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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探源
——基于历史根源、关系结构与主体动力三个维度的考察

2021-04-17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200433

关键词: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民族

武 宁(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过去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明,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团结是国家凝聚力的体现,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按照自身脉络保持生命力的同时,还需要我们的悉心维护与创新发展。因此,从历史传承与关系结构中寻找各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根源:中华文明的丰富与包容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稳定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1]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积累的。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观念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国族”(nation-state)体制,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共同体。从中华文明形成的早期开始,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就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从考古发现来看,上古三代时期,在中原地区活动的人群不仅在文化上差异较大,甚至在体质特征上也有所不同。正如考古学家李济指出的:“从著名安阳遗址出土的人骨资料来看,中国人就远不是纯一人种的。”[2]傅斯年则认为:“三代及三代前,古族有东西二系,夷与商属东系,夏与周属西系。”[3]夏商周三代各有所长,不同族群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并不是简单的同化,而是各秉所长,优势互补。夏人擅长建筑,商人掌握驯养大型动物的技巧,而孔子《论语·八佾篇》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说的是周人拥有系统的治国理论方法。政权的丧失不代表部族文化的消亡,譬如曾经作为中原统治者的殷商民族因掌握成熟的祭祀文化,使其在亡国之后依然可以作为主持礼仪的社群为周人服务,胡适在《说儒》一文中将此看作是儒士的源头[4]。

1.中华文明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华文明强调“有教无类”,“出则为夷,入则为夏”。如楚人本无华夏民族之认同,据《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载,西周时楚熊渠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春秋中晚期,楚人与中原地区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互动愈益频繁,双方的文化交融不断加深。至战国时期,楚人终于与华夏民族融为一体,认可华夏先祖颛顼为其先祖源头[5]。后来康有为也以此类比满人与中国人的关系,他在《辩革命书》中称:“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6]

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并非仅仅止于不自外于中华文明,更是能够引领风气之先,拓展文明之边界,提升思想境界之高度。如楚辞植根于楚地各民族的文化土壤,伟大诗人屈原以本国语言文学为基础,吸取《诗经》等北方文学精髓,创作了《离骚》《九歌》等不朽的诗篇。没有楚国语言文化的基础,不可能产生楚辞;没有北方文学的滋养,也难以孕育出楚辞。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精神的核心,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没有坚实的民族精神内核是难以想象的。楚辞同样反映了这一点。“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艺术魅力、人格魅力以及热爱人民、刚直不阿、正言果行的崇高品质,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楚辞因吸纳北方文化而蔚为大观,而汉赋的起源又受到楚辞的极大影响,吸收楚辞精华,融多种元素为一体,成为汉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体。班固《离骚序》曰:“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7]《文心雕龙· 诠赋》:“陆骚体赋承楚辞而来, 陆贾扣其端, 贾谊振其绪。”充分说明骚体赋发轫于楚辞。汉赋铺陈、夸张、虚构等核心的艺术表现手法,都与楚辞一脉相承。

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在汉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下,通过教育传播,儒家文化对我国少数民族影响深远。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时,为了促进民族融合和维护政权的稳固,也将自身纳入中华正统,主动自觉地学习儒家文化。如满人入关后,兴儒学,开科举,以此促进满汉“一统”。官学传授儒家经典;为了应试,满族的文人自幼钻研四书五经,从而深受儒家文化浸润。宋词是词的一座巍巍高峰,但宋以后呈现式微之势。到了清代,词又形成第二座高峰,而屹立峰巅的代表人物就是满族诗人纳兰性德,其词率性真切,他在《渌水亭杂识》卷四谈创作感想时说:“诗乃心声,性情中事。”追根溯源,“性情”本是儒家文化的学说与观念,但已内化为纳兰性德诗词创作中的自觉追求。忧患意识是贯穿儒家思想的精神气质,纳兰性德词在这方面也有鲜明体现,如他在《忆秦娥·山重叠》中兴叹“兴亡满眼,旧时明月”,在《蝶恋花·出塞》中感慨“今古河山无定据”,着眼王朝盛衰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

3. 边疆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原文化。“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造’;‘转借’实为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8]正因为中华文化自古以来迎新纳异、兼收并蓄,才得以数千年绵延不绝,始终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正是得益于多元文化的互动融合,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才日益增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先秦时期就同中原地区往来频繁。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历史上称为西域的这一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在漫长的岁月中,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各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汉末,西域坐具胡床传入,久而久之,汉民族才逐渐改变席地而坐的习惯,凭桌坐椅被普遍接受并确定下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而导致礼仪、观念上的一系列变革。隋唐时期的龟兹乐舞的起源,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使用汉族乐器笙箫、汉筝等。隋唐时期,得益于唐朝开放的社会文化氛围,龟兹乐舞在中原广为流行。《胡旋舞》《狮子舞》《鼓舞》等从龟兹传播到内地后,广受欢迎,极大地丰富了中原文化生活,今天在中华民族节庆活动中还扮演着重要角色[9]。西域乐舞的东传,不仅丰富了唐代乐舞艺术,而且成为唐诗宋词元曲源源不竭的创作源泉。宋词元曲中的曲牌如苏幕遮、琵琶行、破阵子等,都源于西域乐舞,从而为宋词增添了多种风格和形式。

4.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也彼此交融发展。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不仅表现在多数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也体现在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共存中。丝绸之路上藏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就是生动的例证。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沟通东西贸易, 而且起着文化走廊的作用。佛教文化作为丝绸之路藏文化遗存的主体, 汇聚了汉、藏、回鹘、党项、土、裕固等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敦煌藏文写本的抄写者,有吐蕃人、汉人、吐谷浑人。而武威市博物馆收藏的元明时代藏文写本,其抄写者有藏、汉、土、蒙古等族人士。西夏时代留下了大量藏传佛教艺术珍品,是西夏境内各民族共同的创造,尤其是党项人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艺术珍品自然也成了西夏文化的组成部分[10]。

在各民族的民间文化交流中,这种开放和包容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流行的漫瀚调,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为基础,同时兼容并纳陕晋地区“信天游”“山曲儿”等汉族民歌的旋法、润腔音乐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漫瀚调起源于清朝康熙年间,清廷在内蒙古大兴垦务,与鄂尔多斯蒙地毗邻的山西、陕西汉民纷至沓来。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晋、陕邻区的“信天游”“山曲儿”等民间音乐逐步为当地蒙古族所接受,汉民也主动学习蒙古民歌,用蒙古曲调编上各种内容的汉词即兴演唱,深受当地蒙古人喜爱。蒙民与汉民同选曲调,同编汉词,漫瀚调自然形成。漫瀚调有的唱词里汉语蒙古语夹杂,叫“风搅雪”,一般在蒙汉杂居地区演出。今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漫瀚调传承人中既有汉族,也有蒙古族。蒙古族传承人奇附林,从乡村唱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荣誉称号[11]。

二、支撑结构: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环环相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求同”的过程,但“求同”并不代表消除差异。统一多民族国家之构成,一方面基于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它们之间环环相扣、相互勾连的“家族相似性”。“家族相似”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表述,正如他所说的:“一个家族的有些成员有一样的鼻子,另一些有一样的眉毛,还有一些有一样的步态;这些相似之处重叠交叉。”[12]这就是说,构成一个集合的各个元素,或许并不存在一个集合中的所有元素都具有共同点,但其中每一个元素都或多或少地与其他元素具有相似性。

1.空间上相互勾连支撑的体现。就地理分布来看,在中华民族的层面上,各民族不需要在地理分布上完全重合;从56个民族的层面看,各民族也不一定画地为牢,守在所谓的世居之地。在数千年的交流与互动中,少数民族从周边地区大规模迁入中原,汉民族则从中原腹地辐射到周边地区,民族分布格局从“聚族而居”到“大杂居、小聚居”演变[13]。尽管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身传统的世居之地,但今天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在聚居地方以外的省份都有分布。如从地域上看,锡伯族因历史原因在新疆和东北都有分布,但居于不同地域的锡伯族人作为同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份却无可置疑。从语言上来看,蒙古族、满族与汉族所讲语言分属不同语系,但前两者都曾入主中原,与汉民族有着广泛的交集,并对中华文明的文化传承与制度演变贡献良多。在经济生活方面,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地区可能从事不同的生产劳动,例如蒙古族给人们的刻板印象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但杜尔伯特蒙古族的狩猎文化与郭尔罗斯蒙古族的捕鱼习俗也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另外,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从整体上来看又体现为不同民族间的劳动生产分工。历史上的茶马互市、丝绸之路就曾将居于不同地域、操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联系起来。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距离约5200公里,南北距离约为5500公里,55个少数民族分布于不同的方位。距离相隔遥远的某两个民族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等各个方面似乎少有相似之处,但可以通过中间的民族将其勾连起来。例如海南的黎族和东北地区的赫哲族可能在诸多方面难以找到交集,但两者都与汉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黎族的织锦历史悠久,元代黄道婆把在海南学到的纺织技术带回松江,将“造捍、弹、纺、织之具”的技术和“错纱、配色、综线、缬花”织造方法传授给当地人,对后来江南的纺织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14]。渔猎文化是赫哲族的代表性符号,但正是由于和汉民族的广泛交流,才丰富发展了他们的渔猎技术和工具。例如花鞋船、丝挂船、舢板船这些船具,扒网、旋网、丝挂网这些网具,快钩、织网所用的棉织网线、胶丝网线,卡子、挡亮子等捕鱼的方法,都取自汉族;火绳枪、洋炮、套筒枪这些狩猎工具,犁杖、镰刀、锄头这些农耕用具,也是来源于汉族[15]。不同的民族虽居于天南海北,但就像同一条绳子上的一根根纤维,“绳子的强度并非在于有一根贯穿全长的纤维,而是在于许多纤维互相重叠”[16]。

2.时间上相互勾连支撑的体现。这种勾连关系,不仅仅体现在空间上,还体现于时间维度。一个民族有时候可以从其他民族当中找到“曾经的自己”。云南丽江的“纳西古乐”中,除了本民族的音乐元素之外,还保存了元末明初由汉族移民传入的具有道教文化属性的“洞经音乐”[17],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同样,今天的满文虽然已成为文献文字,但满文和满语却被锡伯族继承并发扬[18],这对少数民族语言和历史研究意义重大。

3.发展程度上相互勾连支撑的体现。中华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定完全同步。共同发展不等于同步发展,发展的进程中有前有后,但从发展的结果来看则“一个都不能少”。守望相助的精神,唯有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才能够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这种守望相助的精神。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要让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此后的20多年中,党和国家不断地兑现着共同富裕的诺言。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现有贫困大多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这些地区多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文明程度较低,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贫困人口占比和贫困发生率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集体经济薄弱,脱贫任务重,越往后脱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更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必须给予更加集中的支持,采取更加有效的举措,开展更加有力的工作。”[19]由于地理和历史的诸多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贫困现象十分突出。近年来,国家聚焦“三区三州”地区,进行重点扶贫,中央确定的深度贫困“三区三州”都在民族地区。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工作作出专门的战略部署。近三年来,中央有28个部门陆续出台了40多个支持“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文件。“三区三州”所在的6个省区分别制定了脱贫攻坚的具体实施方案,有明确的作战图和时间表,重点解决住房安全、因病致贫、因残致贫、饮水安全等老问题,大力度推动教育扶贫、就业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政策支持和兜底保障工作。截至2019年年底,“三区三州”贫困人口从2017年年底的305万人,减少到43万人,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由14.6%下降到2%。

三、主体动力:各民族共筑中华文明的自觉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并不仅仅只是基于特定的历史际遇和自然而然的社会文化交往,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注入了各民族的主观意志。如汉族作为我国长期以来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民族,它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20],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随着人口流动、文化交往的频繁,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逐渐形成[21]22-23。秦始皇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废封建、立郡县,使统一的格局成为历史主流。在此后的时间当中,民族融合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周边民族为汉族注入新鲜的血液,汉族也融合于其他民族当中[21]22-23,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思想观念层面,儒家传统的“天下观”,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理念,是建立在对于人类共同体体认的基础上的。华夏民族“万物一体”的天下观以“类”意识为前提,认为人对自己同类具有可以超越民族、邦国界限的共感[22]。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历代中原王朝,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都将周边不同的民族视为构成“天下”不可或缺的部分,积极引导周边民族与“中国”在各方面交互往来,并接纳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同时也包含少数民族的自觉。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与汉族一样,不仅仅是参与者,更是积极推动者。

1.少数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参与及贡献。在我们普遍的认识当中,儒、道、释三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道源自本土,但佛教则来自印度,是典型的舶来文化。佛教在秦汉时期已进入我国,但其广泛传播则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其中少数民族在中土佛教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晋时,佛教僧团在长安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时期,其活动的中心人物就是月氏人护法。护法不但使大批中国人皈依佛教,还翻译或重译了《法华经》《般若经》等五部大乘经典[23]。另外,与护法同时代的无叉罗(于阗人)、帛元信(龟兹人)等佛教传播者,也都是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除了民间的交流之外,后赵、前秦等少数民族政权也都不遗余力地推动佛教的壮大,这为佛教的中国化及其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影响奠定了基础。

2. 少数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数次入主中原,逐步接受、认同中华文化,并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发挥了主体性作用。元朝是按照中原王朝的体制建立的,忽必烈颁布《即位诏》告示天下:“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24]这样,元朝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元朝在治理中推行汉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在思想上,以理学为官学,作为统治思想;文化艺术方面,在唐宋两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元建立之前,来自西域的商人陆续进入中原,元统一全国之后,中原各地都有大批西域人定居。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许多西域的文人学者与汉族文人学者交游学习,刻苦研读儒家典籍。元代所特有的西域文士群体逐渐形成,涌现出一批精通儒学的名士,如畏兀儿人廉希宪、康里人不忽木、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等。在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中,蒙元王朝不是被动地接受中原文化,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例如:忽必烈设立公共学校,让包括农民在内的孩子接受教育;鼓励通俗文学创作,使其接近普通大众,而不只服务于少数精英;同时还抵制缠足等汉族的陋习。在元朝宫廷中,有来自阿拉伯、波斯、畏吾儿、女真等民族的官员,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社会文化的交流[25]。

3. 少数民族积极投身革命与建设事业。近代以来,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共第一代党员中,少数民族的优秀代表比比皆是,如邓恩铭(水族)、向警予(土家族)、张伯简(白族)、龙大道(侗族)、乌兰夫(蒙古族)等。全国各民族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1934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先后经过湘、赣、贵、黔、滇、川、康、甘、宁、青、陕等11省,沿途近时间和行程是在苗、瑶、壮、彝、藏、回、土家、纳西、裕固、羌、布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度过的。各民族青年踊跃参军,彝、傣等民族船工助红军渡过金沙江,还留下了彝族首领小叶丹与刘伯承在彝家海子“歃血为盟”的佳话[26]。作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也离不开少数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之下的积极探索。老一代蒙古族共产党人乌兰夫,就是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先驱者,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功解决民族问题树立了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共同建设伟大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内蒙古根据牧区实际情况,经中央批准,制定了“三不两利”政策,即“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使牧区经济得到保护,得以很快恢复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根据牧区的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畜牧业经济脆弱,容易遭受破坏的特殊情况,报请党中央批准,采取了类似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以公私合营牧场的形式改造了牧主经济,保持了畜牧业稳定正常发展。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对于牧区的政策,采取“稳、长、宽”方针,即适当放宽,长期稳定不变。在发展牧区经济中,提出了“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地区特点的措施,使内蒙古在相当长的时间,保证了畜牧业的逐年稳步增长[27]。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蒙古的粮食除满足自身需要之外,还能供给其他省份,“三千孤儿进草原”的感人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中华各民族在当代的主体性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28]

综上,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命力、凝聚力的来源。海纳百川而成其大,中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构造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博大与多姿多彩,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血与肉;各民族间的“家族相似性”与勾连关系,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和“一”的内在统一和有机联系,这是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骨骼;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制度创建的过程中,各民族自觉地参与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意志力的源泉。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三者间的内在关系,有助于创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有助于坚定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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