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邦,龙耀宏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通用语与语言接触

随着国家通用语在民族地区的推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语言的接触现象[1]6。语言接触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也会在语言中留有痕迹。通用语的推广有时是主动的，有时又是被动的[2]，如在某一地区，多民族长期杂居在一起，就需要有共同的交际语言，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国家通用语就充当这样的角色。语言的接触与替代有文化增补的功能，如侗语的亲属称谓系统就大量地借用了汉语的亲属称谓词汇[3]13。游汝杰认为：“同一地区的两种语言相互接触，各自在语音、语法甚至语用上的特点数量逐渐减少，而共同点变的越来越多。”[4]178语言趋同的原因是语言接触的结果，语言接触不仅造成语言的输入和输出，还有可能达到语言融合的境界，如满语。语言接触不仅仅表现在句法和语义上，在语用和文化内涵上也有所显现。

1.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有五千年的文明。在各民族千百年的接触和融合的过程中，国家通用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193。影响通用语推广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地域方言、民族语言和官话不唯一。官话不唯一导致“方言岛”的出现，如贵州黔东南地区的“酸汤话”就是宋元时期的官话和赣、湘方言与本地少数民族语言结合的产物。国家通用语的推广过程，是语言(方言、民族语言和方言岛)与通用语的接触、演变到趋同的过程，是单语(方言、民族语言和方言岛)到双语再到单语(通用语)的过程。有些情况下，双语阶段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进入下一个单语阶段。当然，语言接触不仅仅指国家通用语与方言和民语等的接触，也包含有方言之间、民语之间甚至包括方言与民语之间的语言接触。如：西南地区称父亲为“老汉”与布依语的“baus”相似。“baus”也有“老汉、伯父、岳父”等含义。这是少数民族语言对方言影响的结果。最初，“哥”是“歌”(唱歌)的本字，甲骨文中“兄”才是今天“哥”义。“哥”字不表“歌”是从唐朝开始的。玄宗称李宪(睿宗长子)为大哥，是以“哥”称兄。“哥”来源于鲜卑语中“agha”。哈萨克语的 agha一词与鲜卑一致。维吾尔语aka也几乎与鲜卑语相同。“胡同”“蘑菇”都是从蒙古语中借来的词汇。北京的“扁担胡同”是蒙古语的音译，义为“千户长的营盘”。“胡同”在蒙古语中有三个含义，分别为水井、巷子和营盘。“扁担胡同”并不是形状像扁担一样的胡同，“扁担”是音译词，在蒙语里指“千户长”。由此可见，语言接触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

2.通用语的推广阶段。国家通用语的推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官话、国语和普通话。学习官话的主要对象是文人和官吏，主要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地位。虽然规划内容重书面语轻口语，但是历代官话存在不唯一的特点。古代的官话和“正音”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官话”的定义很不统一。“正音”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是大多数人心理的标准音。因此，它只存在于理论层面。古人对“官话”的标准要求不高，仅仅将其视为能够带来方便的工具而已。秦时的通语为秦语、东汉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这些都曾经先后作为国家的通用语。值得注意的是，京都话一直是官方和教育用语，因而京都方言是政府主导下的权威方言。其实，大部分国家也都是将本国的首都话或方言定义为自己的标准语和基础方言。法国的法兰西岛方言是以巴黎话为代表，还有俄罗斯的莫斯科话等，都能说明这一点。古时平民学不学官话对生活不产生多大影响，自然也就不去学习它。《四溟诗话》记载：“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昂然非复在家之时。”[6]297这说明古代读书人有学习官话的需求。官话多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这是因为全国有四分之三的国土区域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使用这种方言。这导致南方各地方言的差异越来越大。《癸巳存稿·官话》中记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延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6]298“官话”在古代作为行政语言，其实很难将其视为国家通用语。由于行政的干预，所以有些方言被视为权威地域方言，如“成周”方言(先秦)、关中方言(西汉)等。同时，官府和读书人所使用的语言成为权威社会方言。这说明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着方言的权威性。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种读书人语言的权威性才逐渐消失，平民百姓语言的社会地位才得以提升，甚至成为了知识分子们学习的对象。这说明古代在意念上存在一种“求雅存正”的官话，但当时官话方言应该有很多种。从《诗经》的编排顺序也能看出，“雅”在“风”后，说明“雅言””的势力在当时还没有“方言”的势力大。春秋的“雅言”到汉代的“通语”，其实也都可以概括为官话。

清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我国封闭的大门。有识之士开始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吴汝纶就受到日语的启发，提出了“国语”的名称。国语阶段的语言规划对口语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了，同时摆脱了方音和历史音的影响，进行了大规模的方言调查。《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中记载：“统一语言以团结也。吾国南北各省，口音互异，甚有隔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夫国人所赖以相通相接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彼泰西各国，类皆言文合一，故团体最固。”[5]198清朝末期，语言学家们讨论了方言分歧对交际、教育的影响，尤其着重讨论了其对民族团结的影响。可以说，“国语阶段”体现了国人寻道图强、自强不息的探索精神。卢戇章和王照等人还提出了“统一国家语言的构想”[1]37的观点。无论是从现实角度还是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把汉语作为国语都是最合适的。其实，当时的官话并不统一，分为南北两派。李宇明说：“南派官话以南京话为基础，北派官话以北京话为基础，而且当时南派官话还具有相当的地位，尽管如此，用北京话来统一全国语言的主张仍是当时的主流。”[1]16《颁行切音字书十条办法》中记载：“颁定京音官话，以统天下之语言也。”[1]309但是，国语阶段受到“现代汉语”发展不够成熟等原因的限制，语言规划不够彻底和完善。

在“国语阶段”就有学者提出要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几个方面为“国语”确定标准，但实际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现代汉语发展不够成熟，不可能为其制定明确的标准；另一方面，方言繁杂，如果用切音字注音，是先学会注方言音再注国音，还是直接学注国音？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讨论出结果。最重要的是，切音字没有摆脱汉字的影子，切音字与音之间不能产生直接的联系。《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中》中劳乃宣说：“中国之用旧字数千年，今欲数千年之方言一旦变为官音，闻者咸苦其难，望而却步。”[5]19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汉语基本发展成熟，另外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语言规划工作，将其视为“政权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从语音、基础方言、语法和词汇等几个方面制定了规划标准。“普通话”这个名称在1902年吴汝纶的《东游丛录》中就提到过。“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在政策上、法理上、学理上都能找到依据。《汉语拼音方案》为普通话的推广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全民基本上都掌握了普通话。

二、方言分歧的弊端

地域方言是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变体。汉语目前存在七个方言区，但是每一个方言区还可以再往下分为方言片、方言小片和地点方言等。如官话方言可以被分为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冀鲁官话、东北官话等，其中冀鲁官话又能再分为保唐片、石济片、沧惠片，保唐片又分为天津、保定和唐山话。如何划分不仅取决于语言本身，还受到政治、文化、地理和民族等因素影响。比如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说英语，但我们不能说他们使用的是同一国家的语言，因为他们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国家。粤方言和官话方言的差异甚至比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差异还大，但是它们却是同一种语言。

1.妨碍交际。狭义上的方言应该不包括官话，剩下的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和客家方言都是南方方言。吴、赣、粤、湘都是北方方言直接分化的结果，而客家方言和闽方言是从赣和吴方言再次分化的结果。从历史的层面看，南方六种方言中，吴、湘两种方言较早，粤方言次之，赣方言更晚一点。汉语分化为方言的过程不仅是北方汉语向南方扩散的过程，而且也是汉语与土著语言的接触和融合的过程，如与苗瑶、南岛、南亚和侗台语系的接触现象。方言为古汉语和汉民族迁移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佐证材料。北方人自秦以后陆续向南迁移，又与南方百越土著语言接触，产生了双向的语言融合。如侗语从汉语借词数量达到了其词汇总量的25%。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方言分歧大会给各方言区人们之间交流带来一定的障碍。卢戇章在《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中就提出：“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语之对面无言也。”[5]196《直隶学务处复文》中载：“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言，办事多扞格。”[3]38可见，方言影响交际是不争的事实。方言分歧过大，首先影响行政效率，会导致上下不通。在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竺可桢曾感慨地说：“我说英语可以走遍世界，但我说中国话却走不出家乡。”竺可桢说的是绍兴话，属于吴方言。其次，影响工农商贾间的交流，不利于贸易。但是，随着普通话的普及，这种弊端将不复存在。

2.影响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并不能改变大部分人的命运，读书是少数人的事情。当时的统治阶级也不希望教育普及，那样会动摇其统治地位，只需要少数人帮助巩固其统治即可。因此，民间百姓没有说官话的需求。到了清末，人们才发现“教育不普及，民智不开放”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有了“开发民智，寻道图强”的迫切需求。而教育的第一要务就是统一国语。利玛窦和金妮阁等来华传教士为汉语的拼音化运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随后，卢戇章、王照等人的“切音字”运动，掀起了全民教育的热潮。卢戇章在《一目了然初阶》中提到：“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7]沈学更是在《盛世元音》发出这样的疑问：“汉文一字，各随方音而异，欲其惠于后学者，得乎？”[5]198方言并非影响教育不能普及的唯一因素，但方言影响教育普及也是不争的事实。

3.影响民族间认同。社会学家曾经提出过“身份认同”这样一个概念。游汝杰认为：“身份认同是指将某人与他人分辨出来的个人和社会特征。”[4]82其中，语言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人们习惯通过语言判断说话者的社会归属，如来自于哪个地区或民族，来自哪个群体层次等。从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情况看，语言也是有层次的，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层次不同。这种层次具有主观的高低之分。层次的高低与语言(方言)的威望相关。威望高的语言属于高层次语言，威望低的语言属于低层次语言[4]236。高层次语言一般在正式的、庄重的场合下使用。如普通话与各方言相比较，在正式场合下人们会选择普通话而不是方言。长三角地带的上海话有绝对的威望，相较于绍兴话、宁波话和温州话等，上海话为高层语言。教育、戏曲和外交等活动更倾向于选择高层语言或顶层语言。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方言分歧过大会影响到民族情感，甚至妨碍民族团结。乡音中包含有语言情感。人们对自己的母语具有归属感和亲近感。上下团结，共御外敌，消除方言阻隔，对于民族团结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在清末至民国的国家危难时期，语言学家非常关注方言问题的研究。语言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史上曾经多次提出过统一语言，并列出了时间表，但成功的例子并不多。最成功的一次，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推广普通话。

三、语言接触的优势与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语言代表不同的文化[4]72。语言接触时伴随有文化的交流。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语言接触还是比较频繁的。汉语内部方言之间的接触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察觉。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比较明显，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语言接触是双向作用的结果。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提出了“北方汉语阿尔泰语化”的倾向[4]48。按照民族语言和文字的使用情况，可以将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分为三类：第一类，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人口百万以上，在政治和生活中都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第二类，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成片聚集居住，但是方言差异大，生活中多用自己的语言，除了基础教育外，一般使用汉语教学，如壮族、彝族等。第三类，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只在正常生活中使用，在政治和教育中完全使用汉语，如苗族、侗族等。这里讨论的语言接触为通用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有四种结果：语言的同化、语言的借用、语言的融合和双语现象[4]177。

1.语言接触的优势。一是丰富了少数民族的词汇系统。以侗语为例，侗族亲属称谓类词汇系统中最初单音节词居多，如：no31(弟、妹)、lak31(儿子、女儿)等。现在双音节词占有绝对优势，如：lak31kwan35(孙女、孙子)、lak31mjek323(女儿)、lak31pan55(儿子)。构词方式也出现了复合和派生构词，如：pu31lau31(大伯父、大姨夫)就是派生构词；pi31no31(妹妹)和pa323wi33(妯娌)是复合构词。侗语还大量借用了汉语的亲属称谓词汇，如：a33(爸)、e31(姐)、ko323(哥)等都是汉语的借词。

二是提升了少数民族同胞的表达沟通能力。相较于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大约有14亿以上的人口在用汉语进行交际。汉语还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汉语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语言，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灿烂文化的载体。汉语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汉语客观上比少数民族语言有更大的影响力。少数民族同胞通过学习汉语就能够提升了自己的表达沟通能力。在国内，能够借助通用语及时有效地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在国外，可以通过汉语进行宣传。

三是提升中华民族认同感。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是民族的一种标识，但国内各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汉语是中华民族群众之间的交际用语。学会通用语可以有效地与国内其他民族同胞进行交流，能够提升中华民族认同感。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不充分,严重影响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同时建议，加强港澳地区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力度。

四是扩展了生存空间，提高了生活质量。我国的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偏远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在少数民族聚集区被广泛使用，但出了该地区后，国家通用语成为了主要交际工具。无论是求学、务工、旅游还是交友都需要通用语的帮助。更多的医疗、卫生、保健和餐饮等服务工作是用国家通用语为人民服务的。

五是获得了更多学习知识技能的机会。尤其高等教育阶段，针对少数民族民语考生的学校和专业会受到限制。教育是公共资源，很多优秀的教师(除了民族语言和民族类相关专业)并不一定懂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同胞掌握了国家通用语，能够获得更多学习知识技能的渠道和机会。

2.语言态度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李宇明指出：“语言传播的根本动因在于语言的价值，有价值的语言才能被别人学习和使用。”[1]213历史上，汉语曾经是很有价值的语言，日本、越南、朝鲜等国家和中亚等地学习和借用了大量的汉语。清朝中晚期，随着国运的衰落，汉语在世界上不受重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的日益强盛，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又一次得到了极大提升。

香港有“三言两语”的说法[4]223。香港的繁荣是内外因素影响的结果。香港各民系来自于不同地区，语言背景各异[4]223。在香港地区，多种语言达到了融合程度，无论操哪种语言的人都能很好地融入到香港社会中。在回归之前，英语是香港地区唯一的官方语言。“两语”是指汉语和英语。但是，受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的限制，两种语言明显处于不平等的关系上。“三言”是指官话、方言和英语。这说明通用语和方言也是香港地区的交际用语。香港人至少有五种语言背景。单一语言或者双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很难理解“三言两语”的语言环境，所以很难理解香港人每天多语间转换的现象。工作用英语交际，家里使用方言，与外省人又要使用普通话交流。这是语言竞争的过程，而最终哪种语言在未来胜出与该语言的价值大小有关。

台湾地区的语言竞争主要发生在日语、高山族的西拉亚语、客家话、国语之间。除了郑成功统治时期外，闽南话和客家话一直处于低层语言的地位。闽南话比客家话强势一点。在闽南人和客家人杂居地区，两种语言难免发生竞争，往往闽南话胜出，客家人会主动学习闽南话。清统治时期，官话在台湾是高层语言。荷兰人统治台湾时期，西拉亚语是当时的高层语言。国民政府时期，国语为台湾地区的高层语言。可见，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存在语言竞争的现象[4]237。一般自身价值较高的语言会在竞争中胜出成为高层语言。

语言形成离不开文化背景。语言同化的过程也是文化认同的过程。两种文化在相互交流时，不同语言也在相互产生影响。同一地区的多种方言相互接触，语音和语法上的差异逐渐减少，共同点变得越来越多。语言接触的最大特点是文化会跨地域、跨语言进行扩散，最明显的特点是受惠语言的词汇系统里出现了新的词汇项目，这些词是从施惠语言借用来的。如果同一地区存在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就会存在语言竞争的现象，其中价值较大的语言往往会胜出。普通话在港澳台地区语言竞争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文化、经济、民族认同、家庭传承、教育和使用频率等方面。我国通用语言文字是“因各民族密切的语言接触，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及满语词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定位在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交际语”[8]。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9]2021年3月，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10]语言文字是人们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通过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以不断增进各族人民之间的亲密交往联系，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因此，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