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明

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投稿，立志将来当一个作家。高考因为政治成绩较好，差点被某校政治系录取。因为没报该志愿，招办征求我意见时，我说，要么读中文系，要么次年重考。最终还是被中文系录取了。但是，现在，我想不起当时我知道的任何一位诺奖作家，我的作家梦好像和阅读无关。

在中文系的课堂上知道了不少外国作家，当然包括诺奖作家，不过我还是想不起，大二之前，哪一位外国作家曾令我着迷过。课堂上所说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好作家，在我看来一般都有些做作，有些矫情，缺少亲切感。现在想来，这可能与我的出身有关，一个偏远农村出来的年轻人，文学口味应该是狭窄的。最早让我陶醉的两位作家是郁达夫和萧红。这两位中国作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不做作不矫情，像吃家乡菜一样自然可口。尽管如此，我的写作依然在延续，而且有一些诗文见诸报端。我和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文学社团，名叫影子文学社，“影子”二字就来自我的一首同名诗。我们办了一本油印刊物，刊名就叫《影子》。文学社成员来自不同专业，其中一个比我低一级的男生，瘦高个，表情阴冷，思考的时候眉毛突然会变深。一次他把我拉到楼梯的拐弯处，言不由衷地表达了对我的敬重，递给我一沓他自己的手稿，很整洁，丝毫没有涂抹痕迹。我当着他的面粗粗一看，心里暗暗惊讶。那是一种用标准的欧化式语言写出的一个城市青年才会有的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忧郁调子。这句话，我就模仿了他，句子很长，定语很多。奇怪的是，那个瞬间，我竟然有些自惭形秽。换句话说，我心里在羡慕他欧化的句式，和他忧伤的情调。我一时不觉得那种说话的方式有些做作了。他的小说，在写爱情，在写爱情中的个人。现在我还记得他的一句话：“我多么想背过身去，看清自己命运的肩上到底扛着什么？”

接下来，我开始重新阅读外国作家的书。我可以从做作和矫情中看到亲切了。我想，我原来认为做作和矫情的部分，可能正是文学所在。一个人，在乎精神质地和个人体会的时候大概都有些做作和矫情。总之，那的确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空。我不仅看，还会抄。我抄书的另一个目的是练习小楷。我抄的第一本书是《歌德谈话录》，其次是《忏悔录》。之后还抄过《少年维特之烦恼》《海明威短篇小说选》《雪国》《古都》《我弥留之际》等等。

我要说的三位作家是：

海明威、川端康成、福克纳。

海明威：想象方式

和别人不同，海明威对我的实际影响并非他的电报式语言，也不是冰山理论，而是他的想象和他想象的方式。他的所有小说都来自他独有的想象系统。海明威让我发现，小说来自生活的说法是欠准确的。小说实际上来自别处，比如，来自一个人的想象。还有，来自一个人独有的想象方式。

先说想象：

郁达夫和萧红也有想象，但是，如果海明威的想象叫想象，那么，郁达夫和萧红的想象就应该另取名字，差不多可称作“模拟”。郁和萧用自己的小说模拟了生活，他们的小说无论和生活多么不同，也仍然更接近生活。海明威则不同，海明威的小说无论和生活多么接近，也是远远有别于生活的，更接近一种“小说理想”。《老人与海》据说原本是一部更长的小说，后来删除了大部分。我估计，假若不删除，这部小说就是一般化的小说，在更俗常更大众的范围内讲述了故事。而保留下来的部分，主要是对一位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的精神想象。圣地亚哥和一条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海湾里相互搏斗的故事，更涉及一个人的精神和内心，这个方向的想象是更难的。让这一部分成为小说的主体，是对小说的成功挽救。《老人与海》的例子，泄露了海明威的一些秘密，在他看来小说是想象出来的，小说是作家主体性的外溢。生活重要，想象更重要。正是想象，使小说与生活不同。

再说想象的方式：

在海明威的小说里，想象，其实并不朝向任意方向，而是朝向某一个方向，一个海明威式的特定方向。是特定方向，不是任意方向，这里面藏着一条路径。所以，我称之为想象的方式。比如，在短篇小说《在印第安营地》里，一个接生的父亲带上了自己的未成年的儿子。儿子看见了整个接生的过程，一个难产的女人如何生下孩子。女人的丈夫受不了妻子痛苦的喊叫，自杀身亡。这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亲眼看到上述情景。但小说里还有更重要的部分，結生结束后，父子二人离开，在船上，父与子有若干次简短的对话：

“自杀的男人是不是很多，爸爸？”

“不太多，尼克。”

“死，难不难，爸爸？”

“不，我想死是很容易的吧，尼克，要看情况。”

尼克的问话是关于男人的，而不是关于女人。实际上，前面那些描述大部分与女人有关。尼克是一个男孩，所以，他关心的是那个自杀的男人。这说明尼克从男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自己。“自杀的男人是不是很多？”这个问话，以一当十，惊心动魄，表达了一个男孩对个人生命的担忧。“是不是很多？”这几个字，是典型的海明威式问话，里面藏着一整座冰山。随后尼克的问话，更加切中要害：“死，难不难，爸爸？”——“难不难”三个字说明，尼克显然把自己放进去了，尼克在尽力体验一个男人自杀时的感受，难不难？一方面在怕，一方面又在试探其难易程度，换句话说，尼克在想象自己的死。父亲的回答没心没肺，是对真实情况的表达：“不，我想死是很容易的吧，尼克，要看情况。”

小说的结尾也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结尾：清晨，在湖面上，尼克坐在船艄，他父亲划着船。他蛮有把握地相信他永远不怕死。

这个短篇小说非常清晰和直观地显示了海明威小说的想象方式。或者说想象路径。圣地亚哥们和尼克们的精神状况，是海明威想象的唯一去处。在海明威这儿，说小说要写人物，还远远不准确，说小说要写人物的精神，也欠准确。应该说，海明威在写人物的心跳。这是海明威对我的最大启发。

川端康成：感情即深度

我喜欢川端康成，也是在影子文学社的时候。有人总把川端康成亲切地称作川端，川端长川端短，就像称呼一个熟人的小名。后来我也学会了说川端。我们几个人曾一起阅读《千只鹤》。有人说，这篇小说是讽刺小说，我不同意，我说，川端无论写什么，都在写风雅，写美，写感情——最关键的，则是感情，事件中的人物、路途中的人物，像雁过留声一样，都留下了自己的感情。川端拒绝感情以外的深刻，这是川端和所有现代派作家区别最明显的地方。我最早的几篇小说，都是用川端的方式写成的，比如《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那边》。当时的文学青年更热衷于写思想深度，我比较落后，我注意写人物的感情。

川端作品，我记忆最深刻的一篇是《父母离异的孩子》，两三千字，却写活了好几个人，写活了父母、后妈和孩子的感情。一对父母离异了，那是一对可以平和离异的父母，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自己的主人，所以，在他们看来离异是他们的能力。在他们看来，两人的感情只是不够做夫妻了，做朋友可以，于是，两人决定分手。他们是一对有能力离异的父母。至于孩子，都觉得不成问题，离异之后，孩子仍然是双方的孩子，两边都是家，让他两边跑呗。

《父母离异的孩子》是这样开头的：

两人的结婚是美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她拥有离婚的能力。两人的离婚也是美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她拥有一颗能成为朋友的心。

从一开始，川端就剔除了理性评判，只关注感情。

没多久，父亲再婚了。

他再度踏入人生的陷阱。他结婚了。

也许不能说是美满的婚姻。为什么呢？因为新妻不具备离婚的能力。从而不可能与没有这种能力的妻子成为朋友。

孩子两边跑。孩子很懂事。

儿子往返于父母之间，不知不觉竟致力于克服这种隔阂。为此孩子的感情眼看着迅速成长起来。孩子为了使父母都是自己的亲人，拼命激烈地战斗。

川端说，为此孩子的感情眼看着成长起来。接下来，川端便用十分简省的笔墨，貌似不经意地描述着孩子感情的成长和变化。

“健儿了不起啊，你有两个家。”

“这是爸爸的家吗？”

这是父子在爸爸家的对话。爸爸家其实是三人原来那个家。爸爸的话，表达了爸爸的愧疚，所以才这样糊弄儿子。这里面的感情是很幽微的。儿子呢，在直觉上并不承认这还是自己的家，甚至不见得是爸爸的家，因为家里现在有了一个陌生人。那个新来的人越热情，这个家可能越像她的家，和爸爸关系都不大。所以儿子反问：“这是爸爸的家吗？”这里面的感情幽微到极致。

小说的最后，川端说：

每当孩子像小鸟般飞走了的时候，妻子总是惴惴不安。

后来，妻子好心地想把儿子留在这边，让儿子长期在这边，妻子对丈夫说：“我想抚养阿健。”想不到丈夫生气了，猛地把妻子打倒在地，骂妻子：“混账！”接着说，“那个孩子可以自由自在跳上她同情人睡在一起的床铺上呢。”这句话，说明丈夫的感情仍然在和情人生活在一起的前妻那边。

这篇小说，如果叫中国作家写，很可能会写成赞美继母的小说，或者写成和“存在、境遇和异化”这些概念有关的小说。但是，川端不会，川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故作深刻。他的深刻，是感情的深刻。

福克纳：盛大的文学仪式

我阅读福克纳始于一本《福克纳评论集》，此书是1980年出版，我大概是1982年买回来的。还记得买了这本书之后连坐车回学校的钱都没了，二十里路是一路走回去的。之后就借阅了《福克纳短篇小说选》《我弥留之际》等。和海明威川端康成相比，福克納没那么清晰，没那么单纯。福克纳好像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群作家。如果说海明威和川端康成是一棵树，那么，福克纳是一座森林。福克纳引起我尊敬的同时，另一个人受到了我同样多的尊敬，即译者李文俊。当时李文俊好像是唯一翻译福克纳的人。李文俊是这样谈论福克纳的：“我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他的矜持、他的孤独礁石般的不理会潮流。”这样的介绍和福克纳吸着雪茄的一张照片给人的印象非常一致，有一种不可抵挡的作家范儿。

我从福克纳身上看到了“事件”，福克纳的每一篇小说，无论长短，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事件，那个事件比任何作家的事件都更非凡，更有模样。事件本身首先是现实感很强的一个日常事件，其次是一个散发着隐喻和象征的文学事件。《烧马棚》中的跛脚男人是一个四处流浪的散工，和雇主有纠纷，后来烧掉了雇主的马棚。他儿子曾说：爸爸惹不了他们。最后他还是惹了，拖着跛脚，提着油桶，烧掉了雇主家不算最重要的东西：马棚。当然，里面涉及种族问题，评论会放大这一点。但是，在我看来，这是福克纳发明的一个文学事件。这是最普通的一个文学事件，还有更好的、更盛大的、更富有文学气味的，比如《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野棕榈》《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干旱的九月》等等。

现在我单独说一下《我弥留之际》。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已经死掉的人，艾迪·本德伦。艾迪是一个农妇，当过小学老师，几十年的煎熬人生之后，终于要撒手西归。她要求丈夫安西把她的尸体运到杰弗生，把她和自己的娘家人葬在一起。艾迪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是私生子。接下来小说由此开始，全家人驾着家里唯一的运输工具，一辆破旧的马车，踏上了40英里外的杰弗生。整个小说就写这样一个过程。整整十天的行程曲折不断，苦难重重。先是大水差点冲走了棺材，再是拉车的骡子被水淹死，再是遭遇大火，棺材和遗体几乎被焚毁。到后来，长子失去了一条腿，次子失去了自己的马，女儿打胎不成，反被药房伙计奸污，丈夫镶了假牙，娶回一个新太太。小说完全由这一家人和众邻居等相关者的内心独白构成，多角度多视角地完成了叙事。

这部小说的价值，一般解读为“意识流”“多视角”，我也接受，但是，我个人以为，这部小说最伟大的成就是，福克纳发明了“送死者回娘家”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文学事件。它一定是中外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若干文学事件之一。它是一个盛大的文学仪式。这个仪式本身有言之不尽的意味。它本身在说话。福克纳的叙述，只是用各种方式让仪式得以持续，持续二十万字。我知道我这样解读福克纳是在走捷径，完全是学徒式的、功利的。对福克纳很不恭。

总之，海明威、川端康成、福克纳三位作家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从三者身上分别学了一样东西，合起来，构成了我的文学观。

深深感谢他们！

我喜欢的其他诺奖获得者：

库切、辛波斯卡、略萨、索尔仁尼琴、泰戈尔、托马斯·曼、萨特、米沃什、马尔克斯、克洛德·西蒙、奈保尔、帕慕克、莫言、门罗。

我的诺奖观：

同意诺奖的现有评奖标准。

责任编辑：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