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花 宿 懿

内容提要：冰心的形象标签是母爱、童真、淑婉、清澈。但这种性别式定见，却遮蔽了冰心对战乱中国深刻的现实关切及其独特的战争书写。事实上，冰心的人生、写作与战时中国紧密关联。灵活随性的散文文体是冰心介入战时政治、书写个人生命经验的大文体，她在重庆时期的散文是战时中国女性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都市消费文化市场为女性散文的成熟与繁荣提供了契机。冰心散文中的贤妻良母形象，虽契合了战时民族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但她对“女性脸孔”的呈现方式，却逸出主流意识形态框架，构筑起一种介于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宏大叙述与隐微修辞之间的性别化、个体化的战争叙述方式。

1940年11月23日1，冰心全家由昆明飞往重庆。在飞机上，她看到被敌机轰炸过的重庆“颓垣破壁”，犹如“罗马的废墟”。2直至抗战结束去东京大学教书，冰心在重庆生活了五年多。身在战时陪都重庆，跑警报虽是常态，但由于1941年就迁往幽静的歌乐山，除上下山不易，生活倒也平静。但日常操作，劬劳不易，冰心身体不佳，作品不多，基本是灵活随性的记事怀人散文，《关于女人》正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而对友人王世瑛、沈骊英的悼记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关于女人”。冰心重庆时期的散文多记叙战时中国普通女性及其操持的日常家庭生活，虽有战争带来的流离、漂散、困顿与破碎之感，但也不乏冰心特有的理性、乐观、豁达，集中体现了历经迁徙流离之苦的中年冰心的战争观、民族观与性别观。家庭、性别、战争与“爱的哲学”有机融为一体，形成她独特的战争叙述方式。冰心的“关于女人”，与沦陷区张爱玲的乱世“流言”、解放区丁玲的战地速记参差对照，构成战时中国女性散文的重要部分，既为战乱之中的读者提供了生命的慰藉与希望，也为后来读者提供了由女性摹写的战时中国日常与失常的生活百态。本文考察冰心在大后方的生活与散文创作，分析战争场域、女性作者与文体形式三者的关联，意在于“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之骄女”3的冰心形象外，呈现另一个深刻介入社会现实的政治冰心形象。

一 流离、迁移与写作

1937年6月29日，冰心夫妇自欧洲游学归来。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刚被冰心整饬一新的燕南园旋即陷入战争阴霾。在惶恐不安中，冰心生下小女儿，这也是沦陷后冰心留平一年的主要原因。4燕园难舍，它是“美丽甜柔”的家，是生活与写作的理想之地。但战火之中，除了逃离，实难有更好选择。于是，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冰心收拾行装，拖老携幼，一路流亡南下，经上海、香港，借道越南，最终到达昆明。一路的艰辛困顿，在冰心晚年也只有这样的记载：“一九三八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然后经香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5流离的困顿曲折、心绪的恶劣悲愤与婴儿笑声、猩红杜鹃花的奇妙混合，预示了冰心战时散文的基本格调。

1939年夏，为躲避昆明频繁的轰炸，冰心迁居郊区呈贡，将租住的“华氏墓庐”易字为“谢氏默庐”。“默庐”环境清幽宁静，是益于写作之地。但南迁两年，除了为小作者小岵女士《小难民自述》做的短序，为呈贡简易师范学校做的校歌外，仅有散文《默庐试笔》发表。对于自己的不写，冰心这样写道：

我的不写，难道是没有材料？两年前国外的旅行，两年来国家的遭遇，朋友的遭遇，一身的遭遇，死生流转之中，几乎每一段见闻，每日每夜和不同的人物的谈话；船上，车上，在极喧嚣的旅舍驿站中，在极悄静的农舍草棚里，清幽月影下，黯淡的灯光中，茶余，酒后，新的脸，旧的脸，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男人，女人的悲哀感慨，愤激和奋兴，静静听来，危涕断肠，惊心动魄，不必引申，无须渲染，每一段，每一个，都是极精彩、极紧凑的每一个人格、每一个心性对这大时代的反应与呼叫！在这些人的自述和述事之中，再加以自己的经历和观察，都能极有条理有摆布的写出这全面抗战的洪涛怒吼的雷声！6

看来，她之不写，并非缺乏材料、经验、情感、想法，而是这“一个”柔弱、微小之“我”与“大时代”之间的落差：

因着我的心乱，梦乱，我至少断定了，对于这伟大的神圣的抗战，我是太柔弱，太微小了，抬头我望不着边际，张口我哽咽着叫不出赞颂的声音，低头我便重重的被压在这“伟大”底下，挣扎着也不得翻身。7

“大时代”的“伟大的神圣的抗战”需要“赞颂”的声音，但此时浮现于冰心眼中的却是战时一张张具体的“脸”，是“新的脸，旧的脸”，是“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男人，女人”的“脸”。冰心对具体之脸的关注让人想到列维纳斯的“他者之脸与上帝的痕迹”。“脸”在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中，既是实指、隐喻，也是一种启示，类似于耶稣显灵的“主显”，他者之脸之所显不在自我的世界，不是自我可意识的世界，它独立于自我之外，是绝对的他者，不可还原，不能推己及人。他者之脸不仅“抵抗着占有，抵抗着我的权力”，而且还预示着一种责任的召唤，激发着我对他人的责任感。8列维纳斯的“他人之脸”，是对“二战”的哲学思考，是对大主体总是力图把握、侵占、转化他者的反思与批判，希图以“绝对他者”来抵抗“绝对主体”。冰心文中的“新脸，旧脸”与“一副一副的面庞”，未必是列维纳斯的“他者之脸”，但当他们写下“脸”这个词时，心中涌现的却可能都是一副副历经战乱生死的，有血肉、情感的面容。这些具体之脸抵抗着绝对主体的征用，同时也激发着作者去呈现他们。

但这种脸孔于何时呈现，却需要契机。云南时期的冰心，无心也无契机去书写那些表情生动的战时面孔。除了自谓的“我”与“大时代”之间的落差，同时也与冰心为妻为母的性别角色不无关系。王炳根就认为：“战时的动荡、孩子的管教、丈夫的事业、家庭的琐事，基本挤占了全部的时间和空间……她爱这个家高于她的写作，在女人事业与家庭两难的选择中，她选择了家庭……相夫教子比文章更重要。”9结合冰心悼沈骊英时称颂她肯以“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来看10，从她《关于女人》中描摹的种种女性形象来看，这个分析十分中肯。

迁入重庆是冰心书写那些面孔的契机。1940年底，冰心受宋美龄之邀到重庆参加“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而吴文藻在云南大学民族问题研究工作受阻，清华的同学劝他去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当参事，于是，冰心全家就从云南迁移到重庆。重庆期间，冰心曾先后担任“妇指会”文化事业组组长，中国妇女文化事业委员会秘书，国民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蒋夫人文学奖金评判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监事，中国著作人协会理事等职。11这些政治社会活动给作家冰心带来新的生活经验。虽然后来迁居远离重庆市区的歌乐山，因交通不便、身体欠佳，很快辞去了文化组组长之职，坚持“参而不政”12，但身在战时陪都与文化中心的重庆，“妇指会”工作与参政员身份，以及由此与文化界的新老朋友像老舍、梁实秋、郭沫若等的交往，还是刺激并影响了她的写作。她说：“我渐渐的爱了重庆，爱了重庆的‘忙’，不讨厌重庆的‘挤’，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和我在忙中挤中同工的兴奋的人们，不论是在市内，在近郊，或是远远的在生死关头的前线。我们是疲乏，却不颓丧，是痛苦却不悲哀，我们沉静的负起了时代的使命，我们向着同一的信念和希望迈进，我们知道那一天，就是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爱好正义和平的人们，所共同庆祝的一天，将要来到。”13

冰心重庆时期的散文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与“妇指会”、参政员工作相关的写作，这些文章主要体现了冰心战时的写作观与妇女观。因参与“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活动”的评审工作，她曾在《妇女新运》中发表《评阅述感》，批评“太偏重英雄主义”“只描写大时代中的大事”而“不求经验”“完全凭一种想象去写”抗战的倾向，肯定了那些能出于自身经验叙事、写景而同时又有抗战生活和意识的作品。14在《由评阅蒋夫人文学奖金应征文卷谈到写作的练习》中认为，作者应该“呈示问题，而不应当解决问题”，“不要先有主义后写文章”，不要写“宣传式的标语口号的文艺作品”。15这些都呼应了《默庐试笔》中“不写”与“心乱”时的写作观。而《对于妇女参政的意见》《为职业妇女请命》等文章，集中体现的则是作为参政员的冰心的战时妇女观。前者肯定女参政员对政府工作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呼吁“我们应该努力于女参政员的大量产生；我们要促进女子教育的普及，女子教育水准的提高，使能产生出大量思想正确，眼光远大，情感均衡的女子，来作参政员的候选人。使得参政会里面，能多得女界方面的意见”；16后者则呼吁政府能为职业妇女建造宿舍和托儿所，以解决她们的后顾之忧。

冰心重庆时期的大部分散文都在政治工作之外，包括《力构小窗随笔》《再寄小读者》《关于女人》三个系列。其中，《关于女人》最为引人注目，体现了冰心散文文体风格的成熟。这一时期的散文大都记录战时冰心的日常、情感与梦想：是“有时写信，有时记账，有时淘米，洗菜，缝衣裳，补袜子……却难得写写文章”的日常；17原本喜欢做梦，因最常梦见的就是山水、阁楼、月光，甚至还想请人把自己梦中的美景画成图画，然而来到重庆后，梦里却是在火水中逃难，跳入浓厚的红焰和黑烟之中而惊醒，而这些都是“重庆的台阶和敌人的轰炸，交织成的一些观念”；18原本好客，喜欢与朋友围聚谈笑，但战时“贫病交逼”，“朋友们又是天各一方，风流云散，而且因着交通关系，即使在方圆数十里的路程，也有咫尺天涯之叹”，于是就只能在幻想中虚拟请客细节。19

战时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工作经验，影响的不仅是冰心写作时的心绪、情感，也包括写作内容与题材，甚至是写作风格。北宋女词人李清照是冰心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李清照经过靖康之变的乱离，诗词风格为之一变，冰心亦如此。其实，对于作家与外在政治环境之间的关联，冰心有清醒的认识。在《诗人与政治》的演讲中，冰心向日本听众介绍了屈原、陶渊明、杜甫、李清照、闻一多五个诗人，他们虽时代不同，性别身份有异，但其共同之处即在于诗人不可能超越政治，“政治却支配着诗人的整个环境”，“诗人的作品也不可能超出政治的范围”。20就此而言，冰心重庆时期的《关于女人》《再寄小读者》等看来无关政治的优美散文，也需要放置在战时中国文化政治的视野中来考察。

二 “女人们”与战争的性别化叙述

《关于女人》的写作起因于刘英士的约稿，刘是吴文藻清华的同学，当时在重庆主持《星期评论》，因梁实秋以子佳笔名在《星期评论》开设的“雅舍小品”专栏很受读者欢迎，刘希望冰心也能在刊物上开设专栏，内容由冰心自定。冰心遂决定以“男士”笔名开一个“关于女人”的栏目，她认为，女人的话题与男性的角度，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兴趣，给紧张的战时生活，平添一些谈趣。21《关于女人》的出品，一开始就与战时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关。类似于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女人系列”也基本不谈抗战，不属于“全面抗战的洪涛怒吼的雷声”，也不属于对“伟大神圣的战争”的“赞颂”，但对于女人话题与男性叙述者的设定，却出于冰心对紧张的战时生活的反应，她希望通过书写女性与家庭性，纾解战争带来的紧张、疲惫与焦灼情绪。在此，冰心敏感意识到女性、家庭与战争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这正是女性战争书写的主要特点，即将战争性叙事包裹在女性与家庭性叙事之中。22

《关于女人》一共16篇，除起始两篇外，每篇专写一个女人，从最亲近的母亲始，依次写了老师、弟妇、奶娘、同班、朋友的太太、学生、房东、邻居等14个女性。她们阶层、身份、性格，殊然有异，叙述侧重点也各有不同，但将其凝成一个散文系列的，不仅在于“女人们”的性别身份，更是由她们连带出来的战争经验：有找房子、雇佣人的不易；有卢沟桥事变后亲人的离散；有跑警报时拖老携幼的仓皇；有生活的穷困；有大难之时的“飞鸟各投林”；有战时临时家庭的组合；甚至择偶条件也与战争相关。“不是整天的叹气着说：‘从前在北平的时候呀’，‘这仗打到什么时候才完呀’，一类的废话”，因为“我觉得流离痛苦是该受的”。23由此，女人系列表面不谈战争，却处处可见战争带来的威胁与破坏。而正是战争的破坏性与女性的建设性之间的张力，将那些不同的女人故事串联在一起。

在冰心看来，正是女性的柔韧、刚强、正义、善良与牺牲，是她们对家庭的爱，支撑起战时中国的日常生活。从小处说，她们是家庭的匡扶者，从大处说，则是整个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抗战期间，母亲若还在，将以卷《天讨》的手，卷起每一个儿子畏惧懦弱的心；弟妇以稳定、乐观的心态面对种种辛苦流离，在斗室里煮饭洗衣，汗流如雨，嘴里还能唱歌；奶娘培养了“我”的抗日思想；L大姐事变后换上军装，剪短头发，来到西南，在蛮烟瘴雨里接生，还鼓励“我”以文字为器。而这些正是“女人系列”开篇即谈“我”为何“最尊敬体贴她们”的原因，因为“在散离流亡的抗战时代”，“多少从前在沿海口岸，摩登城市，养尊处优的妇女们，现在内地，都是荆钗布裾栉风沐雨的工作，不论家里或办公室里，都能弄得井井有条。对于这种女人，我只有五体投地。假如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地位，提高了军人、司机、乃至一般工人的地位，则我以为提得最高的，还是我们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妇女”。24

“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妇女”才是战时中国的脊梁。战争的目的在于征服、推翻、破坏、重组，而女性的力量则在于稳定、平衡、建造、维持，她们在使社会机器、日常生活正常运转的同时，也赋予战时生活以尊严与美感。《我的学生》中的S，是体现这一女性力量的典型。S原本是外交官的女儿，自小在澳洲长大。抗战爆发后与丈夫一起来到大后方，看似娇贵的她没有被战争苦难打垮，“盖房子，造家具，抱娃娃，做饭，洗衣服，养鸡，种菜”，“以‘真好玩’的精神，‘举重若轻’的应付了过去”。在物质极度匮乏、胜利遥遥无期、生命朝不保夕的云南，S却依然保持着“整洁美观的精神”，甚至为招待“我”，还铺上雪白的桌布，点上辉煌的红烛，放上银盘银箸，自己与佣人也打扮一新，用爱、美与艺术，抵抗着战时生活的粗糙、痛苦与怨抑。“她不觉得她是在做着大后方抗战的工作，她就是萧伯纳所说的：‘在抗战时代，除了抗战工作之外，什么都可以做’的大艺术家。”25冰心对S的肯定和赞美，让人想到她自己。据说，精致的花瓶与小摆设、铜铃、仕女托盘、青铜小刀、雕花烛台、银盘银箸、不锈钢暖手壶、蒸汽咖啡壶、雪白的桌布等物件，她总是带在身边，这些东西一摆开，环境再简陋，也有了情调与品位。26

S、冰心，还有众多南下的知识女性，像林徽因、苏雪林、陈衡哲等，即使身处战时，也保持着生活的乐观、整洁，甚至情调、品位，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庸俗、奢侈的中产阶级趣味，但其中稳静、庄重的生活态度，对美与艺术的坚持，却是对抗战争、死亡、虚无的最有效方式。当S、冰心拿出魔法式的小物件变出昔日宴请场景的那一时刻，被战争阴霾所遮蔽的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就突然显露出来。冰心自言“没有特别写宣传性的作品。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些作品，却因时势变成了抗战作品”27。

女性与战争、家庭与国家、个人与民族、日常与失常之间的这种张力关系，正是抗战时期主流政治特别关注妇女运动的重要原因，而妇女运动与民族解放之间的互动正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特点。在重庆，“妇指会”在前线劳军、慰问伤员、救护儿童、训练妇女干部、出版妇女刊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延安，中共中央也直接指导妇女工作，制定了指导妇女运动的“四三决定”，强调妇女参与生产及其在生产中的经济贡献。在女性出版文化方面，大后方以《妇女新运》为中心的刊物有五种之多，解放区虽生活维艰，但还是创办了《中国妇女》，上海则有《女声》等，可以说妇女刊物在1940年代掀起一个小高潮与战争背景紧密相关。曾担任过“妇指会”文化组组长的冰心创作的“女人系列”也在这个战时的文化政治背景之中，与“妇指会”下设的《妇女新运》“征文启事”设定的议题有共通之处。这些议题包括：一、论良母：女子是人类的天然教师；二、论贤妻：女子是男子的佳偶；三、论爱人：女子是男子的理想；四、论金兰谱：女子当重视同性友谊；五、论职业妇女：女子是社会的忠仆；六、论女战士：女子是奋斗线上的精兵；七、论女学士：女子是思想的向导；八、论妇德：女子是“善”的证人；九、论女性美：女子是“美”的代表；十、论女子的爱：女子是“爱”的维护者。28十个议题，涉及方方面面，母性和女性成为抗战民族意识形态的有力宣传工具。

不过，指出《关于女人》与战时妇女运动之间的关联，并非是要说冰心迎合了主流政治保守的性别意识形态，我们反而要思考的是，作为一个女性作者，冰心的女人系列是否有逸出这个保守性别意识形态的可能，冰心在主流政治脉络之内的女性书写对我们重新思考妇女解放、女性书写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何启发。冰心笔下的女性，除不婚的法国房东R女士和底层的张嫂、奶娘外，基本是中产阶层家庭主妇，冰心的贤妻良母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中产阶层的性别观，它成型于《两个家庭》，定型于《关于女人》。在《我的母亲》中，冰心说：“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29母亲虽是旧式家庭主妇，却在照顾丈夫、匡护子女的同时，帮助舅舅把同盟会的《天讨》装在肉松筒里寄出去，以后更是将自己的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母亲家庭空间之内的个人行动，却具有公共空间的政治意义。

不独母亲，《关于女人》中女人们的日常劳作，都被赋予了社会性与公共性的意义，正是她们“做着最实在，最艰巨的后方生产的工作”30。通过赋予女性的家庭日常劳作以政治意义，冰心打破了对于女性的现代与传统、家庭与职业、日常劳作与社会劳作间的划界，肯定了女性为妻为母的性别角色对于家庭、民族国家甚至生命、世界本身的意义。31这种书写虽契合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女性的角色要求，但冰心更多是站在女性立场来谈贤妻良母的价值的，除此之外，她更看到贤妻良母的角色要求对于现代知识女性自身发展的束缚与限制，尤其是对她们健康与精神的损害。擅长写作却不善家事的M太太因困于家事而痛苦、压抑，R女士不婚是因为无法平衡写作、健康与家庭三者的关系，贤妻良母们在战时个个积劳成疾郁郁而终，冰心自己也是“年来多病，动辄卧床休息，抑郁烦躁，不能自解”32。秉持贤妻良母主义的冰心，却也思无家之乐，“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责任，不必想菜单，不必算账，不必洒扫，不必……哎哟，‘不必’的事情就数不清了。这时你觉得耳朵加倍清晰，眼睛加倍发亮，脑筋加倍灵活，没事想找事做”33。无家女性的快乐溢于言表。

其实，叙述者“男士”的不婚，未必不是冰心“女士”的渴望，易性书写反使冰心能坦荡写出女性的尴尬处境，以及其贤妻良母主张背后隐藏着的女性自我，这是冰心的女性叙述策略而非性别视点的消除。更何况，贤妻良母后面往往是自私、懦弱、不负责任的丈夫与父亲：那是一逃警报就出门、警报一解除就回家的M太太的丈夫，是事变后抛下妻小自个儿南下又有新爱人照顾的K，而老太太对儿子“一辈子是个大孩子”34的评价，更是对战时男性以民族大义之名抛妻弃子的讽刺。35置身事外的男性观察者站在女性立场上叙述留守家庭的女性，这种叙述视角最终将一个个疲惫、牺牲而又乐观坚强的女性面孔置于大时代的前景之中，而将战争、政治、男性推到背景中去，冰心对“女性脸孔”的呈现方式，逸出了战时民族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框架，构筑起一种女性的、个体性的战争叙述方式。

三 现代女性散文与战时文化市场

冰心在重庆时期的创作文体基本是怀人、记事、阐发观点、抒发情感的散文。《再寄小读者》《力构小窗随笔》《我的童年》《关于自传》，以及悼念好友吴世英与沈骊英的文章，都明显是散文文体。但对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关于女人》，后来的研究却颇多争议，存在散文、小说、小说化散文与散文化小说四种看法。杨义将其列入小说散文集，江震龙、徐立钱也将其看成小说化散文，王炳根倾向于将其看成自传性小说，而大部分研究者还是将其看成散文。36《关于女人》引发的文体争议，主要缘于“男士”笔名的“易性”书写产生的叙述者的“虚构”问题。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每篇都以“我”或“我的”开头所造成的叙述内容的自传性效果，轻松随意的叙述语调，指向的是“真实”世界以及与之相连的散文文体；但虚构之“我”，未以真实姓名与身份现身的女性人物，以及虚虚实实的情节与场景，却又凸显了文本的虚构性，这也是王炳根更倾向于将其看成自传性小说的原因。

但作家选择以何种身份、语调来叙述可能并非文体界定的关键。毕竟“冰心女士”也是笔名，不见得比“男士”更肖似谢婉莹。以“男士”笔名与男性叙述者来判定文体形式，可能会忽视作者以“男士”与男性叙述者来讲述女人故事的文化市场诉求。《关于女人》起于《星期评论》的约稿，但到第9篇时，《星期评论》停刊，冰心的写作也就停下来了。后来天地出版社出于市场目的希望出版此书时，冰心又补写了7篇，从而成书。37书的初版后记与再版自序均以“男士”口吻与身份写就，直到三版自序时，冰心才“打开天窗说亮话”。至于书的来由，冰心解释说有两个理由：“一来我那时—— 一九四〇～一九四三年——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我们就是拿《关于女人》的第一篇稿酬，在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一九四〇年的年夜饭的）。二来，这几篇东西不是用‘冰心’的笔名来写，我可以‘不负责任’，开点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38《关于女人》出于卖稿的需要，卖稿即意味着作者需考虑读者与文化市场的要求；“男士”笔名在冰心看来可以使写作更轻松自由一些。这样，以“男士”为名，既是一种写作策略，可以戏谑调侃现实生活中的男性和刻板的性别规范，即冰心自言的“不负责任”与“开点玩笑”；同时也是一种商业出版策略，因为以男性语气来谈女人话题，类似扮装表演，在都市消费文化市场中，本身自带卖点，用鲁迅调侃梅兰芳的方式来看，就是男性读者看到说女人，女性读者看到男性说，满足了男女读者双方的潜在欲望。无独有偶，张爱玲模拟男性声音的《谈女人》，也很受读者欢迎。这种明确的男性叙述者与不确定的女性自传性内容，创造出一种介于真实（自传）与虚构之间的文体形式。一方面，它指向与（女性）作家生活相关的“隐私”，满足了中层读者的窥探欲望；另一方面，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分离又造成一种间离效果，起到掩盖作者自我隐私的目的，同时，男士笔名与叙述内容、风格间的错位又诱导读者去猜测背后真正的（女性）作者。于是，犹抱琵琶的作者与乐于猜谜的读者，在文化市场构成一种推拉互动的游戏关系。

冰心对（性别化的）读者、市场与文体关系的敏感在后来也得到印证。《关于女人》甫一出版，即有一笔名为“维巧”的作者就“男士”笔名及其真身大做文章：“‘男士’这个名字在文坛上也许觉得陌生，但聪明的读者们如果能在《关于女人》这本书中细细欣赏那轻松的笔调，细腻的描写，与乎优美的辞句，便会晓得‘男士’先生在文坛上不但不陌生，并且还是一位不少青年男女倾倒崇拜的名作家呢。”39发表这篇文章的《妇女新运》，正是冰心曾经任职的“妇指会”的刊物，“维巧”引导读者注意“男士”背后另有其人，应算图书推介的一种策略吧。关注到“男士”笔名、文体风格的还有“翰先”，也就是叶绍钧，他这样介绍道：

这回选读一篇散文，是从重庆一种叫做《星期评论》的杂志上选来的，那种杂志现在已经停刊了。作者“男士”在那里发表了十来篇散文，总标题是《关于女人》，每篇叙述他所亲近熟悉的一个女人。“男士”当然是笔名，究竟是谁，无法考查。但据“文坛消息家”说，作者便是大家熟悉的冰心女士。从题取笔名的心理着想，也许是真的。现在假定他真，那末，冰心女士的作风改变了，她已经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着苍劲朴茂。40

“维巧”以叙述风格判断“男士”与“冰心”之间的关联，叶绍钧则据文坛消息家，尤以“取笔名的心理”来反推“男士”必是“女士”，且是“冰心女士”41，并从中看到冰心散文风格的变化与成熟。“男士”与“冰心女士”之间的性别反差所带来的虚构感，在当时并没有产生文体分歧，他们都将其自然归为散文而非小说，也说明当时更关注的是散文文体形式上的灵活性、随意性而非叙述者身份与叙述内容的虚构与否。而冰心正是利用了这一特定文体，于虚虚实实间，书写着战时女性的生命经验。

实际上，散文随笔与自传性小说是战时中国最受欢迎的两种文体形式。42现代散文在1940年代呈现出繁荣景象，从正式出版的散文集来看，1917—1937年近20年间，共出版800多部，而1937年至1949年12年间就出版了1170部。除针砭时弊和强调社会效应的杂文、报告文学、通讯等迅速发展外，抒情叙事类散文在抗战中期之后则走向文体的成熟。43这其间，女性散文的发展最引人瞩目，主要表现为：一是从事散文写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女性散文大量出现，既有成名女作家创作的大量散文，更有众多无名女性加入散文创作大军；二是女性散文臻于成熟，女作家紧扣社会现实，在朝不保夕的乱世之中讲述日常生活、饮食男女等生命经验，将散文文体的世俗性、个人化、抒情性发挥到极致，张爱玲《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丁玲《“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冰心《关于女人》、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等都是散文中的名篇；三是女性散文的畅销，张爱玲《流言》《烬余录》、苏青《浣锦集》、萧红《萧红散文》、丁玲《一年》、谢冰莹《女兵十年》、冰心《关于女人》都是当时的畅销书。连冰心自己也说：“国内各报的‘文坛消息’上，都在鼓吹着‘关于女人，销路极畅’，而在美国的女朋友，向我索书的时候，还摘录美国的文艺杂志，称誉《关于女人》为：‘The Best Seller in Chungking’。”44

现代女性散文在1940年代的繁荣与战时中国的文化政治语境息息相关。散文文体的特点、战时通俗文化的崛起、女性出版物的增多，给女性提供了更多自我表达的空间，让她们能够以个人化的方式讲述另类的战争故事，既可补贴家用，与为妻为母角色冲突不大，也满足了乱世人们对于稳定、世俗、日常生活的渴望。散文文体在战时中国成为女性作者尤其职业女作家采用的最有力的文学形式，“她们以此来尝试着重新定义生活与工作之间的界限，并且小心翼翼地将私人生活与文学写作的领域交织在了一起”45，散文由此成为女作家们书写战争沧桑和乱世人间相的大文体。黄心村对散文文体、女性写作与战时中国之间的关联性研究，也启发我们思考冰心《关于女人》的战争书写的特点。与张爱玲、苏青等类似，《关于女人》也是冰心对战时中国性别角色、家庭结构、婚姻形式等问题的思考，其对女性性别特质的书写也回应了战时都市读者对于女性话题的偏好。但置身重庆，冰心的战争书写又有其独特之处：是个人化的，但同时又在战时中国民族国家话语的框架之内；站在女性立场上，同时极力肯定贤妻良母角色中蕴含的女性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对于战时中国的价值与意义。不同于张爱玲沦陷区内去国、去家的极端女性化、个人化的隐微战争修辞，也不同于走上前线、已变为“武将军”的丁玲对战时英雄的民族主义式素描，冰心的战争书写介于家庭性与民族性之间，体现出一种理性与建设性的女性战争书写方式。

另外，值得一说的还有《关于女人》体现出的散文风格问题。叶绍钧对冰心散文风格变化的观点，在后来研究者那里得以延续与深化。像陈漱渝认为冰心散文“体现了上世纪40年代中国散文的最高艺术成就；也标志着冰心的文风在苍劲朴茂和诙谐风趣这两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46；李文平认为《关于女人》是大后方抗战文学的经典文本，“反映出民族战时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47；解志熙将冰心的写作风格与人生状态联系起来，认为“那个曾经熟悉的‘新青年’诗人和小说家已经隐退，而一个真正成熟的散文家则于焉现身。这是人与文的双重成熟”48。在经历过战争的流离、迁徙与困顿曲折之后，在介入了大后方的抗战政治工作之后，人到中年的冰心的散文转向苍劲朴茂自在情理之中，而文笔的诙谐风趣、轻松自如也与她对战时中国读者的预期相关。

1946年7月，在离开北平8年后，冰心回到燕南园。燕京大学风物如旧，但曾经的珍宝——日记、书信、照片、字画、善本书、笺谱、笔记教材等承载着情感、记忆、历史、研究的物件——却已杳无踪迹。49战争结束了，但对创伤的感受才刚刚开始，治愈创伤需更长时间。50从北平到昆明、重庆再到日本，从燕南园到默庐、潜庐再到箱根，壳／家，既是蜗牛／女性的重负，也是一个“甜美之所”，家庭、女性、母性，一直承担着修复战争创伤的现实与符号的双重功能。冰心既介入又游离于战时民族主义的战争书写方式，在呈现了一个与现实中国紧密相关的政治冰心形象的同时，也为重新理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打开了新的空间。

注释：

1 熊飞宇：《〈大公报〉之于重庆时期的冰心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0期。

2 13 冰心：《从昆明到重庆》，《冰心全集》第2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00、500～501页。

3 在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2～76页）中，冰心被看成“天之骄女”，因享受了亲密的家庭关系而缺乏性别视点，她通过母爱、童心这一不涉及两性关系的方式表现父权之外女儿的伊甸。这一观点影响深远，但近年来，这一观点被不断修正，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中年冰心的写作变化，如郑斯扬《反抗溃败的世界——冰心〈关于女人〉的另一种可能》，《鲁迅研究丛刊》2019年第12期。

4 冰心：《七七事变后留平一年的回忆》，《冰心全集》第7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5 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冰心全集》第6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页。

6 7 冰心：《默庐试笔》，《冰心全集》第2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83、484页。

8 参见李荣《列维纳斯他者视阈中的伦理主体》，《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他者一般被看成主体排斥、征服的对象，位于主体之外，而韩琛却提出“内他者”概念，将他者看成内在于主体、先于主体的存在。参见韩琛《中国情结、东亚民族主义与朝鲜想象》，《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9 21 26 36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26、541～542、573、549页。

10 32 冰心：《悼沈骊英女士》，《冰心全集》第2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页。

11 熊飞宇：《名人日记与重庆时期的冰心一家》，《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12 冰心：《致赵清阁（1946年3月4日）》，《冰心全集》第8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14 冰心：《评阅述感》，《冰心全集》第2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98页。

15 冰心：《写作的练习》，《冰心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16 冰心：《对于妇女参政的意见》，《冰心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17 冰心：《力构小窗》，《冰心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18 冰心：《做梦》，《冰心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19 冰心：《请客》，《冰心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20 冰心：《诗人与政治》，《冰心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页。

22 关于女性、战争与家庭性之间关系的论述，可参见黄心村《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胡静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2～59页。

23 冰心：《我的择偶条件》，《冰心全集》第2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11页。

24 冰心：《我最尊敬体贴她们》，《冰心全集》第2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09～510页。

25 冰心：《我的学生》，《冰心全集》第2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54～555页。

27 冰心：《对日本民众没有怨恨》，《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28 熊飞宇、江震龙：《冰心与重庆〈中央日报〉》，《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29 冰心：《我的母亲》，《冰心全集》第2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17页。

30 冰心：《张嫂》，《冰心全集》第2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80页。

31 关于冰心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学者多有论述，如刘传霞的《冰心创作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及其建构》（《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孙桂荣的《“传统”性别话语如何对当下发言》（《南方文坛》2017年第1期）等。

33 冰心：《无家乐》，《冰心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34 冰心：《我的朋友的母亲》，《冰心全集》第2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87页。

35 关于战时临时家庭的重组论述，可参见陈雁《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页。

37 《关于女人》的成书过程，可见冰心《〈关于女人〉后记》，《冰心全集》第2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92～593页。

38 冰心：《〈关于女人〉三版自序》，《冰心全集》第2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页。

39 维巧：《介绍〈关于女人〉》，《中央日报·妇女新运》1944年1月9日。

40 翰先：《男士的〈我的同班〉》，《国文杂志》1943年第1卷第4、5期。

41 冰心开始发表作品时，取笔名“冰心”，但被杂志编辑加上“女士”二字，以强调其女性作者身份，呼应妇女解放思潮。而到1940年代，女性作者反喜欢模拟男性叙述声音，像张爱玲的《谈女人》。

42 45 参见黄心村《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第48、158页。

43 关于散文在第三个十年的发展状况，可参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44 冰心：《〈关于女人〉再版自序》，《冰心全集》第2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04页。

46 陈漱渝：《我接触的第一本新文学读物：〈关于女人〉》，《博览群书》2012年第12期。

47 李文平：《从抗战背景看冰心的〈关于女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期。

48 解志熙：《人与文的成熟——冰心佚文校读札记》，《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

49 冰心：《丢不掉的珍宝》，《冰心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2～84页。

50 冰心在日本的战后书写主要有《给日本的女性》《给日本青年女性》《给日本妇女的新年祝辞》《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女性的力量很薄弱》《写在“妇女节”之际》《对日本妇女的期待》《寄语日本妇女》等演讲类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