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丽 秦驿

摘 要 随着全球引进外资的竞争加剧，关注在华外资“再投资”对充分利用在华外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2013-2016年商务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名录和上市公司数据库进行匹配，获得166家中国上市外资企业的母子公司面板数据，并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对在华外资在中国境内建立子公司的再投资行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是促进外资企业建立在华子公司的重要因素;非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建立子公司属于创新驱动型，而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则不然;高新技术型在华外资创新驱动型再投资的效应强于非高新技术型外资。以上研究表明，改善在华外资的研发环境，促进其研发成果的转化，将有利于激励其进行在华再投资，有效地抑制在华外资的回流和转移。

关键词 在华外资企业 外企再投资 研发投入

一、引言

自2004年中国放宽外资准入以来，大量外国企业将海外扩张的目的地锁定中国，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大量外资不断涌入中国市场，截至2017年，在华外资存量全球占比高达9.5%，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下行，“逆全球化”态势突显，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大幅下降，2017年全球跨国投资流量为14 298.1 亿美元，同比下降23.4%，创历史新低，这意味着世界各国之间外资引资的竞争将变得愈发激烈。近年来，新加坡、埃及、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竞相采取优惠政策，通过降低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等方式改善本国外商投资环境，加剧了同中国的外资引资竞争。2017年中国外资流入量的增速为2.0%，与2016年近34.7%的增速相比呈明显放缓的态势。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国家先进制造业战略计划”“工业4.0战略”“日本在兴战略”等“再制造业化”战略，吸引海外制造业回流。受2020年疫情的冲击，一些国家甚至推出鼓励外资撤离中国的政策，日本提出花22亿鼓励在华企业撤离中国;美国也号召企业搬离中国，并承诺政府承担企业100%的搬迁费用，这些做法可能引发在华外资回流母国。面对新增外资引进乏力和在华现存外资回流的双重挑战，中国在有效利用外资方面压力倍增，因此，关注和研究在华外资的“再投资”行为，在“稳外资”和盘活外资存量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经济增长方式正从依靠劳动密集型投入向创新知识密集型投入转变。优化研发创新型外资的利用效率将有效地促进和优化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蒋殿春，2005）。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突破2万亿美元，累积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00 165家，2017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5 662家，其中高技术制造领域与高技術服务领域吸引外资规模大幅上涨，分别新增1032家与5990家，同比增加29.3%与81.9%，实际使用外资98.9亿美元与260.7亿美元，同比上涨 7.6%与106.4%。总的来看，中国高技术产业全年利用外资占比近33%，利用外资规模同比提高了60%以上。另外，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华外资的研发投入、有效发明专利数在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中占比2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13.3%，其中，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最大的主体。可见，在华外资企业增加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对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改善中国产品出口质量方面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在华外资的创新投入对其在中国境内扩张的影响，不仅能够找到稳定外资、盘活外资存量的有效途径，同时也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

以往文献大多以新进外资为视角研究如何吸引外资的进入，对已有外资再投资行为的研究则十分匮乏。本文将结合企业扩张理论，分析在华外资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是否会促进其在华进行再投资，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与大量研究新进外资的文献不同，本文研究在华外资的再投资行为。通过将商务部在华外资企业目录与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构造了在华外资母子公司的面板数据，克服了以往研究无法识别外资企业母子公司关系的难点，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其二，本文从创新驱动视角研究在华外资的再投资行为，发现创新研发环境和企业创新投入是吸引外资进行在华再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以往外资区位选择理论提供了相应的文献补充。

本文研究框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研究背景与意义;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设定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第四部分，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Melitz（2003）构建异质性企业模型，探讨了不同生产效率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其研究发现：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进行跨国投资。此后，以异质性企业模型为研究基础，大量文献关注在华外资企业的初始投资区位的选择问题，并从外资准入（韩超和朱鹏洲，2018）、经济增长潜力（Alfaro et al.，2004）、市场规模（田素华和杨烨超，2012）、金融发展水平（Desbordes，Wei，2017）、税收水平（程兰芳和王强，2008）、外资集聚效应（颜银根，2014）、地方式分权（朱平芳等，2011）、目的地空间效应（黄肖琦和柴敏，2006）、制度质量（Busse，Hefeker，2007;王永钦等，2014）等多维视角进行探析，但是鲜有文献以外资企业进驻中国后的再投资行为为视角，来深入探讨如何提高外资利用效率，尤其是缺乏经验证据。外资企业通过建立子公司进行再投资也是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决策行为，是母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高利润的经营战略调整。在华外资的在华再投资行为受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外资流入性波动、区位选择和地区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华外资企业再投资的动机可分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技术需求型和战略寻求型。基于不同的再投资动机，本文将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分析在华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影响其在华再扩张决策的理论机制。

首先，对于资源寻求型外资企业而言，其对华投资关注的焦点是中国资源的存量与质量。王永钦等（2014）的研究发现，由于资源寻求和开采需要因地制宜，资源寻求型在华外资企业大多在投资初期会选择资源丰富的省份和地区，其随后的再扩张行为是为了占有更多的资源份额，从而扩大自己的竞争能力或促进资源型产品的出口贸易，该类企业往往会选择其他资源禀赋丰富的地区进行再扩张。而企业研发有助于资源寻求型在华外资企业降低资源的寻求成本（如矿产的开采成本）和加工成本（如矿产的精炼成本），当企业利用资源的成本降低且质量较高时，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将随之降低，这将提高资源寻求型外资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进而必然推动企业向其他资源丰富的地区实施再扩张。

其次，对于市场寻求型外资企业而言，其对华投资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本土化元素的嵌入（武亚军等，2005）以及多元化经营（傅贤治，2001）。为了有效开拓中国市场，市场寻求型在华外资企业大多在投资初期会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省份和地区，其随后的再投资、再扩张行为是为了有效地推广以自身优势结合本土化因素的产品与服务，从而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并从市场中攫取超额利润，市场寻求型在华外资企业再投资会选择其他市场规模更大的地区（Grossman，Helpman，2002）。市场寻求型在华外资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自身技术要素的本土化程度，当企业融合当地中国元素时，会促进其研发成果转化为符合中国市场消费者偏好的产品，降低其产品在华推广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也会推动市场寻求型在华外资企业向消费结构相似度更高的地区再扩张。

再次，对于技术寻求型外资企业而言，其对华投资关注的焦点是准确嵌入相关技术不足的产业链位置（徐康宁和陈健，2008），获取超额利润。由于技术的地理转移成本较低，技术寻求型在华外资企业大多在投资初期会选择研发环境较好的省份和地区，其随后的再投资、再扩张行为是为了更有效服务于有技术需求的区域（李贲和吴利华，2018），从而扩大企业品牌效应以及获取由自身垄断技术带来的超额利润。技术寻求型在华外资企业可以通过研发投入更好地嵌入中国产业链中技术水平较低的短板位置，当技术寻求型在华外资企业能有效嫁接技术需求端，并且提高技术质量时，其利益相关者对其技术的依赖程度会提高并形成技术锁定（蒋殿春，2005），这会促进在华外资企业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具有垄断优势的产品，获得垄断收益。可见，研发投入本身就是技术寻求型在华企业进行扩张的主要手段。

最后，对于战略尋求型外资企业而言，其对华投资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投资环境的正向溢出效应，战略寻求型在华外资企业设立地区总部来管理亚太地区的跨国整体经营活动（陈红儿等，2004），其投资初期大都会选择经济体量较大、开放程度较高、国际地位靠前的省份和地区，其通过在华跨国管理经验的累积（Zanardi et al.，2016）奠定再投资基础，不断从中国辐射至他国或地区投资，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经营范围或经营规模，从而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完善亚太地区的整体运营体系。战略寻求型在华外资企业会选择符合其战略意图的地区，有可能是市场导向，也可能是资源寻求或技术寻求导向。因此，战略寻求型在华外资企业具有市场寻求型、技术寻求型、资源寻求型的混合因素，其研发成果的转化不仅瞄准的是国内市场，也包含了整个亚太地区的各级细分市场，其在华再投资机会的形成依赖于在华研发成果转化的收益高于其对外扩张的收益。

综上所述，对于不同的再投资动机，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都是促使其在东道国进行再投资扩张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第一个有待检验的假说如下：

假说1：在华外资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会促使其在华建立子公司。

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是企业对自身生产效率提高、产品竞争力加强以及市场深化等的期望;企业通过将研发成果转换为技术升级、产品更新换代等带来市场份额的增加，并通过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获得研发创新收益。直观上，企业的扩张行为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和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当企业研发投入的成本小于预期利益时，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若企业研发成果转化的成本与扩张成本之和小于研发创新收益时，企业会采取再扩张行为。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企业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面临企业间愈发激烈的竞争挑战，这将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李林木和汪冲，2017），企业通过增加研发创新投入并将成果合理地转化可有效地巩固市场，并通过再投资行为拓展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通过出台各项优惠政策以及拨付研发补贴的方式大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成本，在专利保护制度不断完善、研发成果保护不断强化的制度背景下，在华外资企业的研发环境得到较大提升，企业的研发成果转化成本逐渐降低，研发投入风险降低，从而也会促进在华外资企业的境内扩张。

此外，开放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市场化水平越高，企业竞争越充分，知识产权保护更严格，政府对企业创新扶持的力度也更大，所以，理论上地区开放水平高会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成果转化，从而激发外资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推动企业的扩张战略（Daniels，Ruhr，2014）。因此，第二个有待检验的假说如下：

假说2：开放水平更高的地区，在华外资研发创新投入对其在华建立子公司的促进作用更大。

三、实证研究与分析

（一）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通过匹配“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与《商务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名录》

《商务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名录》涵盖我国外资企业新设时间、所属行业、经营范围、注册地址、外资来源以及企业性质等信息。信息来精准识别在华外资企业的母子公司关系

母公司是指拥有另一个公司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份或通过协议方式能够对另一个公司实行实际控制的公司，具有法人资格，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子公司是与母公司相对应的法律概念，是指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份被另一个公司持有或通过协议方式受到另一个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文依照投资公司占被投资公司股份比来识别母子公司关系，若占比大于50%，则确定母子公司关系成立。，构造了2013—2016年166家在中国A股上市的外资企业的母子公司面板数据，数据包括母公司建立子公司的数量，母公司所处行业和城市及其子公司所处行业和城市，母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规模、盈利能力以及政府补贴等财务指标，具体的变量解释和计算公式如表1所示。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上市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建立子公司的平均数量是8，最大值为14家，研发投入的强度较高，其平均值达17.2%，企业间盈利能力、规模和政府补贴的差异较大，省份间在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差距。

2.计量模型设定

企业的投资决策建立在企业自身战略规划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基础上。企业依据未来发展的期望，具有进行研发投入并通过研发成果转化而获取预期收益的动机，企业成立子公司的目的在于扩展其研发成果的运营空间，增加企业利润的获取。考虑到外资企业建立子公司和创新投入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滞后一期的企业研发投入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研发和成果转化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企业研发投入往往对其成立子公司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选取滞后一期的企业研发投入作为解释变量不仅可以解决内生性问题，还能更好地刻画其对投资滞后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方法来检验在华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对其在华建立子公司的影响，回归结果如公式（1）所示：

企业研发投入大多是为了扩大其所在行业的关联市场，攫取更多的利润。本文通过在华外资企业行业与其对应子公司行业进行匹配，剔除与母公司在非同一产业链的子公司企业。;R&Di，t-1是指i企业t-1期在华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Xn，i，t-1指t-1期影响i企业再投资的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补贴的对数（Subsidei，t-1）、企业盈利能力（Rati，t-1）以及企业规模（Sizei，t-1）。Zm，j，t-1指i企业所属j地区t-1期影响企业再投资的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地区最低工资水平的对数（Wagej，t-1）、开放水平（Openj，t-1）、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GDPj，t-1）、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对数（Roadj，t-1）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对数（Financej，t-1）。φt为时间固定效应;μi是企业固定效应;εi，j，t为误差项。本文考察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如果系数β1显著不为零且为正，则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加大会促进在华外资企业的再投资。

进一步，为了考察地区开放水平会促进研发投入的成果转化从而激发外资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推动企业再投资的扩张战略（Daniels，Ruhr，2014），本文设定以下回归模型进行验证：

Sonsi，j，t=0+β1R&Di，t-1+β2openj，t-1+θ1R&Di，t-1×Openj，t-1+

∑3n=1γnXn，i，t-1+∑4m=1δmZm，j，t-1+φt+μi+εi，j，t（2）

模型（2）在回归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地区开放水平与研发创新投入强度的交互项，R&Di，t-1×Openj，t-1表示i企业t-1期的研发强度与企业所处j地区t-1时期开放水平的交互项，衡量了地区经济开放程度对研发创新促进外资企业再投资的影响。若交互项系数θ1为正，则表明地区开放水平越高的地方，企业研发投入对其在华再投资的促进效应越大。

（二）实证结果

1.基准回归结果

表3基于2013—2016年中国166家上市外资企业的母子公司数据样本，按照模型（1）进行回归，检验在华外资创新投入对其再投资行为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上市外资企业建立的子公司数量，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的研发投入。其中，第（1）列只控制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补贴、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企业所属省份的控制变量。第（3）列按照模型（2）进行回归，检验开放水平是否会影响研发投入对企业再投资的促进作用。

表3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研发强度对在华外资企业的国内再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可以看到政府补贴对外资企业再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企业规模对企业再投资的影响显著为负，其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企业规模不断变大，其市场饱和程度不断上升，这会减弱在华外资进行再投资的边际动力（臧新和赵炯，2016）。企业盈利能力对企业再投资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企業盈利能越强，获取资金的能力越强，其再投资的能力和动机都会增加。表3第（2）列加入省级层面影响在华外资企业再投资的控制变量。从回归结果上来看，最低劳动工资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抑制企业的再投资，这和现有研究的结论相一致（Bernard，Jensen，2007）。同时还发现，地区市场开放程度越高，越能促进企业再投资行为的发生，其背后折射出在华外资企业更多地趋向于贸易导向。另外，在控制省份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后，企业盈利能力以及企业规模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这也说明企业所处省份的营商环境是影响企业再投资的重要因素。表3第（4）列的结果显示，开放水平与企业研发强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市场开放水平越高的地方，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越大，越容易引发在华外资企业的再投资行为。综上表明，在华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越大，其在华再投资的动力越足，随着地区开放水平的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对在华外资企业再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会不断增强。

2.异质性检验

（1）企业所属类别的异质性

中国《外资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资企业所属类型划分为鼓励类外资与非鼓励类外资。鼓励类外资企业往往拥有先进的技术，能够改进产品性能，节约能源和原材料，可以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或者能够生产适应市场需要而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的新设备、新材料。与非鼓励类外资企业相比，鼓励类外资通常可以获得政府方面更多的支持。本文依据《中国商务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经营信息联合报告》中企业性质一栏，将样本区分为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和非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通过分样本回归考察不同类型外资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对其再投资效应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4。

表4第（1）、（2）列是鼓励类外资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对于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而言，其再投资的进入壁垒相对于非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而言较低，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增加企业竞争力从而进行企业再投资的激励会降低。第（1）列结果显示，就鼓励类外资企业来看，控制影响企业再投资行为的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因素之后，在华外资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与其在华再投资扩张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第（2）列结果显示，开放水平与企业研发强度的交互项系数也不显著，这表明在市场开放水平较高的地方，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不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增加其再投资行为。

表4第（3）、（4）列是非鼓励类外资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对于非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而言，其再投资的进入壁垒较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更高，更具有通过创新驱动推动企业再投资的动机。第（3）、（4）列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对于非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而言，在控制影响企业再投资的各种因素以后，在华外资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与企业在华再投资扩张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非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会通过创新投入的增加来推进企业的扩张。与此同时，开放水平与企业研发强度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市场开放水平越高的地方，非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的研发强度越大，越容易触发在华外资企业的再投资行为。

对比鼓励类样本与非鼓励类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由于受到政府的扶持，其再投资所面临的进入成本相对较低，政策保护使其可以通过较少的研发投入所转化的收益来弥补其再投资所承担的进入成本，创新投入并不是鼓励类外资企业进行再投资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于非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而言，企业必须通过不断地投入创新研发来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实现企业的扩张，研发创新强度的增加是促进其进行再投资的主要因素。

（2）企业技术类型的异质性

依照技术类型的不同，在华外资企业可分为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和非高新技术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HYPERLINK"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A5%E8%AF%86%E4%BA%A7%E6%9D%83/85044" t"_blank"，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活跃在电子信息技术、生物与新药技术、新材料技术、资源与环境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和非高新技术外资企业所涉及的技术领域不同，其技术类型具有异质性。本文依据《中国商务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经营信息联合报告》中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一栏，将样本区分为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和非高新技术外资企业，检验不同类型外资企业创新研发强度对其再投资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5。

表5第（1）、（2）列为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第（3）、（4）列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总体而言，无论是高新技术还是非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创新投入强度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研发创新的投入是促使在华外资企业进行国内扩张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华外资企业的再投资是创新驱动型，该结论具有较强的外部有效性和稳健的解释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地区的开放水平与研发程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却不显著。这也表明，高新技术在华外资企业所在地区的开放水平越高，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强对再投资激励的效应越强;而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市场开放水平的变化并不会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强度对再投资效应的影响。

对比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和非高新技术外资企业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对于处于不同技术领域的在华外资企业而言，研发创新强度的增加皆是促进其进行再投资的主要因素。但是对于不同技术类型的在华外资企业而言，企业创新驱动下的再投资行为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开放水平的影响且具有明显的差异：地区的开放水平对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对非高新技术企业的作用却不显著。

四、总结与建议

本文基于在华外资“再投资”的扩张理论，利用2013—2016年166家在华上市外企的母子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在华外资创新投入对其再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

第一，在华外资企业自身的研发创新投入是促使其在华进行“再投资”扩张的重要因素。在華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越大，其在华再投资的动力越足，与此同时，企业所在地区开放水平越高，企业研发强度对其再投资行为的正向促进效应越大。

第二，鼓励类外资企业由于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增加企业竞争力从而进行在华再投资的激励会减少，创新投入并不是其进行再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然而，非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会通过创新研发来驱动其在华再投资，研发创新强度的增加是促进其再投资的主要因素，同时，在市场开放水平越高的地方，非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大，其再投资建立的子公司越多。

第三，对于处于不同技术领域的在华外资企业而言，研发创新强度的增加都是促进其进行再投资的主要因素，在华高新技术外企创新驱动型再投资效应强于非高新技术外企。同时，在创新驱动下，企业的再投资行为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开放水平的异质性影响，地区的开放水平对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对非高新技术企业的作用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在华外企自身的研发创新投入是促进其在华再投资的重要因素。本文进一步发现，非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的在华再投资为创新驱动型，而鼓励类在华外资企业则不是;在华高新技术外企创新驱动型的再投资效应强于非高新技术外企。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中国为应对全球不断加剧的外资引资竞争以及外资回流母国的压力，必须重视中国现存外资的使用效率。政府应当放宽高新技术外资的准入门槛，优化外资企业的在华研发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及降低创新成果在华转化的成本，通过激励在华外资增加创新驱动型再投资来盘活外资存量、稳定外资。同时，政府应当放宽外资企业在华新设企业的管制标准，激励外资企业将研发利润在东道国进行再投资，通过“再投资”提高外资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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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彭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