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伟,崔明德

(烟台大学 民族研究所，山东 烟台 264005)

一、“中国”是一个发展、成长的序列进程

宋人洪迈有一段议论：

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1]

洪迈在这里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地域与民族，而不是采取固定的视角。在他看来，其一，所谓“中国”，其疆域自有盈缩，是从相当于南宋之“天下特五分之一”的狭窄之地发展而来的，因成周之时“中国”之域“通不过数十州”。其二，在周之“中国”之外，尚有其他多种地域文明与之并行发展，而这些地域，后来皆并入“中国”。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质被展示出来——在不断成长过程中，既能不断吸纳、提炼各地域文化而形成统一性与向心力的兼容并包的国家核心层面的文化体系，又能充分保证各地域文化在平行交错中的自我发展，“造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复杂面貌：既能始终呈现各个地区的地方性特色，同时又能在小异之上颇见大同”[2]3。这个特质，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在周以后的朝代更迭中，行政区域的地名与文化心理上的地名呈现出以下有趣的现象：行政区域上的地名尽管一变再变，但文化心理上的地名却能一以贯之。多元起源的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延续至今。比如我们经常听到山东人自称“齐人”“鲁人”，四川人自称“蜀人”“巴人”，湖南人自称“湘人”“楚人”，山东、四川、湖南是今日之行政区域划分，而齐鲁、巴蜀、湘楚则更多地源自于地域的文化心理上的划分，后者强调的不是空间，而是从古到今的时间积蓄聚合，是极具凝合力的文化心理符号，这些文化心理符号又共同指向一个更大的圆心——中国。其三，每一个地域都是多民族的生息地，在融入“中国”之前，就有交流、碰撞与融合，哪怕是作为王城的洛阳，周时仍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而所谓的“蛮”“戎”“夷”“狄”，经融合之后，皆为“中国”。“中国”是一个有容乃大的共同体。

清代学者顾祖禹从另一个角度论说了“中国”的成长：

传称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在南直怀远县东八里)，执玉帛者万国，成汤受命，其存者三千余国。武王观兵，有千八百国。东迁之初尚存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诸侯更相吞灭，其见于春秋经、传者，凡百有余国，而会盟征伐，章章可纪者，约十四君。[3]

顾氏之见解,应有渊源，《战国策·齐策》载：“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4]虽然颜斶的言语意不在此，但依然勾勒了一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影像。这种从“国”之数目减少来看“中国” 的角度，恰与洪迈的论述互为表里，都说明了“中国”是一个发展、成长的序列进程，是以“中华文化”为轴心不断聚合多元的地方文化的“文明共同体”。

尽管二人的表述极为简略，但都以学者的敏锐紧贴真实的历史。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并不是以“民族”立国，走所谓“民族国”道路，而是以“文明”立国，是基于地理共同体之上孕育出的文明共同体，经历了从“地理共同体”到“文明共同体”再到“政治共同体”，最终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1)谭中认为，中国走的不是西方“民族国”的发展模式，而是诞生于“喜马拉雅圈”摇篮，由长江、黄河流域形成的“中国地理共同体”发展而为“文明共同体”，进而走向“政治共同体”，最终形成“命运共同体”(参见谭中：《简明中国文明史》，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不断地碰撞、融合，地域或有盈缩，但最终不断地扩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不断考验中，凝聚力得以增强，形成如今的体量。这种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疆域以及民族聚合、转化的观点本身就极为了不起。

洪、顾二人的议论，共同体现了一个观念：“中国”乃是由地域文化不断发展的结果。考古学支持了这一观念，即便是夏商周，也“可能至多是诸多国度中的某几个，在一段时间里取得了统治权而已”，“在公元前2000年代，可能存在着一个趋势，即彼此争斗的诸国向着形成日益扩大的国度发展，如此一来，国家的总数倾向于减少”[5]322-323。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统治的疆土“基本上也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地域而已”[6]10。 无疑，这个“文化地域”的发展经历了极为复杂的过程。

二、生态带与“中国”区域文化

人是环境的产物。 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是“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7]。一方面，其周边多有屏障，在古代世界，这些“天然地理屏障使中华各族先民与其他外部民族之间无法开展大规模的交流，只能在自己内部环境中自我调节，独立发展”[8]，这种半封闭型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类似“与世隔绝”的情况，使中国文明免受其他文明的干扰，形成“统一和连续”的特点[9]。另一方面，这片“自成单元”的土地，广袤而极具纵深，自身也被大山巨川分割成诸多的地理单元，发展出丰富的地域文化。众多的族群在这片大地上腾挪闪转，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大格局。

自然地理环境作为最主要的因素，决定了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生态。对人的生态环境影响最大的是水资源。水资源的丰富与否，决定人的生存方式。张光直先生将中国大陆划分为三条主要的生态带：黄河流域、南方落叶林地区以及北方的森林草原地区。这种划分，既考虑到人文的因素——“黄河流域在中国早期文化历史上特有的重要性”[5]序言1，又充分考虑了自然的因素——降雨量的问题。由于地广人稀，早期在各自隔绝的环境里的人类在漫长的时段里，有充足的时间与空间发展区域文化，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大自然。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经历共同的采集、渔猎经济后，人类缓慢地进入了以原始农业、畜牧经济为主的时代。大自然对人类不再一视同仁，不同地域由于生活、生产方式的不同而获得了不同的文明加速度。在降水量为800-1600毫米的南方，形成了以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圈；在黄河流域，由于有限的不稳定降水，降水量为400-800毫米，形成粟作农业圈；而北方的森林草原地区的大部降水量稀少，在400毫米以下，并不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形成了游牧经济为主的复合型经济(2)关于三条生态带及其形成的相应经济与文化形态的问题，还可参见许倬云：《华夏论述：一个复杂共同体的变化》，(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31—36页；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307页。。

游牧社会具体形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应该不会晚于农业社会的形成。也就是说，游牧与农耕其实是并生的经济形态，自产生后便“相爱相杀”，开始了其漫长的接触、碰撞与融合的历史。由于经济形态的不能兼容，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二者之间的融合异常艰难，因而我们看到的是：同为农业圈的黄河流域文化大概在周朝完成统一；不久之后，楚文化和江汉与南方文化的力量成为长江流域的主流文化；再晚些时候，东南的吴越文化开始接触与融入；秦汉时期，中国几个大的区域农业圈终于开始融合[2]36-37。

在整个进程中，“大禹治水”其实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尽管后世将其视为神话传说，但这个事件本身标志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组织、实施力量。而水是重要资源与生命线，它意味着人类在克服大自然依赖的能力上的大踏步，可以摆脱小聚落的生存形态，进行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夏、商、周王朝活动的中心黄河流域由此获得比其他地域更大的文明加速度，使这一区域在经济、文化积累上逐渐领先于其他区域。

对这种文明的积累优势起到巩固作用的，是文字的发明与运用。汉字不仅使农业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成为可能，而且具有“不受时空限制的可理解性”。“中国地域辽阔，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因山水阻隔，人们很难交往，所以历史地造成了许多各不相通的方言。在闽、浙等地，这种情形甚至达到不同的乡村，其方言就不同。就是说，通过交谈是达不到相互理解和沟通的。但是，通过汉字的书面语言，则可以清除这种方言的障碍而得到相互理解和沟通。”[10]春秋以来，汉字圈开始极速扩张，汉字由最早的祭祀功能转化成行政工具。而汉字的传播则意味着通过汉字对其他地区进行“同化”， 这使不同地域的多元文化在国家层面上完成聚合成为可能[6]28-60。

三、先秦时期的游牧与农耕互动

事实上，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接触，应该比这要早得多。内蒙古的朱开沟文化以及陕北神木县发现的石峁文化，“反映了北方草原民族南移，以及草原边缘上农耕民族的筑城自卫现象。有些靠近北方高原的农耕文化，在这一个时期则转变为牧养文化。这一些变化冲击最大的地方，是今天内蒙古和甘、陕、晋、冀：沿着这条线，农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经历了剧烈的生态变化和相应的族群冲突”[11]。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包括南北方在内，几个土生土长的有着独立风格的地域文化，在一个较大的相互作用的范围内变成了相互关联的文化”，这个“原始中国文化相互作用范围”，“北起辽河流域，南到珠江三角洲和台湾，东起东部沿海地区，西到甘肃、青海和四川”，“其史前文化空间范围形成了中国历史的空前核心”，“在形成被秦汉王朝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过程中肯定发挥了作用”[5]242-243。

除了考古学上的证据，早期中国游牧与农耕文化互动的痕迹在神话、诗歌、历史中皆有留痕。《史记》载，黄帝部落“北逐荤粥……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12]6。轩辕之名，与车辆相关，而“用车的知识与铸造青铜合金制品的知识同时传入中国，是颇为合理的推测——车之用于战争与青铜武器的使用，两者都与广袤草原上武装族群的移动相关”[2]62，以此推断，黄帝部落与游牧部族关联甚大，至于“北逐荤粥”，似可看作是游牧部族之间的互相征伐。炎帝为“神农”的族群领袖。这两大群体的抗争，可能就是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斗争的集体记忆。黄帝部落赢得最终胜利，“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12]3，炎、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值得注意的是，黄帝部落在取得武力上的胜利之后，却采用了农业的生存方式。

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的誓师词曰：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13]204

武王大军 “千夫长”“百夫长”的军队编制，乃为后世游牧军团惯有的编制。而其盟军中则有“羌”这样的游牧族。“羌”之所以参加周武王灭商的战争，这与商人多次征伐他们有关。周王朝在取得胜利之后，显然加强了与周边民族地区的联系，“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13]231。有学者甚至认为，周人早先“可能是游牧民族”，只是“很快就吸取了当时正发展中的中国文明的全部农耕特点”[14]。史载周民族自有一番游牧之经历：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12]112

可见在公刘迁豳之前，周民族在农耕与游牧的生活方式之间，尚有反复。而周与周边游牧民族猃狁的战争，《诗经》[15]中屡有提及：

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狁孔棘。(《采薇》)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赫赫南仲，猃狁于夷。(《出车》)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猃狁孔炽，……薄伐猃狁，以奏肤公……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六月》)

征伐猃狁，蛮荆来威。(《采芑》)

周与游牧部族的关系，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有更为细致的描述：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隙。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僖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后二十有余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泛邑。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闲，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16]2881-2883

由是观之，诸戎与周及其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或为盟友，或为敌对，或联姻，或攻伐，诸戎在诸夏衰落之时“侵暴中国”、“侵盗暴虐中国”。诸戎之所以屡屡得手，乃是因为有内应所致。需要指出的是，大概夏商周兴起的地域，当时是亦牧亦耕之地，游牧与农耕在此展开角逐，因此双方并非如后世所想那般泾渭分明——所谓诸夏居中原之地，而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自远居四方的格局，应该是后世的臆想。实际情况则“盖为一种华、夷杂处的局面”[17]55，故而华、夷之分，并非严格的地域与今日所谓民族之区分：“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限，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西周封建，本为一种耕稼民族之武装拓殖，除却错落散处的几十个(乃至百数十个)城郭耕稼区域以外，同时还存有不少游牧部族纵横出没，只要不侵犯到城郭诸邦的封疆以内，双方可以相安无事”[17]56-57。王国维认为：“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18]然而，强大的西周终于因为贵族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倒下，周幽王死于文化远不及诸夏的游牧部落也即所谓西戎之手。

春秋、战国的历史将学者们的目光引向农业区几大文化圈的相互斗争与融合的进程中，一方面，五霸也好，七雄也好，为了增强实力不断开疆拓土，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他们彼此攻伐，强大的不断兼并弱小，最终完成统一。但必须注意的是，这期间，游牧民族其实一直对诸夏集团形成巨大的压力，对其联盟起到粘合剂的作用。《论语》载：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9]

孔子说，如果不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抵御住游牧部落的入侵，他也会成为夷狄了。这话绝不夸张。当时“苟非诸夏之大团结，则狄患不可设想。管仲告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实为当时一最重要之观念，可以使历史命运为之转变，故孔子力称管仲之仁”[17]61。换言之，在游牧民族强大的入侵压力之下，各农耕势力结成联盟已成必然。总体而言，战国以前虽然华、夷杂处，但是，由于其还未完成武器、马匹及动物纹饰的三合一组合标配[20]，即强大的草原骑兵还未曾出现，加之各部落分散居住，自有君长，各自为政，并未形成强大的组织，故而虽难以对付，却并非无法匹敌。而当农耕区交错相通，最终完成统一之后，区域内已经没有了游牧部落的生存空间，他们次第脱离或被驱逐出农业生态带，而进入游牧的生态带中：

后百有余年，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鴈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16]2885-2886

这段话较为细致地叙述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向西、向北扩张使游牧族群退出农耕区的情形。其中有两条信息值得注意：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个事件成为后世很多诗歌的“典故”，其传达出的信息是，在北方游牧族群的军事压力下中原政权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风俗、行为向对手学习的事实[21]44。二是“筑长城以拒胡”，明确表明在与游牧族群的对抗中，农耕社会各势力处以守势。由此宣告了游牧、农耕民族的分离，各自向着更为专业的方向发展，也宣告了游牧族群在中国舞台上的强势崛起。

四、先秦游牧、农耕文明互动的历史意义

公元前4世纪左右，在中国北部边疆，早期游牧部族的强大群体形成，这股新生力量足以抗衡其东方的帝国[22]，从此参与中国历史的建构。这些游牧化人群出现在黄土高原的北方边缘地带，并向南争夺宜于农耕之地，加速了南方农业帝国的缔造。而“与此相应的是南方华夏认同逐渐形成，华夏诸国相聚以维护或扩张其领域资源。华夏向北扩张其资源领域，并筑长城以维护此领域，如此更促成华夏资源边界外的北方混合经济人群投入游牧生计之中。这条东西绵延的资源界线(长城是其具体表征)，造成中原帝国与其北方、东北方诸游牧部族之间的互动，各方沿此界线展开历经两千余年争夺与维护生存资源的历史”[23]238。北方草原民族常常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原地区以及中国历史的全局产生过巨大影响[24]8-14。双方你来我往，开启一幕又一幕的历史大剧。从战国到明清，中国北方这种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成为后来诸多此类历史事件的“原型”。东汉后，中原帝国与周边游牧部族互动，往往遵循着汉代至魏晋六百余年所经历及缔造的“模式”[23]251。

双方的互动得以展开的大舞台是丝绸之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的北方，自西北而东北，实际上在丝绸之路的连结下形成一个“整体”，蒙古高原、东北森林草原与西北高原河谷等地不同的人类经济生态造就的游牧社会与中原王朝所维持的资源边界，从此陷于拉锯状况。长城“不但是汉族人民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工事，也是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界限……与中国北方数千年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对抗历史分不开”[24]42-43。双方的碰撞融合，恰恰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构成力量。关于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史家往往将目光集中于秦、汉以后，对于先秦则较少关注。然而先秦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互动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其意义与先秦以后相比，同样毫不逊色。

其一，它可以较为确凿地证明，似乎是“突然”出现于华夏边缘的游牧族群出现得其实并不“突然”，而是早就与“农耕”族群杂处，对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利用而选择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的长期的“结果”呈现(3)拉铁摩尔认为：至少有部分游牧人是从农业社会中分离出来的，尤其是那些较弱的部落，在受到富足而且组织坚强的农耕者的威胁时，就会被迫退到草原。他指出：“原始”的游牧民族，是一个混合经济及混合文化的民族；他们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有些人是从中国的边缘进入草原的，有些人则来自中亚绿洲的边缘及西伯利亚与东北森林的边缘。参见拉铁摩尔：《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225页、第42页、第352页。其说甚是。。游牧与农耕同出于原始农业，决定其最后分野的，地理条件固然是重要的选项，但人类作出的生存选择也至为重要。司马迁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16]2879这种视游牧、农耕共祖的说法，其实在西方也有。《圣经》里“亚当和夏娃发生了性交的行为表示着社会的创造，这代表着两种初生的文明：牧羊的亚伯和种地的该隐”[25]，自有其文化学上的意义。但与西方历史直接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立、游牧民族仿佛是欧亚大草原上突然出现的“天敌”的历史观念(4)在《圣经》里，该隐谋杀了亚伯。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阿维斯塔》的二元论，反映了农业聚落与游牧部落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及仇视。起初只是在已经按经济结构分成不同群体的近亲部落之间的不睦，后来转向定居和农耕的伊朗人和较长时间保留了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印度—雅利安人之间的矛盾(参见И·扎巴罗夫 Г·德列斯维扬斯卡娅：《中亚宗教概述》，高永久、张宏莉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龚方震、晏可佳同样认为：“《阿维斯陀》二元论的根源则产生于伊朗，它是伊朗的定居农耕部落同来自北方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之间的抗争和仇视的反映，这些中亚诸草原部落屡次来侵扰农耕部落，因而伊朗人称他们为魔鬼，传说中的安格拉·曼纽即居住在北方的中亚草原。”(参见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相比，由于有数千年“共同生活”的经历，中国古人对于游牧民族的看法相对温和。这种认为游牧、农耕源于共同祖先，游牧、农耕有亲缘关系的观点，在后世中国，无论在游牧群，还是在农耕区，还是颇有市场的。当然，随着双方对峙、对抗的加剧，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习俗等难免被视作“异类”，差别被突出、放大，在一部分人心里变成彻底的“他者”。然而总体而言，拉铁摩尔的表述是较为公允的：“对于西北部、北部以及后来东北部的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的记载中，虽然都是含有敌意的少数民族，却没有特别强调其为非中华民族。在初期，中国农民与游牧民之间明确的界限还没有建立，汉族自己的一大部分还是以捕猎和牧畜为生。所以对同时代的西北民族，也只能说他们多牧畜少农耕，而中国人多农耕少牧畜而已。当然，牧羊的民族还不是草原上乘马的游牧民族。”[21]42由于“华、夷杂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有着共同开端的历史记载和相关的历史记忆，成为双方彼此认同的深层心理源头，使后来无论是谁成为统治者，“华夷一家”理念往往都顺理成章，是统治得以进行的意识形态基础。双方的对抗、分离往往有着“兄弟阋墙”的意味。

其二，正因为如此，尽管在生活、生产方式上有着巨大的不同，但二者的精神源头，依然有着认同的基础。比如对天的尊从：农耕民族有着祭天的习俗，其最高统治者称“天子”，代表上天的意志(德行)进行统治。在游牧族群中，这种意识也很强烈，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称天为“腾格里”，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腾格里崇拜”。匈奴人尊腾格里为天神，并加以崇拜，“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26]；匈奴酋长称为“撑犁孤涂单于”，其中“撑犁”是“腾格里”的另一种汉语音译，“孤涂”意为“子”，“撑犁孤涂单于”即“苍天之子”的意思。突厥人把天神视为最高神并加以崇拜与歌颂：如建于公元732年的《阙特勤碑》这样写道：“当上面蓝天，下面褐色大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也创造了人类之子，在人类之子上面，坐有我祖先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27]“Tangri”(腾格里)出现在对开天辟地的讲述中，在其他很多突厥碑文中也都特别地突出天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作用。现在哈密地区维吾尔族群众仍有祭天的习俗。而且，天神还是蒙古人信奉的众神中的最高神。可见，“腾格里崇拜”是古代游牧多个族群的共同信仰，也由此留下了诸多关于天的神话。另外，汉语的天神的“天”(Tian)与匈奴语“Tang—li”、蒙古语“Teng—ri”具有共同的词根，而天神、“Tang—li”、“Teng—ri”大致都是天空人格化而成的“神”，由此可以推测，汉民族古老的信仰体系与游牧诸民族的神灵具有某些渊源。

其三，中国地理在中国历史的进程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崇山峻岭将中国分成各自发展的“地理单元”，但是，黄河、长江、珠江等江河及其支流还有后来的人工河——京杭大运河，有效地将农耕区各部连结起来，通过经济、贸易、文化乃至战争等手段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整合完成之后，另一个“整体”——游牧族群则在长城以外进行了整合。中国的南方北方之间，有着很多的关隘，它导致了长城内外的族群的互通有无，两个“整体”的互动无疑构建了秦汉以后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面相。古代中国既有“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的中国，也有身处草原、森林和高原等地的少数民族的中国，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历史。一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其中有以夏变夷，也有以夷变夏，最后夷夏合流。到了晚清之后转型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并开始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整体”[28]。还可以看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趋势是，由于水资源是生命线，水资源丰富的南方逐渐成为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的重地，这一趋势，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中反复被加强，游牧民族南侵、北方人民南迁的历史反复重演。今天，即使没有了南侵的问题，但人口与经济向南方聚合的趋势依然还存在。

总之，“中国”是一个成长的概念，是“经由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地方区域之间的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一个系统”[29]。中国自成单元但内部相互连通的多元区域化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历史一开篇就不能走西方“民族国”的单一民族国家的道路。中国的每一个民族在历史上都经历了“多源多流”的历程，这使得各民族在“追本溯源”上往往容易找到共同的“历史记忆”而增强彼此间的认同，必然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道路，这也是当代“三个离不开”民族关系理论的历史渊源。

显然，游牧民族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但就“中国”而言，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有着极为复杂的互动历史。关于游牧民族的记录，中国大概是最为“完整”的。事实上，当前大多数关于游牧民族历史的研究，都以中国的文字记录为重要资料而“重建”，不可避免地带上历史想象。而且文字的使用者必须要有这样一种认识：越是早期的文字，就越是重要的国家资源，其视角是由记录者的身份决定的。只有国家中的重要事项(值得记录)发生时，文字才被使用。这意味着，被视为外在的群体，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其他方式，只有足够重要时，才会被记录下来。这当然不意味着其他不被记录的群体不存在，只是由于没有记录——除非有考古学的新发现——这些不被记录的群体如同消失，无法重现，哪怕只是印象式的惊鸿一现，都不可能。但是被记录下来的，明显有着记录者留痕——诸如偏见、想象等意识形态的主观“附加值”。但无论如何，从中国历史关于游牧民族的文字记载中可以推断：第一，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杂处，双方拥有共同的族源。第二，游牧民族有一段从农耕民族中“分离”的过程。即先有一个由“内”而“外”的历史进程。第三，分离之后，两者长时间对峙、对抗，交流、交融，互相影响、渗透，最后一体化。总之，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中，有着一个与农耕民族并生、共生进而一体化的从“内”而“外”，再从“外”而“内”，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部分的动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