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晨亮

最早注意到宗城的文字，是因为他在各类媒体与网络平台关于当代文学现场的评点，不同于那些四平八稳的应景之作，观察敏锐、言说鲜活，有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精警之见，以至于日后读到这位90后作家的小说，忍不住会拿来与他的评论比照。比如小说《玩笑》，就让我联想起他之前发表在《文学自由谈》杂志的《被遮蔽的青年写作》，那篇文章为同代写作者发不平之鸣，文辞堪称犀利——“大部分文学批评家依然用陈旧的划分方式、从学院习得的论文腔话术来评议文学，文艺批评唯奖项、名家是从”，“本来最需要被看到、被帮助”的年轻作者们，却被冷眼相待，又如何指望他们在“被遮蔽的条件下写出创新性的作品”？我猜想，当写到《玩笑》里“批评家梅真话、贾导演、韦司长和庄社长”为名家董老师新书站台那一幕，或者文坛大佬“老爷子”幕后运筹帷幄的情节时，“评论者宗城”曾短暂附体于“小说家宗城”——这么说，并非苛责作者没有恪守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反而正是要提醒读者，这篇小说并非一个架空的“玩笑”，而是指向当下文坛关于“青年写作”的焦虑与争议这一真实语境。

小说里的“老爷子”筹划通过基金会举办一次“青年写作大赛”，“现在文学的头部内容，还是50后、60后一代作家撑着的，但我们不能总依靠他们，得扶持一些新的文学力量”——高谈阔论掩藏不住像打着“艺术园区”幌子运作房地产项目一样，将“青年写作”包装成生意的用心。这段情节也为《玩笑》的叙事铺上一层浑浊的现实底色，在此映衬之下，二十三岁的“北漂”穆天与三十岁的出版社编辑怡婷的相遇相知，更显出几分童话色彩。来自南方小镇的穆天，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心仪的工作，挤在北京五环外一套违规的群租房里，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要换上黄头盔、蓝制服送外卖。无人知晓，他会在夜深人静时捡拾起写作梦想，扮演虚构世界的国王。直到编辑怡婷从这个涉世未深、目光清澈的大男孩身上，发现了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写作天赋，“像朝拜神迹一样感到震颤而愉悦”。她不断鼓励穆天，“你的文字是独特的，也许短期内不会受到重视，也许会受到很多冷落或误解，但请你千万不要放弃”。但她把穆天推荐给文坛名家，却导致他的小说《玩笑》之情节在现实中上演——野孩子制造恶作剧，报复毁掉他们家园的贵族——在现实版本里，声称要用文学之火“点亮他人迷茫之路”，却将无名作者心血之作据为己有的作家董老师所损毁的，是青年写作者的梦中家园，也是童话本身。

小说里怡婷同为出版人的丈夫曾兴奋地说“小镇青年、外卖员、文学奇才！这三个元素叠加，评论家一定会高潮的”，但《玩笑》之中的真正主角，与其说是集三者于一身的文学青年穆天，不如说是他身上所承载的某种喷薄欲出又尚处无名状态的写作能量。我们也不能因1997年出生的作者宗城与小说里的穆天年龄相仿，经历也有重叠之处，便就此断定这个人物是他自己的化身。事实上，此前宗城曾在线上平台“One·一个”发表过一篇名为《丢剧本》的小说，写的差不多是“女版穆天”的故事，部分对话都如出一辙。在《丢剧本》里，叙述者“我”的角色大致相当于《了不起的盖茨比》之中的尼克;而在《玩笑》里，与化名“盖茨比”的穆天在网上聊天的“尼克”，则是怡婷本人。借助这样一组人物关系，作者宗城找到了一种解析青年写作能量所置身之场域的文学社会学视角。

大约同样受到《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启发，“空间”本身也在小说《玩笑》中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穆天曾和怡婷聊到，在他眼中，北京的冬夜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色彩：二环以内的“有闲区”，有恢弘的古建筑和博物馆，放射出雍容华贵、众星拱月的光芒;三环到四环栖身的是中产之家和从CBD回家睡觉的打工人，“灯光到零点都闪烁生辉”;而在五环和五环以外，“茫茫一片黑夜，闪烁几点亮光，倒是零点之后，灯光比八九点还多一些，因为城里的打工仔回租屋睡觉了”。三个区域虽相聚不远，却宛如不同世界，甚至气候都迥然有别：“当三里屯的人们开心地庆祝雪花的落下，仅仅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却可能是工人们裹衣加被仍驱不散的寒气”，从五道口来到温榆河边的工人村，“就像从华北平原抵达了东北的大雪天”。这些颇具洞察力的分析，显影了当代都市空间日趋固化的分层结构，也为青年写作主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认知参照系。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中，写作能量的流动遭遇了有形无形的屏障。

不过在我看来，宗城小说里最有价值的发现，却是结构内部的“虫洞”或“飞地”。《玩笑》里那个“吊诡酒馆”便是此类存在，原本生活世界没有交集的穆天与怡婷二人相遇于此。而宗城正在个人微信公号连载的小说《北京漂流》也写到这样一个空间，其中刊物已发表的部分，标题就叫《一家叫盖茨比的书店》。小说里的“吊诡酒馆”“盖茨比书店”或现实中的“706青年空间”，如何让当下游弋于结构缝隙间与边缘处的青年动能得以汇聚碰撞，当然也是值得继续开掘的题材，不过我自己更感兴趣的，则是宗城筆下五环外的“盖茨比”们，与不同时代文学青年的处境可供互鉴之处。1923年，怀抱文学梦想的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同样身为离乡背井、缺乏必要文化资本的边缘青年，他从一个栖身公寓，“在井中向群星望着的人”一步步走上了文坛。姜涛《公寓里的塔》一书曾由此展开对上世纪二十年代文学青年之困境与突围的卓越分析，他所追问的，或许也值得今天的年轻写作者思考：“如何在激变的语境中重塑自身的位置？在新文学‘场域的形成中，允诺了创造性自我的文学‘志业，如何避免可能的异化，不断提供清新、饱满的伦理感受？‘文学青年如何打破有形与无形的束缚，寻求一种更为充沛、有效的自我安顿？”相比于《玩笑》之中将青年写作者遭遇的阻碍与遮蔽，归因于朴野真纯的自我与外部浑浊世界的对立，我们或许还需要继续寻找不同版本的答案。最近我在关注宗城与友人创办的文学主题播客“席地而坐”，相信他也正在寻找的路途中，准备带来更多惊喜。

责任编辑：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