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岫仙(烟台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对于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开展理论与现实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提出了路径、措施与建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靠物质力量，也要靠精神力量，需要凝聚精神力量之魂，促进民族团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化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基性作用。当今世界诸多国家在民族建构、国家建构实践中，构建起一种为各民族所认可的共同性文化，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与团结的精神根基，是众多民族国家的普遍做法。如英国在宣告多元文化主义失败后，强调“英国核心价值观”[2]建设；俄罗斯通过了“俄罗斯新思想”国家思想、“统一文化密码”、复兴俄语、扩展东正教影响力等多项政策和法律[3]。新加坡政府在多元社会基础上，通过“文化再生运动”，倡导坚持东方价值观，建立起统一、独立的国家意识[4]。对于我国的中华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5]。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共同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现实意义与作用，进而推进中华共同文化的建设。

一、中华共同文化的主要内涵

1.国内外学者关于共同文化内涵的阐释。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目前对于“共同文化”并没有形成明确清晰的概念界定与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散布于多民族国家建设、文化建设等不同议题的探讨中。如美国学者菲利克斯·格罗斯认为，多元主义国家或社会的运行，需要培育“国家—公民文化”(national-civic culture)，这种文化是国家的大气候或大风气，其内容包括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共同的规则(法律、习俗、惯例等)，同时需要为大多数个人或团体所接受[6]230-231；反之，多元社会、多元主义国家没有这种文化，“就无法运行，它就会处于一种瘫痪或混乱状态”[6]228。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在相关著作中多次提到“社会文化”(societal culture)的概念，这是一种集中于特定领土区域内的文化，以广泛用于政府、学校、传媒、法律、经济等制度机构中，这种文化以共同语言为中心[7]。价值观、共同记忆、共同制度、共同实践是社会文化的重点，“人们隶属于某个代代相传的社会，享有共同的疆域并拥有共同的过去和未来”[8]。美国学者凯文·马尔卡希研究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建构与重塑中的文化政策，由此提出“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公共文化是“文化政策依托的基岩”，“形塑公共文化的是历史、信念和一般政治文化的价值观”[9]。国内学者对于共同文化问题的探讨集中于民族建构、国家建构领域。1995年，宁骚提出了“同质性的国民文化”概念，其含义“是指各个民族国家的全体居民被一种共同的现代文化纽带联结成一个统一的集合体”[10]。这种文化是一种现代性文化，具有世俗性、同质性等特征，核心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忠诚。同质性的国民文化结构中，共同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共同的社会文化和统一的语言处于基础地位。都永浩从国家认同建设中避免民族文化消极影响出发，认为多民族国家团结稳定需要构建共同文化，“共同文化是一个国家所有居民共享的文化”[11]，其核心内容包括共同理解的国家精神、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各民族可以共同交流的语言。马戎将人类社会文化划分为三个层面：全球化文化属于第一个层面，该文化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整体，包括世界性宗教、国际语言文字体系、哲学体系、艺术形式等；“国家特色”的文化属于第二个层面，这种文化包括本国特色的意识形态体系、主流社会倡导并为国民所认可的宗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一种或几种)，是政治实体(国家)立足于本国社会内部经过不断整合而产生的一国境内社会的特有文化；各国内部各类群体拥有的文化属于第三个层面。从民族国家角度而言，国家层面的文化构建是三个层面中最为核心的部分[12]。

从国内外学者关于共同文化的阐释可以看出，尽管对于共同文化的提法不同，但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总结出共同文化的主旨及特征：一是从文化的性质来看，相对于多元性、多样性文化而言，共同文化是在这些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一种共同性、共享性、同一性的文化。二是从文化的内容来看，共同文化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民族精神、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制度文化等。三是从文化的地位来看，共同文化处于一个国家文化的核心层次，属于深层次和高层次文化。四是从文化的作用来看，共同文化建构是国家建构或者民族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文化是对一个国家内部各民族差异性的超越，是为所有国民所认可、遵守的共识性文化，可以实现国内民族最具广度、深度的团结与凝聚。

2.中华共同文化的含义及内容。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共同文化的内容阐释，结合我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中华共同文化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在中华文化基础上汇聚、凝练、升华，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所普遍追求、认可、归属的共享性、同一性、共识性文化。这种文化的认同主体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认同的客体是共同性的中华文化。中华共同文化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内容。

一是共同理想信念。社会共同理想信念即全社会一致认同并为之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社会理想[13]。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我国的共同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理想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14]；共同信念则相应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对于当下而言，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它能“有效协调国内多元文化，减少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15]。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此，这个共同的理想信念把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得到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是当前中华民族前进的目标与方向。

二是共同价值精神。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在长时期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不断交叠融汇升华而成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渗透在其血液、贯穿于其历史、熔铸在其文化之中的性格特征、意志品质、社会心理及其所蕴含的生命力、创造力，是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共同价值观。”[16]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样态、价值信念、思想道德、人格秉性等精神文化。中华民族精神、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与精髓，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具体内容均是中华民族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是其在当代新的重要发展。

三是共同历史记忆。中华民族是历史命运共同体。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均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这是来源于、归属于每一个民族的共同历史遗产。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包括：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历史所凝聚而成的历史记忆、文化产品、文化象征、文化符号等；中华民族共同反抗外来侵略与压迫，维护国家统一，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所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民族精神、光辉事迹以及与各种灾害无畏抗争的记忆等；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展现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精神、人物及事迹；中华民族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和平与稳定和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等等。上述历史记忆，均是激发中华民族使命感、自豪感、自信心的丰厚历史精神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集体记忆。

四是共同政治法律制度。哈贝马斯认为，单纯依靠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以及个体的意志自由不能实现世界的共同性，必须要首先创造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使人民能够意识到他们处在同一个共同的政治公共领域中[17]。对于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而言，均生活在同一个祖国，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这体现在政治认同上，就是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具体而言，体现在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化的认同；体现在共同遵守国家的宪法与法律，共同对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坚定的信仰。

五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的语言是各民族共同交流的前提。从历史上看，人人共讲一种语言的国家的统一力、团结力，要高于两种或更多语言并行的国家[18]。在我国，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19]。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必须要学习的，这不仅体现了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且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更大范围内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发展的前提。

二、中华共同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1.中华共同文化是数千年来中国保持统一的文化根基。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黑格尔指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20]对于中华文明展现出来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学者们普遍认为成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自然地理相对隔绝、经济格局自给自足、周边国家难以构成安全威胁等，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华文化所彰显的强大的统一力、融合力。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来看，文化多元是普遍性的特征，如欧洲地区许多地方都发现了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中国，考古学者通过对遍布中华大地的文明遗存的发掘证明，中华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也带有多元性的特征。如中华文化按地域可以划分为中原文化区、北方文化区、南方文化区、青藏文化区四大板块，这四大文化板块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个小的文化区，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大一统”成为中国的主流观念。比中国领土面积稍大一些的整个欧洲，如今分布着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纵观中国历史，古代时期，虽然历经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夏金的分裂时期，近代又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但今天的中国仍然基本上承继了历史上所奠定的辽阔的版图。“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21]。这得益于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各民族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的“天下观”“大一统”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等共同文化思想的引领与实践。

2.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持续发展提供目标指引与文化力量。“中华民族”一词中“中华”的含义，据学者考证，来源于魏晋时期，从“中国”与“华夏”中各取一词重构而成。“中国”最早是方位词，意思是“天下之中”；“华”来自于“服章之美为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先民历来以繁盛的文化、崇高的文明道德为孜孜追求的目标。中华民族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较高的文明自觉。早在先秦时期，各个思想家均对中国发展提出了诸多相似理想，如管仲的“治之至”、老子的“小国寡民”、庄子的“至德之世 ”、孔子“仁”和“礼”、孟子的“小康社会”、荀子的“至平”社会、韩非子“至安之世”等。诸子百家经过数百年的探索，最终汇聚成“大同社会”理想。近代以来，太平天国、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均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过设想并付诸实践。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两大主要政治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较量中，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和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最终胜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信念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华民族当前最为迫切、最为现实的理想追求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文化的文明大国，在全世界的文化政治版图上，恢复确立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领域的应有地位，为世界文化体系价值建构作出中国应有之贡献，同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纵观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等中华共同文化，推动中华民族一步一步从贫穷积弱走向了繁荣富强。例如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之一。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爱国主义始终是动员、鼓舞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对于维护祖国统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凝聚作用。可以说，中华共同文化作为核心文化，是引领中华民族沿着复兴之路不断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共同理念信念的指引下，在中华民族精神激励下，中华民族从近代的贫穷积弱逐步走向了今天的繁荣富强，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同时，每一个中国人也从国家的快速发展中共享各项成果，这无疑增强了每一个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获得感、满足感。

3.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最大限度的文化认同。文化对于民族的存续与发展、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学者们普遍承认文化及文化认同是民族形成和维系的基础。盖尔纳的民族定义中指出，只有当两个人共享某种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等同一种文化时，他们才能同属于一个民族[23]。对于如何界定民族，安东尼·史密斯给出了五个维度，包括“各文化群体在自己祖国内的领土范围；起源神话和共同体历史记忆的共享本质；大众标准文化的共同联结；劳动的共同地域分工及在祖国范围内全体成员的可流动性和对资源的拥有权；在共同法律和制度下全体成员拥有一种统一的关于共同法权和义务的体系”[24]，凸显了民族形成过程中文化认同的核心作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指出了文化对于民族国家建立与民族整合的重要作用，民族语言、文学作品等文化是民族意识强化、形成民族国家的重要手段；民族国家建立后，更需要通过共享的符号、记忆、神话的文化认同，将所有公民融合成为“文化共同体”[25]。雷蒙德·威廉斯指出了共同文化对于共同体建立的重要作用，认为共同体的人民需要形成“共同经验”，创造共同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协商与沟通，共同体才能得以建立[26]。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文化多元是基本的国情特征，而文化又是民族认同形成的核心要素，以多元文化为基础建设共同文化认同的协调整合机制也就成为形成、巩固国家认同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文化的规范、凝聚功能主要来自于文化的共享性、共识性，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价值理念、民族精神归属和认可，能够使人们产生相同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越是具有共同性，就越能发挥最广泛的规范与凝聚功能。为此，现有的多元一体文化基础上形成的56个民族所共享的中华共同文化，不仅能够起到有效的文化整合功能，而且也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形成的文化根基。共同精神价值、思想信仰、历史记忆等共同文化能够起到消解文化差异、凝聚民族共识、培养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以共同文化而形成中华共同文化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重要精神支柱与社会文化心理根基。

4.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软实力与话语权。文化作为社会运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于社会与国家内在的、潜隐的影响无处不在。恩格斯在《欧洲军队》一文中谈到“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对不够发达的邻国在军事上具有怎样的优越条件”[27]，充分肯定了文化对于国家影响力、竞争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个国家要对世界产生影响，不仅要靠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更要靠文化影响力。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化力量的影响更为深刻、更为长远。在当今世界，文化的影响力、竞争力、吸引力被综合称为国家的软实力，这种以文化为根基的软实力，对提升综合国力具有积极作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最早提出了“软实力”概念，认为它“是一种依靠吸引力，并非通过威逼或利益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这种吸引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具体而言，“软实力依靠一种不同寻常的手段(既非武力，也非金钱)促成合作，它依靠的是共同价值观所产生的吸引力，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所需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28]。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整个国际体系处在大国协调和利益牵制下的相对稳定状态，和平与发展虽然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形势更趋复杂，暗流涌动，在这种背景下，一国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必须实施软实力战略。其中，文化是软实力形成的重要根基：“如果一种文化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没有吸引力，就不会在其他国家的人民中产生软实力；如果一种价值观不被认同，或者政策在他人眼中缺乏合法性，也不会产生软实力。现在，中国正在努力增强文化外交的软实力，而文化正是产生软实力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29]对于中国而言，不仅需要经济的和平崛起，更需要文化的和平崛起，这需要中国不断构建自己的话语权，展现自己的世界观。只有完善自身才能影响、感化别人，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必须以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深厚文化为基础，形成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共同的集体记忆、民族心理与道德规范等共同文化。这一过程也同样是构建中国价值观的过程。正如韩国学者赵英南和郑钟昊所指出的，中国文化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资产，亚洲国家尤其东亚国家熟悉儒学和儒家的价值观，就像人权或民主在西方一样，儒学和儒家价值观在这一地区具有普世意义[30]。在中国古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礼等观念深刻影响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形成了覆盖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区域的儒家文化圈，绵延上千年的历史，这无疑显示了儒家话语体系的强大影响力。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政治与外交实践来看，奉行的“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合和、仁爱等共同精神、价值观。这些理念目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对于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意义重大。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必将增强以中华共同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进而使得每一个中国人生发出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自豪感。

三、中华共同文化建设的两种进路

1.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建设中华共同文化。中国有56个民族，中华文化顾名思义是56个民族的文化所构成的文化集合体，56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来源和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应认识到它其实是个大包容的概念。”[31]为此，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所谓主导，就是事物的主要方面，能够在事物发展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发挥着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和性质的作用。具有这种功能、作用方面的性质叫做主导性。多样性“指事物的种类和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大体上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事物的样式、模式的多样性；二是指事物的种类的多样性”[32]。主导性和多样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就中华共同文化建设而言，主导性就是坚持某种文化的统领作用。具体而言，从文化的构成来说，汉族作为中华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其文化上也具有最为丰富的文化内容，更要在中华共同文化的建设中担负起主要的责任与义务。从文化的层次性而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优秀的民族精神、历史文化传统等核心层次的文化，要充分发挥统领作用，这样才能避免在共同文化建设的道路上迷失方向。多样性的要求就是中华共同文化要充分尊重差异性，各民族、各种民族文化均要成为中华共同文化建设的“砖和瓦”，均要充分挖掘各个民族文化的先进成分、优秀成分。

主导性和多样性是辩证统一的。主导性源于多样性，又高于多样性，指导、支配多样性，制约多样性发展的方向；多样性则丰富主导性，服务主导性，推动主导性发挥主导作用。多样性不能离开主导的支配和制约，否则，就无法把握中心内容和基本准则，甚至迷失正确方向。对于多民族国家文化主导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严庆指出：“多民族国家中的主导文化既是具有统领性的国民价值文化，也是各民族之间的共性文化。” “没有主导性的文化是杂乱无章的文化，没有多样性的文化是缺乏生机活力的文化，两者统一整合而成为民族的国家的文化。”[33]对于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建设模式，他进一步提出了“合和模式”，“合是指不同文化合在一起的内容结构，和是指不同文化交汇在一起的价值与精神”[33]。就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建设而言，“和”就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它不但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更是对多元文化的升华。如果56个民族仅认同本民族自己的文化，而没有更高层次的共同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必然是“大拼盘”，缺乏核心灵魂，多元聚成一体，离不开一元化的文化认同统领[34]。这个“一元化”的文化，就是中华共同文化。为此，中华共同文化的构建是在主导性文化引领之下，在多元文化接触、碰撞中实现超越，超越了族际、地域等各种边界性文化，由此形成的中华共同文化是各民族共享性、共识性的文化。

2.多元文化汇聚萃取，实现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再书写。从文化的属性来看，中华共同文化集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优秀文化、同一性文化、共识性文化、共享性文化于一体。中华共同文化建设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基础上的一种文化选择与文化建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进化之旅。具体来说，这种建构过程主要通过三个步骤加以完成：一是汇聚过程。中华文化是由56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所构成的文化大花园，为此，在中华共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能少，各个民族文化都要聚拢在这个大花园之中。也只有以各个民族文化为基础建构的共同文化，才能使各个群体有归属感、有贡献感，进而产生认同感。二是选择过程。中华共同文化建设是一种文化再造过程，必然是在选择基础上的再造，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民族的、历史的、现实的等优秀文化继承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通过文化评价作出抉择：吸纳、撷取或是排斥、拒绝，剔除糟粕，发扬精华，创造出共同的优秀先进文化。三是凝练过程。对多元汇聚、选择后形成的中华优秀先进文化，要从中华民族精神、伦理道德、价值理念等深层次文化建设的角度出发，进行凝练与升华，使其升华形成中华民族的“普同性”文化的高度。只有通过上述三个过程建设的中华共同文化，才能“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35]。

从中华共同文化的具体构建来看，要针对不同性质的文化采取不同的方式。第一，自然完全归属于中华共同文化。马克思主义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以及理想信念文化；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文化；以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等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精神文化；具有工具文化和情感文化属性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等。上述这些文化均自然完全归属于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第二，对中华共同文化进行具体化的再阐释。中华共同文化是建立在具体的文化内容基础上的，并不是简单的文化口号或者文化符号的宣誓。例如“爱国主义”“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等词汇,只是归纳总结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这些词汇需要有鲜活的历史与现实内容作为体现和支撑，如昭君出塞、土尔扈特东归、各族人民共抵外辱等历史记忆都是中华共同文化的具体体现，这需要我们立足于历史与现实，在卷帙浩繁的中华文化宝库中，以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共同发展的角度加以撷取。凡是各个民族文化中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道德、文化符号、文化形象等共同文化的内容，均需要吸纳与撷取，这样建设的中华共同文化才具有最为广泛的代表性。第三，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共同性的凝练与升华。56个民族拥有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其中所体现的精神价值具有共同性，这就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地归纳总结，凝练升华。如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但要得到所有中华民族的认同，需要将其上升到观念、精神的高度加以认知。如《格萨尔》体现抑强扶弱、造福百姓的神圣使命精神，《江格尔》代表了正义战胜邪恶的反抗斗争精神，《玛纳斯》体现了团结一致、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这些无疑都是中华共同文化的重要体现和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地对这些文化所具备的深层次精神内涵加以总结、凝练、升华。

总之，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具有的整合、规范、塑造功能，高度的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铸牢的文化心理根基。中华共同文化作为核心的、引导性的文化，对其建设更要给予应有的重视。在中华共同文化的建设中，我们更要在深入研究文化变迁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主动作为，通过多种路径推进中华共同文化建设。一方面，要通过教育、交往等社会化路径，形成中华共同文化认同，使得中华共同文化起到对中华民族的凝聚、教化、培育等功能，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文化纽带。另一方面，要通过有效的对外传播，使得中华共同文化成为提升中国话语权、代表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国家文化，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认同中国、认同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