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宝

(内蒙古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社会史是兴起于西方的新学科和社会历史研究方向，是以社会关系为主题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国家史、民族关系史和社会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学会的成立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在其主导下诞生了诸多社会史研究相关的著作及论文，改变了以往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三分天下的史学研究格局，也拓展了社会研究的新领域，充实了新内容。

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思想体系建设不断得到完善，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下加快其探索步伐，开始在学术、话语和实践体系等方面表现出具有中华文化内涵的主题与理论发展倾向。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学术发展的转折点，为构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未来中华民族研究指明了方向，界定了范式和内容。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研究体系构建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1]目前，我国正处在中国共产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与研究的核心主题，也是民族工作的主线。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国族”层面的文化家园、精神主体与实践体系。几千年以来，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勾画出了互动交融的完整历史情景和生活画卷。“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新时代需要重新审视、研究和撰写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以及各民族互动交融的社会史。要挖掘、整理和宣传好各民族互动交融的历史事实，使各民族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学术、话语和实践体系应完成的重要课题。

众所周知，社会史在内的多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理论探索多数以西方为主流。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府和学界不断吸收、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理念和社会经验，在长期的“补课”过程中，西方学术概念、理论与知识体系全面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甚至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风格、话语与实践过程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性知识。灵活、自主和创造性地运用西方社会史理论，对于我们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实践体系具有启发性意义。

首先，中国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文明和历史演变规律的东方多民族国家。与西方社会中的种族与族群历史不同，中国历史是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也是中华文明不断绵延、发展和融合的过程。我国各族人民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需要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演变与整体运行规律进行整理、审视和反思。21世纪的中国，尤其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挖掘、整理和阐释其自身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独特社会史及基本发展规律。

其次，社会史不仅努力开创了一个新的著述模式和理论探索，也为帝国史、王室史、人物史、区域和民族史的片段历史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参照坐标体系，力图丰富、拓展历史的综合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需要宏大的政治史、经济和文化史，也需要注重“普通人”视角的社会史。可以通过挖掘、整理和展示“普通人”“社会底层”的社会生活史，构建起中华民族关于“人民创造历史”“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话语和实践体系。

再次，社会史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史研究是时代的需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稳定、独具特色的中原核心社会与中心文化力量，并“滚雪球”(费孝通语)式地有力吸收了不同民族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56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参与、推动并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力量及其“自主性”。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多民族历史与社会相辅相成，科学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渊源、社会关系及意义是夯实国家认同与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基础。

最后，一个社会不仅需要社会演变、发展和延续的过程，更需要“以史为鉴”的反思、批评和总结整理的理性认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不仅拥有面对清末民国时期帝国主义侵略所需的“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更要具备面对当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国内复杂形势和国家发展的艰巨任务所需的“自觉”、清醒的认知。“中国近现代转型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内—外’边界的绝对化。中国人开始学会用‘国家’和‘民族’的新观念来观察世界，并形成了对‘自身’与‘他者’的新定义。”[3]因为，在一个多种族、多民族世界社会文化关系中，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对“他族”的思考，才能更好地认识“我族”。

从社会史的角度整理和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概念、命题和思想观念，既能分析近代以来西方外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博弈、文化区隔，也能够“反思”“自觉”地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社会关系(如中原与边疆、多数与少数之间的互动交融关系)的鲜活、真实局面。

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研究可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生机勃勃的理论与实践领域。同时，为新时代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历史依据，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中国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

二、中华民族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体系构建

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外社会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政治学、历史学与民族学等不同学科角度论证符合中国实际并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中华民族理论命题。

自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来，“中华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政治领域和学界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和研究从未间断。其中，中华民国初期，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汪精卫等“革命派”和“保守派”关于中华民族的激烈争论，以及1939年顾颉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和学术认知奠定了基础。除了梁启超、傅斯年等民国时期几位思想家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外，还有同一时期出版的四部“民族史”著作——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1928年出版，1934年再版)、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1935年)和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6年)——对中国历代二十四史和其他史料中的民族交往、互动与融合资料进行了整理和评议，为当时的以“民族”叙事为主题的社会史学写作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社会关系的解释提供了史料与理论依据。

社会史是以社会关系为主题的历史知识体系，包括民族关系史、社会文化史。从时空知识角度看，古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涵盖了“二元”、“四面”与“五方”、“四夷”与“中央”等多元维度。20世纪80年代后，中华民族知识性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费孝通198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从地理、考古、历史和文化角度高度概括和总结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几千年发展与演变历史的基本规律和总体格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学术认知及分析框架，指明了中华民族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未来图景。《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王明珂，1997年)、《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葛兆光，2011年)和《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姚大力，2018年)等力作从崭新的反思史学的角度解读了中原与边缘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关系史。赵世瑜的《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2016年)以“长城”为社会史写作的切入点，关注和研究“长城这个巨大的墙体”内外不同民族个体和群体的地方社会结构、互动方式与鲜活的生活实践过程。我们知道，“长城”始终是古代中国北方诸部落与中原之间的屏障和“边界”，也是不断被超越和征服的多民族实践阵地。

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甚为显著。1939年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撰写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揭示了中原与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谢和耐(Gernet.J.)的《中国社会史》(1972年)也包括边疆人进入中原的历史。巴菲尔德(Barfield.T.)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1989年)对游牧帝国与中原关系进行人类学考察，作了贯通性的研究。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是以西方相关学科及其发展为基础，通过几十年的“补课”而不断形成、成熟的过程。常建华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学术研究时，将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酝酿”阶段，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反思(1976年10月—1986年9月)；二是“发轫”阶段，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1986年10月—1996年)；三是“成长”阶段，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1997年—2006年)；四是“壮大”阶段，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2007年—2017年)。

中国社会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是中国社会相互更迭、相得益彰地发展演变过程的整体画卷。在几十年的讨论、研究和学术体系不断完善过程中，中国社会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从国家和民族两个层面获得了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自觉”。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的学术“自觉”是在诸多相关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的不断探索与完善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史”的相关概念、定义以及框架的界定和把握是社会史学术体系的基本事项。何谓“社会史”？至今，西方社会学与社会史研究领域依然有分歧和争论。在中国，关于“社会史”的定义也有很多不同论述。一直以来，“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抑或通史、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及与社会学的关系”[4]等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关注的几个论题。

毋庸置疑，社会史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及综合视角。这方面，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有比较全面而清晰的阐释。他认为，伴随着社会史这一跨学科与综合视角的诞生，“历史科学发生了‘分析性转折’。在此以前，历史学主要运用解释学方法与接近原始资料的语言和概念，对历史进行了叙述”[5]238， “在方法上，历史学家善于再现历史人物的目的、行为和历史事件，而不善于分析长期变化的未知进程和结构”[5]32，“我们不应通过对以往人们的行为、经历和思想的描述，而应该通过对结构变化的分析来争取理解历史现实的内在联系与变化根源。这一观点无疑能够大大提高历史学的分析能力”[5]79。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来说也不例外。

第二，关于社会史视角问题的争论和探讨，也是中国社会史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社会史不仅需要历史学的纵向脉络基础，而且也要选择社会学的整体视角。整体性、结构性是社会史不可丧失的独特视角。“社会史着重研究历史的结构与进程。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了历史的事件、行为和有名人物。……我们突出了‘社会’这个概念。”[5]238因此，整体性、结构性与社会性是社会史最重要的视角选择，也是社会学的理论传统和方法论特点。这方面，社会史与社会学有天然的联系和统一属性。

当然，社会史并非一味地重视宏观整体，不关注微观局部的学术认知，兼顾微观与宏观、个案与整体是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对此，国内学者也有一些讨论。他们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宏观与微观、总体与碎片化、地方性知识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和张力问题。有学者提出社会史个案研究要回避“碎片化”倾向，避免只关注“村落”、“宗族”与“庙宇”等微观历史的阐释和考证，应将研究视野放宽、扩大，注重跨地域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与专史和区域史不同，社会史的兴趣不在于具体、细微历史现象的考证和分析，其主要兴趣在于对社会整体发展、演变规律和逻辑的整理，试图从社会历史的整体进程中寻找和发现人类社会演变与发展的基本逻辑，进而解释和阐明区域与整体、民间与官方、地方与国家之间流动、连接和共存的独特性、复杂性关系。这方面，费孝通(1996年)提出的中国文化中的“大传统”“小传统”以及赵世瑜(2006年)提出的“小历史与大历史”等概念，对中国当代社会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学术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三，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将部落与民族问题纳入社会史视野的学术认知是中国社会、历史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体系中的重要成果。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中国“家庭”、“乡村”和“小城镇”的研究，而且他对中华民族与中国多民族研究方面的经典论述、分析和深刻阐释也尤为重要。关于社会学研究，费孝通指出：“社会研究是要在实地里发生问题，不是在事先制定的表格里，这一个分别却很重要。社会研究贵在能在社会组织中看出各部分地位的轻重和搭配间的微妙，轻重之间，微妙之处，全在研究者在观察时的权衡体会。”[6]他将自己“从实求知”的社会学研究理念、认知和精神带入中华民族研究，在民族研究中追求实证、实地和实事，力图使社会研究和民族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亲密对话并融为一体。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是拥有整体社会史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区域的一体性历史与社会经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

如前所述，社会史研究最早发端于西方，西方学术领域种族(race)与族群(ethnic group)的社会史离不开其“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基本框架和国家体制。多民族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不仅有人口、区域和文化差异现象，也有身份、认同、宗教和价值体系的融合格局，还有传统与现代转型发展的问题。那些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经过相互叠加、有机连接以及排斥、吸引、互动和交融的漫长过程，形成和铸造了“多元一体”特性。“作为过程来看，多元一体是一个历史过程(history prosess)。这个过程也同时表示各民族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7]中华民族特有的“多元一体”性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的核心结构和内容，借助对多民族共同体问题的观察、解释、研究和解决过程，逐渐发育和发展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的学术认知体系。

学术认知是社会和文化的自我反省、自觉并梳理观念、思想和逻辑意义的理性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学术体系的构建既是共同体自觉意识、自主能力的提升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本土化、原创性思想体系的创建过程。

三、中华民族社会史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

在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中，话语体系构建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话语是人们说出来和写出来的语言。人们说或写什么，怎么说或写，受人的意识所支配。任何一个学科，都必然要用自己的学术语言加以表达。”[8]换言之，话语是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通过自身的概念、命题、专业术语和理论来陈述、表达的意义体系。每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都有其独特的话语体系。福柯(Michel Foucault)将话语形成视为一种“规则”，认为“形成的规则是在一定话语分布中的存在条件(也是它们共存、保持、变化和消失的条件)”[9]47。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话语是对中国多民族漫长历史、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的客观认识和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话语是东亚这片土地上形成的，由多民族文化、语言、生活生产方式和认同演变过程构成的意义体系。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话语形成过程中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自觉”的表现。

1.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反思”性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话语体系一开始就表现出其“反思”和“自觉”的基本认知和原则。“反思”是社会与历史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话语一直在联合、排斥、互动和交融的长期“反思”过程中不断形成、发展和进步。因为“话语产生于矛盾，话语正是为表现与克服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矛盾不断地通过它再生出来的”[9]193。“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0]

考试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可以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学效果，指导教学、推动教学，是教学反馈的主要渠道。考试最为明显的作用在于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也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反作用力，即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及其对学习内容的选择。我们改革传统考试方法，通过增加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所占比例（50%），并在平时成绩中，加入平时作业、课堂提问、讨论表现、PBL课堂表现等内容，全面评估学生在日常教学中的表现；同时在期末测评中通过增加应用性较强的案例分析题来考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使学生摆脱固有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提高其知识应用能力。

进入近代，来自西方的“民族”(nation)概念大大推动了中国境内古老部族、民族社会步入现代国家政治化、理性化进程。经过不断“反思”与“自觉”，逐渐超越和突破“华夷之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传统话语，进而使现代民族按照新的社会方式开始组合并行动，“民族”概念成为他们个体与集体行动的一种延续。

2.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话语体系的“整理”性构建。话语的形成不仅需要自然生成与传播过程，也需要学理和理论上的“整理”性构建过程。如前所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不仅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架构和内容的“反思”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整理”的开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从综合性角度“整理”和阐释了中华民族的根源、核心、边缘和多民族互动交融的整体形成与演变过程。从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话语体系里出现了“多元一体”“凝聚核心”“多元交融”“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命题，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话语体系构建。

家族或家庭单位在中华民族社会中的作用、地位和象征意义十分特殊且重要。“中华民族大家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话语体系中的经典“整理”性构建内容。“大家庭”概念运用中国传统家、家庭和家族形式和意义来隐喻、解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社会关系，具有生物、心理、情感、义务与责任意涵和功能。姚大力指出：“中国的疆域，是分别由数十个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个不同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的家园所构成的。”[11]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强调的“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政治话语无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体系的延续和提升。

3.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话语体系的“扩展”性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识别的政策和行动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传统“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关系、社会结构和行动内容。进入21世纪，世界政治和国内发展局势日益复杂化，“中华民族复兴”等话语再次被提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使命，极大地扩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话语体系。近些年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成为当前中国多民族社会发展中的“大意识”“大话语”。

4.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话语体系的“创新”性构建。社会不断演变，时代不断更替，创新是任何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源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进入新时代，中国政府和人民需要重新认识和发现“中华民族”这一总体性社会实体、“中华民族大家庭”及“精神共同体”的文化符号与心理认同要素，通过挖掘和整理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话语体系构建的“创新”性基础。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认同”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制度中的重要论断，也是以“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为核心架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话语体系的创新过程。

从学科发展与理论基础角度看，在种族、族群和民族政策研究领域，以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代表的话语体系始终占据霸权地位。与西方民族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特点和交融性历史过程。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话语体系的一种扩展和创新。

话语体系是共同体认同构建的主要途径，认同是归属感及个体和群体行动的源泉。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话语体系构建是中国人长期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代艰巨任务。近年来，中国政府重点提倡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构建，重新论证各民族互动交融的重要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夯实和坚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基础和指导方向。

四、中华民族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体系构建

理论来自实践，实践是理论与知识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学术和话语体系不能停留在静态的意识形态或理念层次，必须落到实处，指导实践，并转化为多民族成员个体和群体可操作的具体行动及其实际方案。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实践体系构建过程可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1.制度与政策实践。制度和政策是政治层面的实践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发展和国家政治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上，曾有多次的制度与政策调整实践，各朝代和帝国时期的制度和政策对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关系发生了不同的影响和功效，也集中表现为社会民众、民族成员与决策者的参与、商定和实施行为。例如，元明清王朝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土司制度”，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的“盟旗制度”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关系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制度与政策实践，“民族识别”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精英政治协商、感情沟通的结果，来之不易，弃之不可”[12]的实践内容。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中的一项重要的中国特色民族制度与政策实践。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改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于1984年10月1日起施行，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提出了“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论断。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指示，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制度和政策实践。有学者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阐释为：“它是一个聚合各族人民所能感知、所持价值和所要致之于一体的心态体系，既是一种归属体验，又是一种共善信念，还是一种能动意愿。”[13]因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形成、出台、施行并构成其社会史内容的诸多制度与政策是一种制度与知识的引导性实践，也是一种行动的能动体系。

2.语言文字与文化实践。随着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不同地区、族群和民族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不断加快，以不同语言文字为“边界”的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融实践日益增多。一般情况下，语言文字是不同民族人口之间的显著“边界”，由于语言文字的不同或相近，各民族人口之间的互动方式、内容、宽度和深度有所不同，形成了多元、复杂的社会实践。在多民族社会中，“文化、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差异不是存在论的，而是历史的，因此是权力及其由制度表达的问题”[14]。

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族之间的互动和交融已有几千年的社会史历程，不同区域、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字相互借鉴、渗透和融合的实践从古至今一直在延续、发展，其个案、实例及真实故事举不胜举。“经历过碰撞、冲突、协商、团结对外、和睦共生的互动过程，中国各民族根据历史给出的答案，彼此认同，交互凝聚，共同组成新时代中华民族。这是层层递进逻辑表述：我们出生在各自有特定语言文化背景的家庭，……无论你的母语是什么，你的乡音是什么，你都是中国人。”[12]“因此，改善和改变目前各民族成员日常生活与文化交流中的隔阂、矛盾问题，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在多种语言交流中，不同民族成员、干部精英应该主动学习对方语言，打开心扉，真诚地交流，实现情感互动，以致获得彼此文化信任和信赖是值得提倡和坚持的基本要求和具体工作。”[15]

以语言文字为“领头羊”的多民族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实践十分丰富而广泛。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民俗与价值观的漫长交流和长期融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的重要内容。“民族是借由共同的历史及政治目标，以人民的心智及集体记忆所建构的文化共同体。”[16]诸多经典研究可以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族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文化关系。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就具有了文化史的属性。

3.日常生活与生产实践。除了文化实践外，与文化实践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与生产，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不可或缺的实践内容。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经济生产演变的历史角度看，大体分为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历史上，北亚诸部族和民族主要以游牧经济与生产方式得以生存和延续，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融持续不断，特别是“长城”一带地区的考古研究(例如猪、羊和马等牲畜的家庭饲养情况)，充分证明了农耕与游牧文化之间的混合、交替和渗透关系及其漫长互变过程。众多历史史料和研究成果显示，北方游牧经济生产与中原农耕经济之间早已形成了“农耕与游牧竞争与互补”“多元与一体冲突与互构”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实践格局。

其实，“游牧-农耕”二元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延续了上千年，“游牧-农耕”二元格局一直未能打破，中原和北方诸部族之间的区隔和割据局势一直延续。随着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扩张和蔓延，世界各地、各民族文化与经济的紧密关系不断加强，工业化和信息化成为连接世界不同民族日常生活和生产过程的最有效途径。对此，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提出：“唯一可能真正整合以农业为主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社会的桥梁是工业化。”[17]在当代西方学者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经过革命时期，尤其20世纪后半叶开始都面临了“同样的基本问题——如何将未来工业社会的革命性愿景应用于目前的农业社会”[18]。

众所周知，工业化、现代化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工业化、现代化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先进的技术、信息和符号媒介，具备了其他经济类型从不具备的社会“分工”与“整合”能力。其“分工”能力刺激并激发了现代民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认同区隔和价值分裂，同时日常生活与生产的“有机”联系促进了多民族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紧密互动和高频次交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进入新时代后，需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外关系进行重新认知、理顺和把握，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也成为社会史研究等当代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4.行政与社会治理实践。行政与社会治理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与政策实践的延续。通过行政手段治理中心与边缘，整合中原与边疆的实践始终是中国历史各朝代力图实现的社会目标。对边疆和多民族地区的行政手段与社会治理实践内容十分多元，其方式难更仆数，典型的如“移民实边”、开发边疆地区等。民族学家李安宅提出的行政与社会治理建议值得我们重温、借鉴和学习。他始终主张和关注多民族地区行政与治理工作的实践化过程，即“行政”“实施”于实践。他提出：“第一，要有长久的计划。……应不求近功，惟求远效，不应朝令夕改。要做到此点，又必须先有深入的研究。第二，要有统一的指挥。……不能‘政出多门’，要统一行政机构，……”[19]55-58

李安宅提倡的“适应”和“参与”的服务模式，也是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生动内容的传统理念及其边疆社会工作(或“应用人类学”)实践。他提出的“适应”实践包含“适应于自然的体魄、适应于人群的态度和适应于工作本身的技能”[19]40。“参与”是“一种学习，主体或主流文化人群学习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知识，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参与其中，增强文化差异意识，促使在服务时尊重文化差异，避免造成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突，以便提供适切性的服务”[20]。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行政与社会治理始终秉持的态度和实践经验，也是未来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式。

五、余论

如前所述，进入新时代新阶段，挖掘、整理和研究中华民族社会历史，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学术、话语和实践体系，是中国民族研究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研究已取得初步成就，但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研究依然处于萌芽阶段，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认知和理解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研究体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作出努力。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特色民族研究的“自觉”“自主”意识，培育科学的社会历史学术认知。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思想体系中的“风暴中心”，其“自觉”“自主”意识应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

其次，基于扎实的理论研究和超前的发展意识，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研究话语体系，与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与沟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1]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的话语取决于中华民族成员自身的历史经验和本土的“自觉”意识，像“中华民族大家庭”式的话语及其话语权取决于“大家庭”内部成员交往交流交融的经历、体会和深厚情感。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的新概念、范式和表述应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铿锵话语及其强大力量。

再次，“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互动是社会历史演进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日常生活领域挖掘非日常生活因素，有利于建立日常生活与大历史的关系”[22]。从中国国情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命运出发，以“普通人”生活世界为基础，挖掘整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成员共同参与和创造的历史经验、生活实践和行为记载，勾勒和撰写整体、综合的历史画卷和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社会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鲜活实践是世界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取代的生活实践和历史过程，这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和意义来源。因为一切靠近真理的思想成果都是被社会历史验证、重复并赢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