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

一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老县城那沉闷的年代，记得它缓慢的爬行，它深重的土气和异常的安宁——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的几个年头，这个被沪甬铁路横穿而过的小城还在满街的牛粪味中做着农业时代的残梦。我清楚地记得它沿街的点心铺里酱紫色的长凳和桌子，蒸笼揭开时腾起的白雾，就着油条喝豆浆的一张张油光光的脸孔。我还记得江边的菜市场嘈杂的市声。一长串衣着臃肿的人，排着长队从船上卸大白菜，一群孩子在江边捡菜叶子（冬天也赤着脚）。一条青石板砌成的比盲肠长不了多少的直街，旁边的街弄集聚着铁器店、理发店、包子铺、大糕店、苇席店、冥器店、渔具店、纽扣店、南货店、草帽店等数十家店铺。从民国三年就矗立在那儿的县政府的门楼，中间悬着一块“文献名邦”的匾。不远处的石拱桥上，每天清早总有县越剧团的人在吊嗓子。咿咿咿——哦哦哦——咿咿咿。那时候，全县的人都叫得出这些角儿的名字。土黄色外墙的小火车站，窄窄的候车大厅里，漆色剥蚀的长木椅上坐着些表情漠然的人。墙上一只大钟，长年累月咔嚓咔嚓走动，像一个老人迟缓的脚步。喇叭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报车次，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的普通话在空落落的大厅里回响，谁也没有听清她在说些什么……印象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是由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叠加拼装成的。它们静静的残缺，病态的富足，在记忆的光照下成了一座颓败的旧建筑。

二

女人们的上衣和裙子的颜色都很艳。大红、大绿、柠檬黄，也不讲究什么上下的搭配。该宽的窄了，该绷紧的地方又松松垮垮。还有“蝙蝠衫”，手垂下来时腋下挂着一大片皱褶，张开来像《动物世界》里翼龙的蹼。远看满大街都是史前动物。头发一式烫得卷卷的，圆脸长脸的都是这种发式。男士们呢，最时髦的上衣就是花衬衣或加一件藏青色的开司米背心。我十六岁那年就达到了这个时代的最高时尚水平，我有三件花衬衫，大花的、碎花的和格子的。

城不大，毗邻着铁路的县一中，已经算是城西地带了，再往西就没有房子了，全是水稻田，还有纵横交错的河道。从高处看（海拔50米的龙泉山是这个城的制高点）就像一张闪光的蛛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县里的公审大会在县一中开，结束后就把人犯验明正身，拉到操场西南角毙掉，所以人们说此地阴气重。后来公审大会是不常开了，一年一度的春季耕牛交流会却没有间断过。到时，学校停课，满操场全是“哞哞”叫的牛和一滩滩冒着热气的牛粪。牛市过后，收拾拢来的牛粪堆得似小山高。学生们大多是从周边农村考上来的，不怕脏臭，围在操场上垒干牛粪。

每年11月光景，满街梧桐树落尽了叶，县政府的秋季物品交流大会也就开张了。那时物资紧缺，所以交流会对全县的民生很重要。标语早就挂出来了，红红绿绿的，赛似过节。城中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搭起了一长排的简易棚子，摆着大宗的农机具、铁器，服装、皮箱、竹木器、漆器、锅、盆、碗、铲一应日常生活用具。国营的、大集体的、社队办厂的，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摊位，管摊位的也不吆喝，拉长着脸，只有人到了跟前才搭讲几句。这么多的物品刺激着眼球和神经，所以也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冷淡。“秋交会”（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简称）后，留下满街的标语和半尺高的包装纸，风吹雨打，全褪了色，像一张戏子的脸，说不出的凄惶。

这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前夜。整个城像一个集群而居的大村庄，在鸡鸣狗吠中继续着农耕社会苟延残喘的梦。布衣素食，生活至味，日常所需，自给自足。寻常日子里几乎用不着跟商品打交道——商品，只有在类似“秋交会”这样的场合才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除了在街巷间“突突突”冒着黑烟如水牛般横冲直撞的拖拉机，和县政府的几辆车屁股上挂着个大轮胎的吉普车，整个城都在慢悠悠地爬行。

在一张拍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照片上，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我天天行走的街道、拱桥、马路和翘着飞檐的钟鼓楼，还有一家那时叫“宏济堂”后来叫“健民”的药店。在这张已然泛黄的照片上，我发现，占据画面中心的合影人（这些官员和士绅都是当时这座城里的显要人物）的表情也很熟悉，一样的知足和隐忍。有一瞬间，我惊悚地以为我面对的是一座消失了时间的城。这里的人和事永远不会消亡。他们在不断重复。太阳底下都是影子和影子的影子。这一切不断增殖、重叠，像一个镜中世界。人们不再知道是生活在现世还是在往事中，不知道迎面相逢的是一个熟人还是一个幽灵……

三

几年后，这个以农业、轻纺、塑料、来料加工业为经济支柱的县城升级成了市。尽管这个“市”的前面还要加一个带括号的“县级”，地方党政官员还是迅速认识到了精神文明的重要，城市总要有城市的模样吧？城里人的生活总要有城里人的樣子吧？于是以政府公告的形式出台了“六不”“五要”“四规范”“三突出”（戴着红袖章的小学生在街上随便逮住个人就问你什么是“六五四三”）。于是风光一时的拖拉机再也不能跑进城来撒野了。于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市长们面对电视机镜头再也不能像公社书记一样拍桌子骂娘了（在漂亮的女主持人面前他们拘谨得像小学生一般）。就像一个刚发达起来的人急于掩饰以前的穷相，一夜之间，满大街的广告牌都用“市”盖住了“县”字。

漫画式的征象后面是革命的实质。这革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渗透、覆盖甚至替代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其实，革命更早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就开始了——它像一场大雨浇湿了各家各户的屋檐。延续了数十年的日常生活的格式消失了。

撤县设市一年后，政府一声令下，城郊几个村的数万亩水稻田全都改种大棚蔬菜。我父亲，一个在城乡接合部的农田里水牛般蹚了大半辈子的稻农，不得不改变他顽固坚持了大半生的劳作方式，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开渠引水，改变田间结构，像参加扫盲班一样参加“蔬办”组织的大膜育秧、间种套种技术，去农技站购买优质或不那么优质的化肥，并像一个炼金术士一样成天窝在屋子里研究各种农药的成分配比。而我母亲，一个长年在锅盆碗筷中转悠的家庭主妇，则被驱赶到菜市场去守一个仅容转身的菜摊。问题是，父亲侍弄瓜果蔬菜远没有他种水稻那样得心应手，常常是菜价高时他的番茄、豇豆、南瓜还在地里长个儿，到可以收来上市了，却不得不贱卖。家庭战争由此爆发。一个怨一个种不好，一个怨另一个卖不动，因口角龃龉而怄气，而骂骂咧咧，空气中浓烈的火药味像是随时要爆炸开来。

后来，栽种技术这一关算是过了，忽然又传出消息，新一轮的城市规划将把城西的蔬菜地全都用作房地产开发和拆迁户安置。无地可种的父亲像一个退下来的老干部一样成天骂骂咧咧，看什么都不顺眼。我不无悲哀地看着他迅速老去。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养过鸭子、蚯蚓、兔子和猪崽，可最后都蚀本了。如果投下去三千元，收上来还是三千元，他就觉得赚了，像一个老小孩一样可以高兴好半天。后来他对母亲说：想通了，生来是摸土坷垃的命，干什么都不踏实，还是种蔬菜吧。自己没有了地，就向邻村去租，十里外的榆嘉桥村和韩村，很多男人都出外做木工、泥水工，地都抛了荒，父亲以每亩八百租了四亩。于是母亲又成了一个菜婆子。因为那块地薄，出产少，她还要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到位于县城西北角的庙弄蔬菜批发市场排长队，然后回到家把批发来的蔬菜按成色的好坏分拣，在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赚取一点差价。屋子里成天都是腐烂的土豆、茄子、菜叶和咸菜缸令人作呕的气味，这气味浮载着生活，滑向我们不知道的来日。

我家乡的诗人商略在《文山路》中准确地描写过他们：

在文山路的内部

准确一点说，是在它内部的北侧街沿上

在三年龄的青桐树下

他们蹲着，篮筐里装着

土豆、青菜、花生和茄子

偶尔也有少量水果

据说，这些农产品源自

他们的土地

源自他们伸出来的

那双枯树皮一般的手

但这些蔬菜和水果的卖相

并不是很好，如同他们陈旧的衣着

不好看，也不饱满

但我深知它们的价值总和

来自我许多年来的

口舌和肠胃的所有反馈

它们的功效依旧，可维持一段艰难的生活

在那里，他们蹲着坐着，谈价过秤

东风吹着他们，阳光照着他们

国家机器的某个机械手臂

也时常驱逐着他们

我想说的是，这些土豆、青菜、花生和茄子，确实产自他们自己的土地。即使后来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不得不租借别人的，他们还是把它看作自己的土地。

四

这日子，像潜入了深水，前面没有一丝的光亮。县城东厢酱园街88号那间七平方米的小屋成了我逃避的一个去处。那时，我已是县城里这所旧称“东风”的学校的一个专职体育教师。

对于我能毫无悬念地留在县城，而不必去乡村学校，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我父亲动用关系，把校长给摆平了。但说实在的，我父亲只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见过的最大的官就是村里的支书，他哪里有能力为他的儿子争取到屈指可数的留城名额。让我留在城里的，是因为老校长猫在楼上，偷偷听了一堂我上的体育课，并亲眼看到我在树荫下的跑道上为孩子们打了一套张牙舞爪的南拳。

老校长是有私心的，他的私心就是他要的这个体育教师得是会打拳的，最好能够独立带起一支武术队。那时电影《少林寺》刮起的尚武风还在劲吹，每天早晚，县城的灯光球场、龙泉山到处都是站桩吐纳的人群。《少林寺》里有个狠角色叫“秃鹰”的，光头，细眼，一手鹰爪功端的厉害无比，出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进了省体工大队的。那时候办学要讲特色，老校长把武术办成本校特色，于是我这个练过几年三脚猫功夫的应届毕业生就撞上了他枪口。

我献给老校长的第一份礼，是在暑假参加地区青运会的少年组武术比赛（因差两个月到十八周岁，算是最大龄的选手），拿回了一个长拳银奖和一个棍术第三名。这件事在县城很快传开了，那些练家子不知怎的打听到我住在酱园街，纷纷找我来切磋。他们中有自称精武门的，有练大小洪拳的，还有一个中医院的气功师，长得像白面书生，打起架来疯魔得不要命。

外面世界轰轰烈烈地行进中，我的二十岁也在懵懵懂懂中登场了。我的工作是带孩子们出操、练拳，去龙泉山的石阶跑步。余下来的时间，要么是和隔墙一所中学的男孩子们一起打篮球，要么是站桩劈砖，拿枪使棒，赤裸着上身，对着操场边上的一棵大树摔打出啪啪的响声。我的旋风腿踢得又高又飘，可以单脚落地扎得稳稳的，再接连打十个旋子不喘一丝儿粗气。

我下到每个班里去物色好的苗子。那些个子小巧、长得机灵又有爆发力的孩子都让我捡到了筐里。我一点也不怀疑，只要我假以时日好好调教，他们中间一定会出现省冠军，甚至全国冠军，再不济也可以做“秃鹰”那样的打星。运动队拉起来不久，老校长拨出一笔款，向省体工大队订购了一批武术器械，三十根白蜡杆和十几把单刀。学校没有车，我就一个人坐火车跑到杭州，把这一大堆东西扛回了学校。当天一个来回，第二天还接着上课。老校长看到，像老干部一样拍着我肩膀说，小伙子，身体不错呀！

终于有了第一次出门远行。不是坐飞机，也不是坐火车，是从宁波江北岸轮船码头坐轮船，去舟山。省体工大队在那里办了一个武术教练员培训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海。海水那么浑浊，带着泥腥味，一点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碧蓝。

在县城里我练得算不错的了，但一到那里，高手如林，一下子让我自卑得不行。班上有几个女学员，都个子小小的，胸脯平坦，扎着马尾辫，出手凌厉，闪展腾挪一点不亚于男生。可是我从来没有单独跟她们说过话。我觉得她们太漂亮了，她们的漂亮让我无地自容。班上有一个仙居来的男学员，比我们也就大五六岁的模样，一口黄话，在我们眼中简直是个老油子。他不知用什么法子，总能把女孩子们逗得咯咯笑，笑得直不起腰。他看不起我们，说我们练的是童子功。

岛上半个月的集训结束了，我又回来继续做我的体育教师。我热爱这奔跑的日子。每天的开始是在操场，结束也是在操场。我在操场上高喊、怒骂、大笑，有时也为运动成绩不佳伤心。操场就是我的血与沙之地。我的梦想就是带出几个冠军来，这也是老校长对我的期望。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我的今生几乎已经被规定好了。

做体育教师除了不用站讲台，还有一个很让别的老师眼红的福利——每年可以发一套教练服。这种腈纶面料、大色块的教练服，穿出去在八十年代末的街頭绝对很拉风。我穿着这样的教练服去工人文化宫参加诗歌活动，和画画的小女生搭讪。我想恋爱，可是我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姑娘去恋爱。一个校办工厂的穿红衣服的小女工每天傍晚总站在窗口看我在操场上练拳。终于我们有了第一次约会，牵着手走了大半夜，从城东一直走到城西的铁路边。我都没有吻过她，只是牵了几回手，老校长就找我谈话了。后来她只敢远远地看我了，而我也没有再去找过她。

五

我在酱园街住的七平方米小屋，每天一到黄昏，小屋前的老梧桐上就落满了叽叽喳喳的鸟雀。这里原本是教室，用三夹板分隔成几个单间，供分配来的外地青年教师居住。我家在城郊，本是没资格住的，为了逃避父母，我以早训练为由，向校长死乞白赖要来了一间。

这条街上有一家酿造厂，专门生产姚江牌味精、酱油和腐乳，我房间的窗口正对着酿造厂臃肿的水塔和酱油车间的排气窗，那种酱朴朴的气味能熏得你一整天头脑发昏。

夜色中的校园无比沉静。音乐教师在拉手风琴，琴音在空空的大楼内回响。附近小区的一个声乐爱好者在大声歌唱，唱的是美声的《三套车》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人影莫辨的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女教师们在会议室里守着一台黑白的21寸旧电视机收看那年头热播的《神探亨特》或者《雪城》。一个团市委的小干事在女教师宿舍里引吭高歌《在水一方》，因为他正在追求女教师中最漂亮的一位……

我喜欢这放任、散漫、怠惰得有些糜烂的夜晚，它使我认定，所谓有意义的生活就是要尽可能多一些于生活并非必需的东西，比如琴声啦，电视剧啦，当然还有爱情。是的，爱情，住在我房间里间的青年教师恋爱了。他比我早来一年，可是来找他的女孩子我见过的起码不少于半打了。好多个夜里，他们在里间，薄薄的一层三夹板的后面约会，时常爆出莫名其妙的笑声。他们的笑声和喘息全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我耳边。我怎么也睡不着，身子忽冷忽热的，就拉上门出去，一个人在星光下的大街上晃荡。

我开始追逐那些“无用”的东西。窝在床上看大半夜的小说。周末晚上去工人文化宫学素描，（因为一起学素描的有几个漂亮的女孩子）看电影。影院每个月排片表上的电影几乎一个不落地看了下来。夜场电影后，一边疯狂地蹬车一边大声背诵台词。从《佐罗》《叶塞尼亚》《伦敦上空的鹰》到胡慧中的《欢颜》。文艺这毒素一染上也就完了，在父亲的眼里，我早就成了一个不务正业好逸恶劳的浪荡子。

初夏，学生们放了假，学校里静得好像要出什么事。一场裹挟着大雨的台风过后，操场上全是积水，漂满了枯枝败叶，这片低矮的房子就像一艘快要沉没的船。坐在七平方米小屋的门口，我膝上摊开了一卷白纸，我忽然很想说点什么，关于这个溽热的夏天，关于我的父亲和母亲，或者关于想象中的爱情。天色在纸上一点点暗去，一个叫《漩涡》的故事慢慢成形了。我只知道那是一种类似于一场长跑之后的畅快，却不知道已经有一种东西在我的内心暗暗生成。

几天后，我把它贴上一枚八分面值的邮票，寄到了县文化馆。馆里办的一本文学内刊，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读物。等了三个月没有回音，我又把这个小说工工整整抄了一遍，这一次我署上的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茹雪。没过几天，一个下午，我正在教孩子们学跳马，校长陪着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人就是本县的著名作家尔东陈。当尔东陈知道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浑身臭汗的小子就是那个茹雪时，他像一截木桩一样怔立在了操场中央。好半天，他才说，你的那个小说，起点还是比较高的，只是，漏洞也很明显，可惜了一个好素材，看来你还没有學会怎么把故事讲好。

我想他的失望主要不是对我的小说，而是对我本人。他越是失望我越是想笑。那个小说就这么打了水漂。我发誓再也不写小说了——我他妈不欠小说什么——我整整推迟了十年才走近小说。

六

我最初的写作，就是在这个七平方米小屋，在这个古称“句余”的县城开始了。如果爬上高处，比如自来水厂的水塔，可以看到，一条从邻县上虞来的河穿过县城，把它分成南北两片。我的老家菱池村在城南郊外。那里属于城乡接合部，一条砂石路面的马路把县城和郊外分隔开。从我老家的村子到城里，还隔着一片几百米的田野。这场景，很像我后来读到的艾丽斯·门罗那些以小镇为背景的阴郁小说的故事发生地。

一个城乡接合部出生并长大的孩子，要比别的地方的孩子更早体验到，这个世界从他一落地开始就是人为地分成两种，城里人和乡下人。这种不一样如同烙印，轻易不得改变。从十六岁开始，我就一直在逃离，逃离父母，逃离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从村庄到县城不过五百米路，但要走完它却得耗上好多年，还要经过考学、分配等一个个环节。1987年夏天，我终于有了县城的一个户口，有了平生第一份工作。对父亲来说，这是我的成年礼。他说你现在开始是国家的人了。他推着一辆手拉车，去粮站缴掉了我的最后一份公粮，然后他送给我第一件礼物，一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

我骑着这辆钢圈锃亮的自行车，跑遍了县城的每一条街巷。城东厢的酱园街附近，那里有一大片明清式样的老房子，小巷逼仄，两边都是店铺。东朝街、三观堂、工人路、高阶沿路……每天早晨和黄昏，我骑着车子，按动着轻快的铃声，风鼓动我的衣衫，那感觉就像骑在一匹奔跑的白马上。

小说出师不利，我转而开始了写诗。我狂热地迷上了那种分行的句子。我觉得，那种如波浪一般层层叠叠的句子，呼应着的就是我的呼吸，我内心里的节奏。我对着大雨朗诵埃利蒂斯的《疯狂的石榴树》。我像欧洲未来派诗人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自动写作”，任由梦呓般的句子把我带走。我还把诗歌习作抄在一页页白纸上，贴满了宿舍的整面墙。在县城里我也开始有了一些同道。

最初，我记得是1988年端午节后，我接到通知，去工人文化宫参加一个诗歌座谈会。那是文化宫二楼的一间小屋，楼下的溜冰场里满是沙啦沙啦的嘈杂声，我和一些同样年轻的男男女女坐在一起，在高分贝的噪声中相互介绍和认识。初见面时，我们的神情是惊讶的、欣喜的，又有着小小的不安和羞怯。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县城里，竟然还有和我一样爱梦幻的人，耽于句子魔法的人。

我真的是被这种魔法给蛊惑了。我不再到处游走，我的夜晚全都交给了图书馆，交给了我新结识的这帮朋友。我和这些新结识的朋友在铁路边、仓库里、宿舍里彻夜谈论诗歌。我觉得诗歌就是那种血液里不安分的东西，就是那种把我们大家都团结起来的东西。

我们常常争论，彼此毫不留情地抨击对方的诗作，这使我们刚刚开始的友谊时常面临危机，更使我们脆弱的自尊心一次次饱受打击。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这样相互需要着，把对方视作自己的影子一般需要着，即使今天饱受嘲笑和奚落，明天还是要在一起。后来我慢慢明白了，跟别人争论只会产生唾沫，诗只能产生于跟自己的争论，我就慢慢学会了沉默。

我们成立了一个诗社，是县城里第一个现代诗的社团。社员里有乡村代课教师、退伍军人、电大学生、乡镇企业供销员。我们没有去加入诗坛的主义和流派大展，那些江湖上的武林大会，骗子太多了，我们就自己闹着玩。我们还办起了油印诗歌刊物。印刷和装订是在高阶沿路一个朋友家里，记得有一夜，装订好诗集已经很晚了，我们在月色下沿着墙根走，那心情就像刚刚印刷了革命传单一样激动。

我曾经和一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诗友坐在他单位宿舍的门口，谈了大半天诗歌。当我们沉默下来时，我注意到，经过的医生和病人都在盯着我们看。还有一个在乡镇企业跑供销的诗友，总是招呼也不打一个，就浑身汗臭地突然杀奔过来。他是在外省跑供销回来的途中，经过县城，找上门来借宿的。幸好他不会向我推销他的电缆和插座。

黎飞无疑是我们中间写得最好的，他那时候是农机局油脂仓库的一名仓库保管员。九十年代初他已经在诗歌江湖小有名声，《诗歌报》用整整半个版面发表了他的组诗。那组诗发表的那天，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全城，把消息告遍了每个朋友。我记得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和黎飞在铁路边坐了整整半夜。一列列绿皮火车和装着货物的敞篷火车打着雪亮的前灯，从我们旁边经过，掠起巨大的气流。黎飞就着昏暗的路灯，读了我带去的一卷攥得皱巴巴的诗稿，他肯定地指出，我身上有着写诗的天赋。这样的话从一个已经成名的诗人的嘴里说出，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幸福。他的话如火车前灯一样犁开了眼前的黑暗，让我震惊而激动，我连说话都打起了结巴。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内心里有一个梦，很大的梦，只有虚无的文字世界可以承载。于是我们拼了命似的写，没处发表也写。写完了，如同一场长长的倾诉结束后的疲惫，一段时间的平台期后，又周而复始。

他们不知道，那段时间我又回头秘密地写起了小说。我不敢说我在写小说。我觉得这是一桩比写诗更私密的行为，如果多一个人知道，就会让我多一份羞耻感。那时候我经常听人说起一个叫晓傅的写小说的，二十来岁，住在工人路附近，去鲁院读书时和余华同班，他的小说已经发表在了《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我远远地见过他一面，只记得他脑袋硕大，黑瘦的脸，眼神忧郁，烟抽得特别凶。但我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1991年前后，他患尿毒症死了。我记得余华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余华说，整个世界都在生长，在上升，而我的朋友晓傅死了。

七

1988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在工人文化宫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诗人黎飞夹着一支烟吞吐自如的模样是多么光彩灼灼。我现在回想，那绝对是黎飞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那次诗歌讲座，我和四十余位做着诗人梦的年轻人一起坐在下面听黎诗人讲课。楼下的滑冰场上，冰鞋与水泥地摩擦发出刺耳的嘶叫。突然停电了，会议室里一阵惊奇的“咦”声，却没有一个人走开。黎飞的烟屁股像萤火虫一样在讲台的位置上一亮一熄，他说，我们就黑灯暗火说黑话吧。

黎飛做保管员的那家仓库也在酱园街，与我的学校只隔了一条街。当我刚得知这消息时几乎感到了一阵幸福的晕眩。诗人就和我住在邻近的一条街上，而我竟然一点也不知道！那次讲座后，我去找黎飞。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刚下过一场雨，满街的梧桐树叶还是湿漉漉的。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去见黎飞时从不抽烟的我特地去买了一包烟带上。黎飞在讲台上的吞云吐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没有想到黎飞的烟瘾是如此之大！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一支烟停留在他的指头上燃烧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分钟。他吸烟的时候，表情是恶狠狠的，两颊用力吸紧，更显得形销骨立。将近两个小时，桌前的烟缸里已经盛满了烟的尸体。他不仅抽光了自己的半包烟，连我带去的也抽得一支不剩。他是那么的瘦，我很快想到了一个比喻——瘦得像一支钢笔，这么瘦的人简直就是为了写诗才来到这个世上的。我无端地为自己将近八十公斤的体重惭愧起来，这粗俗的身体，这要命的胃口，缪斯女神昏了头才会找上门来！可是回来的路上闻着街边小吃摊滋啦滋啦炒菜的香气，我的肚子又不争气地叫唤起来。

这次会面是令人沮丧的。我多么希望能从黎飞那里得到几句夸奖以作前进的动力，可是没有。黎飞像数小额人民币一样翻看了我带去的一叠诗稿后，并没有如意料中一般高声赞美我的天分。他问我看什么书。我说我在看艾青和李清照。他叫了起来，现在哪个蠢货还看这个啊！然后他的嘴里飞快地跳出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名字，看过艾略特吗，看过狄兰·托马斯吗，看过博尔赫斯吗，看过奥顿阿胥伯雷阿莱克桑德莱吗？

我不无伤心地想到，要走进我们时代最精英的人群——诗人的队伍——我还得翻过好几重大山，而我像《水浒传》里的矮脚虎王英一般肥墩墩的身子，是横亘在诗歌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有谁见过胖诗人的，李白胖吗杜甫胖吗普希金胖吗？我学着黎飞拼命抽烟。我开始学会熬夜。我还从新华书店多年的库存中找出来一大摞各式各样的诗集，从《唐诗鉴赏大全》《李商隐全集》到最新的《朦胧诗集》《五人诗选》。我有多爱舒婷，多爱北岛啊。我还给一个护士出身的女诗人写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买了两本硬面的笔记本，每天晚上去图书馆阅览室抄诗。阿胥伯雷说，霜像镜子一样跌落，这样的句子几乎让我昏倒。那些日子，碰到的人都会说我的脸色发黄像咸菜缸里的石头。两个月过去了，我称了一下体重，整整瘦下去了十多斤！我不无欣喜地认为，自己在伟大的中国诗歌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不久，县城里有一个叫“风铃”的诗歌小组找上了我们。黎飞通知我们，见面的地点在工人文化宫。见了才知道，来的清一色全是女孩子。会议室的长桌两边，她们坐一排，我们坐一排，像一场严肃的商务谈判。那真是个黄金时代啊，空气洁净，人民高尚，路上随便找个女孩子，她都会给你背席慕蓉的《七里香》或者艾米丽·狄金森的《我是一只知更鸟》。一个那时候明星式的诗人后来跟我说，妈的，抱都抱不过来。

会谈中，我注意到坐在我边上一个叫朱小芹的女孩，长披肩的头发，笑起来有两颗好笑的虎牙。介绍中说她是吸尘器厂的打字员。她告诉我，自己并不是“风铃”小组的，是听说这一活动特地请假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