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

【摘要】推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需要在依循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循环逻辑的基础上，正确把握循环重点和关系，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循环逻辑。在国际循环主攻方向上，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平台打造带路经济的新循环格局，积极参与和维护与经济发达体之间的合作平台;在国内经济循环主攻方向上，巩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向好的基础，加快城市型服务经济转型升级，推进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在经济社会循环主攻方向上，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制定以城市低龄老年人为主体的再就业政策，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推进教育資源的公平和优化配置;在经济生态循环主攻方向上，完善和推广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优化资源使用上下游补偿机制，探索建立利益互惠的可持续发展方案。

【关键词】经济社会循环  经济生态循环  产业转型升级  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5.00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达101.6万亿人民币，约合15.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3%。依照目前的发展惯性和政策延续性，预计五年之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到130万亿人民币（按照5%年均增速估算）或20万亿美元（按照人民币汇率6.5估算）。由于中国有力应对了新冠肺炎疫情对自身的冲击，以及美国上届政府对中国经济实行的经济制裁措施的基本破产，中国经济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新兴大国，中国经济既充满活力和希望，也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此时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及时而重要。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畅通经济循环，打通堵点和痛点。显然，这是一项需要系统思考、全面布局的战略任务。实现这一任务，首先需要理清基本思路，明确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的逻辑、重点和主攻方向。

新的经济循环前提

一般而言，国家经济循环是客观的、持续的、波动性的，在螺旋循环中呈现出周期性和阶段性变化。每当经济循环迈过一个节点，就会出现新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在客观上为新一轮经济循环创造新的循环前提。纵观近期国内国际经济的急剧变化，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在这个新的循环起点上，已然形成若干重要的循环前提。

第一，中国经济总体上完成了工业化历史使命。其标志有两个：其一，世界上门类最全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已经诞生。其二，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超过50%并持续上升。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停止发展工业。相反，依照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产业结构还将朝着高端化和合理化方向继续升级。比如，美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比重超过50%，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1]此后，在美国服务业的加快发展期高端制造业持续崛起，并在90年代达到高科技产业引领世界的巅峰。日本、韩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完成工业化后也有类似的循环表现。由此，中国也将在后工业化时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迈入高端制造业发展阶段。当然，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或三元结构特征还比较显著，区域之间和产业之间的差距还较大。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经济业态落差，在国内维持区域经济合理分工，保持产业互补性链条。

第二，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大发展时代。过去，受制于各种体制和政策限制，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不同步。近年来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下，城市化进程有所提速，但与欧美国家的城市化仍存在较大差距。城市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内在扩张冲动，因此城市化在工业化完成之后一定会后来者居上，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支撑点。这种扩张冲动实际上非常有利于国内经济循环。

第三，中国已经建立起世界超大规模市场。这个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工业化的实现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国的人口规模。我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大规模市场。凭借这一前提，即便世界处于急剧动荡之中，中国经济也可以独善其身、一枝独秀。当然，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成为世界超大规模市场，不是因为封闭，而是因为开放。由此观之，超大规模市场是新的循环的逻辑前提，是走向更高的开放经济的逻辑前提。

第四，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的时期。经济活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动态、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经济循环离开与社会、生态、政治、安全、外交等领域的互动循环，也难以实现。这是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之后必然会出现的局面，需要政府、社会、个人等多方面予以正确认知。如何综合平衡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后果、如何协调化解相关对立矛盾，是实现未来稳定发展的关键。

第五，中美经济竞争进入以质量竞争为主的阶段。当今世界，美国和中国均为产值十万亿美元级别的经济体，是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也是经济制度及经济结构差异巨大的经济体。这种经济实力和差异化地位决定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二者的合作、竞争乃至对抗关系将长期并存。一方面，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2.3%，美国经济萎缩3.5%，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76%，中美经济总量之差继续缩小;[2]另一方面，2019年中国人均GDP虽已过1万美元，但只及美国人均6万美元的六分之一。可见，质量之差已成为决定中美关系未来的根本因素。从美方2018年以来主动挑起经贸战、科技战、人才战、外交战的情形看，中美两国已经提前进入经济质量的较量阶段。确立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战略部署，以能够自我掌控的国内经济循环确定性来应对外部无法掌控的经济运行不确定性，是适应变化中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适时之举。今后10～30年内中国经济能否在经济质量各个方面接近并超越美国，避免重蹈如日本、苏联等国在与美国经济竞争中的失利和败北之覆辙，关系着中国经济的未来命运。

经济循环的理论逻辑

保持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是政策设计的根本目的。然而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究竟该如何循环运行，以及良性循环的标准是什么，经济理论并没有作统一的解读。本文依照不同的理论体系对国民经济循环作不同层次和侧面的基本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逻辑。依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本解释，一个经济体的循环运行包含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并进一步简化为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阶段。其中的关键是要使商品生产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循环中得到补偿和转移，并在重复循环中实现生产规模持续扩张和价值不断增值。传统的理解只限于物质生产的循环运动过程，实际上现代经济包含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循环全过程，从经济系统内部自身循环扩展到经济系统外部，与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法律、政治、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进行交互和循环。相对于这些派生的上层建筑、精神领域，经济基础尤为重要。经济基础自身的良性循环，会带动派生性领域良性发展;同样，派生性领域的良性循环也会进一步增强经济基础的良性循环。

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点是：第一，在微观经济层面，商品-生产-货币的资本在时间上依序循环和在空间上并存循环。其中，保持商品流通循环畅通，完成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跳跃”[3]，实现用空间消灭时间至关重要，否则将会导致微观经济的失序混乱。第二，在宏观经济层面，两大物质生产部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必须按比例持续循环下去。其中，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基础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没有基础装备制造业的大力发展，整个物质生产就难以升级换代。第三，在社会层面，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需要相互匹配地循环下去。[4]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求，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因此人与生产、人与自然、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都存在广泛而深入的循环联系。如若这些循环联系中断，社会发展将不可持续。对于第三层面的良性循环，人们尚不太关注。但实际上，国民经济循环是否畅通在更大范围和背景上取决于这一层次能否实现良性循环。

依照上述关于循环逻辑的梳理，各个产业、部门、环节、区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其中任何一个关系出现断裂都会影响到其他关系的循环。然而仅有这个循环逻辑还不够，因为这个逻辑虽表述了本质抽象逻辑，还没有细化为现象具体逻辑;虽表达了一国经济内部的循环关系，还没有揭示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循环关系。这就需要进一步补充与其相关的循环逻辑。

凯恩斯主义的国民经济循环逻辑。依照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基本解释，经济运行围绕私人消费、私人投资、对外进出口和政府开支四个部门循环。私人消费和投资是国内经济运行的主要部分;进出口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出现的部门，用于调剂国内外供求关系;政府开支作为特殊的国内部门，可同时对私人消费和投资产生正向和反向作用，对国内外供求关系进行必要的管控。当市场就业、生产严重不足时，政府开支的增加将会拉动经济增长，恢复市场平衡，保持经济的持续循环。当私人消费扩展到公共消费领域，进入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大众体育、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等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领域后，私人可以在这个领域进行逐利性投资，但是相较而言，政府投资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更高，社会效益更好。

凱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曾是流行的宏观调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不同，它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关注经济短期循环现象而忽视经济长期循环现象。其基本逻辑主要是应对商业循环出现的周期性波动尤其是危机，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其二，由于产生于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因此其不认可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中一些关于经济循环的观点，比如不认可“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教条，[5]注重通过需求侧管理来维持经济循环。其三，偏重使用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循环。诚然，这些逻辑特征并不完全适用于当下的中国经济循环逻辑，凯恩斯主义的逻辑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进行必要整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循环逻辑，即既强调短期也重视长期，既认可供给创造需求也承认需求带动供给，既重视财政政策作用也强调货币政策作用。

循环逻辑链中的堵点及其关系把握。从逻辑上看，当前中国经济在循环链中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和需要打破的堵点、难点。具体来看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循环链看，生产环节的堵点是一些长线产业产能过剩，一些短线产业遇到“卡脖子”技术堵点;分配环节的堵点是贫富差距拉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偏低;交换环节的堵点是全国统一市场体系还不完善，流通成本较高;消费环节的堵点是城市住房价格偏高，农村消费相对不足。从两大生产部类循环链看，生产一般消费品的产能过剩，生产满足消费升级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相对不足;生产一般性产品的产能过剩，生产关键技术产品的能力相对不足。从两种生产循环逻辑出发，以前是人口过多带来的吃饭穿衣等基本问题以及人口就业堵点，现在是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之间的良性循环，也间接与其他社会问题相关联。

从消费-投资-进出口循环链看，消费的堵点是中高端消费相对不足，农村消费升级相对缓慢;投资的堵点是民间投资不活跃，商业投资边际收益下降;进出口的堵点是加工贸易比重较高，服务贸易竞争力偏低。

总体上看，国民经济循环链涉及面广、关系众多，需要一一梳理清楚，准确把握、谨慎对待我国经济循环链涉及的两类关系：第一，综合关系，即在国民经济循环链条中牵涉到的重大关系。包括：（1）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发展经济，因而稳中求进是基调，防控风险是目的。（2）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在经济与社会整体发展中，经济发展始终是前提和基础，只有经济发展才能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经济发展应惠及社会方方面面，要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3）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生态环境或将受到影响，生态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二者协调与否是未来经济质量发展的关键。第二，局部关系。包括：（1）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其核心竞争力在高端制造业;虚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有赖于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形成良性循环。（2）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财富差距缩小的关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但是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也持续扩大，如何在未来进一步缩小差距是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3）人口老龄化与老龄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系。当前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趋势，需要进一步加快系统性的老龄化服务体系建设步伐。（4）消费升级与全方位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关系。随着消费升级步伐的加快，相对落后的社会服务体系有待全方位升级。（5）东部经济发展与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关系。当前东中西部的差距依然存在，继续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任重道远。（6）中心城市发展与城市群落形成的关系。目前许多中心城市的单体已进入发展瓶颈期，唯有形成城市群落才能推进城镇化连片发展。（7）城镇化推进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新型城镇化是大趋势，乡村振兴需要结合城镇化趋势，走有特色的城乡一体化道路。

综合以上分析，需要强调两点：其一，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是基础。只有国内经济循环良性化，才会延伸带动经济与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良性化循环。尽管外部经济的循环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且难以掌控，但可以通过寻求国内经济良性循环来抵御国外市场造成的威胁，积极引导国外市场因素向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方向发展。因此，良性循环的基础是国内经济，国内经济基础不牢，则地动山摇。若国内经济出现问题，已经形成的国内外经济循环和经济与非经济活动循环，将会因系统干扰出现新的堵点。其二，经济与社会、生态等领域的良性循环，既是经济良性循环的内容之一，也是经济良性循环的条件基础。不能把经济循环与社会循环、生态循环割裂开来。畅通整个经济内外部循环，就是要寻找出妨碍整个循环的内生和外生堵点，再想办法化解这些堵点，从而畅通国内外经济关系和经济与非经济关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循环。

国际经济循环的主攻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然而以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为标志，自冷战结束以后到2018年长达30年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贸易增速放缓、地缘政治波动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带来的挑战，进入了英国媒体所述的全球慢化（slowbalisation）阶段。这一结果主要源于中美两个主导经济全球化方向的大国博弈。未来，国际经济循环将会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条件下推进，在相互试探和保持脆弱的平衡关系中调整。立足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国际经济循环。

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打造带路经济的新循环格局。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依然处于投入期，且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隐藏着一些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地政府的大量补贴，但“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实施和推进最终要依靠有效的自我循环。其二，中方和欧方的经济互补性有待挖掘，经贸合作不够深入。其三，沿线国家主权债务风险或引发“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金融陷阱。据深圳交易所2019年第1期报告分析，83%以上的沿线国家主权债务风险高于我国;超过86%的沿线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债务风险高于我国，且低收入发展经济体主权债务风险均高于我国;非洲、拉丁美洲、南美洲、东北亚和中亚沿线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也均高于我国;2013年以来，30.2%的沿线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呈上升趋势。沿线国家出现主权债务风险的原因是：经济增速趋缓导致主权评级下调;政府债务和外债规模上升，尤其是对中国负债比率较高;外汇储备规模显著下降，外币债务违约可能性上升;超过60%的沿线国家政府治理效率呈现下滑趋势。近年来，在上述情形的影响下，部分“一带一路”项目虽然已开工或投产，但仍面临资金收回的难题。其四，“一带一路”平台机制尚不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初，就提出了“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的建设路径。随着倡议的逐步实施，信息的畅通性也成为沿线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采取党中央集中决策、领导小组协调、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的全方位运作机制予以推进，但并未在政府机构中设置行政级别较高的部门牵头负责与沿线国家的来往，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平台的集约型管理，其运作机制的专业化、区域化、精细化有待进一步提升。

积极参与和维护与经济发达体之间的合作平台。利益的互惠互利和等价交换是实现国内外经济良性循环的前提，对外开放的深化是实现国内外经济良性循环的制度保障。我国应积极深化与欧盟、英国和日韩等经济体的经贸关系，以期为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带来更多机会。当前，中国已经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RCEP），正在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当前我国已对CPTPP的所有条款进行了评估、研究和深入分析，并已与一些成员进行了非正式接触，就涉及的问题进行技术层面的沟通和交流，以使其更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力争让各经济体在对外开放和合作中获益。

全面深化中俄经贸关系。积极推进与俄罗斯的长期经贸合作战略，把巩固中俄各方面的合作关系和基础进一步扩大到知识阶层和大众阶层，减少民间对高层保持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不信任度和抵制情绪。

国内经济循环的主攻方向

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任务，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現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结合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看，促进国内经济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应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予以推进。

巩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调整向好的基础。通过实施“三去一降一补”，实体经济下滑的势头和脱实向虚的趋势得到扭转。具体表现为：第一，实体经济总量中的产能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从2018年下半年起，实体经济的产出增加速度回升，市场价格回升，库存积压减少，成本下降、利润增加、投资回升。尤为重要的是，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在持续多年下降后逐步回升，实体经济的投资盈利空间开始呈现扩大趋势。第二，虚拟经济的增长势头放缓。宏观债务杠杆率增长速度趋缓，企业债务率下降，银行不良贷款率稳中有降，金融领域的个人收入增长放缓、利润增长放缓，资金供应逐步平稳。第三，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的新经济增长呈快速增长势头，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第四，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标志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迹象初步显现。据测算，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比重持续下滑，2016年开始呈现出稳定状态，并连续两年保持在27.4%（如图1）。

畅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仍然是未来一个时期政策制定的重要方向，要着力提高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继续加大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投资研发力度，并将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资本回报率、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提高到与虚拟经济大致持平的位置，争取保持全社会“等量资本获得等量收益”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从而彻底改变生产要素脱实向虚的格局。在虚拟经济中，对房地产业态应继续按照十三五时期确定的“房住不炒”基调加以处理，推进金融业态以财富管理为基调的转型，深化金融业态的供给侧改革。

加快城市型服务经济的转型升级。十三五时期，已经提出了大力发展服务经济的目标任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满足城市居民广泛需求的产业蓬勃发展，作为城市经济主体的服务经济展现出新的活力。十四五时期，应进一步加快推进城市型服务经济发展。

完成工业化和开启大规模城市化的结合点在于城市型服务经济的崛起。无论是现有约6亿规模的城市老居民还是约2亿规模的城市新居民，其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均依赖城市型服务经济的大力发展和质量提升。城市型服务经济并不区分生活性服务还是生产性服务，高端性服务业还是中低端性服务业，均将其视为城市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型服务覆盖高中低端产业链和价值链，横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其综合性、复合性、功能性、公益性与营利性特点突出，需要打通各个环节和链条，实现系统化配置，才能更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

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是对已经具备城市型农业或都市型农业条件的地区而言的。在广袤的农村等边远地区，城乡融合之路很难推进，且成本较高。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应当把引领农村地区经济向城市地区经济转型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以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为示范，推动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靠拢，这才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路径。

在加快未来城市化的进程中，要重点突出城市群的发展。单体城市的扩容成本较高，扩容到一定规模之后城市病也会伴随出现;同时，单体城市的发展还会诱发城市之间的竞争，如人才竞争、产业保护等，增加了区域内部发展的内耗成本。注重城市群的整体协调发展，可以有效减少和避免单体城市之间的竞争内耗，形成城市区域内经济的共享共荣。

推进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十四五时期，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结束，后工业化时代和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将会带来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机会。新一轮工业化以制造业高端化为特征，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经济，其核心是以新材料、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5G及高端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制造业及服务型制造业。

依照国际产业链分工逻辑，随着一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本土的低端产业由于要素成本的上升，势必向其他要素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而留在本土的产业必须向产业链的高端攀升才能继续保持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事实上，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前，已经有许多国内加工企业和日韩小微企业向周边国家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转移，而中美贸易摩擦则起到了加速这一转移过程的作用。当前，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和方向是无法抵挡和逆转的，即使部分完成转移的企业无法承受外地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也很难再转移回来。因此，不能把保持完整的产业链作为长期战略任务而违背国际产业链的分工逻辑，应把推进产业高端化作为长期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在一些要素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地区，只有把一些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才能腾出空间放手发展高端制造业。

经济社会循环的主攻方向

未来社会经济深度融合，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相互带动，互为促进，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采取社会经济政策相协调的方式才能处理和解决。未来的社会运行受经济增长趋缓和社会内部压力趋强的双重影响，社会矛盾将进一步凸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积压起来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外，还与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相联系。

旧的社会问题包括：第一，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过大。尽管近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问题仍然不容忽视。第二，城市化进程过慢带来的城乡隔离及其矛盾逐步显现。尽管近年来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一直缓慢上升，但城市化进程依然较慢。第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持续引发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广泛讨论和关注，高校作为舆情传播的重要节点极易引发社会群体事件和社会舆情波动。第四，宗教传播和信仰问题虽集中在少数地区和少数人群之中，但一经触发，在境外势力等力量的助推下，容易形成难以控制的局面。

新的社会问题包括：

第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范围蔓延和程度加深，其引发的社会经济危机逐步显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巨大助力，但是人口规律有其自身逻辑，强行压制人口规模增长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后果。尽管十三五时期我国已经作出了放开人口控制的政策調整，但其对人口年龄构成和社会其他方面带来的影响短期内较难看到。十四五时期人口老龄化将带来两方面的突出压力：一是老年人的养老压力，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随着老龄化人口比重的扩大，其与少儿人口将共同挤压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和空间。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健全。十三五时期，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以“五险一金”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制度在中国社会扎根。但是随着经济增长趋缓和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在为企业减负的政策驱动下，国家对社保基金收缴比率作了较大幅度下调，各省之间的保障差距也开始统一拉平，因而此前社会广为担忧的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的问题可能会在多地或更广范围内出现。由图2和图3可知，尽管基本养老金在社保基金结构中的收入和开支比重均呈现降低趋势（降至70%水平），但是养老金开支比重仍高于收入比重。此外，高达近8万亿元的社保资金结余（约占GDP的10%）和5万亿元的基本养老资金结余，显示其资金资源配置尚有较大优化空间（如图4）。换言之，对于这部分资金的有效动员和合理应用，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第三，医疗卫生制度体系有待健全。医疗制度和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依然需要朝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公益性方向推进，无论公立医院还是民办医院，都要依照这一原则和方向推进，不能止步于目前市场化的阶段。同时，国家对医疗事业的投入也应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医疗卫生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

据此，未来五年畅通经济社会循环的主攻方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积极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而能够重新再就业的低龄老年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比较严峻，其中涉及老年收入和消费、旅游出行、医疗、家庭护理、财产继承等一系列横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问题。十三五时期虽已启动养老服务体系和机制的建设，但必须承认的是，当前这项任务日益繁重，且带给社会、家庭、社区、地方政府的压力也越来越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来我国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及总抚养比逐年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压力日渐加大（如图5）。解决养老服务缺失带来的社会经济综合症，有赖于全面提升社会经济系统综合管理的整体方案，这也是形成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

二是积极制定以城市低龄老年人为主体的再就业政策。低龄老年人多指60～70岁的人口，这部分人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尽管按照法定劳动年龄限制，这一群体将陆续退出劳动岗位，但由于其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一般多为独生子女父母，家庭负担轻，退休金和积蓄相对较少，且身体状态整体优于50后人群。近年来低龄老年人口比重持续攀升，2016年这一比率首次突破10%（如图6），且将在十四五时期呈现继续上涨态势（如图7）。依照中国77岁的期望寿命衡量，低龄老年群体退出工作的时间显得过早了。当前，低于国际社会标准的60岁退休年龄限制成为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原因之一，然而单纯提高退休年龄至国际标准又会引发其他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关联影响。因此，建议专门制定针对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政策，本着自愿性、市场化和适用性原则，引导各地政府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用人单位雇佣低龄老年人，从而有效弥补低龄老年人退休金较少及市场劳动力短缺等问题。

三是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推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和优化配置。尽管基于部分主客观因素，未来五年还不能实现完全的教育资源公平和最优配置，但是可以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来加快推进这一进程。通过推进优质师资远程指导和慕课系统，能够让教育资源贫瘠地区的学生共享发达地区的优质师资和教学资源。对此，应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对偏远地区学校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投资。未来，教育扶贫依靠人力资源的发展路径将让位于信息通信技术这一核心驱动力。

经济生态循环的主攻方向

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循环协调是我国历届五年规划的重点任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生态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持续增加生态修复投资、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考核激励、在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给予生态建设项目特别安排，以及着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启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年度计划，等等，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强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绿色的发展理念。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解决几十年形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生态建设需要打持久战，要做好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的心理准备。在推进生态建设的过程中，政府要积极为生态建设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可以看到，在近年来的蓝天保卫战行动中，部分政府部门采取了严厉的环保行政措施，忽视了市场化的解决方案。遇到重大活动，动辄令涉事区域内的企业停工限产、对环境不达标的企业停产整顿，这在客观上是不利于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良性循环的。

发达经济体治理生态环境的国际经验表明，市场化的解决方案具有效益明显和功效持久的优点。以美国为例，其在引入碳交易机制后，20年来酸雨现象大幅减少。[6]因此，未来五年应在继续依靠行政压力推进生态建设的基础上，大力完善市场化机制，进一步畅通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循環。

建立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相循环的关键是引入利益补偿机制。“谁污染谁治理”的策略虽具有一定的建议性意义，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多滞后于污染行为，很难对已经形成的污染予以根除，往往治标而不治本。只有把污染治理的机会成本转化成机会收益，才能激发各个主体主动治污的积极性。因此，十四五时期应大力推进污染预警机制，探索事先预防污染的系统性策略。

一方面，完善和推广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当前，这一机制已经在部分省市开展试点，但是运作效果不甚理想，主要是由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应进一步优化全国碳排放市场，在碳交易配额分配上做到更加公开、公平、公正和合理。另一方面，健全资源使用上下游补偿机制。我国的资源分布呈现出资源输出地生态建设任务繁重但经济实力不足，资源输入地经济实力雄厚但不直接承担生态建设成本的现象。目前对于推进贫困资源地的生态建设，主要采取中央政府提供财力转移支付和发达地区结对援助等行政化帮扶措施，很难形成收益共享、成本分担的利益补偿机制。建议先从较为可行的利益补偿机制开始，积极推进水资源治理有偿使用、雾霾治理补偿等多元化创新机制，探索建立利益互惠的可持续发展方案。

注释

[1][美]维克托·福克斯：《服务经济学》，许微云、万慧芬、孙光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9页。

[2]《美国GDP跌惨！中美差距不足5万亿，占比超76%成百年第一国》，新浪财经，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6468040956/1818678fc02000so6g，2021年1月29日更新。

[3]《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7页。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页。

[5][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6页。

[6][美]丹尼尔·耶金：《能源重塑世界》（下），朱玉犇、阎志敏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

责 编/张 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