，学术著作中频繁出现引用信息，作者的旁征博引会给译者带来翻译困难，韦努蒂的TheScandalsofTranslation，其中每一章节都含有大量的文献引用，译者也因此无法避免地陷入了失范的泥潭。在例2中，韦努蒂引用了戈德斯坦(Goldstein)在DerivativeRightsandDerivativeWorks中的一句话，这篇文章是对衍生作品著作权的讨论。韦努蒂的引用没有展示戈德斯坦这句话的前文内容，因此“French and German language markets belong exclusively to it”会使读者感到困惑——它享有法语和德语市场什么东西的独家专有权？但从原译文中我们无法得到相关信息，给译文读者造成了阅读的困难。诚然，在有些时候，如文学翻译中，引文翻译的困难可能源于作者在引用时的断章取义或者故弄玄虚，但理论著作往往比较严谨，其中的引用信息来源往往都比较明确，译者只需按作者提供的线索找到文献，对其进行理解后完全有可能将被引内容和引用者的前后论述有机结合起来。这种追根溯源无疑会耗费译者颇多精力，但准确地再现原作含义，无论是直接表述还是间接引用，都是学术翻译的译者责任之所在。

例(2)原文：Goldstein sketches a hypothetical case: “Knowing that the French and German language markets belong exclusively to it, a publisher of English language works may decide to invest in works that, once translated, will appeal to these audiences as well.” (Venuti, 1999: 48)

蒋译：戈德斯坦曾有过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法语和德语作品只由英语作品的出版社出版，他便会选择出版以前被翻译过的、吸引法语和德语读者的书籍。”(韦努蒂, 2019: 78)

建议：戈德斯坦曾提出这样的假设：“一个从事英语作品出版的出版商，如果知道自己在法语和德语市场享有独家的衍生产品出版权，那么，他就可能会投资那些一旦翻译也能吸引法语和德语读者的英语作品。”

除此之外，译本《翻译之耻》中还出现了译者责任不到位的文体。比如，概念术语的不统一，如原文中多处出现“codes and ideologies”，译文则有“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以及“法律与意识形态”两个译法；未能传递原文中起到强调作用的一些突出语相，如原文的部分斜体以及双引号标记被忽略了，这会影响读者对原文作者特殊用意的关注从而产生误读；原文作者为其所引文献的注释，译者的翻译有时未能做到视角转换。

2.2信息传播

广义而言，任何翻译都是为了达到传播信息的交际目的，因而必须遵循相应的交际规范，即要求译者使得交际双方或多方的意图都能得以传达和接受，最大程度促进交际的成功。一般而言，成功的交际依赖于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关联性、清晰性等。译文是否促成读者对原作真实、完整信息的理解，是否扩大了原作的读者群，是否为潜在读者提供参与和原作沟通的机会，这些都是衡量翻译交际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依此指标审视译本《翻译之耻》，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还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是理解上的问题。将原作书名TheScandalsofTranslation译为《翻译之耻》，即将scandals理解为“耻辱”，显然不妥。张景华指出，将scandals译为“耻辱”存在两大问题：其一，韦努蒂只是在描述翻译所遭受的种种不公，这种译法言过其实；其二，“翻译之耻”的译法容易误导读者，招致对翻译的鄙视(张景华，2020:64)。除了书名翻译的不当，在研究整理出来的样本中还有其他信息传播失范现象，如语义混淆(如把“legislative reform/立法改革”错译成“法律形式”)、望文生义(如把“adapt/改编”错译成“适应”)、主客颠倒(如把“the colonizer’s image of the colonized/殖民者眼中的殖民地人民形象”错译成“自己对于殖民地人民而言作为殖民者的形象”)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质量问题，其语法结构方面没有问题，如果不事先告知受试人，往往会被忽略。但如果将这些存在质量问题向受试人指出来，则基本能得到受试人的认可。因此，这类质量问题极具蒙蔽性，对于译文读者的危害可能也更大。

例(3)原文： As Mason observed, we do not need to attribute a deliberate intention to the translator in order to perceive the skewed represent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Venuti, 1999: 3)

蒋译：正如梅森所观察到的，人们在阅读译文时并不需要刻意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做出的演绎。(韦努蒂, 2019: 4)

建议：正如梅森所观察到的，人们无须刻意关注译者就可觉察到译文对原文的歪曲。

其次，是对译文的合理表达。学术翻译虽然也要追求对原作风格的再现，但我们不能因为原文的晦涩难懂就牺牲掉译文的可读性。正如前文所述，韦努蒂文风晦涩。但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译文能看懂，因此译者需要在译文中尽量采用显化的方式表达原作的信息。《翻译之耻》的译者在“译后记”中指出：韦努蒂重异质、释放剩余以及抵抗的翻译观，对这部译稿的文风、质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韦努蒂, 2019: 322)，因而译者也在翻译时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翻译策略本无可厚非。但是，英汉两种语言毕竟有各自的话语表达系统，对于原文中的晦涩表达，由于英语特有的语言连贯标记和语义特征，读者一般可以品味出其中的隐含意义。但是，这种晦涩的表达形式一旦移植进入汉语，往往导致逻辑混乱、概念混淆或意指不明。如例4中韦努蒂对图里的引用(后者的英语写作风格也有晦涩难懂的特征)，译文除了对“of course”和“they”的理解有误之外，未能保留原文的斜体强调，后半句的表意也不符合汉语表意习惯。我们知道，韦努蒂的理论视角是基于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欧美价值观的全球支配等方面的，翻译时的确要考虑这些宏观的伦理问题，但也不能因此忽略自身作为交际活动而必须面对的“理解”等方面的要求。切斯特曼(2020:245)强调，译者在翻译时应该尽量避免“交际痛苦”。

例(4)原文：Verbal formulations of course reflectawarenessof the existence of norms as well as of their respective significance. However, they also imply other interests, particularly a desire tocontrolbehavior—i.e., to dictate norms rather than merely account for them. (Venuti, 1999: 28)

蒋译：对于过程的语言描述，反映出我们意识到诸种规范的存在，也意识到这些规范各自的重要性。然而，这些规范也暗含了其他的利害关系，尤其是想要控制某种行为，如要制定规范而不仅仅是解释规范。(韦努蒂, 2019: 44)

建议：用文字对规范进行表述，当然反映出我们意识到规范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但是，这些表述也暗含了其他旨趣，特别是暗含了一种对行为进行控制的欲望——即强行制定规范而非仅仅解释规范。

在对翻译质量进行评估时，有人关注核心信息的传达而轻视语码转换时发生的语言问题，如石川(Ishikawa, 1985: 51)在论及整体翻译质量时曾提出：一般而言，翻译中的重大缺陷绝不能容忍，但少量的次要缺陷则可以接受。但也有人坚持译本的完全忠实，认为细节的翻译错误容易引发读者对译文整体质量的怀疑；即便这些错误就像汽车表面的划痕一样并不影响它的操作，消费者也会因此心生不悦(Williams, 2004: 68)。本文认同这样的观点，即“整体错误要比局部错误更为糟糕”(切斯特曼, 2020: 185)，在传达整体思想方面出现错误无疑不可容忍，而能否容忍局部信息再现方面的错误，则有赖于翻译的功能或目的。就翻译理论著作的翻译而言，其大多数是要正式出版，供专业学习、教学以及研究的学术文献。古阿德克(Gouadec)提出的三类可以接受的翻译质量——可出版，可使用，可修改。其中，可出版的翻译质量必须是零错误(Williams, 2004: 7)。虽然我们意识到，任何翻译实际上都难以做到十全十美，但是，尽善尽美的翻译作为理想，应该成为译者努力的目标。在翻译领域内部，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之间一直存在隔阂。翻译实践者普遍认为，翻译研究谈理论有余而做实践不足。因此，从事翻译研究著述的翻译者更应该对翻译存敬畏之心，更需要精益求精。如果翻译研究领域能够为外国翻译理论著作提供高质量的汉译，无疑可以为其他翻译提供规范。

2.3 《翻译之耻》中的关系适调

关系规范指导着翻译过程中译文与原文的相似度，即在形式、内容或功能上是否要与原文保持一致，或保持多大程度的一致。根据韦努蒂的翻译思想，译本是既不完全等同于外国文本又不完全遵循本土主流的一种独立存在，它在再现外国文本的同时会融入本土的价值，在构建本土主体的同时又会体现异质的元素(Venuti, 1999: 75)。基于差异化伦理，他反对流畅与透明的翻译，强调译本可以偏离本土规范而彰显外国身份，并认为“糟糕的翻译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消弭来自异域的他者，好的翻译则尽其所能保留来自异域的他者”(切斯特曼，2020: 35)。但对于保留异质的操作，韦努蒂(Venuti, 1999: 12，87)也提醒：翻译不能过于陌生化而造成无法理解，从而导致自我扼杀。但《翻译之耻》在很多地方都在不经意间滑入了韦努蒂告诫要避免的境地，如例5。译者增加一个“专门地”，让读者有种“翻译是在故意找碴”的感觉，“不舒适地揭露”这一表达也十分别扭。再如例6译文与原文之间的间距较大，而其表述虽然也能透露原文意义，却需要读者付出极大的努力方能理解。诚然，翻译不仅是再现原文的复杂概念，同时也是通过各种话语策略对这些概念进行实践(Venuti, 1999: 119)。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翻译实践中，坚持输入新鲜、外来甚至是怪异的价值，采用反程式化和非典范化语言文化形式的译者会被视为“走私者”，会遭遇各种信任危机(胡安江,2020:7-12)。

例(5)原文：At the present time, translation studies comprise an area of research that uncomfortably exposes the limitations of English-language scholarship and of English. (Venuti, 1999: 46)

蒋译：现如今，翻译研究包含了一个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旨在专门地、不舒适地揭露英语学术以及英语语言诸多的局限性。(韦努蒂, 2019: 75)

建议：目前，翻译研究构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该领域令人不安地暴露出英语学术的局限，甚至也暴露出英语的局限。

例(6)原文：The mere identification of a translation scandal is an act of judgment: here it presupposes an ethics that recognizes and seeks to remedy the asymmetries in translating, a theory of good and bad methods for practicing and studying translation.(Venuti, 1999: 6)

蒋译：认清翻译的耻辱，就是在做出判断：它预设出识别并试图弥补翻译中不对等的伦理，还给出了如何更好地践行及研究翻译理论。(韦努蒂, 2019: 9)

建议：仅仅明确翻译窘境，是一种判断行为：在此，它预设了一种认同翻译中存在着不对称并寻求弥补这种不对称的伦理；也预设了一种践行翻译、研究翻译的方法论，至于该方法论的好与坏则另当别论。

在强调异化和剩余的同时，韦努蒂也意识到了本土价值对翻译的影响，承认凡是翻译必然会在外国文本中融入本土的价值观念。因此，虽然《翻译之耻》的译者追寻的是异质化文风，但事实上《翻译之耻》中还是存在大量经由意译之后的流畅表达，某些地方还有适度增减，自由发挥。如译者将“The memory of these event lives on in the thousands of inscriptions and the legends of oral tradition”(Venuti, 1999: 3)译为“这些历史事件，因数千碑铭得以记录，因口头传说得以弥新”(韦努蒂, 2019: 4)，其中的“弥新”显然是对“live”(存活)的意义增殖，体现了译者的个人主张。

3 结语

翻译，无论如何精益求精，总是不如人意，无法完全地等同于原作。就此而言，翻译总是作为翻译而存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是，我们不能总是以此为借口，搁置翻译质量问题。促进翻译质量的提高，本来就是翻译研究的应有之义。而作为翻译研究著述的翻译，更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在翻译实践中践行翻译理论，为学术翻译树立好的榜样。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译本存在的质量问题，探讨译者责任、信息传播以及关系规范，进而指出翻译质量与译者的翻译规范意识密切相关。其初心就是要彰显翻译批评话语的在场。在外国翻译理论著述的汉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提高翻译规范的意识，合理确定译文和原文的相似性关系，努力实现翻译的交际目的，谨慎认真地履行译者的翻译责任，无非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译界同仁警觉翻译(尤其是学术翻译)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