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以来的“影响”诗学

2021-04-16王昌忠

文艺评论 2021年1期

○王昌忠

从整体上看，中国古典诗学是注重“影响”在诗歌写作中的价值和作用的。“诗不可有我而无古”“则夫作诗者，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于《三百篇》、楚骚，浸淫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大家”……诸如此类的论断在中国诗学论著中可谓比比皆是。同时，中国古典诗学中也存在把传统“影响”与自我“创生”综合起来的观点、理念：一方面，要求诗歌写作者在袭古、用古的时候“不可有古而无我”“扫除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事，一寓之于诗”；另一方面尤其强调承袭古人之“法”时切忌“效颦效步”“剽窃吞剥”（叶燮《原诗·内篇》语）而要学“活”，要“得鱼忘筌”而不能“刻舟求剑”。在中国新诗发生期，“影响”诗学重点在于引进、介绍异域诗歌资源。新诗发展的前半阶段（1949年以前），就主流来看，“影响”诗学建设较为注重“影响”与“创生”的综合。不过，这“影响”的重心是异域影响，而非中国古诗传统影响——对于传统，大抵是排斥、抵制的：“相对于古典诗歌，白话诗是一种全新的形式，它的竞争心理也就格外强烈，而且，它的‘影响之焦虑’并不表现在反抗所受到的影响，而在于根本拒绝受到影响，或者宣称我们根本是绝缘于古诗之影响的，用着对传统之完全断裂的绝对信仰，来保护自己的范围。”①一方面，此阶段的诗歌写作者和批评家广泛、深入引进、推介异域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诗歌写作资源；另一方面，又根据自己的诗歌写作实际灵活、充分地利用、吸纳这些资源，把它们化入“创生性”诗歌写作的“血肉之躯”。进入当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诗歌写作本身的“异化”，“影响”诗学也出现了“异化”：要么绝对拒绝“影响”而纯粹“创生”，要么片面接受某一种或某几种“影响”。进入新时期以来，与诗歌写作同步，“影响”诗学也展现出了生机和活力，其表现即在于既注重对“影响”的接受，也注重把“影响”与“创生”化约、综合起来。“影响”诗学就此逐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综合性“影响”诗学。具体说来，其综合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国古诗“影响”与“创生”的综合，异域诗歌“影响”与“创生”的综合，中国新诗“影响”与“创生”的综合。

一、中国古诗“影响”与“创生”的综合

中国古典诗歌的伟大成就已经获得了世界性的共识，如R·布莱就说：“我以为古代中国诗仍然是人类写过的最伟大的诗。”自然，中国古典诗歌写作以其自身茁壮坚劲的发展壮大过程，积淀、铸就了深厚、扎实的传统。作为后来者，当然应该珍惜、看重而不能轻视、鄙薄它，应该尽可能多、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它、发掘它、吸纳它而不能抵制它、排斥它、拒绝它。然而，长期以来，“为夺取新诗生存权”，中国古诗传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承接。这不仅使得新诗写作失却了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新诗写作导入了“无根”的窘境。正是对此的反拨和颠覆，新时期以来一些秉持综合性“影响”诗学的诗歌写作者和诗学建设者，主张、阐发了中国古诗“影响”与“创生”综合起来的诗学立场。

与踢翻、打倒传统的观念不同，提出将中国古诗“影响”与“创生”综合起来的诗歌写作者和诗学建设者来说，最重要的在于在情感态度上认可传统的存在、承认传统于当下诗歌写作具有正面价值和意义，在思想意识上愿意“对接”传统、主动从“中国传统诗歌中寻找创造中国新诗的结合部”②以便开采吸纳其中的有效养分和合理因子。现代汉语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标志性的不同，就是前者使用的是现代汉语，后者使用的是古代汉语。问题在于，语言媒介的转换，是否就一定会导致原来的传统失效呢，也就是用古代汉语写作时的所有诗歌规范、美学特质、表意策略就一定不适用于现代汉语写作了呢，或者说就没有能起一点作用、提供一点帮助的成分了呢，以至于要把它们彻底推翻、“踏平”？显然不是。现代汉语本身的基本语法结构并非二十世纪的创造，人们往往只看到“现代汉语”的现代性，而忽略了“现代汉语”的传统性，事实上古典汉语诗歌写作中所运用的修辞技艺、所采纳的意象象征在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仍然被普遍、广泛地沿袭、运用；运用古典汉语写成的诗歌所具有的音乐性、句法特征等审美品质也天然地传承给了现代汉语诗歌。正如臧棣所指：“尽管诗歌在整体上已变异为一种写作，但诗歌所包含的精神特质并没有完全失效。在传统的语言规约中公认的诗歌品质，并不由于写作对传统的语言规约的颠覆而失去光彩。”③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当然有理由承袭这种精神特质，更有必要将这些没有“失去光彩”的诗歌品质迎候、邀约进来以进一步发扬光大自身。

然而，对新时期以来持综合性“影响”诗学意识的诗歌写作者和诗学建设者来说，在中国古诗传统“影响”与“创生”的关系体认中，自然是以“创生”现代性诗歌为本位、为“体”而以接受古典诗歌“影响”为辅助、为“用”的，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承认古诗传统的存在，只是为了从中“发现”“生产”或“转化”“改造”出能为“创生”新时期现代性诗歌所利用、借鉴的成分。事实上，中国古诗传统并不是既有着精确“内核”又有着“大一统”状貌的整体，相对于新时期的诗歌写作，其间固然含蕴着可资利用、开采的营养“精华”，但也藏纳着当该抛弃、阻拒的陈腐“糟粕”。这样，当打开古典诗歌传统的大门时，必须要作的是用现代性的眼光和观念对其加以鉴别、辨析并作出相应的或正面或负面的价值判断，而其依据和标准就是能否为创生新时期诗歌写作所用。从主流上看，中国古典诗歌是在“古典田园和桃花源似的人际间生长”④的，因而农耕庆典、山水田园是其主要诗歌视阈，而与自然息息相通的范畴，诸如优美、精致、风雅、浪漫、气韵、风骨、意境、虚静、空灵、飘逸则成了中国古典诗学的主要内容。然而，新时期的中国已经把农业社会甩在身后而跨入了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市场经济、商品社会的客观现实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栖居在大地上”的方式和感受，因而，新时期诗歌写作要不陷于与“现实生存脱节”的“乡村乌托邦”和“山水田园神话”，就必须进行“工业写作”、“后工业写作”。这样，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的与农耕庆典、山水田园配套的诗学趣味、审美态度、写作抱负就与新时期诗歌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错位”，因而只能指认为“糟粕”而遭到弃绝。

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歌写作中的确又贮藏着许多在现代看来具有“现代性”因而能与新时期诗歌写作契合、呼应的正面品格特点。例如，西方现代诗歌的突出表征就在于“意象化”，而中国古典诗歌写作——至少部分——一直就注重运用意象，象征手法一直都是其基本的表意策略。艾略特之所以说意象派诗人庞德“是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创造者”，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古诗的意象化特色并以此指认中国古典诗歌的。除此之外，如宋词“以表现饮食男女的常规生活为乐事的肉感语言”的“世俗方向”⑤传统，在新时期以来部分诗歌写作者、诗学建设者——如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九十年代“民间写作”的主张者——看来，也是具有足够利用、借鉴价值的优良传统。然而，是不是那些经过辨析、鉴别所得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正值向度的存在就可以原封不动地搬运、挪移到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现场直接应用了呢？在具有综合性“影响”诗学意识的人看来，显然是不可以的。新时期诗歌写作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写作，根据臧棣的看法，“现代性自身的内在逻辑是决定”其“面貌和走向的根本力量”⑥，也就是说，新时期以来诗歌写作所遵循的是自己根据现代性要求设定的规范和原则、标准，并以此作为自身成长、壮大的条件和动力，然而，古典诗歌写作中的方式方法、手段途径却是以顺应、遵循古典诗歌的规范、原则和标准为指归、宗旨的，这样就不可能不与新时期诗歌写作的规范和原则、标准有背离、相左的地方。因此，即便对于那些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把捉、捞取出来的正面成分，也必须加以现代性的“改造”和“转化”，以将其化约为新时期“创生性”诗歌写作的有机成分。只有“对自己身上的那种‘俄底浦斯情结’进行某种深刻的抵抗”，将古典诗歌传统中的“精华”转变成“自己的表述方式，自己的精神语言和艺术语言”⑦，只有“古老的形象，古老的情感”真正在“利用新灵魂的信念和激情”，并“苏醒主宰生活”，“才能成为杰作。”⑧

二、异域诗歌“影响”与“创生”的综合

埃德拉·庞德说“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也就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其意思是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取得巨大、伟大的文学成就，必须采取开放的姿态，广泛接纳、充分借鉴其它民族、国家的文学资源。现代汉语诗歌，不仅是异域诗歌“催生”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异域诗歌“转移（译）”而来的；而且在其成长过程中，宏观至大大小小的诗歌流派、思潮，细微至许许多多的具体诗人，都能从异域诗歌中找到各自的“父亲”。比如以燕卜荪、奥登等为代表的英美现代派诗歌和以里尔克为代表的德语诗歌之于九叶诗派，比如西方印象主义绘画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之于艾青。建国以后，随着诗歌写作被“逼”入单一的政治化写作轨道，异域诗歌影响对于中国新诗写作来说，也受政治化的钳制而单一化、规范化起来，异化严重的时候甚至遭到了全线封锁禁绝的程度。进入新时期后，诗歌面向世界之门重新全方位打开，异域影响又复苏、活跃在了中国新诗写作园地。不过，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对异域影响的接受存在着诸多不健康、不正常的地方。一方面，当形形色色的异域影响蜂拥而入时，多元化的选择使并没有相应的知识“养成”和诗学准备的诗人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对于到底哪一种流派才能真正顺应自己、契合自己，他们实际上无所适从，于是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趣味、习惯或干脆偶然随机地选择；另一方面，“西方经验主要还是一些典籍，一些形而上学的思想”和“想象中的（和在典籍中的）理论的乌托邦”⑨，诗人们对使用这些资源应该具备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土壤没有任何感性认识和直接经验。生搬硬套、模仿抄袭的结果在造成“接收和借鉴产生了变形”的同时，更使作为接收者和借鉴者的诗人失去了自主、自持，不能将异域影响有机地化入自己的精神血脉从而成为面向本土现实、当下自我的有效质素，也就是在诗歌写作中不是异域影响为“我”所用而是“我”为异域影响所用了——这正是一些人所指责、担心的“殖民化写作”的症候。基于这些问题，新时期以来一些具有综合性“影响”诗学意识的诗歌写作者和诗学建设者提出了将异域“影响”与“创生”综合起来的诗学主张。

一方面，具有综合性“影响”诗学意识的诗歌写作者和诗学建设者认为，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必须接受、吸纳异域影响。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所面对的，不是走不走向世界而是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世界诗已经进入我们，我们也进入了世界诗，的确有一种共同的世界诗存在，这里没有纯中国诗，也没有纯西方诗。”⑩而走向世界的条件，就是要接受、认可世界性的诗歌规范、审美品格、艺术要求，就是要采纳、利用世界性的诗歌技艺、表意策略，以使现代汉语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可交流性、可接受性。同时，由于文学惯性、思维方式、心智笔力的限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诗人可能炼就了“反映和认识”本民族和本地域、传达和书写本民族和本地域“心志”的最适合、甚至是最独到的诗歌写作方式、方法，但是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诗人都不可能穷尽诗歌写作的所有优秀、可取的方式、方法。这样一来，只有拆开不同民族、地域的围墙，这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才可能亮相在“地球村”成为“地球村”村民人皆可用的“公有财产”。正是因为如此，博尔赫斯认为“阿根廷的传统”是“整个西方文化”，甚至主张“任何题材都可以尝试，不能因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囿于阿根廷特色”而“应该把宇宙看做我们的遗产”。⑪对于新时期以来这些主张大胆吸收、接纳异域影响的人来说，其目的正如一平所说：“主动让它（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引者注）的字词重新进入世界，随同生命的参与而重新获得广阔的言说能力。……其使命就是于异域以生命为泥土播种言辞的种粒，为汉语开拓新的地域，汲取新的养分、经验，增加其光色、范畴、质量，扩充言说的空间和内涵。”⑫

另一方面，与对待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的营养因子一样，诗歌写作之所以要借鉴、汲取异域影响，无非为了“洋为中用”写出更好的中国本土诗歌。因此，具有综合性“影响”诗学意识的诗歌写作者和诗学建设者把“本土倾向”视为诗歌写作的“伦理承担”，把写作“我们的诗歌”作为“自身的存在价值”；⑬他们要求“它（诗歌写作——引者注）植根的是变动不居的、历史——生存——文化处境（而非既定的传统，抑或以大地、河流、农产品面目出现的抽象的文化积淀）”；他们反对诗歌写作者在接受心理上“崇洋媚外”“挟洋自重”，在接受行为中“食洋不化”、生搬硬套，而坚执“是不是帮助我们有力地探索自己的情感”⑭作为是否接受异域影响的前提和原则。如果一个诗歌写作者在移用、接收异域影响的时候，并没有自身民族化、历史化、文化化了诗歌主体的精神心灵的有机参与、主动干预而只是机械挪移、僵硬复制、死板模拟，如同孙绍振所批判的某些“对于那些深奥的西方哲学也并没有系统的理解”、“不过是以一种挟洋自重的手法，以装腔作势的姿态，说出许多口是心非的语言，来吓唬中国的老百姓”⑮的诗歌写作者，就只能划归“殖民化写作”的圈子了。正是因为“殖民化写作”倾向在新时期的中国诗歌现场已经出现，一些人有了攻击接受、借鉴异域诗歌影响的口实。

将异域“影响”与“创生”综合起来的诗歌写作者和诗学建设者，从立场方面看，接受“影响”在于写作中国本土诗歌时“以世界性的伟大诗人为参照，来伸张自身的精神”，在于使中国诗歌写作“开阔语境”从而“不仅包容了本土现实，甚至也延伸到西方历史的文明中”以便显示出“中国现代诗歌在一个更大范围、或者说在全球文明的压力下来建构自身的抱负和趋向”⑯。从借鉴、采纳方式上看，他们不再盲目被动地接受异域影响，而是有意识地“误读”与“改写”异域文本，进而主动、自觉、创造性地使之与西方诗歌建立一种“互文”关系。这样，经过“转化”“生产”过的异域资源就不再是作为一个摹写的“范本”，而只是化约为了自我建构、“创生性”写作的原料和手段。因此，正如欧阳江河所说，异域“影响在融入我们的本土写作后，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在各自的母语写作中原本是什么，而是在汉语中被重新阅读、重新阐释之后，在我们当前写作中变成了什么，以及在我们今后写作中有可能变成什么”，由于“为我所用”了，由于有效地“服务”与“服从”于“创生性”诗歌写作了，所以他“不认为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会使我们的写作成为殖民写作。”⑰

三、中国新诗“影响”与“创生”的综合

新时期以来的新诗，相对于中国新诗尤其是“当代诗歌”存在着事实上的“中断”和“转型”。然而，这种“中断”和“转型”毕竟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也就是说，这种“中断”和“转型”是在现代汉语诗歌整体、中国诗歌整体甚至世界诗歌整体视野和背景下的“中断”和“转型”，因而新时期以来的新诗必然地与它们有着牵连、瓜葛，或者说必然要把“脐带”伸进它们的肌体。这就正如唐晓渡所作的精辟分析：“必须在同时考虑到‘延续’和‘返回’这两种倾向的前提下，并基于二者的互动关系，才能更深刻地领悟‘中断’的意味。”⑱从“中断”和“转型”的角度看，所有新时期以来的新诗写作无疑都是“创生”性的诗歌写作，然而在持综合性“影响”诗学的人看来，这种“创生”必然是综合了“影响”的创生。而影响新时期以来的新诗写作的，除了前文论述过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异域诗歌“影响”，还应该有中国新诗“影响”。

新时期以来的新诗写作对中国新诗“影响”的接受和借鉴，首先是认可、发现中国新诗的“影响”，也就是接受、同意中国新诗已经形成了足以影响新时期以来的新诗写作的自身传统。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新诗尽管艰难曲折、跌宕起伏，但在一代代诗人的努力摸索下和潜心“积攒”、用心汇集中，涤荡、淘洗出了自己的传统；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有着内在一致性的传统的存在，“中国新诗”或称“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才得以有效命名，而一代代诗人也正是在这传统的滋润、养育下才得以确立自身。“当代诗歌已具有了一个相当规模的传统”⑲“现代汉语诗学自‘五四’前后诞生以来，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话语系统，包括它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典型形象和象征符号”⑳等等即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不过，虽然认同中国新诗传统的实存性，但由于关注点、着眼点不同，不同的人对于这传统的具体所指却存有不同的认知、理解。一些论者，如谢冕等从诗歌写作的社会动机、现实意义层面体认中国新诗的传统：“力求使诗切近现实的社会人生，力求使诗的艺术更加接近民众的趣味……着眼于有益于人心的建设和环境的改善。这种把诗歌的创造和传播，紧紧联系于中国实际，以及诗歌艺术的现代更新的实践，于是成为了中国新诗的传统。”㉑另外一些论者，则把诗歌品格的“现代性”作为中国新诗的传统：“现代性已在中国发生，而且接近百年，形成了一个传统，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写作，绝无他途。”㉒还有一些论者，比如吴思敬，干脆把革新精神视为中国新诗的传统：就精神层面说，新诗从一诞生就充满了革新精神，诗的解放与人的觉醒相伴随，现代人正是为自我存在破除一切桎梏人的形式，新诗绝不仅仅是形式的革新，同时也是思想的革新；就艺术层面说，新诗的形式在不断创新，新诗的不定型恰恰说明了新诗具有自己的传统——新诗人要为每一首诗设立的独特的形式。不管作何种理解，都足以说明中国新诗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异域诗歌的影响相比，由于写作语境有着更多的相似性、诗学观念和诗歌抱负有着更大的趋同性和接近性，中国新诗传统对新时期诗歌写作具有更大的亲和力和认可度，更具有直接性、具体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就是更具有“可接受性”：“与阅读外国或古典诗歌相比，我总是觉得，阅读当代诗人的作品，更容易获得启发，某种内心的共鸣也更容易发生，我往往能够辨认出一行诗背后的历史，能够理解诗人具体的焦灼和压力，知道他这样写的理由和语境，以及他所面对的问题。”㉓然而，厚实、坚固的传统毕竟不是简单叠加、堆垒而是凝练、结晶而成的，而这凝练、结晶的过程必然需要相对漫长、持久的时间。这样，相较于中国古诗传统和异域传统，中国新诗传统明显凝练不足、结晶不够，而且也缺少足够的验证、汰选。因而，对于中国新诗传统，奉行纯粹的“拿来主义”更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新时期以来的部分诗歌写作者、诗学建设者意识到中国新诗写作的既有传统事实上都是脆弱、单薄的。虽然自诞生以来，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就蹒跚学步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崎岖小道上，但其中的诸多诗歌潮流、个人都“不过是我们的兄长，比我们更早一些睁开眼睛，牙牙学语，在一个大的旅程上我们几乎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对诗歌写作者来说，他们拥有我们同样的方向、工具、障碍和贫乏。”也就是说，在中国新诗写作中，“在我们前面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强大的典范给我们以哺育”㉔。这样，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者和诗学建设者所做的第一步除了发现、捕捉到中国新诗的传统外，还必须对发现、捕捉到的传统进行把脉、辨析、估量、验证，以在自身的写作中留当所留、弃当所弃。在具体处理、应对这些传统时，更多的是将其树立为参照、方向，甚至将其设置为超越、突破的对象，而不是把重心投放在承接、使用上。另一方面，正因为这传统是脆弱、单薄的，而中国新诗写作又必须拥有自己坚实、厚重传统，所以诗歌写作者和诗学建设者就担负起了夯实、加固这一传统的神圣使命；其途径便在于通过在自身的诗歌写作中“转化”、“升华”它们而“生产”、“发明”出它们。这就是西渡所说的“将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视为正在形成的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正以自己的才能、智慧和血性加入到这一伟大的过程中。”㉕

诗歌写作总是在“影响”和“创生”的双向牵引、冲突中进行的。一方面，诗歌写作必须具有创生性。首先，诗歌是“反映和认识”客体世界的文学样式，诗歌写作者只有根据客体世界的变化创生相应的反映方式和言传手段，才能有效“反映和认识”。其次，无论对一个诗歌写作者而言，还是对一种诗歌思潮一个诗歌流派而言，得以凸显、标识也就是成就自己的，往往不是对“影响”的接受、采纳——不管多么圆熟、到位、逼真，而是自己的创生性元素和新质所在。这就要求诗歌写作者突破、超越出“作用于我们，压迫我们”的“一个几于无边的前人的世界，或者经传授或者通过经验，使我们了然于心”㉖的“影响”，充分张扬、喷发自己的原创力。另一方面，诗歌写作又是不能游离出也是游离不出“影响”阈限的。“影响”在规定和制约着诗歌的本义、本质和通约性、共识性的诗歌审美品格、艺术特质时，也“捎带”和“给予”了实现诗歌本义、本质和落实审美品格、艺术特质的根本性和基础性传达方式、表意策略。任何真正意义的诗歌写作都不得不遵循和执行它们，而遵循和执行它们即是接受“影响”的表现。从“可接受性”考察，“影响”必然地影响了公众，公众是通过“影响”塑造他们的诗歌意识、诗歌趣味的，因而，完全割裂“影响”的诗歌作品自然也就失去了可流通性、可交换性，也就是失去了可接受性。事实表明，新时期以来的综合性“影响”诗学，不仅展现了积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新诗实践也彰显了巨大的指导价值。

①宇文秋水《大跃侧诗话》[A]，臧棣等编，《激情与责任》[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页。

②孙玉石《新诗与传统关系断想》[J]，《诗探索》，2000年第1-2辑。

③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A]，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④罗振亚《90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断裂与转型》[J]，《文艺评论》，2004年第4期。

⑤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A]，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页。

⑥臧棣《现代性与新诗评价》[A]，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

⑦王家新《回答普美子的二十五个诗学问题》[J]，诗探索，2003年第1-2期。

⑧[英]奥登《诗人与画家》[M]，马永波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⑨陈晓明《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A]，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⑩柏桦《今天的激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⑪[阿根廷]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M]，王永年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⑫一平《孤立之境》[J]，《诗探索》，2003年第3-4辑。