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桓

众所周知，唐代出现数量可观的行书碑，仅目前不完全统计就有二百多块，约占有唐一代上千块碑刻中的两成；亦见大量的行书墓志、塔铭、造像记、题文、敕文等不同石刻类型载体，并由此产生了同一碑刻诸种拓本的流传。现如今，随着寻访、盗挖、考古等的不断深入，还不断有新的行书碑刻及相关拓本传出。凡此种种，业已汇聚成了一个相当巨大的学术资源，并因而衍生出了非常庞杂的学问系统。

这些首先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唐时如史家韦述的《两京新记》即载有“（卷有残缺）京城之壮观。寺内有碑，面文贺兰敏之写《金刚经》，阴文寺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写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为时所重”1[唐]韦述，《两京新记》卷三，粤雅堂丛书本，叶一正。。《旧唐书·韦述传》云：“（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2《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184页。

有宋一代，金石学成为当时一门显学。《吕氏春秋·求人篇》说夏禹“功绩铭于金石”，高诱注曰：“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彼时如刘敞、欧阳修、赵明诚等金石大家，广搜金石碑刻等“古物”，考经证史。《宋史·艺文志》即载诸多金石著述，除《集古录》《金石录》外，更有杨南仲《石经》，张琰《仲师道祠碑》，乔执中《杂文碑志》等。这些堪称最早的碑刻研究文献，按撰述内容大略可分为目录之学、考证之学、图谱之学、校勘之学。3陆和九，《中国金石学》，台北明文书局，1981年，第六章。

宋代金石学的关注点重于碑版的文献价值及古文字价值，轻于其艺术价值或者说书法价值，更少于行书入碑刻这一突出现象的重点关注。清代学古访碑之风日盛，有一大批金石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书画家，碑刻书法的意趣被极大地强化，经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等系统性地提倡所谓“碑学”，碑与帖日渐成为书法传习的车之两轮，对碑版及拓本的搜罗日趋宏富。

然而，清代的金石类著作仍以蒐集文献为宗，其数量不下几十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如王昶的《金石萃编》即为清代著录兼题跋类碑刻著作，是金石学中石刻类文字资料的集大成者。孙星衍等在总结前人收藏目录基础上撰成《寰宇访碑录》十二卷，收碑八千余通,每件碑刻均注明撰人、书家、书体、立碑时间与所在地，是清以前存碑最多的全国性碑刻总目。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八卷，对他人金石著作中的讹误多有所辩证，体现了他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叶弈苞所著《金石录补》二十七卷、《金石录续跋》七卷，仿照《金石录》的体例，作辩证跋语。黄宗羲《金石要例》一卷，归纳古人金石之例，作者有感于当时碑版体例的败坏以及潘宵昂《金石例》的不足而作，而于神道碑、墓志、塔铭等体例皆分条言之。

叶昌炽《语石》，是一部笔记体的碑刻学通论性专著。卷一以朝代为序；概述先秦至元代石刻卷二以地域为别，论述各地及域外石刻；卷三、卷四论石刻内容及碑帖区别；卷五论碑刻以外各种古刻；卷六论碑文文体、撰人、书人、刻工等；卷七、卷八论碑刻书写；卷九论碑文格式及避讳；卷十论石刻“版本”及传拓装池等。

很明显，清代金石家们对行书碑刻书法本身的品评开始渐增。像叶昌炽评苏灵芝的《萝真容碑》：“苏灵芝碑以《萝真容》为第一，惟此尚可学”；清梁瓛《评书帖》亦称：“苏灵芝书沉着稳适，然肥软近俗。劲健不如徐浩、张从申；苍劲不及王知敬。”而论及宋儋的行书《道安禅师碑》，清叶封《嵩阳石刻记》云其：“遒劲多骨，而风致超逸出李北海上。”杨守敬的《学书迩言》亦评曰：“宋儋之《道安禅师碑》，体兼行楷，别出门庭，自是开元间体格，在各家后露头角，故自不凡。”他已注意到“晋人虽工行草，然但用之简札，未有施之金石者”4崔树强，〈唐代墓志行书研究：兼及唐代行书入碑的问题〉，载《崔树强书学论集》，百家出版社，2006年，第144—145页。；及至清钱泳《履园丛话》之〈书学〉卷中，才明确言及“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而“北宋之碑尚真、行参半，迨米南宫父子一开风气，至南朝告敕、碑碣则全用行书矣”。5[清]钱泳，《四库家藏 履园丛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212页。尽管对行书碑刻的论述尚停留于只言片语或浅尝辄止，却已关注到了诸如碑刻形制、刻工等如今看来特别重要的论题。当然，在他们那里行书碑刻并不是被特别拈出来做专门论述的，更多是以碑刻中篆、隶、真书体之外的少数现象而言及。

即便至近代以来，传统金石学渐趋衰微，新兴的金石学研究，及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乃至书法史研究中，同样没有对唐代行书入碑这一现象做过细致深入的系统研究。事实上，前人的相关研究已为今后的专门探究奠定了非常雄厚的知识基础，尤其学者们对于重要碑刻各种不同的拓本深入研究，比如对《僧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众多拓本的鉴藏，本身就构成了一门系统的学问，但同时还应进一步使其成为碑刻书法风格史、传续史、接受史等的重要讨论对象。由此，再上溯到行书碑刻诸类型各自不同的生成过程，包括选材、型制、书家、刻工等问题，并从风格学的角度，进行书法本体论上的系统梳理。像《集王圣教序》“二王”书风的行书碑，朱关田先生梳理出仅集字的就有《兴福寺碑》（亦称《吴文碑》）、《舍利塔碑》《建福寺三门记》《怀素律师碑》《嵩岳寺碑》《梁思楚碑》《永仙观碑》《周孝侯碑》《李藏勇碑》等；而王羲之行书风格的墓志则有：《李祥墓志》《范公墓志铭》《唐故会王墓志铭》《唐孙晏墓志并盖》《唐宗进兴妻杨氏墓志并盖》《李重吉墓志》等。李邕作为行书碑刻里程碑式的人物，有《叶有道碑》《李思训碑》《岳麓寺碑》《法华寺碑》《云麾将军碑》《端州石室记》等自书自刻的作品，同时还有大量学其书风的其他书家的碑刻。另外还有很多褚遂良、徐浩、颜真卿、高正臣、张从申、苏灵芝、吴通微等人的行书碑刻、墓刻。事实上，最不能忽视的当是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人亲自书写的行书碑刻，上行下效，帝王所起的垂范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而再往上追溯，则需从社会学与书法史角度，剖析行书入碑的具体成因。关于《晋祠铭》是不是就是第一块行书碑，无疑并非不可辩驳。张徐的〈中国第一块行书碑刻考〉一文，就考证认为景明三年（502）的《韩贞造像碑》才是一块真正意义的行书魏碑。6张徐，〈中国第一块行书碑刻考〉，载《学问》，2003年第11 期，第32—33页。这似乎不仅推翻了钱泳的结论，也让毛远明先生的推论显得有点站不住脚。毛远明在《碑刻文献学通论》一书中认为：“以行书上石，六朝虽已见端倪，但多反映在单文只字上，尚不见典型的行书碑。整碑以行书，则肇自唐太宗《晋祠铭》。”7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9年，第604页。行书入碑确实不太可能从李世民这里突然出现，必然得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比如贞观十二年（638）长孙无忌、杨师道的行书《唐太宗登逍遥楼诗》、贞观十七年（643）的《唐魏郑公碑》、贞观十九年（645）褚遂良的《唐帝京篇》，都早于《晋祠铭》；而虞世南贞观十年（636）的《汝南公主墓志》，更是早于前述的行书刻石，且上海博物馆还藏有其宋人摹的墨迹本，可谓意味深长。不过事实就是，从唐太宗这里开始行书碑刻才在唐代如雨后春笋般爆发出来。那么其缘由究竟为何呢？

这势必要求去考行书发展之源流。行书介于真草之间，它是作为楷书的俗体出现的。张怀瓘《书断》有言“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8[唐]张怀瓘，《书断》，载[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8页。。但亦如杨守敬所言，它仅用之简札，而不上金石。一般观点接受的，是只有篆、隶、楷这三种书体才能适用于比较严肃正式的碑刻，唐代以前的史实也正是如此。“行书入碑的文化现象是有点令人迷惑的。行书之体固然有可识性，不影响碑文昭示于人，但毕竟不是有法的正体字，难免因其流美的笔姿而冲淡‘碑’的庄严肃穆感。”9金开诚、王岳川，《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页。启功先生也曾对武则天的《昇仙太子碑》表达不屑，认为：“草字入碑，前所未有，以碑文所以昭示于人，草书人不易识，乃失碑文之作用，然于此碑，俱非所论也。则天媚其面首张昌宗，无所不至。……此妪亦为之树丰碑，立巨碣，大书而深刻之。……几可谓集丑秽之大成矣。”10启功，《启功论书绝句百首》，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这样的论述恐怕阶级情感的色彩过于浓了，行草书入碑在我看来，有其书体发展内在的逻辑，以行草书为主要成就的二王书风盛行与帝王的喜好，或参与助推并强化了行草书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也就是说，正如雷德侯先生在《万物》一书中提出的理念：中国文字的模件化体系，势必要求行书也通过石刻的形式，来达到批量化的捶拓复本。这样一方面能避免行书简札日久而腐蚀不存，另一方面则又利于经典书法杰作的传播学习。行书碑刻在复制印刷层面无疑还有很深的学问可做。11[德]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如今，已见到越来越多学者从书法本体角度对唐代行草书碑刻研究的成果。张同印编著的《隋唐墓志书迹研究》，有对唐代行书墓志的专论，内容大致同于崔树强所撰〈唐代墓志行书研究——兼及唐代行书入碑的问题〉。除了崔树强较为深入地论及了行书碑刻的问题之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一书中也有专门章节讨论了“行书入碑及盛行的原因”。此外，张枝铭的硕士论文《论唐代的行书入碑》（2012），概论性地讨论了行书碑的一些问题；尚磊明的硕士论文《唐代碑刻行草书构形研究》（2011），具体到了字法的对比研究。关于刻工研究方面，曾毅公的《石刻考工录》（1987），搜罗了数量不少的历代石刻刻工。程章灿的《石刻刻工研究》（2008）一书，不仅在刻工人数上有所勘误增补，且有历代刻工制度的专论。应该说，这些研究为我们今后对行草书碑刻进行系统性、专题性的深入求索，一方面是增强了信心，另一方面当然是直接有所助益。

近几十年来，关于石刻文献资料的汇编已经远远超出了前代的金石学家，为我们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前期基础。《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989）共101 册，收录了历代的重要石刻拓本，虽无正文，但有照片和说明，可供深入研究之索引，爬梳出相对齐全的行书碑。《隋唐五代墓志汇编》（1991）共30 卷，收录墓志拓本五千余种，图版清晰，附有说明文字，对出土地点、时间、撰文人、书丹人等详为介绍，从中可梳理出比较完整的行草书墓志。《新中国出土墓志》《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2010）、《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2013）等书也有大量图版资料，可互补不足。周绍良辑《唐代墓志汇编》（1992）及《续编》（2001），共约收5171 方唐墓志，以年号排序，录入全文，并进行句读，具有非常强的史料价值，可与前书互为参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石刻史料新编》（1982—2006）四辑一百册是历代金石类著作之集大成者，更便于查考。而像“中国金石总录”“中国金石库”“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库”等相关数据库的构建，更加方便了行草书碑刻的查考。

最大限度地掌握到传世行草书碑刻及其拓本，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这恐怕还不够，必须同时把实地寻访和拓本搜求结合起来，才能有所增补和创新，清代金石学的复兴可以说即是考据家们辛苦访碑所结出的硕果。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说：“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12[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载《清代诗文集汇编》，《亭林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页。画家黄小松访碑则必携拓工同行，“嵩洛多古刻，每遣工拓致，未得善本，尝思亲历其间，剔石扪苔，尽力求之，嘉庆改元之秋，携拓工二人，自兰旭渡河，驱车径行，轮蹄小住，辄门贞珉，得即捶摹，篝灯展勘，不减与古贤晤对也”13[清]黄易，《嵩洛访碑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正如清人对林同人亲身访碑事迹时所言：“盖考古人碑版文字，必如同人亲视之，方可传信，若但据传闻，未免失实。”14参见暴鸿昌，〈清代金石学及其史学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05 期，第211页。因为在时人看来：“著录金石，非目睹而手钞之，必多乖舛也”15[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札记》，载《续修四库全书（899）史部 金石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页 。。显然，我们在得到未见前任收录的新石刻拓本时，也必经小心求证，以辨真伪，再作讨论。

从书学意义看，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唐代的行草书，名家辈出，经典众多，然而因墨迹存世量稀少（已知仅25 件），故而对唐代行草书的研究一直未能深入，唐代行草书碑刻作为对墨迹的有益补充，也是书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完整的历史线索，又具有充足的实物资料与可研究文献，对于唐代行草书碑刻的研究有利于推动书法学学科深入发展、书法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以及丰富书法专业创作实践；从前沿意义看，历代对行草书碑刻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唐以后的刻帖，如北宋《淳化阁帖》、元代《乐善堂帖》、明代《停云馆帖》、清代《三希堂法帖》等，即便是涉及唐代行草书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现存的唐代行草书墨迹上，对唐代行草书碑刻的研究远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从现实意义看，随着展厅效应、学科分类、信息技术、审美变迁等多重现实因素的不断影响，书法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面临着新的问题，并且随着寻访、挖掘、考古等的继续深入，还不断有新的唐代行草书碑刻及相关拓本传出，针对当代书学在行草书研究与创作所碰到的诸多问题，可以借助大量的历史文献，对唐代行草书碑刻的深入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有效的历史参照和借鉴，具有一定的学术延续性和发展价值。总之，关于唐代行草书碑刻的相关学术研究还有极大地空间待当代学人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