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

对于当代中国研究而言，上世纪80年代1是极为重要的枢纽时段。其重要性，不止于完成了从“革命”到“改革”的主题变奏，更在于造就了许多影响至今的“真理”与“常识”，形成了诸多支配性的认识论与价值观。而这正是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以下简称《“新启蒙”知识档案》）一书的思考前提。该书的封底上醒目地标识着80年代之于当下的影响：“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学观念、知识体制与思维框架构成了近四十年来的新主流文化，也是人们理解当代中国乃至整个20世纪的基本认知装置。”2从中可看出，贺桂梅尝试在一种总体的、相对超脱的视野中辨识80年代遗留至今的“基本认知装置”，显示出一种清醒凌冽的反思气质。这些认知装置塑造着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人等根本命题的理解方式，正是在细密拆解这些装置的过程中，本书渐次成型。

《“新启蒙”知识档案》初版于2010年，问世后已成为研究80年代文化绕不开的经典之作。在搭建“知识平台”与更新研究方法的意义上，此书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3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选择一本书来全面系统地了解80年代的思维方式，此书大概是迄今最好的选择。2021年3月，第2版问世，章节布局的调整改写使总体结构更吻合80年代的历史展开轨迹”4，但总体改动不大，两个版本所横跨的十余年世事沧桑，并未减损本书观点与方法的有效性。关于80年代的研究，很难与研究者的主体视角、开展研究的时代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剥离开来，毕竟我们依旧生活在80年代的部分历史后果中，并未完全超越于它的逻辑之上。因此，在进入本书的具体内容之前，不妨首先梳理一下本书“漫长”的诞生过程，追踪贺桂梅在面对这段复杂而迷人的历史风景时，是如何寻找到恰切的、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的。

一 成书史：反思距离与批判理论

《“新启蒙”知识档案》脱胎自贺桂梅写作于90年代末期，完成于2000年的博士论文，当时的选题为“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从写作到出版，再到第2版，历时20余年，对研究者而言不可谓不“漫长”。而这样的时间跨度，也见证了80年代“历史形象／地位”的变迁过程。关于80年代的反思一直在进行，且不论80年代内部的多元声音，单就90年代而言，关于“学术史”与“学术规范”的讨论、后新时期断代的讨论、人文精神大讨论、“告别革命”论争、“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争等，均与如何理解80年代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后，“80年代热”席卷而来，学界的相关研究也愈加历史化与问题化。如此繁多的事件与立场，被贺桂梅整理为思考80年代的三重视角，分别是70—80年代的新时期意识、80—90年代批判知识分子的“全球资本主义批判思想”，以及新世纪中国崛起背景下对改革历史的再认识。5在这样的脉络中观察《“新启蒙”知识档案》的成书史，不仅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本书的价值，更有助于深化对当代史构造的认知。

在初版后记中，贺桂梅深刻反省了其博士论文选题“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的弊病所在。这是一个深受80年代自我叙述影响的论题设定，用李泽厚1987年的概括来说，便是“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6。在她构思与写作论文的90年代末，虽然已萌生许多对80年代的质疑，但当时仍未建立起成熟的语言与理论来摆脱80年代的强大惯性。在撰写过程中，她自述遭遇了两难困境：论文的重点到底是五四传统在80年代的影响史，还是将80年代文学本身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论述主轴的模糊，导致她在博士论文刚刚完成后，就准备推倒重来了。她日后总结说：“真正限制我的，恰恰是那个将80年代看作‘第二个五四时代’的先入之见；同时，我所使用的理论语言也在限制着我所能看到的历史视野。因此，对‘五四传统’的阐释并不是我观察80年代文学与文化的窗口，毋宁说乃是遮挡我进入80年代历史的一个意识形态迷魂阵。”7可以说，博士论文的版本代表了一种“过渡阶段”的认识状态，一方面反思程度在加深，但另一方面又深深受制于各种先入之见。换个角度看，过渡性也体现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上。贺桂梅虽亲身经历了80年代的时代氛围，但待到从事学术研究时，她已置身于“后80年代”的问题域与现实处境，因而天然地与80年代拉开距离，保持着一种“既在又不在”的间离状态。正如刘复生的评价：“没有深刻乃至刻骨铭心的个人记忆与生命经验的缠绕，她反倒获得了一个相对从容的局外观察者的超然，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地面对作为语言的历史。”8

“天然的距离”，有待转化为“反思的距离”。研究困惑与时代境遇互为表里，80年代的启蒙乌托邦在90年代的实践检验中，引发诸多新的难题，而这也加速了批判理论与批判知识分子的诞生。正是90年代在北大校园所接受的批判理论，帮助贺桂梅“从‘新启蒙’主流知识体制中摆脱出来，采取一种批判的距离来看待它”9。在她的感性经验中，90年代知识界的论争，尤其是“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争给自己的学术起点打下了深刻烙印，由此也可以理解《“新启蒙”知识档案》中对于超越个体局限的“总体意识形态”与“整体社会结构”的孜孜以求。这正是对当代思想分裂状态的超克，希冀寻找到更具解释力的工作方式。

在获得了反思的距离与批判性的知识话语之后，贺桂梅真正开始了推倒重来的工作，进而发现对于80年代的研究，离不开三个重要的因素：其一，80年代的历史意识与自我叙述建立在对于50—70年代，尤其是对“文革”的否定上，因此必须要对这一前提足够重视，重新研究80年代与50—70年代的实际关联。其二，80年代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某种“起源”时刻，且始终在场，因此必须持续关注80年代与90年代以降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方式。其三，80年代贡献了许多理论话语与认知装置，甚至已经“体制化”为“常识”与“真理”。因此需要发明和寻找另外的语言，比如本书所选择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批判话语，来显影80年代的构造。贺桂梅对博士论文的“重写”正体现出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努力。

正是凭借上述努力，《“新启蒙”知识档案》在“百花齐放”的80年代研究中，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的80年代文学研究，在作家作品的重新解读、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文学制度与文学史的梳理重构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对于80年代历史意识的系统性、理论性的分析却比较少见。尤其是以80年代为突破口，试图建立当代中国的批判性话语的宏大抱负，成为《“新启蒙”知识档案》最具特色与价值之处。这也使得本书具备了超越于当代文学单一学科之上的影响力，与历史学、社会学、美学等多个领域形成互动关系。

二 “新启蒙”：现代化范式与文化主义的交织

《“新启蒙”知识档案》的跨学科性，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她关注的不只是80年代文学，更是80年代文学所置身其中的人文思潮，是那些更具全局性与决定性的思考前提与认知框架。这种选择，源于她对80年代主导力量的理解。

一般的“文化怀旧”或学术研究，经常笼统地谈论80年代，将之抽象为一个均质的历史时段。但显然，身处时代转轨的巨变之中，80年代内部可以区分出多个阶段与层次。贺桂梅认为80年代存在前后期的话语转型：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中期（1984—1985年）更接近于革命时代的“余音”，仍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为资源进行“思想解放运动”，努力走出“文革”的阴影；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化开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领域的‘历史反思运动’与‘文化热’，五四和欧洲的启蒙话语作为主要思想资源，则标示着一种话语转型的发生”10。前者更接近于“破”，后者更近乎“立”，进而她认为由破到立的转折点，亦即80年代中期，应当成为研究的焦点：

在“后革命”与“前市场”之间的“新启蒙”这一文化形态，构成了人们指认80年代文化特殊性的关键所在。80年代中期新启蒙成型的征候性标志，是在不同领域或同构或有参差地同期发生的一次次思潮或事件。这包括整个知识界的“文化热”或称“中西比较风”、文学与哲学界关于“现代派”的论争、文化界“寻根”思潮的兴衰、哲学与文学理论及美学界的主体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等。它们持续时间大致在1984—1987年间。11

这段话清晰地说明了本书的研究对象。但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本书的讨论范围仅限于“知识界”，更准确地说是“人文知识界”，关注的是人文知识分子如何建构新启蒙叙事及其意识形态影响。许纪霖认为80年代的知识界可以分为“理论界”“学术界”“思想文化界”12，对此本书的讨论均有涉及，但后两者的篇幅更重。

全书的主体，正是由代表了“新启蒙”文化形态的六个人文思潮个案组成的，按照章节顺序分别为：《“回到19世纪”——人道主义思潮》《“现代派”与先锋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跨越文化断裂带”——“寻根”文学思潮》《现代化叙事与“韦伯的幽灵”——“文化热”》《“文学性”的知识谱系——“纯文学”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思潮》。六个思潮具备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涉及讨论80年代文化时绕不开的基本命题，同时也代表了贺桂梅对于80年代特质的整体把握。

正文六章，既各有侧重，又具备理论与观点上的一致性。第一章从哲学、文学与美学的三重脉络讨论“人道主义”在80年代逐渐主流化的过程，重点处理了80年代与50—70年代的关系。以19世纪思想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潮，在50—70年代处于异端、边缘的位置，但在80年代却被倒转为最核心的话语。这也打破了对于80年代与50—70年代的二元论式理解，体现了历史内部的连续性与自我变革。第二章把目光从“19世纪的幽灵”，转向20世纪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讨论其与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实践的关联，最终指出中国的现代文学实践是中国在全球空间位置错动的美学反应。第三章则从“全球视野”落回到“寻根”的时间纵深之中。与文学现代化实践同步发生的，是在全球视野中重新确立民族文学的主体位置，因此形成了“寻根”这样的文化民族主义表述。在具体分析中，本章创造性地勾连起文学叙事、文学史、美学与考古等多个谱系，呈现出文化中国内部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张力。第四章把重点放在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上，详细梳理了“文化热”中的三个知识群体与三种思想动向，包括“走向未来丛书”的科学主义、“中国文化书院”的传统文化认同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人文关怀，并对它们如何完成各自的叙事做了详尽的文本分析。本章指出，在文化与现代化理论的接榫点上，韦伯的理论起到关键作用。第五章与第六章的关联较为密切，都将重点落到了文学的知识体制与学科制度上，彰显了80年代意识形态是如何逐渐体制化、知识化的，侧重于80年代文化实践的谱系学梳理。

最终发现，“新启蒙”的上述话语形态是在现代化理论的主导下形成的。现代化理论在1950—1960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界产生，继而向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扩散。通过对80年代新启蒙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现代化范式的解构，贺桂梅呼吁在超越80年代局限性的基础上，继承其饱满的精神气质，重建批判话语与批判主体。

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是贯穿全书的“明线”，那么还存在一条联动彼此的“暗线”，即“文化主义”。由此也可以理解书名的副标题，为何强调的是“文化”研究而非其他。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书中多次引用阿里夫·德里克关于文化主义的论述，指出现代化理论的突出特征是对文化条件和价值体系的重视。另外，书中重点分析的韦伯之幽灵，其关键作用也在于将经济发展与文化形态关联起来。寻根思潮一章，明确指出80年代的核心话语机制是“文化中国”，“新启蒙”思潮借由现代化理论，去除了文化曾有的阶级性：

如果说50—70年代的民族主义叙事始终是以阶级／政党作为主要动员形态的话，那么70—80年代历史转型的结果或标志之一，乃是民族主义话语被作为克服“阶级／政党”政治实践困境的替代形式。通过强调国民（人民）在共同的地缘与血缘亲族关系上形成的共同体关联，阶级／政党政治话语造成的伤害、怨恨和厌倦，被抹平或克服。13

文化民族主义成为“后革命”“全球化”时代的选择，以此建立起新的动员形态、共同体想象方式与现代化路径。这一转折所产生的现实影响，引起贺桂梅的高度关注，她一方面顺流而下，阐释21世纪以来十分火热的文明论以及各种中国论述，同时又上溯至“人民中国”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关联，写出了专著《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如此来看，《“新启蒙”知识档案》的主人公表面上是“80年代”，实则串联起的是当代中国在不同时期的侧影，而真正的主角，是“中国”。当代中国如何定位自身，如何汲取历史与思想的能量，如何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构成了贯穿于贺桂梅学术工作的主线。

三 方法论：理论手术刀与人文想象力

与贺桂梅的其他研究一样，《“新启蒙”知识档案》同样有非常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在总体思路上，本书深受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启发，强调“在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结构视野中来观察知识主体的特殊位置，并对知识主体的‘特殊’视角与这种‘总体性’之间的关系，做出有效的自反性的理论说明”14。书中虽然详细介绍了知识社会学的具体内涵，但她强调本书并非要亦步亦趋地套用理论，而是借知识社会学获得了一种“总体性的结构视野”。这里的总体结构，不同于“作者、读者、市场”等场域要素的叠加，而是指在总体性的时空范围里，打碎早已定型、封闭的知识分类体系，重新测绘历史的实际面貌。这一追求，是针对目前的知识生产状况而发的。一方面，日渐固化的学科分类体系，使得对重要问题的研究往往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尤其对于多个领域互动密切的80年代，单一学科内的研究面临诸多盲区。而更重要的层面是，1990年以降中国知识界“态度的同一性”消失，裂变为不同的立场，难以形成有效的积累与对话。书中反复论及的一个重要参考文献是汪晖的名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4），可以说贺桂梅的方法论意识，正是在与“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往复对话的过程中被锤炼出来的，由此她发现了总体视野的突破性与有效性。进而言之，“总体性”并非妄图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而是期待消化彼此异质的立场与观点，在此基础上反思各自的局限性，寻找新的可能性。

这里可资参照的，是近年来“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一学术动向。同样高度重视“整体性”，“‘社会史视野’的‘整体性’是通过整理各个历史事实之间的相关性，力图避免‘笼统’和‘抽象’的理解，致力于接近该作品的生活世界的尝试之一。”15两相比较，贺桂梅追求的“总体性”更强调开阔的时空尺度，致力于提炼历史细节的理论价值，而“社会史视野”则更接近于向内开掘，尽力贴近研究对象内部的关键历史细节与完整具体的生活世界。

此外，对知识实践状况的考察，也与雷蒙·威廉斯倡导的文化唯物主义若合符节，都重视“知识和思想表述得以成立的社会制度与物质性基础”16，“在思想与社会、知识与语境、文化与历史之间建立一种阐释关系，从文化空间的地缘关系和物质性构成中探询精神性的文化表述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内在逻辑和意识形态策略”17。本书致力于讨论知识／权力的具体建构过程，在此意义上与纯粹的思想史、观念史区别开来。

具体到个案分析上，则调用了福柯的谱系学、知识考古学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于核心文本的分析，通常会经历三个步骤：文本话语的考古学分析，文本效果的意识形态分析，知识生产的体制化运动。合而观之，呈现出“大”与“小”的平衡，从而既能在全球时空与多重谱系中定位具体个案，又能在具体个案的细部捕捉其建构轨迹乃至策略，剖析其带来的意识形态效果。

种种方法论自觉，使本书展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首先便是一种少见的、理论上的“彻底性”。书中的高频词无疑是“征候”，意味着讨论具有相当明确的目的性，即努力开掘修辞／话语／文本背后的历史实相。“80年代知识界如何想象与叙述‘人性’‘现代性’‘传统’与‘中国’‘文学性’，构成了我讨论的重心。我认为，正是基于对这些核心范畴的理解，形成了某种我们可以称为‘80年代历史意识’的共同倾向。如果缺乏对这种总体性的知识结构和历史意识的清理，很难突破80年代研究的既有框架。”18正是因为对80年代历史意识的既有框架作出了清理，使其“意识形态显影为意识形态”，才使得本书具备了一种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科学性”。这种对80年代的理性重估，区别于流行的文化怀旧，同时拒绝对80年代的美化与丑化。毋庸置疑，“80年代”很容易被当作“解药”与“答案”，既可以被用来批评“革命”，亦可以为“改革”背书；既可以是“黄金时代”，亦可被视为市场化的“共谋者”。在眼花缭乱的现实诉求与思想路径中，能够以一种理论层面的“彻底性”揭示80年代的核心特质，对其背后的现代化范式作出评估与判定，无疑需要截断众流的判断力。

有趣的是，除去手术刀般的理论风格，贺桂梅同样呼吁“人文学的想象力”。在精确化、实证化的理论透视之外，不妨同时借助想象力冲破定见、开拓视野。书中多次介绍福柯的谱系学理论：“谱系学并不妄称要回溯、重建一个超越了被遗忘的事物的散布状态的宏大的连续性；……相反，追随血统的复杂进程就是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19，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就是能洞察到那些复杂进程中事件的散布状态。这非常典型地体现于对人道主义与寻根思潮的分析中。如前所述，人道主义一章串联起哲学、文学、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多个脉络，寻根思潮一章则考察了考古—美学—文学的层层散播体制：“70年代的考古大发现，仅仅使得对中华文明起源的一种重新阐释具有可能性。如果说李泽厚通过他的美学史研究，将考古知识组织为一种民族史叙事的话，那么使得这种民族史叙事在当代中国历史语境中显示其‘政治性’的，恰是‘寻根’文学。”20对于李泽厚与寻根文学的勾连是比较大胆的，并非是在实证的意义上展开，而是更多指向寻根文学所处的整体语境与氛围。这种“走出去”与“再回来”的研究路径，为那些处于散布状态但实则密切关联的因素，打开了联动的通道。

最后，本书的学术个性还体现为对批判思想的自觉追求。拆解80年代的历史构造，显示其意识形态上的局限性，绝不是要做简单的是非判断、道德判断，也并非仅仅制作一份“知识档案”而已。相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释放80年代的批判性价值才是贺桂梅所追求的。如她所说，要把“这种历史清理视为一种理解我们从哪里来、如何被塑造，并思考我们‘可能’到哪里去的批判方式”21。确实，80年代早已是我们当下处境的一部分，对它的重返乃至重估是不可避免的：

我自己理解的“重返”，是在“当代性”与“历史性”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的。……一种可取的“重返”，真正需要形成的是在当代视野中能够被人们接受的历史阐释，当代性赋予其“新”意，但却不是随心所欲的。如何协调不同层面的意义系统间的对话关系，构成了“重返”的不同方式和路径，也是研究者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地方。22

在解构了知识／权力的具体运作体制后，本书的落脚点在于生成一种具备自反性、能动性与当代性的批判理论。这就避免了彻底解构后的虚无主义，而是要在认清知识本身的权力属性之后，探索新的批判性思想，发挥知识／权力的正面力量。贺桂梅在书中借鉴和综合了两重批判思想：在超越了80年代的精英文化观和民族国家视野的基础上，纳入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的批判维度；在激活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时，也避免经济决定论，将文化政治的微观层面（包括地域、性别、族群、代际）纳入其中。全书的最终落脚点，是“力图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批判的视野下，展开立足中国的具体历史研究，以期某种程度地刷新有关80年代文化研究的理论语言”23。或许不必再去纠缠80年代到底是“遗产”，还是“债务”，真正努力的方向是发明新的批判语言，将中国自身走过的道路理论化，深入理解与吸收所有的历史经验。由此，80年代内蕴饱满的反思气质与批判能量，那种能动的理性能力与属人的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在今天被继承与延续。

四 激活80年代的主体性与批判力

贺桂梅在第2版后记的结尾处说：“每一本已经完成的书都是有限的，是需要被超越的。它在凝聚某些共同思考的同时，更大的价值是为未来的思考者提供新思想的火种、舟筏、跳板或其他。”24伴随着对于80年代研究的深入，书中的许多结论或将成为“共识”，而以它为媒介产生的疑问与歧见自然也值得期待。这里不妨延烧其中的“火种”，照亮某些有待讨论的问题。

首要的一个议题，便是如何安置现代化范式的阐释强度。本书倾向于认为“新启蒙”知识形态是现代化范式的中国版本，其中具有“强因果”的逻辑关系，也不免让人联想起“冲击-回应”的阐释路径。比如在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制时，书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是“‘现代化范式’这一全球性的‘散布系统’中的一个构成部分”。25这就不免带有了一些“决定论”的色彩。现代论范式固然在80年代具备“主导”（hegemonic）作用，但需要追问的是，对于“现代”的追求，以及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与西方的影响之间，具体是如何连接与配合的？整个20世纪，中国都在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50—70年代更是实践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道路，希望在资本主义道路之外实现社会主义版本的现代化。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依旧是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许多的改革措施都可以从50—70年代的历史中找到源头，不少思维方式更是一以贯之。这里并非要否定现代化理论在80年代的覆盖性影响，而是想首先明确一种源于自身主体性的现代化诉求。而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正是呼应了这种真实迫切的现实需要，才能“一马平川”，获得各个社会群体的支持。这就涉及现代化范式的阐释强度，需要特别考量中国自身的主体性，或者说中国的“内部视野”与全球时空的“外部视野”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实书中对此已有所说明：“由于寻根关于中国主体的表述并非简单地是在中国／西方的二元结构之中产生，而同时纳入了中国内部的文化／政治批判视野，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因此产生了极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仅仅用后殖民理论的阐释是无法穷尽其全部历史复杂性的。”26中西之间、内外之际的复杂互动，以及如何分析某些已经内化的西方影响，这些相关联的问题域正是本书可以继续延展的方向之一。

而对于80年代主体性的探究，还可以在情感的维度上扩展。平心而论，要求《“新启蒙”知识档案》在那种手术刀般的犀利风格之外，增添更多的同情之理解，确实有些偏离本书“矫枉”的目的。这里提出的情感维度，并不是要偏离本书的目标，提出“没有写什么”之类的无谓批评。毋宁说，正是以本书为“舟筏”，彰显了80年代研究的复合性。对此书中也早有反思：

正如“知识”这一范畴本身所携带的“冷冰冰”的理性意味一样，这种立足于文本的话语清理工作，无法同时包容曾经在历史“现场”发挥巨大能量的情感与情绪内涵。这些今天被作为“历史档案”的文本，曾经召唤起强大的情感和力量，那种认同感的建立、它们与之呼应的更为细腻和微妙的语境，以及人们投射于文本的“过度诠释”，这些却很难被知识考古学或谱系学纳入。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绝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同时还包括如何理解80年代历史的“主体性”以及80年代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并且可以渗透到对于研究对象的处理中。27

对于复杂历史时段的研究，需要学界多方位、多角度的对话与努力。与“知识档案”式的清理相配合，“重返80年代”团队对于回忆录的重视、王尧对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整理等都对80年代的现场感、情感状况与无意识作出了探索。也只有在多种学术方法的相互补足、彼此照亮的前提下，80年代才能变得更为丰富立体，成为更加真实切己的历史存在。

书中另一具有启示性的话题，乃是如何处理社会科学理论与文学的关联。显然，《“新启蒙”知识档案》受到了社会科学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强势驱动。一个很有意味的“错位”是，此书的研究对象是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与思想实践，但分析这些实践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却几乎都来自社会科学。而80年代的社会科学还处于重建的过程中，远未发挥出90年代以后的影响力。另一个有意味的“共振”则是，同样曾经研究80年代的张旭东也是在大体相近的时段内（1995年博士毕业到21世纪最初十年）集中补课，学习民族主义理论、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否则“无法应对9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形态、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连续不断的、结构性的、根本性的挑战”28。彼时许多有抱负的人文学者在面对中国社会巨变时，都经历了向社会科学“求教”的阶段，这一过程至今未绝。当下社会科学已经占据显学的位置，文学相对滑向了边缘，对于现实的解释力与话语权大幅减弱。在此前提下回望80年代，很容易陷入怀旧心态，毕竟那是文学处于聚光灯下，扮演着社会“总体知识”的角色的时代。的确，正如本书的示范，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得益于社会科学理论的烛照，但似乎依旧可以探索另外的方式，来更充分地解释、更贴近地思考彼时文学与文化的内在逻辑、贡献与局限。由此，不仅社会科学足以成为普遍性的方法，文学／文化内部也可以孕育出新的方法、视野与批判潜能。在《“新启蒙”知识档案》的启发下，那种既能沉潜于历史脉动，又能超越个体局限与学科界限的崭新批判力，正在萌发与培育的过程之中。

注释：

1 本文所用80年代、90年代等术语，皆指20世纪，但与纪年意义上的1980年代、1990年代不尽重合，且所评著作标题即径称“80年代”，为求行文简洁、指陈准确，仍沿用80年代、90年代的提法。

2 参见《“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版）》的封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3 对此可参考以往的学术书评，包括张慧瑜《八十年代的知识体制与批判主体的重建——评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5期；杨晓帆《死火重温：走出思想史的可能与限度——读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等等。

4 5 7 9 10 11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71、472，437，468，482，51，51，211，480～481，7，472，478，265，250，483，479～480，448，473，415，264，335页。

6 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0页。

8 刘复生：《穿越语言 图绘历史——解读贺桂梅》，《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12 参见许纪霖、罗岗等编《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页。

15 铃木将久：《“社会史视野”的张力》，《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28 张旭东：《访谈：从“现代主义”到“文化政治”（中文版序言）》，《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